“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昨天刚过完生日曾居成都数年

胡跃先 · 发表于: 2006-10-4 13:02:47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着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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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纪朋 · 发表于: 2006-10-6 21: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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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很久，才知道周老居然就住在离自己办公室两分钟就能走到的地方，也直到《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出版，送样书、送稿费，才和老人有了更多的交往。每次老人都说“见到你很高兴”，初时以为客套，后来我发现老人谈兴真的很浓，慢慢就养成了去聊天的习惯。
　　周老聊天的开场白通常是：“好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因为要先戴上助听器。除了耳朵，身体无大碍，读书写字，谈话会客，一如常人，对一百多岁的人来说，真是难得。周老却很谦虚，说：“不行了，老糊涂了，一百岁以后的事情，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嗨，世上有几人能熬到说这话的资格呢？周老年轻时患肺疾，曾有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
　　老人最喜欢讲故事，尤其喜讲下面这个，连我都陪各路人马听过好几遍：实行配给制后，周老家因有两位保姆，粮票不够。有旁人指点：周老夫妇可去政协食堂吃饭，省下粮票给保姆。周老无奈，依计前往，问题果然解决。每次吃饭，均见一老先生亦来吃饭。仔细一看，原来是溥仪。每次讲到这里，周老都会率先笑起来：“哈哈，皇上家也没粮票啊。”
　　某年有关部门通知周老出国访问。周老说：我不去，我的西服都破了，没有衣服穿。有关部门说：马上做新的。周老很高兴，遂新装出访。回国后才知道，新衣服按规定要上缴，只好接着穿旧的。这事每次提起也是开心得不行。有一次，周老晚辈查阅国外资料，发现周老上世纪40年代曾和爱因斯坦见过两次面。遂吃惊发问：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周老答：“我没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言语之间掩不住孩子般的得意。
　　周老曾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也是周老津津乐道的：“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先学拼音。”我趁机问了一个自己困惑多年的问题：“ü是我最喜欢的字母，一条小鱼两个泡泡，太可爱了。可是jqx小淘气见了鱼眼就挖去，为什么挖啊？留着多合适。”周老说：“为了写着方便。”也是，十几亿人学拼音，省下的小点点，就是恒河沙数。
　　我说：“我觉得字母比表意文字高级。”周老马上开始显摆自己的《世界文字发展史》，很得意地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我说：“搁现在，照您这种写法，副教授都评不上就该退休了。”翻着书里的鸟篆虫书，我问：“这些您都认识吗？”周老说：“写书的时候当然都认识，但现在，全忘了！”又说，“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情。玛雅文，我早就认出来了，也发表了文章。可是中华世纪坛前些年举办玛雅文化展，那么大的展览，就只把原文展出来，没有中文解释。我早就认出来了啊，他们不知道。哈哈！”然后就翻书，一个一个指给我看。好在玛雅文的常用词只有几百个，半小时也就看完了。嗯，以后可以吹牛，我也是学过玛雅文的人了。
　　某天忽然接到周老公子晓平先生电话，言近日流传周老若干言论，有些是老人说的，有些不是。老人无意成为问题人物，亦不主张暴力。媒体为求轰动效应，不惮乱写，可能会给出版者带来一些麻烦，特表歉意。我回答：多谢，目前尚无妨。周老言论无端遭人增饰，犹不忘体恤顾及出版者之处境，蔼然仁者之怀，令人感念。
　　周老的太太张允和于2002年8月去世，享年93岁。当时，我已经在他家楼前的办公室里坐班两年，近在咫尺，却无知无闻，缘悭一面。直到着手做周老的书，才逐渐接近。一天，周晓平先生随手送我一本书，说∶“这是妈妈的。”装帧设计都很精致的《曲终人不散》。说来惭愧，这还是我第一次全面阅读张先生的文字。果然闺秀，文笔和周老迥然不是一路。尤其《小丑》一篇，老人淡淡叙来，间以插科打诨，却看得我难过至极。
　　文章写某年的某个下午，家里忽然来了不速之客，搞外调。因为老太太对来客所询答以“不知道”，小将勒令∶“不许坐，站起来！”“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老太太只好从命，站立考虑。这样的情形，想来很多人的记忆里还都有残影……接下去老太太这样写道：“随后是抄家。外调人员走后，围观的半大孩子们一拥而入，打开小孙女的玩具橱，各取所需，一哄而散。踩倒了丝瓜架，踩坏了碧纱窗。忽然想起聂绀弩，他《题林冲题壁寄巴人》中有一联名句：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一字一顿，字字千钧。”
　　张允和出身世家，年轻时曾伴周老环游世界。聂绀弩的人生经历更是风云变幻、云谲波诡。有这样阅历和眼界的老人，一金刚怒目，一菩萨低眉，在面对种种“又向荒唐演大荒”的闹剧时，却不约而同，不由自主，穿越时空，一笑莫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笑”！
　　上面的感想曾被我写成小文发表，发表后，也曾拿去向周老献宝。记得当时，还带了一摞要求签名的书。本来不忍心劳动老先生，晓平先生说：“没关系，签吧，正好活动活动手指。最高纪录有一次一连签了40本呢。”所以每次去，我都会给老先生带点小零活儿。
　　坐定以后，周老看了眼稿子，说：“先签字，好把书拿走，省得堆在桌子上。”签完，开始看稿。等他看完，我说：“我觉得张允和先生的文字，比您写得好看。”周老侧着耳朵听清楚以后，忽然开始大笑，说：“她写的是文学性的，好看。我的不是。”话锋一转，“你喜欢语言学吗？我可以把我的书送你。”然后打铃叫人送一本书进来，认认真真签好字，给了我。我赶紧接过来收好，我可不想告诉他，这已经是他送我的第三本一模一样的书了。一篇小稿，忽然就打开了周老的话匣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搞经济吗？因为当时我的老师说，你周围的人全是搞文学的。搞得好的不得了。你再搞也超不过他们了，你不要搞文学了。文学搞得再好，也救不了中国。不能让中国富起来。一个国家，要是人人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国家就完了……你学经济吧。后来我去了美国。一看果然。美国的大学，要求学生，不能只读一个方向的书，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比例，非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
　　周老早年读书、留学日本，专业都是经济金融，然后一直在银行工作，曾派驻纽约、伦敦。他搞经济搞到一半，1955年忽然改行，去做文字改革、汉语拼音。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周老喜欢说一句话：“温故知新。”他温的那个“故”，比别人的“新”，都不知要长多少。忽然想，如果夕阳西下时分，周老偶尔回忆往事，首先会想起哪一段呢？30年代？50年代？70年代？周老还有句名言：“人生是场马拉松，不必在乎一时之长短。”让我非常信服，而且受益匪浅。不过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首先，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古人言：“至化无方，至德有光。”就在这些随随便便的聊天里，我已如坐春风受益良多。曾有一位朋友问周老：您的名字是源于《圣经》的创世纪吗？周老答：“不是，中国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比如归有光。”虽曾求学日本，任职美国，怀抱种种欧风美雨，但我经常会想，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2014年元旦前后，老人感冒住院，逐渐减少会客。今年元旦后，已经110岁的周老，身体依然康健，足以令人欣慰。1月下旬，却忽然传来周老哲嗣晓平辞世的消息，真是令人难过。经晓平先生之手，我与周老签过好几份出版合同，但由于我的磨蹭，至今仍有两种未见样书。曲未终，人已散。因为经常去周老家，遇到晓平先生的次数很多。每个周末，当时已届八十高龄的晓平先生，都要坐地铁，从中关村赶到朝阳门附近，来看父亲。有一次，周老指着晓平先生说：“他当我的儿子，真是倒霉啊。别人八十岁已经是老人了，可因为我还活着，他只能当孩子。大家也都拿他当孩子。”举座大笑。我当时签了周老一本书，张允和先生一本书，转头跟晓平先生说：“您也给我们写点东西吧。”晓平先生大笑，说：“我不会呀！”至今思之，如在目前。
　　（作者：廉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周有光《静思录》责编）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7-1-15 07:28:00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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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资料图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对于这一消息，后浪出版公司予以确认。周有光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生平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1-15 07:48:00

源自：长江网

原文标题：112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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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写于100岁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年龄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是否坚持，他就是证明。今天是周有光先生112岁生日。祝福周老！

[人物详情]
语言学家周有光迎大寿主导建立汉语拼音系统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如今的他仍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
　　周有光在其《百岁口述》中，也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周有光将这八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就是恋爱阶段。周有光称，“当时她（张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关于两人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有光曾在受访时坦言，“其实我们也吵架”。
　　“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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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近照。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时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当时大家也曾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东西都（被）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
　　晚年的周有光谈起“文革”经历时，谈到的似乎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这段围绕着“拼写汉语国际标准”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从命令。”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周有光说：“（当时）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而接下来的工作在周有光看来，“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完成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这时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回来以后，周有光又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在周有光看来，自己50岁之后的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世纪老人”周有光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
　　“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
　　周有光曾说：“前两年（2005年语），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80岁让生命重新开始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其实，百科全书的情结几乎贯穿了周有光一生。“我当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每门课程完成了，老师会指定学生读课外读物，其中很多都是百科全书。”周有光说，像《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两百多年历史，由四千名学者编写，作为大学生的课外读物最方便。“百科全书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准确、简明、扼要，是世界上有名的人写的，不是普通人写的。”但他也曾感慨，“中国人向来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提起，老先生还乐不可支。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1988年4月，周有光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一份礼物，是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从此，周有光便用它写文章、写信。高龄“换笔”之后，他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的重孙周安迪自幼在美国读书，会说汉语，却几乎不会书写。于是，在98岁时，周有光倡导发起了“基础华文”运动。在《提倡“基础华文”缘起》一文中，周有光言辞切切地写道：全世界华侨估计有5000万以上，能否使华文简易一些，方便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得到较多的华夏文化享受？可以设计一种简易的华文，作为进入华夏文化宝库的第一个台阶。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百岁仍有新作
　　如今的周有光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位“世纪老人”仍然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如今的周有光虽年逾百岁，却仍关心着时下最热门的事情，在看似随性的言谈中，说得最多的也是他对这些新鲜事的看法。
　　在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周有光还提到了新潮的电脑。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仰仗着电脑的高效率，自己才能在八十岁高龄之后重新修订了《比较文字学初探》等学术著作，又创作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新作。他认为，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并不应当归咎于电脑，毕竟电脑的好处多于坏处，“电脑用来处理文字是好事情。”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接受采访时称赞周老“心态很好”。他表示，老人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1-15 08:48:00

源自：法制晚报

原文标题：112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他一辈子活出别人几辈子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对于这一消息，后浪出版公司予以确认。
　　周有光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法制晚报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半路出家”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的转变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法制晚报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他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如是评价道。
　　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称呼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好。张森根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周老（指周有光，下同）曾多次对他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曾提到，“舅舅觉得，汉语拼音很早就出现苗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他不希望这样。舅舅有很多机会可以有名有利，但他从来不追求这个”。

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载入史册百岁之后仍出版三著作
　　周先生对于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有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推广共同语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还说：“‘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周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普及现代共同语，学校、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一律说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言”制度。他认为，“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周先生还提出普通话普及的标准，即“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等等。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制晚报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关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一直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和比较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周有光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拼音字母化”，信息时代应增加“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并且欢迎批评。张森根指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有光先生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周有光并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一位待人宽厚的老人曾笑称“上帝把他忘了”
　　周有光曾笑称，“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刚刚过完112岁生日的凌晨，周有光与世长辞，消息传来，震惊四方。
　　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曾为周有光策划、编辑了《周有光文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叶芳女士曾说过，近年周有光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乐观，是身边人对周有光的另一个印象。张森根回忆，周有光先生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过了比三个35岁还长，“周老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他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他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
　　“周老晚年遭受两次致命的打击，一次时是98岁时丧妻，另一次是110岁痛失哲嗣周晓平。因为他有常人不具备的生命力和定力，都挺过来了。”张森根透露，2016年12月5日周有光因发烧进医院里住了三周，然而当月27日又平安出院回到家里，“当下，他已经顽强地跨入了112岁的门槛。他真是返老回童，返璞归真了，又回到了‘婴儿’时代，不愿意多说话，只是用手势和眼神表示他的存在，今日的他，真可谓无言胜有言”。

任天荒地老，多情人不老
　　“任天荒地老，多情人不老”有媒体这样形容周有光和张允和两人的感情。她就是民国最后的闺秀，张允和。他是汉语拼音之父，“百岁大师”周有光。“民国的旧时月色已成往事，但他们依然是从民国时期走出来的才子佳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沐浴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如涓涓细流般流淌至生命时光的深处。”报道这样写道。
　　合肥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均出生于名门望族，在中国乃至国外都赫赫有名，她们在书香世家的熏陶中长大，学习古文，国学，以及高雅的昆曲，还深得新学精髓。张允和是“九如巷的张二小姐”，自小便修得智慧与灵气的心性。她年轻时有一帧黑白照，眉目传神，鼻梁坚挺，清秀的脸上透着一种韧劲。气质脱俗，尽显大家闺秀风范。她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
　　叶圣陶先生也曾欣羡地说：“谁娶了九如巷的姑娘，谁就会幸福一辈子。”
　　而娶了“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的，正是我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他曾在《逝年如水》中回忆与张允和的恋情，他说他们的恋爱是慢慢地自然发展的，“流水式”的。好的爱情永远是润物细无声的，亦有一种无言却深邃的力量，于岁月和灵魂深处叩响动人恒远的声音。（法制晚报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
　　张允和曾赠诗人、作家俞平伯夫人诗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而这也是他们两人爱情的真实写照。漫画家丁聪曾给他俩画过一幅温情的漫画：90岁的他骑着一辆小三轮，身后坐着他80多岁娇小的公主。一个博学仁厚，一个才情非凡，这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夫妻。
　　然而，生离死别总无情。2002年8月，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先他一步而去，带着她的多情走了。即便她的美惊艳了时光，也未能留住她的生命。她走的时候，依旧保持着美丽的姿态，一头盘结发，一袭深红衣。坐在床前的周有光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不愿她离去。一向豁达的他难以自抑，他说，我的半边天塌了。
　　“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记者：黎史翔综合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1-15 09:08:00

原文标题：季羡林和周有光的世纪之争：要不要简化汉字？

　　导语：原文发布于2016-11-02

一“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2008年端午节，我以“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门拜访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见，相聊甚欢。除了叙旧，我也将一些思想文化上难以索解的问题，向周老请教。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等。周老对我说，他85岁退休以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
　　回来后，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感受到周老在历史、文化、现实诸多领域，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双文化”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那天，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访谈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接过文化传递棒》的文章，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书边人语》）。
　　时值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我读到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周老显然不赞成“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我觉得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我“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先生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过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周老对我说，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比着写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
　　谈到季羡林先生，周老对我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个房间，谈了许多话。周老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周老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与私人交往、个人评价分得很开，这种态度令人钦佩。我对季老的为人和在东方文化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观上更倾向于周老。
　　后来，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学丛谈》和《拾贝集》等文化杂文集中，都收入了我这篇介绍“双文化论”的文章，题目改为《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在《拾贝集》中，周老还做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
　　看到这段话，我真有点脸红心跳。本来我只是对周老的文章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但周老却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愧领之余，唯有感佩周老提携后学的热忱。

二：汉字该不该简化？
　　周老很欢迎年轻人去聊天，我也乐得经常去讨教。因此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拜望周老，听他谈天说地。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让人邮寄给我。
　　在与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与季老的另一个学术分歧：对简化字的态度。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我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又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对于汉字繁简问题，我也产生过一些困惑。于是再去拜望周老时，便就此问题向他请教。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
　　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当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问他恢复繁体字有无可能？周老说，恢复不了的。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他说，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还要对汉字进行一次简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颇为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拥趸，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从我个人来说，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尊重季老。

源自：中华读书报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1-15 09:08:00

源自：新华日报

原文标题：周有光：半路出家的语言学泰斗

　　导语：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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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纽约住处
　　北京，一个寻常的胡同，一栋普通的旧式六层公寓楼，我拾级而上三楼，敲敲老木门，房间里传来一声，“等等，等等，我把助听器戴上，现在耳朵不行了”，那是周有光老先生。

和赵元任、瞿秋白同住一条巷
　　周老先生今年106岁，没有鹤发，却是童颜，手里拿着一方白丝手帕，精神矍铄地坐在一张小木桌前。
　　这是一间我早有耳闻的小房间，朝北，9个平方，是周老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周老说：“这个房间小，又朝北，但我喜欢。我年纪大了，耳朵不行了，房间小，聚音，有利于听觉。室小心乃宽，心宽室自大。”
　　环墙几只大大小小的书架，临窗是一张小木桌，周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张小书桌，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面去了。”他在《新陋室铭》中对此书桌也是敝帚自珍：“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百岁后的周有光，仍每日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每个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2011年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拾贝集》。特别潮的是，他还在新浪开了博客，粉丝无数。
　　周老是常州人，我用家乡话和他聊起故乡的街道里弄：双桂坊、青果巷、西瀛里、东下塘、弋桥、南大街，听到这么多熟悉的名字，周老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我就出生在青果巷。瞿秋白出生在这条巷子里，赵元任9岁后从天津搬回老家，也一直住在这里。盛宣怀、刘海粟家也不远，拐一两条巷子就到了。”“当年与他们熟悉不熟悉？”我有点好奇。周老说：“后来都熟悉的，当年不认识，我比他们小，我在常州中学读书时，瞿秋白早毕业了。”
　　百米青果小巷，竟差不多同时走出了三位最富盛名的中国文字改革大家：赵元任，生于1892年；瞿秋白，生于1899年；周有光，生于1906年。赵元任是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界称他为“汉语言学之父”。瞿秋白修定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发表了十几万字的语言文字论文，是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与倡导者。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瞿秋白是继赵元任之后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对中国拼音文字作通盘考虑的第一人。周有光则是现在语言学界公认的“中国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进入大陆每一所小学课堂，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然而，当我说起“汉语拼音之父”，周老挥着手帕连连称不敢当。他说，“当年做拼音方案的，还有叶籁士、陆志韦，我只是做得多一点而已。”
　　谈起自己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经历，周老娓娓道来：我本来名字叫“周耀”，民国后大家都不喜欢单字取名，改为“周耀平”。在常州中学上学时与吕叔湘是前后届同学。吕叔湘从小就会背许多古文，会背《诗经》，我会得没有他多，但同他一样对语言文字很感兴趣，常常相互讨论。1923年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选修语言学。后来写了几篇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因为是语言学的外行，不敢用本名发表，起了个假名字“周有光”。后来“假名”成了“笔名”，再后来“笔名”取代了“真名”。我现在是“周有光”替代了“周耀平”，“语言学家”替代了“经济学家”，以假乱真，乱套了。
　　说到这里，周老用手帕遮住嘴，笑了起来，笑声里透出童真，又有些得意。止住笑声后，周老拿开手帕，探过身子悄悄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牙齿坏了，不好看。”

母亲的影响：船到桥头自然直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投资办纱厂、布厂，开当铺。洪秀全太平军攻打常州时，本地军队组织抗击，成功地守住了城池，所需军费全由周润之供给。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再次攻打常州，常州失陷，周润之殉清投水而死，万千家产也丧失殆尽。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给周有光的曾祖父加封世袭云骑尉，祖父周逢吉不用做官直接领受俸禄。民国后，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则靠教书为生。
　　当年，周有光同时考上了两所大学：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时读师范不用交学费，而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很高。周有光和四个姐妹当时跟着母亲在苏州住，家里拿不出学费，周有光决定去南京读免费大学。后来，有亲戚朋友讲，圣约翰大学非常难考，不上太可惜，没钱我们可以先借给你。这样周有光靠借钱上了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的母亲徐雯，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新式女性。丈夫靠教书养不活一大家子，而旧式大家庭爱面子，开支很大，并且，丈夫竟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在这种情形下，徐雯毅然离开丈夫，带着自己所生的5个孩子移居苏州，此时周有光小学刚毕业，12岁。
　　“可能因为父亲不管我，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安静、孤独、自立、自主。我受母亲影响很大，她性格温和，但很有主见，常说的一句话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经历那么多困难，年轻时寡居，中年时流亡，但直到96岁才去世，头发乌黑，耳朵不聋，眼睛不花。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遇事有主见，待人要宽容。”周老说。
　　周老先生有一子一女，抗战流亡期间，女儿得了盲肠炎无力治疗而早夭，儿子周晓平，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谈起子女，周有光说：我也算不上好父亲。我女儿1941年得盲肠炎死去，我因为忙工作，不在她身边。儿子1943年在成都，被流弹击中，肚子被打了五六个洞，危在旦夕，我也不在他身边。我儿子和我一样，遇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父亲，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受母亲影响比较大。

49岁半路出家研究语言学
　　周老在自己的简历里专门写到他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于1928年，是“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关”，现代著名教育家高阳、俞庆棠、雷沛鸿、傅葆琛、孟宪承、钟敬文等曾在该校工作。该学院解放后改名苏南文理学院，后并入现苏州大学。
　　周有光是跟着大学老师孟宪承去江苏教育学院的。他说，孟老师是个教育家，他们那批知识分子崇尚“教育救国”，实践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民众教育”。19世纪后叶丹麦被普鲁士入侵，丧失了好多国土，农村濒于破产，格隆维是个牧师，提倡教育权利平等，重视农民教育，希望由复兴农村而使民族强盛。经过几十年努力推广民众教育，国民恢复了民族自信，丹麦不仅收复了国土，而且农业发达，一跃成为北欧富裕强大的国家。我们那时农村很落后，我们想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认为当年农村的主要课题有三个：一要使农民经济宽裕；二要改良农具；三要提倡正当健康的娱乐。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农民生活，对汉字改革，对扫除文盲，有了不少直接感受，那段经历对我解放后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帮助很大。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周老说：那要感谢陈望道先生。我解放前在银行工作，先在上海、重庆，后来到美国、英国。1949年我回国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有次见到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语言学家。他说我国56个民族，数十种方言，大多数人是文盲，很需要统一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他说，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很重要。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他叫我把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本书，我听从了他的建议，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化文字研究》，后来周总理看到了这本书。结果我49岁半路出家，扔下经济学，开始了专门的语言学研究。
　　谈了一个下午的往事，周老没有一点倦态。多年前，著名诗人聂绀弩写诗称赞周老的思维清晰敏捷，讲话中气十足：“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我环顾周老的小书房，发现墙壁上摆放着好多周老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周老晚年与夫人各占一房，各忙各的事，周老看书写文章，夫人编家庭刊物《水》，研究昆曲。每天约定时间到了，就会聚在这个9平方米的小书房喝茶，举杯齐眉，周老喝咖啡，夫人喝清茶。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说起张允和，周老无限深情。他说：我的理论是，夫妇之间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互帮互助。我们每天举杯齐眉，这里面有爱，也有敬。
　　临别时，我对周老说：“对不起，耽误您很长时间了。”周老拿起白手帕遮着嘴笑道：“你从江苏赶来，耽误你时间了。1947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与爱因斯坦熟悉，他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你可以去与他聊聊天。我去了两次。爱因斯坦跟我说：一个人如果活到60多岁，工作大概13年，业余时间17年，能不能成功，主要看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现在全是业余时间，成无业游民了。”（马建强，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源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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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拍摄的周有光先生。摄影王毅
　　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吗？还记得背拼音背不下来被罚抄100遍吗？
　　我们曾熟读的“a--o--e i--u--ü”，“j--q--x小淘气，遇到ü眼要挖去”等口诀，都和这位老人有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元玲张杰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刚过完112岁生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于1月14日凌晨去世。
　　历经了晚清、民国、新中国，周有光见证了百年风云的变化。他厚重的人生，也堪称传奇。他娶了“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允和，与沈从文是连襟。由于博闻强识，他是沈从文眼中的“周百科”；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就如同“拉家常”；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天天同桌吃饭；50岁，他毅然从经济转为文字研究，并坦然“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百岁之后，仍然著书立说笔耕不辍……
　　他常笑言，自己长寿的原因是：上帝太忙，把我忘了。
　　上帝没有忘了他。世人也不会忘了他，因曾旅居成都数年，成都不会忘了他。

最后时光
突然发病说不出话眼神一片茫然
　　周有光先生去世，引发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缅怀哀悼。2016年1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联系到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问及周先生的身体状况，她说：“2015年对舅舅来说，是更辛苦了，人清瘦不少。舅舅经历了胃部大出血、胰腺和肺部感染，几次收到病危通知书。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多么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但6月以后，他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医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
　　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刚刚度过112岁的生日。当天文化各界诸多人士去周家拜访。周有光的私人医生蒋彦永告诉记者，他13日上午10点多到周家，送去生日贺卡，看见周有光先生“没有戴助听器，几乎吃不下东西，一袋400毫升的营养液打得很慢”，他临走前让周有光给他看一下舌头，周有光已经非常疲惫。据蒋彦永口述，14日凌晨3点，周有光“情况变得很差”，被送往协和医院急救。凌晨4点左右，周有光去世。
　　1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处获得张马力教授（周有光五姐女儿，张允和待之如亲生女）的一段文字描述，可以了解周先生最后的时光，“突然发病，很厉害，两个小保姆很焦急。喝营养液，已经不说话了。这么健谈的人，现在不说话了，有人来，叫阿姨拿来助听器，做手势，不肯说话。我的表妹去看，也不说话，我最担心的是，发来的照片，他的眼睛里一片空空，茫然，从来不是那样的眼光。”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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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于1933年结婚。

津津乐道
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拼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责编廉萍在一篇名为《至化无方至德有光──走近周有光老人》的文章中，回忆了自己接触到的周老。“周老聊天的开场白通常是：‘好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因为要先戴上助听器。除了耳朵，身体无大碍，读书写字，谈话会客，一如常人。周老年轻时患肺疾，曾有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
　　周老曾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廉萍在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周老津津乐道的：‘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先学拼音。’我趁机问了困惑自己多年的问题：“ü是我最喜欢的字母，一条小鱼两个泡泡，太可爱了。可是‘jqx小淘气见了鱼眼就挖去’，为什么挖啊？”周老说：‘为了写着方便。’也是，十几亿人学拼音，省下的小点点，就是恒河沙数。”

传奇人生
和爱因斯坦拉家常与溥仪做“饭友”
　　从清朝、民国、新中国一路走来，周有光先生历经百年风云沧桑，学贯中西古今。2008年以来，他的思想和著述日益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他的人文学者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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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昨天刚过完生日曾居成都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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