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康展望藏学研究的发展

源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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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意义。
　　不管是基于“语文学”还是超越“语文学”，首先都要把语言学好。梵文对藏学研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鼓励学生至少学习几年梵文。在中国西藏、尼泊尔、日本等地的寺院都发现了不少梵文写本，这些过去被认为已经丢失的珍贵文献，现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语言则是进入这些领域的钥匙。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再来比较不同的文本，考察文本的流传历史与思想内容等等，就可以来探讨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问题了。
　　佛学与藏学研究中，最受争议的恐怕是有关“怛特罗”（Tantra，密教、密续）文本的研究方式，您如何看待文本释读与修行实证的关系？
　　范德康：我觉得从事“怛特罗”或者说密教研究的学者，多少有些实修经验会比较好。如果完全没有修行或者修行经验很少的话，所做的密教研究恐怕就不是“密教”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阅读密教文献与阅读因明等显教经典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前者，没有实修经验的时候往往很容易误解各种术语，甚至文本的阅读、翻译、注释等等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因为那仅仅是一种“口说”（talk），与密教本身的宗旨相违背。
　　所谓“怛特罗”其实是修行的文本基础，是用于指导实证仪轨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怛特罗”进行纯粹的“语文学”研究不是很富有建设性，因为很多文本没有什么“语文”层面的意义可言。所以，我觉得密教的文本研究应该与灌顶等宗教仪式相结合，并进行一定的如法修行。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实修了之后就不再想翻译或研究“怛特罗”文本了。当然，包括宗教研究在内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很个人的，从事“怛特罗”文本研究的学者肯定也有自己的考量和喜好，无可非议。
　　密教学习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实践修行需要依止特定的上师，不能自学自修。这是因为很多修证行为对身心都有影响，如果初学者没有得到恰当的指导的话，恐怕会损伤身心。所以，密教修行一定要依止资格具足的上师。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找到资格具足的上师呢？一些自称“上师”的人并不具有“招生”资格和能力，如何辨别？这些问题倒是可以通过“看书”来解决。在“怛特罗”系列典籍中，几乎每一部都会有一段关于如何寻找具足上师的内容：学习者首先要对老师进行全方位考察，只有发现是资格具足的、适合自己的好老师时，才能请求他来指导；而一旦确立了这样的上师为依止，就需要以全身心的敬仰与信任来跟随其学习。同样，几乎每一部“怛特罗”中也会有专门一段内容讲述老师应该如何考查学生，即上师也要考查弟子是否具有良好的资质与能力来接受自己的指导。这是一种双向的考查，双方都要确认对方是否“够格”。在传统的承续中，严格的收徒与发心是堪比生命之宝贵的承诺。
　　所谓“宗教研究者应该与宗教保持距离”的说法并不恰当，我认为应该亲近宗教，至少要怀有同情与同感，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天主教徒，恐怕就不会从事佛教研究，因为对完全不认同的思想文化，没有理由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当然，我们都知道把《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翻译成法语并著有《印度佛教史》的著名学者艾蒂安·拉莫特（tienne Lamotte）是天主教神父，在天主教的鲁汶大学教授希腊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我研究佛教的一个原因是强烈的认同感，我觉得佛教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一些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在欧美受到追捧的原因主要是其神秘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范德康：藏传佛教在欧美受欢迎的原因，与其在中国、日本受欢迎的原因完全一样，就是所谓的“神秘”。一位稍有名气的藏传佛教喇嘛不管在北京、成都、台湾、纽约、波士顿、柏林、巴黎，都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听法会。不管在哪里，大多数人都是冲着“怛特罗”（密教）、神通、异文化等等而去的。
　　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很多人说修习了多年的密教后获得了特殊乃至神秘的体验，事实上一个人如果长期反复练习同一件事情，比如练习十年小提琴，我相信他也可以获得一般人达不到的特殊体验，如果稍有音乐天赋的话，就可以成为具有特殊能力的小提琴家。很多人在修习密教多年后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收获，但那并不神秘。修行就像练太极拳和中国功夫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有人像当时的李小龙一样常年练功，但毫无疑问的是，李小龙那般天赋与勤奋具全的人是极少的，所以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李小龙。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东南亚的很多华裔，特别是商人，相信通过向财神等祈祷就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神通，可以帮助他们赚取更多利润，所以常常捐很多钱给云游来的喇嘛。这些喇嘛则往往把钱带回尼泊尔、印度等地，建立大寺院，于是华裔成了事实上的最大施主（出资方）。商人的祈祷是否应验我们不得而知，但施主肯定得到了某种好处，否则他们不会持续捐钱。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相互影响关系如何？
　　范德康：藏传佛教对汉地的影响较大。但反之极少，不管是教义思想还是仪轨实修，汉传佛教几乎从未对藏传佛教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虽然传说唐朝的文成公主把佛教带进了西藏，文成公主本人很可能是佛教徒，也很可能对当时的贵族阶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就我们所见到的文献资料与佛教徒的修行活动来看，没有什么汉传佛教的影子。
　　确实，在八世纪至九世纪初，有若干部汉文佛典被翻译成了藏文，但其中大部分的原本是梵文或俗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传佛教经典；公元850年左右，一些禅宗传记被翻译成了藏文。这些零星的翻译并未影响藏传佛教的发展轨迹。
　　更有意思的是，在蒙元时代，有史料记载，很多汉人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但是没有一位藏族人向汉僧学习、在汉地寺院出家。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藏传佛教整体的知识水平、教育体系以及修行传统很大程度上要高过汉传佛教，所以能吸引汉人。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所以，也可以推测在元代产生那种情况的原因是个人的爱好倾向，就像现在的汉人仍然对藏传佛教比较感兴趣，而藏族人对汉传佛教并没有什么兴趣。历史与当下情境可以是相通的。
　　也许你会说，在元朝，有很多藏传佛教喇嘛到北京等地来传法，能说汉语，不可能不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文献依据或者考古证明。
　　所以，就目前的史料与研究来看，这样说可能更公平些：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是两种平行发展的佛教传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交互影响。
　　国际藏学研究现状如何，取得了什么进步，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范德康：藏学研究在过去的五十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1960年以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只有极少数图书馆拥有一些藏文文献。这一情况在1960年后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其后藏文资料才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印刷出版。在中国，虽然“文革”期间暂停了一段时间，但稍后就恢复了。在印度，藏文文献的出版早已形成巨大的产业。尼泊尔和不丹也有一定的出版规模。就像在一夜之间，大量的藏文冒了出来，而且学者可以比较容易获得这些出版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像我这样的西方学者对西藏研究的兴趣。
　　现在关于藏学研究的各种国际会议很多。例如，2013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藏学大会，有五百多名学者出席。我参加的第一届国际藏学大会，那时称为“青年藏学家学会”，1976年在瑞士举行，只有三十人左右。这么一个小小的组织和会议，在几十年间居然扩大成了现在会员数量惊人的“国际藏学学会”（IATS）。
　　总体来说，藏学研究曾经是佛学研究的一部分，在日本、欧洲、美国都是这种情况，绝大部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都是从研习佛教的角度来进行的，或者说佛学研究中的一部分学者的关注点是藏传佛教。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藏的社会思想政治（史）本身感兴趣，包括一些日本学者。对研究西藏社会政治（史）的人来说，很难获得拉萨、北京、沈阳、台湾等地的档案馆资料，不仅外国人很难获得，中国学者也同样难以获得，甚至更难。这至今是巨大的遗憾。事实上，很多档案馆的历史文献没有什么“敏感性”，与当前的民族政治等等毫无关系，只是大部分管理人员不知道那些材料里有什么内容，于是就成了不可公开的“秘密”。
　　一般来说，藏族人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是开放的、欢迎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极少数藏族人并不喜欢外国人去接触他们的历史与文化，这本无可厚非，与所谓的“神秘主义”也毫无关系。“香格里拉”的传说是西方人制造出来再输入西藏的，起初带有浓烈的西方殖民东方的色彩，《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一书后来也被翻译成了藏文。这其实就是美国人常说的“匹萨效应”：匹萨本来是由意大利人引进纽约的，结果被美国人做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然后居然还把变了样的匹萨成功输入进了意大利，现在连罗马都有必胜客餐厅了！
　　如果说西藏是神秘之地，那我的荷兰也是；如果说西藏文化是神秘的，那我的荷兰文化也同样神秘！其实，哪有什么神秘，就是互不相同的文化而已，就像你和我看起来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