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苗族史诗诗学研究

源自：贵州民族报  : 吴正彪

---

　　从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想影响，中国的各种学术思想纷繁复杂、学科体系纵横交错，中国各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经受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何重塑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体系，让学界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引导我们的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的健康轨迹？为此，我们试图以近年来新发掘整理出来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作为讨论的内容，就苗学与史诗的研究中如何建构一套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提出我们的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
　　众所周知，苗族是一个拥有1200多万人口的跨境民族，苗族分布范围除了中国南方的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海南等省市自治区外，在东南亚国家和西方的欧美国家都有苗族居住，这种世界性范围的散居格局决定了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着极为深厚的国际性研究土壤。对于这样一个国内人口排名达到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第四位的苗族，苗学在国内不仅是“显学”，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哲学社会科学与苗学、哲学社会科学与苗族史诗诗学，不仅可以深化苗学与史诗诗学的研究，同时也为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民族志诗学中的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中国化个性，为苗学学科的完善与健全，使之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发挥其应有的能量和作用。
　　关于“苗学”的定义，1988年11月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现改称“贵州省苗学会”)在贵州省黄平县成立时，当时的首任会长李廷贵教授就这样界定道：“苗学是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举凡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人口等各门科学都将涉及，具有包罗性、交叉性等特征，苗学的优点在于实用性。苗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向各级政府提供族情、州情、县情资料，协助政府各部门提高政权效率;另一方面帮助同胞们提高政治、文化、科学素质，为振兴中华更好地奋斗。”由此可见，苗学研究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哲学社会科学视野研究苗学，不仅有着广阔的研究范围，而且有着许多尚待拓展的研究空间，如苗族历史学、苗族哲学、苗族语言学(其中还可以划分出苗语音系学、苗语词汇学、苗语语法学、苗语语义学、苗语方言学)、苗族医药学、苗学人类学、苗族宗教学、苗族经济学、苗族民间习惯法、苗族社会组织政治学、苗族艺术学、苗族伦理学、苗族诗学、苗族民间文艺学、苗族教育学、苗族植物学、苗族动物学等等，不同的学科都可以从苗学中建构起相应的学术体系。
　　此外，在国外的苗学研究中，已经有大量的海外苗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亦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和学术思想上的借鉴，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展苗学研究，苗族的根在中国，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让苗学研究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边疆文化安全和苗学研究中国化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苗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传统文化都是通过自己的本民族母语来传承的。苗族史诗的内容丰富浩瀚，有创始史诗、迁徙史诗、婚姻史诗和英雄史诗，每种类型的史诗都是相互交错穿插，因而过去都是以《苗族古歌》去笼统地说明这些史诗的文化特性，而在史诗的诗学分类中难以将苗族的口传史诗在诗学话语中国化理论建构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从2011年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地关注之后，苗族史诗作为诗学的中国化话语体系这才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在苗族各个方言、次方言和土语中，苗族史诗的内容、类型、唱诵语境以及苗语歌谣的韵律结构特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史诗，同一主题，在不同苗语次方言或土语中都会选择在不同的语境中来唱诵，如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在麻山次方言、罗泊河次方言中通常是在丧葬仪式活动期间唱诵，而惠水次方言、贵阳次方言以及川黔滇次方言和黔东北次方言等就会在从事巫事祭祀活动中唱诵，这样的语境差异在内容上都会有一定的选择性，仅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而言，在苗族口传史诗诗学中都有其文化的独特性。
　　我们知道，苗族史诗作为苗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是苗族社会历史的远古记忆，同时也是苗族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俗文化、苗语古词、艺术审美和传统教育等的重要载体，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种事项及重要内容，都会蕴涵在苗族史诗中。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苗族史诗就包含有这三个方面的特点：1.继承性、民族性;2.原创性、时代性;3.系统性、专业性。也正因为有着这些特征，我们只有立足于史诗的原生性文化环境，借鉴亚里斯多德以来所提出的诗学理论与方法，进而建构一套符合苗族史诗诗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多民族的史诗诗学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母语诗学”这样一个学术话语。诚然，苗族史诗诗学作为母语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来深入开展研究，并将之置身于苗学这样一个背景中去探讨分析，这对于我们如何将民族志诗学、口传诗学和国外口头程式化理论的研究以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来呈现，这也是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开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做好扎实的基础铺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13BZW172】专题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