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现象解读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教鹤然

---

　　地域与空间视角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生动的观察方法，地域文化的研究素材和眼光都是为了丰富文学本身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我们选择以哪一种地域因素作为研究切入点，都不能游离于文学之外，避免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变成文化地理学素材和史料的堆砌。
　　西方地域文学理论的渊源可追溯至18、19世纪之交，法国评论家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就曾对南北方文学加以区分，文论家泰纳进一步将“环境”纳入有利于产生文学的三个根源之一，可视为关于地域空间与文学创作间的关系初探。至19世纪末，“文学地域主义”或称“地域文学”在美国兴起，以梭罗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开创了具有典型美国本土风格的文学写作。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迎来南方文学复兴，美国文学作为重要的区域文学研究对象也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域。此后数十年间，欧美学界迎来以文化地理学为主要支脉的人文地理学的勃兴与发展。50年代后期，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等经典进一步引领学人思考地域空间与人类精神居所之间的诗性联结，此时段关乎西方地域文学的理论成果至今仍持续影响着后继学人的研究实践。
　　以西方地域文学理论发衍流脉为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学地域性的思辨早在两汉时期即初露端倪，西汉戴圣关于“子路问强”的表述已注意到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而形成南人与北人的不同文化性格，班固亦注意到《诗经》不同篇目的产生与当地特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晋南迁后，南方文学形成一派特色鲜明的文学系统，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对文学的地域性差异较前代更为敏感，刘勰即明确注意到《楚辞》与南方地域文化的关系。自南北分野后，许多人开始关注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至唐初，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逐渐形成系统。

中国地域文学理论兼具中西渊源
　　显而易见，以地域文化视角思考文学复杂性的意识在中国的初现与西方地域文学理论的形成，均得益于差异性的文化背景，但20世纪初期近现代中国地域文学意识的萌芽却是兼具西学影响和旧学渊源双重精神养分。
　　鸦 片战争之后，在西学东渐的思想浪潮中，如《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地理作品的出现为清末民初对文学、文化和文明与地理的关系探讨提供了必要理论基础。而近现代中国关注文学地域性问题的先驱梁启超，其对文学地域性的关注既基于深厚的旧学传统，也涵纳丰沛的西学精华。他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即已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观点，其地理决定论还受到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博克尔《英国文明史》的影响(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起点》)。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又论述了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密切关系，次年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系列文章，全面综述中国地理与文化、文学的关系，完整呈现其地域文化观念和理论体系。梁启超之后，陆续有其他学者关注地域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的可阐释性联系，自觉将地域文化的差异与现代文学的形成相结合的文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意识的初现得益于清末民初外来文论的滋养，进而在本土现代化进程中，因研究者不断尝试与探索而得以生发延展以至渐臻成熟。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学空间及区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在南北之辩中逐渐升温，80年代后期，对于文学地域性的学术争鸣则更进一步趋近繁荣。学界学人即已初具将文学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不仅要重视“强烈的地方味与‘文化味’”，而且要审慎梳理“‘文化味’、‘地方味’较强的作家群”。
　　在文艺研究领域，同样兴起了地域性研究视野。1986年，金克木就曾明确表示新时期应将文艺研究扩展到地域性研究范围中。90年代，严家炎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以及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将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推向系统化和成熟化。后辈学人在此基础上也持续为地域、空间与文学生产交互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助力，各地区域文学史著、区域文学研究专著和文学地域性研讨会议仍方兴未艾。可以说，从20世纪末至今，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一直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视角之一。

当下研究应以文学复杂性为重
　　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发展衍变至今，也存在着发人深省的问题。首先，近现代中国对于文学和地域的关注可以与西方的相关理论找到契合点，这也成为许多研究者善用西方文论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的重要依据。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视域并非本土原生产物或纯粹的“舶来品”，因此西方文论的运用不应遮蔽中国不同质态地域文化的非均质化风貌对于文本和文风的养成，更要避免在论述中过度依赖西方经典地域文学理论，最终丧失了阐释中国经验的说服力和合理性，使文学研究流于地域文化理论的僵化套用。
　　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兴盛的将某地区文学及作家与该地区文化建立对接阐释关系的固化研究模式已经逐渐显露问题。的确，文学研究并不能仅限于文学文本，在此意义上倡导文学地域性研究，是在文学文本周围寻找另一种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可能。我们可以根据文本形成的地理环境，对具有某种共通性或差异性的文本加以分类和区别，也可以通过对特殊地域风俗的考证，加深对相关作品的再认识和再解读，还可以通过作家创作的时空背景及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探寻作家笔法和风格的养成，更可以将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宽，关注如李碧华、黄碧云等作家笔下建构的香港城市空间，如朱天心等作家勾描的台北城市意象等。但是，这种阐释模式并不能在普遍意义上适用于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和文本，倘若作家的个性能动因素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因素，以地域文学研究视角切入研究就难免会存在对作家内心精神世界丰富性的限缩和简化的嫌疑，进而偏离甚至遮蔽作家文学生命的本质。
　　因此，亟待我们反思的是，以地域空间文化视角作为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的方法，并非要求研究者仅将视域限缩于寻找现代地域文学经典作品样本，或将具体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进行印证与对接，而是引领我们将研究眼光放置于大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中，以地域文化作为阐释现代文学现象与内涵的研究理念，在中外古今的对比和参照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地域及空间文化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当我们面对地域、空间与文学这一宏大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其内部可能的阐释活力和生命力，同时也要看到其潜在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语境下，地域、地方、地景、空间等一系列文化地理学概念应当从具体文学研究内容中脱形，并进一步构成抽象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当我们翻阅差异性个体对于不同城市的不同时空记忆时，可以通过地域空间文化语词勾连线索，在都市形成的时空进程内，寻找到不同作家想象建构的共性联结点，也可以从个体经验中抽象出乡土与都市的转变、现代化对地方与空间的影响等富有张力的研究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域与空间视角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生动的观察方法，地域文化的研究素材和眼光都是为了丰富文学本身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我们选择以哪一种地域因素作为研究切入点，都不能游离于文学之外，避免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变成文化地理学素材和史料的堆砌。目前，学界关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并没有通行的称谓，混乱的称谓背后则是这种研究在核心选择上的摇摆。到底是以文学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为核心，还是以地理的文学性处理研究为核心，这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学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信条：使文学连通“地气”》)。
　　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发展至今，虽然不乏断裂和黏滞，但也充分展现了其活力与潜力。我们在重新审视现当代文学地域性探讨时，应该始终保持以文学复杂性为源，以地域文化作为重新进入现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与复杂研究场域的方法，拓展和开放文学研究的内部格局，建构现当代文学更加有效的阐释逻辑。

＠　联系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