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国境央地夏商与明清相似当今世界

2）郑和--玄奘--张骞比较

为啥俄罗斯领土400多年膨胀400多倍，外蒙古被前苏联分裂出去，官方语言也用俄语。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被英国殖民后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官方语言也用英语。藏南地区是我国领土，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推行官方语言英语。2024年3月11日《北京日报》记者报道，3月9日印度总理莫迪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出席色拉隧道等项目的揭幕仪式。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隧道有助于为达旺地区提供全天候通行能力，强化印军备战水平，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印度抽调了大约一万士兵，重新部署到东部靠近中国的边境，继续强化在中印边境的作战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曾表示，印度若是盲目跟从，引狼入室，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还有西班牙是个小国，但西班牙语并不是小语种──全球有近23个国家，超过5亿人操西班牙浯。是联合国组织6种官方语言之一，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西班牙语是西班牙以及除巴西、圭亚那、海地、加勒比群岛之外的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非洲的部分地区和菲律宾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西班牙语是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从本地拉丁语才发展而成的。

中医药在朝韩、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传播和影响，说明中文作为科学语言文字，还是很有生命的。还有把外国的经典去伪存真，翻译为中文向世界，也许还比它在本国有影响。

例子就是玄奘（公元604--664年），河南人，原名陈炜。玄奘千里西行取经在天竺求法17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精神的最生动和最真实的写照。他用了19年时间，走了5万里行程，到过100多个国家，游历新疆、中亚、印度一带，从天竺经丝绸之路带梵本佛经657部。公元652年回国后，专心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工作。一生中他先后译出佛经75部，共1335卷。除此之外，他还把他西游所见所闻，编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共12卷，详细地记载了他所到的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情况、山脉河流等，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成为后世研究中亚和南亚古代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印度一些湮没的古迹，例如那烂陀寺遗址，就是靠这本书的记载才重新为人所知的。公元664年玄奘终于因病去世，圆寂于今陕西省铜川市玉华山玉华宫。反观从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上溯汉朝张骞通西域，有贡献，但推广中文传播不够，不如玄奘。

郑和的例子，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1433年，共计7次。

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在7次航行中，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给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目的是多方面的：

初衷之一是宣扬明朝的国威：通过派遣大规模的船队，向海外各国传递了明朝的强大和富裕的信息，有助于提升明朝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加强与海外国家的联系，展示明朝的实力和友好态度。

初衷之二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明朝初期，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失踪，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个谜团。下西洋搜索建文帝的行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明朝对于海外事务的关注和处理能力。

初衷之三是开展海外贸易：明朝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巅峰，对海外商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增加明朝的财政收入，也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初衷之四实现外交联姻：在明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皇室成员与东南亚国家的王室成员联姻。下西洋的过程中积极推动与海外国家的联姻，通过与海外国家的王室成员联姻，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国家的政治联系和友谊。

总之这些目的的实现，对于加强中外交流、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巩固明朝统治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学家吴晗评价郑和，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张骞的例子，张骞也许是知道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古人。2023年12月31日《中国企业家日报》，发表四川省社科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后强教授的文章《张骞在大夏发现邛杖蜀布──真身墓可能在成都老官山》，其中介绍：“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张骞受汉武帝刘彻招聘出使西域。张骞与四川关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张骞在大夏见到邛杖与蜀布，说明他对四川纺织熟悉。为了通西域的西南行，张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国，曾驻足成都，寻邛杖、访织女。张骞与西汉名人四川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等同朝为官，多有往来，晚年长住蜀地，死也不离开成都，后葬于天回镇老官山”。

李后强教授说：张骞(前164年--前114年)，汉中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举世称道。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其他的文献介绍的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长安出发，经匈奴，被俘，被困十年，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公元前126，匈奴内乱，张骞趁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博望侯。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从这些地方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他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被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记载了。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7、一带一路讲好张献忠命运动力学】

1、为啥选择张献忠

1）社会--人物--科学对比气候--健康--经济模型

2024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张晴丹，发表的《三个顶尖团队的一次科学碰撞》一文，报道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关大博教授带领团队，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成功构建“气候-健康-经济”交叉学科灾害足迹模型，通过产业链溯源追踪方法，揭示了全球极端热浪导致健康损失的级联效应，强调了全球合作，减缓并适应全球极端热浪，使我们联想到应该如何研究今天“命运动力学”，如何解决全球之乱停战促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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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大爆炸暴胀“奇点”，在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地区。盆塞海干涸，远古联合国解体，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如果像一个工厂，也有老板和工人之分；如果像一所大学，也有学霸和霸凌现象。把关大博教授“气候--健康--经济”模型中的“气候”，对应“社会”；“健康”对应“人物”；“经济”对应“科学”──作解难办法，那么今天最为复杂影响命运动力学的，是被称为的“红色革命”和“颜色革命”的事件。

类似“气候--健康--经济”耦合，“社会--人物--科学”耦合，为开展社会适应和风险防控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全球开展靶向性、协同性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因为类似在极端高温的“烘烤”下，如中暑晕厥，甚至导致死亡；劳动者的出勤率和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

“社会--人物--科学”耦合，如果能量化，对体面工作、消除贫困等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由于社会环境、人物动态、科学结构和国际格局，多重因素复杂，影响各国的社会、人物存在显著差异，如对科学的敏感性，且大部分迅速上升的损失，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负面影响往往呈现复杂、隐蔽特征，且在全球多极化供应链中，循环迭代传导，冲突双方的研究，往往相互抹黑难以准确定量。

选择明末清初中国农民起义英雄中涌现出来的张献忠这个人物，以及如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考古发掘，还证实与张献忠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自多年的积累有关系──提供全球化决策参考，成功处理好大量的金银珠宝，俄国“十月革命”建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张献忠具有可对比性。即从“社会--人物--科学”耦合出发，人的命运动力学选择张献忠，比前面选择孔子、郑和，更具世界普通人特征。

2）张献忠命运动力比较学初探

2024年1月9日《方志四川》，发表四川省社科院教授李后强教授和林彬教授的文章《农民起义英雄张献忠没有“血洗四川”──读王纲《张献忠研究文集》《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事》有感》，提供了最新的专家研究──如：一、张献忠没有“屠川”的动机；二、张献忠军队纪律严密不扰民；三、张献忠钱财来自多年积累；四、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不全是张献忠所为；五、张献忠是伟大的农民起义英雄等五个方面，可以和其他文献，作张献忠命运动力比较学初探。

张献忠，陕西定边县人，明末著名起义军领袖，曾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并写下过著名的《七杀诗》。张献忠等明朝农民革命，在战争中矛头所指和首要打击的是明朝朱家王朝，削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朱家王朝的残暴统治，是造成人民困苦的根源。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之后的十多年里他的造反事业做得有声有色。他先在武昌称“大西王”，后又破成都称“大顺帝”。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盐亭边境凤凰山下，中箭身亡，还留下了一笔惊天财富。江口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也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2年《世界年鉴》公布了一批世界宝藏之谜，其中张献忠宝藏位列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引人遐思。李后强和林彬教授对“张献忠钱财来自多年积累”的传说，他们考证研究论文作有四个方面内容的介绍。

（一）江口沉银，背后主角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王纲教授基于多年扎实的学术研究，1999年4月给四川媒体《成都商报》最早透露了“江口沉银”的准确信息，从而引起政府和社会广泛重视。如果没有他的启发，“江口沉银”还是民间传说。2013年9月81岁的王纲教授与世长辞，作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先驱考证人，学术界已经证实“江口沉银”背后的主角是张献忠。无论是“主动沉银”还是“被迫沉银”，都说明张献忠“江口沉银”确有其事。据多次考古发掘证实，大量的珍贵文物均属于战利品，出自于官僚富豪人家。

（二）主动沉银，精心策划

张献忠料知大势已去，兵败已成定局，便早作准备，精心策划，组船沉银于江口。曾在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中服役，并在大西国掌管行政财粮户口及法制大权的欧阳直，所著《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中记载，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将这些金银珠宝“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中。

（三）被迫沉银，交战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被迫沉银而逃。曾亲自组织“飞来营”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作战的四川新繁县人费密，著《荒书》说“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

（四）金银珠宝，三大来源

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十多年起义战争中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张献忠从1630 年在陕西发动米脂十八寨起义以后，到1644 年，先后转战秦、晋、豫、皖 、湘 、赣 、楚 、蜀等十多个省，破黄陵，擒藩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战利品。这些金银珠宝除在作战中开支、赈济百姓等花去了部分外，其余均携至成都存储。二是收缴的明蜀王朱至澍及四川宗藩、官僚的财产。张献忠攻入成都后，收缴了其富与秦藩、楚藩齐名天下的蜀王朱至澍及有关宗藩、官僚的财产。三是向富民、大贾征收的税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集中到成都的金银珠宝确实是很多的。从沉银的铭文可知，主要是川外的战利品，说明没有屠川行为。

因此，明末清初，川民死于天灾与人祸“三七开”。即“人祸”──包括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乱川等各种战争的危害，死于“人祸”的川民为十分之七（其中死于张献忠战争的川民不到十分之二）；“天灾”──包括饥饿、疾病、瘟疫、洪灾、逃离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死于“天灾”的川民为十分之三。明末清初，四川除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其次，虎患也大扰蜀土。为啥？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的成都：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2、选择张献忠说为啥要向俄罗斯学习

1）社会--人物--科学看本地性历史和党史

俄国之所以发展成为强国，早在沙皇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本土性、地域性分层“利器”人才的教育，培养出像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等国际著名的科技人才。其次，有坚持以数学优先，带动培养科技分层“利器”人才教育的政策，到今天几百年，也没间断。

即使在列宁、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至上，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也仍然没有作废过，以致才出现在2006年，有夺庞加莱猜想证明制高点的数学家佩雷尔曼。俄罗斯在《2014世界科技排名》中，是第17名。解说词是，虽然从苏联起，看似可以与美国抗衡，但这只是军事实力和数量庞大的核武库等给人的错觉。

等到苏联解体之前，单论科技即使是世界前十的水准，也不过靠著庞大无比的科研机构维持了某些领域的领先。苏联解体之后，经费不足，科研论文和科研成果迅速减少了80%。核武技术早就不是什么高尖端技术，如果不禁止核武器试验，核武器的国家没有100个也有80个。俄罗斯还能在榜上有名，得益于它的数学、航太等少数几项基础学科的实力，其它的达到世界科研平均水准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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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现在面临腐败、经费不足等问题，加之是西方传统的敌国，很难引进美欧的先进技术。但俄罗斯现在很多大学采取双语英语和俄语，甚至是纯英语教学，以便吸取美欧科研成果。一些中国人以为军工就是高精尖技术，其实市场决定一切，民用与军用是两条不同的方向，大部份人才都是在民用领域研究的。如果民用的都搞不出来，军用领域也难有突破性进展；科研最终还要靠“利器”的专家教授。极个别领域俄罗斯还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俄罗斯能排进第17名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个排名肯定不是靠飞机、坦克来排的。俄罗斯的飞机、坦克虽然数量多，但科技领先全球，目前还真找不出多少。

2）张献忠金银珠宝亚洲第一命运不如十月革命

2002年《世界年鉴》公布世界宝藏之谜，其中张献忠宝藏位列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但俄国十月革命分散东正教堂收藏的金银珠宝，换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映红世界半边天，有历史和党史作证。

1921年中共“一大”后，看不到《重庆报告》的党史──1921年6月3日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叫维金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的人被派到中国。1920年3月间吴廷康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初次会面，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进一步商量建党事宜。

有了吴廷康的的情报，为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马林来中国，共产国际授权马林可支配一大笔钱。1921年6月底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考察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资金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亲苏的张国焘，也要求陪同马林南下作建党筹备。

李大钊也只好同意。吴廷康和马林不知张澜1918年在北京创办《晨报》，与李大钊就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张澜任《晨报》社常务董事，李大钊、瞿秋白均参加《晨报》编务。张澜以《晨报》特派记者名义资助瞿秋白去苏俄考察，又在《晨报》支持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为避风险，后请来著名立宪派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任社长。与此同时，张澜还支持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及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党1920年3月12日成立，李大钊因跟四个负责人之一张澜的关系，也知道这件事。而且也许当时在北京找到李大钊的维金斯基也知道这件事，才使苏联着急。 反之，1921年6月，马林到北京与李大钊商量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成立的“一大”和有关苏共经费援助的事，李大钊也向张澜等四川省重庆共产党负责人作了说明。

李大钊、陈独秀、张澜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驱，心里当然明白，列宁不惜花费重金，派人来中国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目的何在？他们三人在1920年3月到1921年6月之间，为苏共提供经费援助的事，也许就作过讨论：要不要？如何要？

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当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利用士兵的暴动。虽然暴动本身的战争规模并不大，但俄国十月革命后对消灭白俄的战争却十分惨烈。很多白俄分子逃亡到新疆、蒙古、东北等俄国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内，与地方势力的王公、贵族、民族分裂分子勾结作保护，一方面反对苏维埃革命，另一方面也帮助地方势力分裂祖国。当苏维埃的俄国与中国当权派的矛盾，大于与我国接壤边境内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地方势力时，有些逃亡过来勾结地方势力的白俄分子，也会被苏维埃俄国所利用，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绝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是带有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保卫苏维埃”，维护、巩固俄共的国家利益。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驱的李大钊、陈独秀、张澜不愿看到的。特别是陈独秀（1879-1942），1901年12月因受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踏上了赴日留学的里程。1902至1903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避风头回国。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藏书楼所组织的拒俄演说会，在20世纪初的全国拒俄运动大潮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所以陈独秀考虑过苏维埃俄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后怎么办？

为啥乌克兰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2014年“颜色革命”后，“爱国”要叛国往俄罗斯跑？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曝美国丑闻“爱国”也要往俄罗斯跑？俄罗斯也敢收留，是后话。

张澜（1872-1955年）也有与陈独秀相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经历──1903年张澜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和日本的维新富强，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04年他反对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张澜1920年3月创立共产党“重庆组织”，和陈独秀1920年8月创立共产党“上海组织”，他们也都经历了10多年的政党探索和合作才作出的选择。

张澜1903年与东京弘文学院四川老乡何拔儒和湖南的同学黄兴、陈润霖、杨怀中结交朋友。他们这五人都有清廷时秀才以上的学历，除何拔儒外，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都参加过革命团体，只是杨怀中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出了南学会。而对参加革命活动，黄兴、张澜是最为活跃，所以没有读到弘文学院毕业。当时何拔儒的性格介于陈润霖和杨怀中之间，由于他的年纪大，和杨怀中一样有家庭负担，所以做事不是太激进，更偏重于研究经世之学，因此与杨怀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何拔儒也看到陈润霖做事有方和助人为乐的特长；为了避免牺牲，何拔儒赞成陈润霖作为黄兴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这样对他和杨怀中这些安心教育的朋友也更为安全。

由此他把这种模式也运用到他和张澜身上，他愿意作为张澜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1913年何拔儒到长沙去任教，实际前后都有张澜从建党在考虑。四川保路运动，含有张澜1920年3月创立共产党“重庆组织”成员的早期介入，而使保路运动后来发生的分化和同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可以再拿张澜与蒲殿俊两个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作分析，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驱的新人与其他各种派别的新人的微妙区别。

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的这一行径，损害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张澜遭到囚禁和生命的胁迫。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新军在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迫使赵尔丰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辛亥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结识了蔡锷。张澜探索民主政治，由汤化龙介绍，参加民主党。当他发现各党派大都为权利而争夺，不屑同流合污，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之际，蒲殿俊未经张澜同意，代他登记加入进步党，他断然退回党证，但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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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张澜曾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在职两年励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稗政，人民安居乐业，誉播满全川。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全川人民瞩望殊殷。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张澜和吴玉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驱，他们与四川老乡的蒲殿俊比较，经历有相同，但蒲殿俊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想法。蒲殿俊与普通党员的广安人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比较，也不如。

蒲殿俊（1875-1934），四川广安人。1904年蒲殿俊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会试与殿试，中二甲进士，公派日本。1905年进入东京法政大学。1906年蒲殿俊在日本悉获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的种种弊端与恶行，遂约集留日的川籍300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被推举为该会会长，与主要成员一道，联合写信给四川总督锡良，寄呈了一份《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蒲殿俊撰写的这份建议书，揭露铁路公司官府经办的种种积弊，义正辞严，入木三分。1909年他在日本留学回国，参加1909年10月14日在四川成都纯化街四川咨议局召开的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全川的议员共104人，蒲殿俊以76票的过半数当选为第一届四川咨议局议长，肖湘和罗纶被选为副议长。1910年蒲殿俊创办《蜀报》，宣传立宪，并到北京请愿。

1910年8月9日，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汤化龙被选为联合会主席。1911年6月“保路风潮”发生，蒲殿俊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他们虽然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的蒲殿俊只求保路，反对人民起义，可见蒲殿俊更多着眼富人的利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蒲殿俊就伙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赵尔丰阴谋变乱，用军饷迟发导致在12月8日军士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蒲殿俊被迫去职。1912年8月蒲殿俊也加入民主党，次年，当选众议员。1913年5月，民主党与统一党、共和党组成进步党，蒲殿俊当选理事，拉拢张澜遭拒。后虽拥袁，但未获重任。1916年袁世凯下台死后，蒲殿俊投靠段祺瑞。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任内务部次长。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在李大钊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再说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03年吴玉章随哥哥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日八年1911年回国，4月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吴玉章返川领导保路运动。9月到荣县助龙鸣剑、王天杰，组织民间武装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促赵艺西、龙鸣剑等人积极配合，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11月26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民国初建，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所以吴玉章只表面是同盟会员，实际早在作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共产党的准备。

1920年吴玉章领导四川“自治运动”，与张澜在1920年3月12日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党”。陈独秀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但也有说是陈独秀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代课，与进步军官柏文蔚一道，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于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年底，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不愿参加同盟会，不过，1907年陈独秀再度到日本留学，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过往甚密，还参加由章太炎任会长的“亚洲和亲会”。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和张澜、吴玉章在组建共产党之前，创建或和其他各种革命党的合作的历练，也许比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在印尼建党的经验更丰富。

1921年8月“重庆组织”解散后，吴玉章是和王右木、杨闇公等三位“重庆组织”负责人中，再参加“上海组织”最后的一个。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仍有会合同志、组织共产党新党的想法。他与杨闇公等人在1922年为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开始联络青年，成立“赤心社”，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上海组织”共产党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这时杨闇公、刘伯承、廖划平与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和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于是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2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为负责人。5月1日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因有人诬告吴玉章想通过这次大会推翻川军首领杨森，杨森下令抓捕吴玉章。

会后吴玉章先回到荣县老家，后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1925年2月，吴玉章来到北京。1925年4月吴玉章在北京大学会见了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详细了解“上海组织”的活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后经组织考察，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便写信给四川的杨闇公等人，让他们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党组织考虑到吴玉章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就派他去做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1927年吴玉章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他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时至今日，以“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苏联，已经瓦解，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确在全世界高高飘扬。

共产国际是1943年斯大林解散的，有人说是斯大林为讨好罗斯福、邱吉尔，才把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实际斯大林已经明白了国际合作应走的方向。因为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他说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习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

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105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被派往国外支援“革命战士”。这些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又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支援“革命战士”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

此间张澜曾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在职两年励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稗政，人民安居乐业，誉播满全川。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全川人民瞩望殊殷。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张澜和吴玉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驱，他们与四川老乡的蒲殿俊比较，经历有相同，但蒲殿俊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想法。蒲殿俊与普通党员的广安人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比较，也不如。

蒲殿俊（1875-1934），四川广安人。1904年蒲殿俊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会试与殿试，中二甲进士，公派日本。1905年进入东京法政大学。1906年蒲殿俊在日本悉获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的种种弊端与恶行，遂约集留日的川籍300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被推举为该会会长，与主要成员一道，联合写信给四川总督锡良，寄呈了一份《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蒲殿俊撰写的这份建议书，揭露铁路公司官府经办的种种积弊，义正辞严，入木三分。1909年他在日本留学回国，参加1909年10月14日在四川成都纯化街四川咨议局召开的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全川的议员共104人，蒲殿俊以76票的过半数当选为第一届四川咨议局议长，肖湘和罗纶被选为副议长。1910年蒲殿俊创办《蜀报》，宣传立宪，并到北京请愿。

1910年8月9日，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汤化龙被选为联合会主席。1911年6月“保路风潮”发生，蒲殿俊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他们虽然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的蒲殿俊只求保路，反对人民起义，可见蒲殿俊更多着眼富人的利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蒲殿俊就伙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赵尔丰阴谋变乱，用军饷迟发导致在12月8日军士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蒲殿俊被迫去职。1912年8月蒲殿俊也加入民主党，次年，当选众议员。1913年5月，民主党与统一党、共和党组成进步党，蒲殿俊当选理事，拉拢张澜遭拒。后虽拥袁，但未获重任。1916年袁世凯下台死后，蒲殿俊投靠段祺瑞。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任内务部次长。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在李大钊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再说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03年吴玉章随哥哥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日八年1911年回国，4月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吴玉章返川领导保路运动。9月到荣县助龙鸣剑、王天杰，组织民间武装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促赵艺西、龙鸣剑等人积极配合，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11月26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民国初建，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所以吴玉章只表面是同盟会员，实际早在作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共产党的准备。

1920年吴玉章领导四川“自治运动”，与张澜在1920年3月12日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党”。陈独秀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但也有说是陈独秀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代课，与进步军官柏文蔚一道，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于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年底，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不愿参加同盟会，不过，1907年陈独秀再度到日本留学，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过往甚密，还参加由章太炎任会长的“亚洲和亲会”。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和张澜、吴玉章在组建共产党之前，创建或和其他各种革命党的合作的历练，也许比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在印尼建党的经验更丰富。

1921年8月“重庆组织”解散后，吴玉章是和王右木、杨闇公等三位“重庆组织”负责人中，再参加“上海组织”最后的一个。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仍有会合同志、组织共产党新党的想法。他与杨闇公等人在1922年为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开始联络青年，成立“赤心社”，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上海组织”共产党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这时杨闇公、刘伯承、廖划平与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和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于是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2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为负责人。5月1日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因有人诬告吴玉章想通过这次大会推翻川军首领杨森，杨森下令抓捕吴玉章。

会后吴玉章先回到荣县老家，后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1925年2月，吴玉章来到北京。1925年4月吴玉章在北京大学会见了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详细了解“上海组织”的活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后经组织考察，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便写信给四川的杨闇公等人，让他们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党组织考虑到吴玉章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就派他去做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1927年吴玉章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他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时至今日，以“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苏联，已经瓦解，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确在全世界高高飘扬。

共产国际是1943年斯大林解散的，有人说是斯大林为讨好罗斯福、邱吉尔，才把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实际斯大林已经明白了国际合作应走的方向。因为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他说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习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

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105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被派往国外支援“革命战士”。这些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又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支援“革命战士”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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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1936年以后，共产国际就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了。再说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6月底就上北京找李大钊研究建党，他非常理解李大钊、陈独秀、张澜等领袖非常希望独立自主地建党的愿望。

列宁确实没有把马林看走眼，马林办事效率很高。但这也是马林心里明白为什么列宁不惜花费重金派他来建党：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日起有两项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

即共产国际的理论和逻辑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苏共情报局那里，世界革命战略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就前者而言，它必须有大量金钱来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而这是需要很大一笔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马林分析不会长久下去，推心置腹叫李大钊要抓紧这个机会。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5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

从3月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此时的苏联，因一战和十月暴动，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那么，维系共产国际庞大如此开支的钱从何来？ 这笔钱主要来自从资产阶级那儿剥夺来的财物。

马林是1920年9月1日至8日在巴库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当时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对此列宁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

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人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促使列宁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提供。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的办法之一是在国外设立代售点出售珍宝，换取外汇，如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一个代售点。

尽管当时俄国国内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他们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宾馆设有专为代表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提供丰盛食物的餐厅，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即使如此，外国的革命家们仍不满意，抱怨惹得有老布尔什维克的检察员说：“你们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而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后，各国代表便向联共中央求助。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以及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所以制定在各地发动革命的政策，联共理应解囊相助，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但苏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有的是珍宝，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让他们自己去兑换外币。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等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再夺过来用。

神父没有多少钱，是从教堂拿。珍宝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5克拉到20克拉重的钻石以及贵妇人的装饰品。共产国际一份解密的财务报告说：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员320人，工人40人”。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却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不得不又送去5000万马克。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8、社会--人物--科学中的矛盾及解初探】

1、姚洋教授与朱天教授之争

从明末清初中国农民起义英雄张献忠，到十月革命以来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命运动力学在社会--人物--科学耦合中遇到的矛盾问题，由于时代不同虽然不同，但还是有共性的地方──各种社会矛盾中有“公平”瓶颈。上帝也不公平，人生下来一样，再努力，智力之间也有差异。认识这个道理，这里用姚洋和朱天之争，来试说明。

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朱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他们40多年前就是朋友。2024年3月14日“观察者”网发表的《姚洋：中美竞争之下，科教兴国还有哪些瓶颈待解？》一文。争论的焦点，似乎是人类之中为何会出“学霸”？如何利用“学霸”的智力为人民服务？由此涉及中美两个国家传统的社会环境体制。该文中，朱天教授没有出场，是观察网记者在采访中，针对姚洋教授说的“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传统等级观念又有点死灰复燃”，“基础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培养，而不是选拔”，担心“刷题扼杀了中国孩子的创新能力”等观点，引出朱天教授的一个研究说：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这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而且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应试教育并没有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论据是，在中国接受了基础教育的孩子，到了美国或其他高等教育比较强的国家，创新能力表现也不差。问姚洋教授怎么看？

姚洋教授说：“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政府直面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所遇到的难题，将科教兴国战略列入当年工作任务的第二项，并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三大战略齐头并进。这在多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当年任务中尚属少见。

“如果把高职也计算在内，我们国家有3013所高校（截至2022年5月31日），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哪怕是1270所本科院校，也应该分类。几年前，教育部曾经有计划，要把这一千多所本科大学中的一半都转成技术类大学。我觉得是对的。这么多大学，不可能全部去做科研，我觉得只有头部的100来所大学做科研就够了。美国的教育制度有点像中国，好的高中也得考。旧金山的顶尖公立高中，一开始用考试的形式选拔入学，亚裔的比例就很高，后来旧金山通过一部法案，不再通过标准化考试选拔学生，而是改为抽签系统来招生。大家都同意，只有华人不同意。华裔家长认为，我们的华人孩子学习很努力，凭本事能上好的学校，抽签的方式把宝贵的名额给了成绩一般的学生，这不公平。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精英主义思想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先别谈是否扼杀我们创造力的问题，就是活得太累了。本来活得就累，再加上教育竞争，活得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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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大家中学的时候都读过《范进中举》，范进考到快50岁了才中了举人，最后都高兴疯了。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中国人带来了平等意识。中国的文化是精英主义的，是不讲平等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这都是古代社会描述社会等级的词汇。哪怕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平等这个词也很少出现过。社会主义革命带给我们的新理念，就是掏粪工和国家主席是平等的，只是革命工作性质不同。传统的中国精英是很难接受这一观念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之后，平等观念才开始长出来。然而，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传统等级观念又有点死灰复燃。在教育方面，精英主义让孩子们围绕着分数竞争，最后都变成了只会做题的机器。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应该有好学校和差学校之分。朱天和我是四十多年的朋友，我很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中国人如果去国外后发挥出了很强的创新能力，这说明别人的创新环境比较好。我也说过，天才是教不坏的，而且天才很适应中国的教育体制。我曾经问过我们北大的天才数学家许晨阳，他是北大数学学院黄金一代的顶尖人才之一。我问他，高中的时候老是刷题，做奥数，觉得累不累？他说，不累，他课外活动很多，还经常踢足球。

“我突然就明白了，人家智商至少150，奥数题都难不倒，何况学校教的基础知识？所以这样的孩子是教不坏的，考试对普通人是挑战，但是天才学生在中国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机制中是如鱼得水的。另外，你要知道能够留学的人，尤其是去国外顶尖大学读书的人都是比较聪明的，是从我们的高中或者大学中掐尖掐出去的。到了欧美，特别到了美国这样创新环境好、且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他们就有无穷的机会去表现。2005年，钱老在病榻上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聪明人这么多，为什么出不了顶尖的科技创新人才？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如果要给一个答案，无外乎是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或者我们的创新环境、科研体制出问题了。

“中国人很聪明，我们有杨振宁、钱学森这样伟大的科学家，这说明中国人的智力是不差的。所以，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还得要从我们的教育和创新环境方面去找原因。那我们的教育可检讨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是把每个孩子都当‘工程师’来培养的；而美国的教育是给天才准备的。中国人对于美国教育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有人说美国的教育很好，有人说美国的教育很烂，学生连个算数都不会。这些说法都没错，美国的教育就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才就容易冒出来，而对普通孩子来说啥也没学到；而中国的教育更多是为普通孩子准备的，把每个人都培养成了‘工程师’，即使是天才也可能变成了‘工程师’。还有，我们的学术环境、社会评价对顶尖人才的培养不利。北大数学系有一个毕业生叫张益唐，1985年去美国读博士，1992年博士一毕业就失业了，一度居无定所，直到7年后才在大学得到一份教职。到了58岁，他在‘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才引起轰动，此前他几乎没写过什么论文。

“中国会给这样的人才机会吗？我们的环境更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坑’都是用量化指标竞争上岗的，天才很难冒出来。那怎么办？得从制度上解决，得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解决。朱天的研究说，我们向海外输送了很多移民发明家，这没错，但是我们缺乏那种最顶尖的、像马斯克那样的天才。美国能出马斯克那样的天才，当然跟美国的社会环境、创新环境有关系。移民火星，我们好多人想都不敢想这些事儿，在中国，有人要是提出这样的想法，八成会被当成骗子。对中国的孩子来说，从小被归训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才是正道，孩子稍微有点‘离经叛道’，马上就会被打压。中国的贤能主义或者叫精英主义的文化，当然有好的一面。

“比如政治领域，我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儒家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想原型》，就讲中国选贤任能的儒家政治传统，在古代乃至当下改革开放以来，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走到极致，就会走向反面。就像美国的个人主义，它对促进美国的创新很有用，走向极致之后它演化到了反面，造成社会撕裂。过去几年推动的将部分本科院校改制为技术类大学的计划，还是要往前推。办技术类大学其实比办普通大学要难，首先学校需要很多实验设备，还要有实操能力的老师，这在任何国家都稀缺，在中国就更稀缺了，所以推动大学的转型难度很大。其次，未来的高校改革，经济、法学和商学这部分学科要压缩，工科比例要增加。我们发现大学扩招之后这20年增长最快的专业是经济、法学和商学。为什么这三门学科增长快？

“就是因为好办，需要的资金很少，只要有老师就可以教，所以增长最快。我们也发现工科的比例在下降，当然这也和我们高校合并是有关系的。原来很多工科院校都是专业学院，比如说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后来都改名了，都变成了综合性大学了，我觉得这是需要反思的。当然魔鬼在细节里，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去做？我们快速出版教科书，就是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还是说我们久久为功，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得学会设立自己的议题，这个议题的评判标志，我认为就是‘两个有用’──对中国有用，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符合这两个标准其实很难的。

“我们有些经济学者做了一大堆研究，用的数据、解决的问题都是美国的，可笑不可笑？既然研究的东西要对中国有用，要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就不能自说自话，要能从中国的特殊性里发现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非常难，但值得我们去做。我举个例子。我们北大EMBA班的校友叫慕雷，他是国内一家防火材料行业头部企业的创始人。跟他聊过我才知道，工业防火材料是国际巨头垄断的，而我们国家原来国产的防火材料都是都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偶然的机会，他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投资了数千万、花费了十年研发了一款新型防火材料。他第一次带着新产品去芝加哥做测试，结果没通过。当时在芝加哥的密执安湖畔，他说跳湖的心都有了。后来还是不死心，决定回国之后接着干。结果三年之后就做成了，入选了‘小巨人’企业。有了政府的‘小巨人’背书之后，银行授信都来了，不需要抵押就给贷款。政府资金究竟什么时候介入，是有学问的。就是在企业做出特色之后，政府再介入。这个时候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是有用的。

“2010年之前，我们的光伏行业的政府补贴，从项目建设期就去补贴，投资生产能力，结果出现了很多做得很烂的企业。回头去看光伏行业的发展，亏损太多了。无锡尚德、江西赛维、汉能等行业大企业纷纷破产。光伏产业现在好，是因为整个产业10年前洗了一次牌，现在活下来的光伏企业，绝大多数是那些脚踏实地的民企。在2013年，政府也吸取教训，对光伏行业的补贴改成了发电量的补贴。还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10年时间里，中国电动汽车从无到有，做到世界第一，不光是产量世界第一，技术也世界第一。中国的电动车是如何成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我还没看到很好的研究成果，但值得好好去研究。

“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电动车的政府补贴方式和最初的光伏补贴不一样，是补贴产品，卖一辆车补贴多少钱。车企想从政府获得补贴，竞争的不是投了多少资，而是能卖出多少产品，而卖产品的前提是质量要过关。因此，电动车的补贴能够带动企业更新技术。而且中国还提前制定了退坡计划，从2018年开始就实施补贴退坡，现在退的基本上都没了，只有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补贴，中央已经不补了。电动车的产业政策就特别成功。美国在最顶尖的领域比如AI领域仍是领先的。去年大家热议ChatGPT，最近又推出了文本描述生成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SORA，可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迭代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说句不好听的，别老去嫉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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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可能再去搞中等技术的创新，因为美国的产业都空心化了。所以美国只能越搞越尖端，当第一，美国人很累的。我们中国还可以像日本和德国一样，继续搞1-N的创新，每个领域的前景都还很广阔，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当然，中国比德国和日本都大很多，雄心也高，我们也要努力攻关颠覆性技术”。

2、解决社会--人物--科学中矛盾初探

1）以下推尖 以富帮穷的办法

姚洋教授在《中美竞争之下，科教兴国还有哪些瓶颈待解？》文章中，他说“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还得要从我们的教育和创新环境方面去找原因”。他举的“北大的天才数学家许晨阳”和“北大数学系毕业张益唐，到了58岁在‘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引起轰动”等例子，都很实在。但他一方面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好，另一方面又说我国的人才社会环境不行。

这是矛盾的。由此他赞同“教育部曾经有计划，要把这一千多所本科大学中的一半都转成技术类大学。我觉得是对的”的。其实近年强调把高中分为少部分办“普高”和大部分办“职高”，据了解，大部分家长和学生并不满意。为啥？现在读书要很多钱，并不像以前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由于自己找工作没有职业确定性，中学阶段学好文理基础很重要。我们自己就有体会：是1958年大跃进，四川盐亭县普遍各个区都办初中，家在山区的我们才得以上中学，改变了命运。1965年大学，父母年迈务农没钱，幸好考的武汉钢铁学院，当年开始作为全国“半工半读”大学试点，上大学生活费不交钱，又一次改变了命运。到如今了解到，走强国道路，不分大小，世界已有章可循。

例如，在一些科学发达的强国，有一个说法是叫“让富人养活穷人”。这里“富人”当然不是靠当官贪污、盗窃、行贿受贿、钻法律的空子，或官商勾结等致富的，而是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管理致富的人。这当然需要国家大力教育培养出“利器”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因为致富最终表现在生产上，生产又分为粗加工生产和精加工生产。其次与“让富人养活穷人”相对，大部分现象“是穷人养活富人”，这就产生出阶级斗争；过度压迫剥削会产出类似张献忠现象。

如何做到以下推尖、以富帮穷，允许你富得有规矩，也允许你穷得很快活，像瑞典人一样？这种方法的成功，根据如在《2014世界科技排名》中，第8名就是瑞典；在20项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瑞典有14项居前十，19项居前二十。在此排名条文的解说中，隐藏妙机的说法类似造就国家“学霸产业”，已有规范化。

例如，瑞典是只有约900万人口的小国，造就“学霸”实行“以下推尖，以富帮穷”的良性循环办法，让瑞典的学生普遍学习比较努力，且是极为主动地努力学习，所以就有类似“学霸”约38%的劳动人口，在高科技公司（比如说爱立信）就业。这个比例居世界第一，科技水准有这么高，让人大跌眼镜。

但如果真正了解，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甚至还会认为这个排名低。提起自然科学，自然会想起诺贝尔奖，但有些人大约忘了，诺贝尔奖的评委是瑞典人，而且能得到世界的公认，也就证明瑞典有一流的科学家，有能力有水准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研究进行评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水准，没有人会承认你的评估──可能很多人都只关注诺奖的最终获得者，但却不知道，每年的诺奖候选人有几万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本土直接培养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人，才1人，甚至没有多少人进入过候选人的名单。我国提倡科学创新，中学就搞文理分科，造成很多年青人和一些老一点的人，对人类积累的很多成功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不了解；反相反量反中医的人，还说国际主流的科学创新要“靠边站”。中国人想像中的瑞典，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人们过得很休闲。这没有错！但很少有人知道瑞典实行，极为严格的本土性和地域性不可超越分层竞争的教育模式法治，规定是：

该国所有的课程，按从易到难分为几十个级别，而不是按年级和班级区分。聪明的学生，可以今天是第一级，明天是第二级，后天第三级……然后，很快学完几十个级别（最高难度的几级并不一定要修）。反之，如果认为你不合适，则可能永远在第一级，一直到合格為止，才能升进第二级。比如说，你进入学校，要学数学，你从数学一级开始，然后，数学二级，数学三级，数学四级……数学三十级……每个级别都有不同的教室，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要求……但这种升级并不进行升学或者升等考试，而是由老师进行推荐。

另外，作为基础教育，即使你的成绩最糟糕，你也能够获得毕业，但可能不能进一个很好的大学。当然，大学不一样，不过关肯定毕不了业。这是让科学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多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科技财富；通过税收法律，让能获得的高收入，帮助平衡低收入人群。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学习成绩不好的人也能够获得毕业和就业。国家造就学霸类似对付硬木板，打造锥子锻造锥尖，是为了更好地钻孔来获得成效。研究学霸经，类似做顶尖水平的科研，要早接触前沿领域，学习纯数学、纯物理最好的选择是基础科学数学知识。

如俄罗斯就不是像瑞典把所有的课程，按从易到难分为几十个级别，而主要是数学。为啥？早在1941年，尝到柯尔莫哥洛夫等数学家重建苏空军所有轰炸计算系统、消除了烦恼甜头的斯大林，此后以政府法令，向入选数学家提供优惠待遇，同时提供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汽车和食品等，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当中。

斯大林逝世后，数学家们仍无需担心生计、意识形态、人际关系、讲课和论文等负担，可以一心一意研究数学。这种办法被称为“数学家公务员”制，即斯大林的这项改革，为俄40多座城市打造了近100万名“数学家公务员”。前苏联能首先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2002年俄年青数学家佩雷尔曼能解开世界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让西方的数学界，光是理解和验证佩雷尔曼的解法，就花去了3年时间。

其实早在斯大林之前的沙皇时代，到列宁时代，再苏联解体后时代，都没有改变此制度，前仆后继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系，没有招生中走后门的丑闻，非硬功夫进不去莫斯科大学的数学系的，就算你是苏共总书记的儿子也一样。莫大敢如此硬气，其实是其前校长彼得罗夫斯基利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以及和苏共的各个高级官员的良好关系争来的尚方宝剑有关。

苏联有明确规定，包括莫大在内的几个名牌大学招生只认水平不认人（其它大学，高级官员的子女同等条件优先），必须是择优录取。莫大的生源好，和苏联的整体基础教育水平高也有关。苏联有一点值得中国学习，苏联的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都是请一些有水平的科学家编写的，像数学就是柯尔莫哥罗夫、吉洪洛夫和庞特里亚金写的，而且苏联已经把微积分、线性代数、欧氏空间解析几何放到中学教了。大学的数学分析、代数、几何就可以在更高的观点上看问题了（其实和美国的高等微积分、初等微积分的方法相似）。

有一流的生源，不一定能培养出一流的数学家，还必须要有严谨的学风。莫大的规定相当的严格，必修课，一门不及格（不过政治和体育除外，政治是因为学校在这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纯粹是给上面看的），留级；两门不及格，开除。而且考试纪律很严，作弊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莫大的考试方法非常特殊，完全用口试的方式。

主课如数学分析或者现代几何学、物理学、理论力学之类，一个学期要考好几次，像数学分析，要考7-8次。考试一般的方法如下：考场里有2-3个考官考一个学生，第一个学生考试以前，第二个学生先抽签（签上就是考题），考试时间一般是30-45分钟，第一个考试的时候，第二个在旁边准备，其他人在门外等候，考生要当场分析问题给考官听后，再做解答。据称难度远大于笔试，感觉像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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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莫大有一点是挺自由的，就是转专业，这一般都能成功，像柯尔莫戈罗夫就是从历史系转到数学力学系。尽人皆知的是，世界第一数学强校的背后，纵观整个20世纪的数学史，苏俄数学无疑是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百多年来，苏俄涌现了上百位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其中如鲁金，亚历山德罗夫，柯尔莫戈罗夫，盖尔范德，沙法列维奇，阿洛尔德等都是响当当的数学大师。而这些优秀数学家则大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所涌现的优秀数学家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恐怕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就再也没有那个大学敢与之相比了，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出过这么多的优秀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数学强校。

原因俄国从娃娃抓起，莫斯科大学的数学，就是从娃娃抓起的。每年暑假，俄罗斯各个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和计算数学系（俄罗斯的大学没有我们这样的数学学院，如莫斯科大学，有18个系和2个学院，和数学有关的是数学力学系和计算数学与自动控制系，数学力学系下设数学部和力学部，其中的力学部和我国的力学系大不相同，倒接近于应用数学系，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包括计算数学部和控制论部2个部，计算数学部和我国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相当，控制论部接近于我国的自动化系。但是数学学的很多（前二年数学力学系及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一起上课，第三年数学力学系和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一起学计算数学方面的课程，到大四大五才单独上专业课），都要举办数学夏令营，凡是喜欢数学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完全是自愿的。

由各个大学的数学教授，给学生讲课做数学方面的讲座和报告。莫斯科大学的数学夏令营是最受欢迎的，每年报名的人都是人满为患，大家都希望能一睹数学大师们的风采，听数学大师讲课，做报告。俄国数学夏令营，和我国办奥数班、补习班每上一次课收每个学生两三百钱不同，俄国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参加什么竞赛，拿什么奖，而是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发现有数学天赋的学生，使他们能通过和数学家的接触，让他们了解数学，并最终走上数学家的道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来，俄罗斯的各个名牌大学大多举办的夏令营，是从中发现有科学方面天赋的学生，都能报名进入科学中学，由大学教授直接授课，他们毕业后都能进入各个名牌大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莫斯科大学的柯尔莫哥罗夫科学中学，这所学校从全国招收有数学、物理方面天赋的学生，完全免费。对家境贫寒的学生还发给补助，尽管莫斯科大学现在经济上困难重重，但这点从列宁时代开始直到现在都没变。事实上科学中学的学生，成才率相当高，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有几个当年的柯尔莫哥罗夫科学中学的学生成了科学院院士。

这和姚洋教授等我国专家，给国家的献计献策多办职高不同。

2）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科学现象对照

社会--人物--科学耦合模型用于阶级社会分析，就会分“国有”和“私有”──只要有国家统治组织形态的产生，“国有”和“私有”演变分别对映类似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政治与科学纠缠的命运动力学，政治与科学纠缠，马列主义也离不开“国有”化和“私有”化分析。说来“以下推尖 以富帮穷”的办法，走强国富民之路，不是靠政治和阶级斗争取得的致富，争论很大，战争冲突仍会不断。

但只要我们中国站得稳，世界就不会摇摆；只要我们中国站得高，世界自然会跟着来。例如我们和俄罗斯的友好，既有现在的背靠背，还有过去的面对面。2024年3月13日“观察者”网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接受俄记者专访时表示，“武器用来使用的”，在俄罗斯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时，俄罗斯随时准备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这联系1969年苏联要对中国扔原子弹，我们毛主席把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策略拿过来古为今用。毛主席说：你敢扔，我8亿军民就敢反击，还搬到西伯利亚去，也近。

也许这对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有影响：他之所以向普金建议把莫斯科首都搬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如果普金向乌克兰扔原子弹，莫斯科离乌克兰近，北约也会向莫斯科扔原子弹。

2024年3月14日“观察者”网记者闻一哆发表的《“把中国踢出局”，英国460亿英镑核电站可能烂尾》一文报道：“2017年8月31日，现年66岁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美国公民艾伦·何因，在没有得到美国能源部授权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外非法从事或参与特殊核材料的生产或开发违反了《原子能法案》，被判处2万美元的罚款和24个月的监禁（包括一年的假释）。根据美方的起诉书，艾伦·何是一名核工程师，受聘于中广核担任技术顾问，同时是特拉华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所有人。曾在西屋电气工作的艾伦·何被指控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4月，与其他人共谋或参与在中国开发或生产特殊核材料，而没有得到美国能源部长的具体授权，同时，他还帮中广核在美国招募民间技术专家，提供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美国的联邦探员们因此认定，艾伦·何提供咨询服务的行为相当于成为核间谍，他在聘请核科学家教授中国核工程师商业反应堆方面的问题时，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行事”。

记者闻一哆说：“艾伦·何如果真的是核间谍，其向中国企业提供咨询的服务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两万美元罚款，24个月监禁（还有一年假释）的判罚似乎又在说，他所犯下的罪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联想到近些年美国政府在学术界对华裔华人科学家发起的猎巫行为，这场发生于2017年对艾伦·何的逮捕和指控，更像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打压”。闻一哆说得很对。

再联系近来从华为到Tik Tok，再到电动汽车，随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保守主义的抬头，欧美国家在“把中国踢出局”这件事情上，正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现在我国已经强大，对欧美的打压不怕。就是1959年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我们国家也能靠自力更生研究原子弹。1964 年10 月16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不就震惊了全世界。不过记者闻一哆说的这次把“把中国踢出局”事件，还涉及“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美国公民艾伦·何因”，而联系到我国台湾地区，那么台湾地区的科学发展又如何呢？

2024年3月16日“观察者”网发表宁南山教授的《半导体产业如何支撑台湾人生活水平--台积电每年竟然能录用台湾出生人口的2%》一文报道：“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2023年7月3日披露的数字，2022年台积电台湾地区非主管员工平均薪资为316.7万新台币（为72万人民币），中位数薪资为243.5万新台币（55.3万人民币）。不仅是台积电，台湾还有联电，力积电，世界先进这些世界前十半导体代工制造企业。另外台湾还有以联发科，瑞昱，联咏为首的一大批芯片设计公司，这个行业薪资很高。以联发科为例，其在台湾招聘了大约2000名2022届毕业生，硕士薪资200万新台币起（大约45.5万人民币），博士薪资250万新台币起（大约56.8万人民币），而这2000人也相当于台湾2000年出生人口的0.6%了。而在以上之外，尚有例如康师傅，捷安特，台化集团，华硕，宏碁等企业。由于台湾的半导体卖到全球市场，因此作为台湾的学生，其实只要学习稍微努力一点，相对大陆学生来说更容易拿到高薪的工作”。

由此，宁南山教授说的如何统一台湾地区的办法是：“想办法在统一前，把台独势力的钱袋子打掉，这对中国大陆以后开展任何工作都是大大有利的”。他说的道理是：“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政权最后崩溃往往是财政出了问题，打击台独的财政收入，不要说搞武器装备和军事建设了，整个台湾社会内部自己都会出问题”。因为“半导体也是台湾薪资最高的行业，全台湾上市公司非主管薪资水平最高的企业大部分来自半导体行业。因此如果台湾的半导体行业没有了，包括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等产业衰退了，这意味着台湾头部高薪公司大部分都会消失，剩下的制造业企业中全员薪资水平较高的就不太多了。像台湾的显示面板行业，在韩国大陆企业竞争下持续亏损，就提供较高薪资的能力就逐渐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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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教授还说到一个怪现象：“到现在为止，台湾在疫情这几年，半导体产业因为全球需求上升而出现迅猛增长。如作为半导体产业标志的台积电，营收从2019年的346.13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693.5亿美元；净利润从2019年的111.69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269亿美元，竟然是四年前的两倍多。在半导体产业带动下，台湾地区人均GDP从2019年的2.59万美元涨到了2023年的3.23万美元”。

那么我国大陆半导体产业70多年来是如何发展的呢？2024年3月14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赵广立发表的《力更生，“从0到1”──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记》一文的报道，可以作参考。

科技拔尖人才对科技兴国有啥帮助？该文列举了留学回国从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25岁的王守觉，到王守武、黄昆、汤定元、洪朝生、谢希德、成众志、高鼎三、林兰英、黄敞、吴锡九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陆续回国，奏响了我国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技术事业自力更生的序曲。为啥不是从解放战场上回来的工农民革命战士？因为人类社会的分化，也像人体的器官、部位，虽是一个统一整体，生而平等一样供血，但功能分工是不同的一样。

1954年国外半导体研究较快发展，商品晶体管出现，而西方国家对我国严密封锁，我国无法直接进口这些产品或相应的材料。黄昆、王守武、汤定元、洪朝生等4人一起合作翻译了苏联半导体权威学者约飞的《近代物理学中的半导体》一书，并于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上半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开设“半导体物理学”课程，由他们4人合作讲课。1956年新中国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四大紧急措施，由中科院承担。

1949至1956年间王守觉从同济大学毕业，几年里两易工作后，调中科院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他从做研究到在生产单位做设计，已然成长为一个视野开阔、经验丰富的杰出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守觉在他的学生眼中，有“超级睿智，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超强的记忆力和极强的自信心”，“比常人要聪明得多，很多知识是王先生自学的，王先生较少记笔记，听过看过就记住了”。1957年9月王守觉赴苏联科学院学习，短短半年时间就很快对半导体电子学器件的设计、制作和性能测试有了深刻认识。结束学习回国后于1958年9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1960年后我国科技、经济等多个领域同时陷入中苏交恶与西方禁运的双重封锁和冲击之中。彼时，我国科技人员只能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了解国际上在开展哪些研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为我国半导体和电子科学事业开拓者们唯一的道路。

然而王守觉等带领团队，转攻硅平面工艺，向高性能、小型化的硅器件发起“冲锋”，硅平面晶体管、国产光刻胶、器件封装材料、扩散炉、光刻机、压焊机、真空镀膜设备、晶体管测量仪等材料设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集成电路只差“临门一脚”。而我国硅平面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使得国产电子计算机采用集成电路的时间仅比国外晚了两年。可见强大的祖国，只要“以下推尖 以富帮穷”总能翻身，中国的科学是可以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

类似诺贝尔靠科学孕育，锲而不舍找突破口偶然成功的一样。智力在科技上，具体表现如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中的一些公式、定理、定律，虽是人们发现的，实际它们有些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存，不以天亡。有些人干出科技发现的事，不是全由别人的指导或生活的逼迫，而是智力在引导。科技致富的财富属于人类，也属于自己、属于国家，因为最终要靠社会的接受、人们的承认，所以国家用税收的形式，对富人远远超过平均人收入的财富，征收高额比例的税费，以补贴低收入的穷人，是合理的，也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所必然和必须走的道路。这与“打富济贫”不同，而是人类社会健康的自组织行为。

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人类命运动力学的四次解放，出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化等之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不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极大迷失的时候，打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无疑是人类命运动力学珠峰映射“利器”类似的刃口，是需要加钢和淬火等特殊金属加工处理才构成的。它与政权和政权人物不同，政权人物是社会的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的表现。政权人物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暴力夺、一种是选举上。政权和政权人物后面一般都有“智囊”或“智库”，但是不是“利器”，就要看效果了。

因为政治与科学纠缠，任何一个科技强国成长分层，打造“利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科技生产要能持久创造财富，也有“精加工”和“粗加工”的区别。由于到城市打工的收入，普遍比农村搞没有高附加值科技专利用于的农业生产的人高，造成原来农村的劳动力实际转移到城市，使很多地方农村荒芜得并不合理，这对将来国家解决不具有吸引力就业的人群，有很大的难度。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说明从找极其尖端的前沿基础科学的原理，也在转向重视前沿科学原理造福于人类的应用，那么中国教育改革大学以下深化考试招生的制度，文理不再分科很有必要。社会生活环境，像已消失的我国私塾一样，是不分班级混合的；职业分层消失中不消失，要大多数人安分、守纪，每个人就要认清自身的智力发展程度、努力程度；社会做到力所能及，各尽所能、力所能用等，这就需要实行“忍”与“狠”。

“忍”是指不要像“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那样对普遍性、世界性认可的前沿基础科学原理，一味搞批判；大学以下教育要“忍”，要让有智力能力的孩子分层初步掌握这些知识。“狠”是指类似实行极為严格的本土性和地域性不可超越分层竞争教育模式，数理化生课程按从易到难，聪明的学生可以很快学完。反之，如果认為你不合适，不能进一个很好的大学，也允许人用智力造福自家，造福国家，各得其乐。很多知识教育，是靠“孰知”；而熟知，常类似神经科、牙科、眼科等专科疾病，带本土性和地域性。所以人类社会的私有化，正是从类似角度出发的。美国比俄国还有更多包容──早在1897年，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受重创，但南北战争仅仅过去32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和GDP就成為世界第一。为啥？因为虽然欧洲还是看不起美国，觉得美国人没文化，也没有科技。他们嘲笑美国历史上曾经教育品质低下，但二战之后，美国科学技术开始突飞猛进，一举超过欧洲。

因为美国的包容，吸引全世界人才，为美国培养人才。如英国逼死几乎是可以与牛顿相提并论的大科学家图灵，而美国却可包容，为美国的导弹技术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的纳粹犯冯•布劳恩。美国科技分层“利器”人才，为个人和国家带来财富后，用于国家公益事业和世界“称霸”；如何缴纳税收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听说。

那是2008年我们听一个在家乡四川盐亭玉龙镇出生的熟人，他的儿子“钟鸣”说的。“钟鸣”1978年生，3岁上幼儿园时，我们一次发现他是一个“学霸”：那时我们在盐亭县科协工作，下班回家之余，实验同他上幼儿园的自家儿子女儿智力──如买的一些儿童科普书，其中如说“细菌”的坏处，就教说“细菌狼”。有一次带他们上幼儿园，遇到才3岁的“钟鸣”，他知道很多科学名词。令人惊讶的是，他能说围绕太阳的“九大行星”的名字。我们的孩子比他要大些，但教“九大行星”的名字，始终记不住。后来“钟鸣”在绵阳市里开始上初中，听说不到两年就考起南山高中，又不到两年考起西安交大。

读大学时成都有次全国足球比赛，听说后，“钟鸣”居然买火车票到成都观看。大学毕业“钟鸣”考起北京邮电大学著名数学家杨义先教授的研究生，后到美国留学读博。毕业后在美国硅谷“谷歌”就业，2008年他回绵阳探望父母，27年后我们在他父母家再次遇到他。其中谈到他的收入，他说在美国，一个家庭平均每月每人的收入在5万以上，按规定，要给国家交40%的所得税。他已经达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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