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党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研究

源自：人民网  : 莫曲波　颜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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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时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与此前相比有了根本性转变。面对严峻的形势，党和红军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立足实际，客观分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正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制定了保护少数民族上层利益，积极与少数民族上层建立友好关系，尊重和保护宗教、争取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等的策略。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在艰苦的长征中，转战中国西南和西北十几个省份，穿越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面对新的民族环境，党和红军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突破以往统一战线主要针对下层民众的状况，及时调整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把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长征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党的统战对象局限于社会下层，在少数民族中奉行的是“中国农工少数民族劳苦群众的统一战线”。少数民族上层作为斗争对象，被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长征开始后，红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与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以及民族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总结，我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具体情况，逐步改变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1934年11月，红军到达苗族、瑶族聚居区，面对新情况、新环境，党和红军深入分析苗、瑶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策略，制定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认为“在反对民族的压迫方面，瑶民的上层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在汉族地区开展的土地革命在这里是不合适的，要求“不求过早的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①。1935年8月，《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表示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此时，红军正处于四川阿坝州羌族藏族聚居区，党在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对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充分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上层在团结和号召群众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会议指出，对民族上层，除少数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有了重大转变，即由不在民族地区发动阶级斗争转变为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1935年12月，毛泽东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又更加坚定地向前迈出一大步，它号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以长征为界，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有了根本性转变。红军长征前，党只是主张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建立统一战线；长征期间，党认识到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民族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开始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开展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中日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敌强我弱、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我党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在这些力量中，社会上层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们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资源，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争取和团结他们一致抗日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团结汉族的上层力量，也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我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从长征时期开始展开，是由红军长征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决定的。
　　在少数民族上层中开展统战工作具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性。国民党政府在围追堵截红军时，企图利用少数民族力量进行阻拦，为了顺利实现战略转移，党和红军必须处理好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长征途经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与汉族有着很大差异，少数民族上层不仅控制着武装、粮食等主要资源，而且还从精神和行动上牢牢地控制着广大的基层群众。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停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有的社会分化还不十分明显，有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上层信教人士在信教群众心目中则是神灵的使者，更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可见，得不到少数民族上层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难做通下层群众的工作，如此一来，不仅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甚至会遭遇这个民族的一致抵抗。我党对这一特殊情况是有清楚认识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在一切对外关系都被垄断的情况下，瑶族土司成为瑶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这就是说，必须取得少数民族上层的理解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群众，才能真正处理好民族关系，为长征减少阻力、增加助力。
　　我党开展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第一，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都极端落后，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广大群众的宗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阶级意识，他们还没有觉悟到起来推翻本民族统治者的程度。第二，虽然少数民族上层与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因剥削而产生的阶级矛盾，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民族矛盾较于内部的阶级矛盾显得更为突出，形成了少数民族“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第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同国民党政权及地方军阀有一定联系，但同时也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排挤和打击。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民族上层人士曾领导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军阀进行过流血的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具有争取和团结并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

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具体措施
　　第一，保护少数民族上层利益，不打少数民族土豪。“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党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保护其既得利益。1934年12月，红军总政治部明确要求部队不打苗民土豪，不没收土司、寺庙财产土地。在冕宁和越西地区，红军还废除了“换班坐质”制度，打开监狱，放出了彝族首领。红军坚守原则，即使在严重缺粮时，也忍饥受饿，给予民族上层人士应有的保护，这深深感动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例如，1935年9月，一方面军进入甘南时，土司杨积庆主动撤出铁布地区的防务，还提供几百石粮食用来接济过境红军；四川松潘县的羌族土司安登榜放弃家业参加红军，并为民族解放事业光荣献身。
　　第二，积极与少数民族上层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协议或结成联盟。对于如何具体处理与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问题，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表示愿意同瑶民的上层代表订立政治联盟或军事联盟。1935年底，中共西北局在《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同蒙古族一切的反日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和红军领导人亲自做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良好关系，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其签订协议或结盟，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与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进行交谈，贺龙曾给云南中甸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等。中央红军经过贵州镇宁时，红三军团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结盟，陆瑞光亲自带着自己的队伍护送红军过境。1935年5月，刘伯承在冕宁与彝族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献血盟誓，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创造了条件。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时，李先念与康区最大的德格土司泽旺邓登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第三，尊重和保护宗教，争取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宗教问题在民族关系中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民族上层人士往往同时又属于宗教上层，因此，尊重和保护宗教是搞好民族上层统战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党和红军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宗教习俗，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要求开展无神论宣传必须要在不伤害宗教感情的条件下进行。②宗教活动场所一般都是当地最大的建筑，是部队驻扎、举行会议等的最佳地点。由于在民族地区，这些地方被视为神圣，不可亵渎，党明确规定不没收喇嘛寺、清真寺的财产，不准进经堂，不得污辱喇嘛、阿訇等神职人员，不得毁坏经书、神像。广大红军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严格遵守纪律，所到之处，除了被敌军用作据点偷袭阻击红军的以外，少数民族宗教活动场所大都完好无损。这对做好民族上层工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党在长征时期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特殊情况，制定了合理的民族统战策略，团结了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我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均为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研究”、2012年度遵义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长征中的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分别为：11XkS021,12KY04）

※　注释
　　①郑广瑾：《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②徐学初：“民族团结在红军长征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