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城记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0:45:23

文/王小山

知道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将要经过扬州时，我猜，这一定和扬州深厚的人文背景分不开，虽然扬州人自己开玩笑说扬州最出名的只有“瘦大个”，也就是瘦西湖、大明寺和个园，但实际上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孤帆远影，唯见长江，二十四桥明月夜，天下三分明夜月，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面点、扬州评话、扬州民间那么多绝活，如果搞得好，扬州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旅游城市。当地的朋友说，目前扬州旅游也发展还不够理想，虽然扬州也有“烟花三月”等旅游项目，但城市小，接待能力不强，而且目前扬州搞的还是观光式旅游，没有行程互动性项目，附近的外地旅游者一般呆一天就会离开，对扬州经济发展帮助有限。不过，扬州人还是继承了传统的人文色彩，起码对名人传记相当热衷，我的同事说，他2005年到扬州的时候，各书摊都贴出纸条，写着“《他改变了中国》已到货”，就可见一斑。这里似乎人人都是学问家，一个蹬三轮车的，路过某古迹，也会跟游客说“这是当年韦爵爷韦小宝的老家丽春院”，逗人一笑。

问题还是存在的，尤其对旅游来说，只说餐饮，扬州各饭店显然共性大于个性，古人说起人生理想，其一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到扬州做什么？看美女，吃美食，现在，扬州美女依然满大街都是，但美食就不多见了，90%都是淮扬菜，即使再爱吃的人也不可能天天只吃一种菜吧。当地朋友想了半天，带我去吃了一家素斋，也未见佳；第二天，强烈要求下，另一个朋友带我去吃大排档，胡氏龙虾，大家都对小龙虾津津有味，我独看好一盘腊肠，味道上佳，大快朵颐了一番。

旅游产业建设是件相当复杂的事，任何一块短板都会伤害它的成长，但愿下次到扬州能品尝到更多美味，能见到扬州的各个景点游客盈门。扬州老话既然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说法，那么把这种舒服惬意的生活方式传达给游客，应该不难。扬州剃头匠和修脚师傅遍及全国，孜孜不倦地替扬州扬名，可惜，扬州三把刀中，理发刀和修脚刀外的另一把，厨刀，目前名头低落，就说在北京，淮扬菜也被上海菜压得抬不起头来。

扬州的经济状况目前在江苏排名并不靠前，但整座城市给人的观感却很好，走在扬州街头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素雅和洁净，看得出来是请过明白人专门规划过的。我到过中国的城市至少有100个，城市建设很差的城市就不说了，就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建设很好的城市，也无一例外堆满了花花绿绿，只适合拍黑白照片。扬州不同，沿街的房子格调基本一致，没有大红大绿的杂乱色块干扰视觉，绿的是树木，是草坪，白的是建筑，基本如此。当然，和所有城市一样，进入到胡同内部，建筑质量就明显下降，都是把好钢用到了刀刃上。

2004年，FLASH高手老蒋找到我和几个兄弟，说有个玩具厂想推出自己的品牌，要请人写动画短片，以他们生产的玩具做主人公，老蒋是动画片高手，有他撑着，我们当然有胆子答应编剧，一共做了20集片子，就是扬州钟艺玩具公司的《笛莎拉波娃(wiki)娃》。我对现在扬州的第一个认识就来自钟艺公司，一个民营企业，居然有意识用动画片方式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让人格外惊喜，不得不佩服扬州人的眼光。

扬州有1000多家长毛绒玩具生产商，据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长毛绒由中国生产，而中国三分之二的产量出自扬州，长毛绒玩具生产已经成为扬州经济的一个特色产业。不过支撑着扬州经济的还是化纤等大的企业，至于传说中的“光谷”，LED产业园，还在建设中吧，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扬州自古就是商业要地，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可惜的是，由于和上海的距离略远，得到上海的辐射不像苏南地区那么直接，而距离很近的南京，经济上也很难给予扬州更多影响，使得扬州的发展速度相比苏锡常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不过，随着润扬大桥的开通，扬州的发展也有了新的机遇，当地朋友预言，未来三年，扬州经济将会有很大的飞跃和提升，三年后再来扬州看看的话，相信牛起来的就不止是房价了。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0:54:59

文/陆南

大屠杀时期的救助者拉贝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南京不可能忘却，他被赋予了帮助这个国家记忆或清晰或模糊历史的角色。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人都要被集体唤醒，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里表达愤怒和同情。但是除了悲伤南京还需要生活，还要思考城市的未来和命运。

5月27日的奥运火炬传递在哀悼地震亡灵中开始，这符合南京的气质。全国的文人们经常忧郁地说，南京是座悲伤的城市。

在中山陵背面的一座公墓里，坐着一个同样忧郁的小伙子，他在墓园里踱步，遇见了我。我以为他知道这里的历史，要和他交谈，但他告诉我，他只是心情不好，在这个寂静的墓园里转转。

你必须穿过中山陵的喧闹，绕过钟山，才能到达这座罕有人光顾的航空烈士陵园，他建于1932年，后因埋葬二战中国战场上牺牲的中外飞行员而存在。1937年的笕桥空战，中国军队创造了击落敌机6架，本方无损失的记录，蒋介石把这一天（8月14日）定为空军日。后来，江山易主，公墓的8月14日也不再是节日，只剩下静静躺在这里的飞行员们，和每年来给他们献花的惦记者。

吴先生带着他的儿子到这里散步，他住在紫金山脚下，步行可及。每一次来，他都会矗立在写着牺牲者姓名的黑色大理石碑前，仔细看那些风华正茂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曾和中央大学的女生们联谊，是众人倾慕的对象，但战争开始后，从航校毕业到最后牺牲，这群空中精英的平均寿命只有6个月。直到有一天史沫特莱在重庆看到了一架孤独的飞机起飞拦截日本轰炸机群。他只是孤独的一架，此时是1940年。史沫特莱说，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在南京，没有诗歌，有的是记述他们的文字：“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吴先生说，他每年8月14日的时候都会到这里来给英雄们献花，黄色的菊花，一个墓碑一朵，还有人会带一些祭品，放在战士墓前，“有一次看到一家人来给他父亲上香，他们找到了父亲的名字，所有人抱在一起哭泣，这里很安静，哭声让人觉得心酸。”

这是一座悲伤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哭声确实让人悲痛。经过大约60年的岁月，第一批埋葬的烈士被1937年侵占南京的日本人抛尸荒野，而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飞行员，则在1966年8月再次被红卫兵凌辱，他们依据的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留下了现在这座没有任何遗骸的墓园。这些被侮辱的人来自中国、美国和俄国。

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要纪念，这里在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2005年的“破冰之旅”后，渐渐得到较好的修缮，但仍然人迹罕至。对于南京来说，他还有更大的悲伤要说。

从航空烈士陵园穿过南京城，耗资3.28亿元重新修缮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人头攒动。这里已经成为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免费参观场所。

虽然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仍有争议，但一走入这个设计现代的纪念馆，就看到墙上赫然写着300000的数字，对着这样的数字，人们很难不把南京和悲伤联系在一起。大概也很少有中国城市，人们直接用他的名字拍成电影、电视，而讲述的几乎都是大屠杀的故事。

纪念馆中的人们被震撼了。他们开口说话时显得义愤填膺，“日本鬼子”四个字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表达中，他们不是南京人，在这里感觉到的却一定是南京的悲伤。

而南京人呢？他们从小就被不停地告知，要记住历史。“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不停地到雨花台、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同学们排成一排，回去以后写作文，大概南京人写爱国主义作文是全国最多的吧。但南京人是全国最愤怒的吗？他们是最民族主义的吗？我想不是的。”南京人彭真强说。他19岁离开南京，现居北京，此后一直惦念他的城市，他不喜欢回忆这座城市被六次屠城的历史，而只记得他的漫天梧桐。

这座历史古城，很难表述自己的历史。六朝古都，人们说，都是短命王朝。民国春秋，人们轻描淡写他的过程，只记得一个落魄王朝逃难的结局。

在共和国的坐标里，东北是长子，北京是光荣所在，上海代表了中国的现在，深圳是梦想成真的城市，只有南京，悲伤的城市，被放在那里，纪念历史的悲伤，做共和国胜利的注解。

南京唯一被着力书写的历史是孙中山。在奥运火炬传递的路上，我看到了大大的标语，上面写着：中山伟陵，大气磅礴，博爱精神，和谐天下。中山和和谐，历史在这里找到了连接点。我还看到了总统府，南京人问我，你相信这是总统府吗？我说，有什么不信的，只是看着挺朴素。了解以后才知道，总统府现在是江苏省政协的产业，听起来倒也门当户对，算是又一次历史的对接吧。

2005年江丙坤访问南京，临行前说：“这次真是太感动了，没想到中山陵这么雄伟庄严，没想到南京百姓这么热情。”记者SUN当时在采访的现场，她说，南京人对国民党的亲切在那一刻表露无遗。很多市民接受采访时都显得兴致盎然。

不知道他们是否怀念1937年前的南京，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斥着以“中央”命名的地方，现在的经济排名江苏省第三，位列苏州、无锡之后。在南京还是首都的年代，上海、南京和杭州被合称为“宁沪杭”，后来这一称谓变成了“沪宁杭”，再后来，杭州人把它改成了“沪杭宁”。

但南京的生活节奏依然如此缓慢。和总统府相隔不远，是南京的1912酒吧街，人们在自己的座位上高谈阔论，笑声连连。这座城市无论是茶馆、酒吧还是咖啡馆，都显得吵闹无比。南京人自豪地说，南京是一座休闲的城市。可能是因为不喜欢这种休闲，作为全国大学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很多人在这里上完大学匆匆走了，但也一些人留了下来。SUN说，留下来的原因只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气氛，南京人很好，很本分。

当你从南京的窗口眺望，你只看到这座城市触目可及的绿色，没有时间停留，你只需要呼吸。大屠杀时期的救助者拉贝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南京不可能忘却，他被赋予了帮助这个国家记忆或清晰或模糊历史的角色。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城市的公民都要被集体唤醒一次，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人们在这里表达愤怒和同情。但除了悲伤，南京还需要生活，还需要思考城市的未来和自己的命运。

南京不悲伤，他只是匆匆地活着。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0:56:21

文/胡贲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火炬传递传统开始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的奥运会。代表团组建之后，先是于5月31日拜谒了中山陵。6月23日，在中山东路和黄埔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励志社总部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接见了全部85名代表团成员，并发表训话。然后，这些身着统一配发，印有“1936，China”字样西服礼帽的男女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们，从这里出发前往柏林，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正式的奥运之旅。

4年前，当刘长春“单刀赴会”代表中国而非“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时，国民政府已经承受了太大压力──在奥运会这个世界各民族的竞技场上，怎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呢？

代表团的运动员都选拔自3年前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本打算于1931年举办的中国第一次体育盛事，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迫搁置。但到了1933年，随着东北战事的暂时平静，经济的逐渐复苏，国民政府觉得有必要组织这场全国运动会来提振士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当时，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在报道这场新鲜的盛大派对。上海和南京新出现的仕女杂志（类似于现在的时尚杂志，以大幅美人照片为封面）连续数期都以长相甜美，身手矫健的女运动员为封面，而刚刚兴起的民营广播电台更是派出了各自记者，全程跟踪直播。

为了这届全运会，南京大兴土木，在“首都建设委员会”的督促之下，中央体育场建筑群从设计到竣工不到6个月。田径场、国术场、篮球场、游泳池、棒球场及网球场、足球场、跑马场……其中，田径场可容纳6万人，号称“远东第一”。其“建筑结构系用钢骨水泥浇注而成，看台下有房舍75间，可供3600人住宿，主入口处还有办公室、新闻记者及裁判员用房等。”

1933年10月10日，第一届全运会召开，在开幕式上，代表东北参赛的刘长春带领下，运动员和6万名观众一起高喊口号“收复东北，还我河山”，许多人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实际上，1936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经历最后，也是最好的阶段。这也是他们能有闲心组团参加奥运会的重要原因。就在中华民国代表团出征柏林奥运会的6月至9月期间，蒋介石终于平定了两广的反叛──这是最后两个公开宣称对抗中央政府的省份。从1915年开始，除东北之外的中国本土第一次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甚至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国民心态”上的变化。纽约时报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南京观看“双十国庆”的感受说，“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同样，当时声誉正隆的《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1936年的中国，在世界上颇有些“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经济史学家统计出来的1926-1936年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6.5%，而同期，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在大萧条中挣扎。苏联则处于“大清洗”的恐怖之中。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这还是中国数千年金融史上的第一次。

通货膨胀在早期总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点规律，直到战后的50年代才被经济学家菲尔普斯(wiki)发现。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国民都不可能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南京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城乡建设运动，今时不同往日，只要开动印刷机就能筹资。农民们则满足于从“大萧条”所导致的通货紧缩中摆脱，欢喜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1935年到1936年，整个中国真是风调雨顺，农业增产达40%。而过多的钞票涌向当时唯一的经济中心上海──这里的房地产，股票等一切资产价格迅速飙升，接踵而来的就是浮华一时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

当时的南京也是一片欣欣向荣，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首都建设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理念。直到现在，南京人都在享受着民国时期种下的数千株法国梧桐行道树的阴凉。南京目前有数百处民国建筑，其中中山陵、美龄宫、音乐台、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以及散布在中山大道两旁星罗棋布的民国建筑群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本符号，南京市规划局将134处民国建筑列入保护，其中，定为一级保护的民国建筑57处，二级保护的53处，三级保护的24处。南京还在大力推介“民国游”，吸引游人无数──其中很多是台湾人。

但谁都知道，1936年的国人和南京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在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重新归来的国民政府也无力重振南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现在的南京，读到当年规划者们的匠心独具。

许多人就此假设说，如果没有日本人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治下的中国将是怎样一副图景。除了法币和城市建设之外，针对农村，他们颁布了新的《土地法》，实行减租减息，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甚至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针对工商业，国民政府通过国有控股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政府大力投资于棉纱，纺织，矿业，交通等当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行业，乃至近乎垄断。到1936年，国营经济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12%。甚至还准备组建“国资委”──国家资源委员会，当时的重工业与资源密不可分，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振兴重工业。

假设终归是假设，即使没有八年抗战，也很难说国民政府到底能走多远。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各层官僚的腐败昏聩，而国民政府似乎也毫无办法。当国家的官僚机器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目的，而非执行民众意志的工具时。各种“愿景”也只能流于形式。《土地法》直到他们去了台湾，才真正实施下去，最终帮助了台湾经济起飞。国有控股银行对工商业的占领，需要发行大量国债，又大大挤出了民间资本，限制了经济活力。而“国家资源委员会”则几乎从没有真正运转过一天。

很难说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把原因归咎于“人”。他和他夫人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表面化的宣传攻势很快变成了一个笑话。他在1934年训诫全体公务员说，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并解释说“礼是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官员们显然没有听进去。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0:58:13

文/胡贲

到合肥的第一天，我坐在出租车上。刚上车，司机看着我脖子上的相机说：“乖乖，你这个相机要不少钱吧？”看我没说话，司机接着说：“这个是日本货吧？索尼的？”我下意识得回答：“佳能的。”司机说：“哦，那也是日本的，这是你工作需要还是自己爱好呢？”

“是工作需要就算了，自己爱好的话，还是不要用日本产品了。”司机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不是说绝对的不要用日本货，但同样的产品，能不用就不用。”他看着前面拥堵的交通，双手把着方向盘，“理性爱国嘛。”

这是当天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合肥人──之前除了一个北京司机之外，我还从没有在其他城市遇到过如此热衷于推销价值观的出租车司机。而相比那个喜欢炫耀自己多次让小日本从自己车上滚下去的北京司机，这位合肥师傅显然更懂得如何推销。我在心里感叹说：“真爱国啊，合肥”。

当然，这种抽样调查的方式是很不准确的。但合肥的草根网络名人戴小三证实了我的观感，他说：“我们合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我们合肥人的心是和中国紧紧贴在一起的。”

戴小三今年24岁，在网上是一名视频播客，因为制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合肥话评书和段子，在合肥的网络世界里颇有一些名气。今年早些时候，他录制的一个抵制家乐福的短片被推荐上了许多门户和视频网站的头条，他的影响力也从合肥扩大到了全国。这个短片的内容是，两个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在公园里谈情说爱，男朋友突然说，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也没有钱，你跟着我真是受苦了。女朋友很大度很体贴地回答说，我爱的是你，不是钱。男朋友接着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忏悔，我刚才在家乐福买了一包烟。女朋友突然站起来，甩了男朋友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说起这个段子，戴小三一脸的兴奋和激动，他说，“我被误解了！片子的最后我们打出了字幕，理性爱国，抵制家乐福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不要采取游行围攻等不和谐的过激手段。但没有人看这些字幕，他们看到甩耳光就关掉了。”戴小三没有参加4月19日抵制家乐福的示威，他认为“不理性”。

坐在他身边的同伴吴昊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不应该抵制家乐福，“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抵制家乐福，只有等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实力，到那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抵制了，因为不会有任何人敢于挑衅我们的民族感情。”这位上海财大的毕业班学生一脸严肃。

这两个人认识还不超过一周，现在，他们聚在吴昊的家里，为的是商量组织向四川地震灾区派遣第二批志愿者和捐赠物资的事宜──吴昊是合肥网友赴四川抗震志愿者后方留守处的负责人，戴小三则希望能跟着第二批志愿者前往灾区，一方面做一些“草根报道”，另一方面也能帮着干点粗活，抬抬担架什么的。

5·12大地震之后，这些合肥网友们常去的论坛里充斥了对地震的讨论，灾区的每一条新闻都牵动着网友的心。当天下午就有人在qq上建立了“512群”，从5月12日到5月19日，群里面几十个群友都在跟踪着地震的最新情况，“当时主要做的就是号召身边的人向灾区募捐。”群管理员小雅介绍说，小雅今年21岁，刚刚毕业，工作才几个月的时间，是一个好看，热心，善于组织和沟通的姑娘。

戴小三也加入了这个5.12群。于此同时，吴昊和他的网友们，正在筹划着往四川派遣志愿者帮助抗震救灾。先期的策划与商量，到了5月19日进入高潮──这一天，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512群的朋友们相约走上街头，在市府广场摆下了几千根蜡烛，号召广场上的人为灾民祈福。

他们清唱起《让世界充满爱》。歌声很整齐，许多女孩儿流下了眼泪，群里的活跃者之一陆军扛着扩音喇叭，开始了即席演讲，声音亢奋而激越：“……当天下午，温总理就赶到了现场，当天，我们的子弟兵就赶到了现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军队，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国家会更加繁荣富强，中国加油！！！四川加油！！四川挺住……”

陆军一边给我看当天的实况录像，一边解释说：当时很快就聚集了几千人。看，这些姑娘们都是路人，他们都哭了，这些横幅都是我们带过去的，他们主动拉起来打着……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这位22岁的年轻人充满自豪。“我们坚持了三天，每天都去广场上为灾民祈福。”那三天里，这位年轻人发表了无数场即席演讲，并一次又一次带领着人们高呼口号。

这时候，吴昊和他的网友们已经召开了筹备会议，加入qq群的网友们终于在现实中见了面。会议最终决定，派出12名各自有着不同技能的网友，其中包括医生，护士，退伍兵和汽修师傅。分别从铁路，公路，航空三路出发，前往灾区。

21日晚10点，这些网友们就分批踏上了征程。吴昊也非常想去──刚刚毕业的他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涯，本打算回家呆几个月复习功课，以便出国重新读一个本科学位。但回家之后，父母则坚决反对，他父亲质问说：“就你现在学的专业，你的本事，你去灾区能有什么用。”他母亲则默默流泪──“我是家里的独子，他们当然不希望我去冒这个险。”吴昊回忆。

吴昊最终决定留守后方──他在大学里学的管理，平时也是个军事迷，他家里也能拿出一套不用的房子作为“留守处”的办公地点，“我觉得我在后方更有用一些”他说。

最开始的两天一切顺利，吴昊“按照特种作战的规则”给前方队员们设定了“定时定点与后方联系”的方案，“这样，一旦和他们失去联系了，我们也能推算出他们到底在什么范围内。”

但他们很快遇到了问题，志愿者团队租用的一辆SUV，本打算只是用于前方大本营，让自己的团队即使没有帐篷和酒店，也能有片遮蔽风雨的地方。但SUV抵达四川的当天，就被有关方面临时征用了，用于给前方运送物资──自然，油费还得让他们自己掏。

这让吴昊一筹莫展，他自己只是个学生，前方的队员们也掏不出这笔钱。这时候，同时参加了两个qq群的陆军想到了主意，他们之前两天在市府广场的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能不能再搞一次募捐呢？”

在陆军的发动下，512群的人在连续三天上广场高喊口号，累得声嘶力竭之下，5月25日，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开始为吴昊的志愿者团队募捐。管理员小雅回忆说：“当看见第一个捐款的是一个乞丐时，我哭了出来。”而身形瘦弱的戴小三则晕倒在当天的募捐现场。他们最终募得了4666.6元。

两个群的网友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按照陆军的说法，“我们都是因为爱国而走到一起的，是网络聚起了我们这些人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些网友们能不能代表合肥，戴小三坚持认为，合肥人的爱国是因为这座移民城市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说，抗战结束后，合肥人口仅数万，现在已经好几百万。但或许，李鸿章和淮军家乡的人们骨子里就有讨论时事的基因。

几天的相处让这些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甚至已经有了内部玩笑和典故，提起某某在前几天活动中的糗事，大家都会哈哈大笑。他们会在一起辩论时事，探讨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都要针对中国；也会在一起畅想未来，讨论将来如果有钱了该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

小雅和陆军他们准备把这个临时组织起来的512群坚持下去，他们已经给“512”赋予了新的含义，512就是“我有爱”。还为此专门定制了队服，新的名称为“512爱之队”。他们组织了24人的队伍，穿着统一的“我有爱”T恤，迎接圣火。

戴小三则不顾吴昊的反对，坚持要去“前线”。在过去的几年中，他爱上了“草根”新闻报道，骑着自行车走在合肥的大街小巷，然后拍下照片，回到家里上网发布这个城市当天发生的大事小事。他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合肥第一个抗日纪念碑，就是在他的推动下树立起来的。

吴昊则看得更长远些，他念念不忘的是“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为此，他打算去国外重新学习工科，最好是“航空工程”。他觉得自己最多再做一个月的志愿者活动。他尝试过为自己的志愿者团队联系个挂靠单位，但几个机关跑下来，都没有下文。

我不知道这些年轻的爱国者们在未来的岁月中是否能坚持住现在的计划。但这些因为网络而走到一起的人，终于发现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外，还能这样组织自己的人生。这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是不可想象的。地震之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又有多少这样突然集合在一起的人呢？他们的自我组织又会面临怎样的未来？我也没有答案。

祝他们走好。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0:59:36

文/陆南

淮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被抛下了，而淮河边上的城市淮南也在承受着洪水和污染带来的种种问题。市民们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大力发展的山南地区，但淮河毕竟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淮河一旦复兴，则城市的复兴看起来也不会那么远。

南方网5月29日讯淮南田家庵汽渡码头边上，几个孩子在快乐地玩耍，他们争抢一辆自行车，在码头边上的防洪大堤上骑行。他们的家在船上，显得破旧不堪，大人们坐在甲板上完成他们的家务和生活：洗菜、做饭、聊天……

我走近一个端坐在路边的小学生，问他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方，他回答：“因为不用交水费，住在楼房里需要交水费。”他的身后已经可以看到正在拆迁的淮河小岛，但多艘供人居住的船仍然坚定地停泊，环绕着他们的是淮河水，以及它的污浊和脏物。

淮河就是生活，对淮南是如此，他们称淮河是母亲河，也一路与淮河随波逐流。

淮南从三国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淮河提供的交通运输便利，淮南的兴起倒也在意料之中。到了唐朝，淮南节度使的官职已经是众人争抢的肥差，说明了这里经济的繁荣。但治水的失败导致淮河不断泛滥，淮南在宋之后也基本上无所建树。

这个城市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主要是因为经常发生的洪水和全国知名的煤矿。人们已经习惯在某年的7月，看到淮河大堤上上演的一幕幕千钧一发，洪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也有太多的不舍不弃。

2007年淮河洪峰通过淮南时，这个城市启用4个泄洪区，大量的农田和民居被淹没。淮南二道河村的党支部书记蒋道德第一个上去挖开了大堤，“转过身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每次淮河泄洪，总是能听到大坝上严防死守的人们，在听到组织决定后，瘫倒在地，痛哭流涕的声音。

当我们追随火炬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欢乐应该是这里的主旋律，人们悠闲地踱步于淮河南岸，在稍加修饰的堤坝上看着来往的船只和行人。洪水的记忆只存在于相隔不远的一根柱子上，上面清晰地标明：2003年7月3日，最高水位24.38米。令人庆幸的是，随着2003年修建了新的入海孔道，淮河大水在2007年已经显示出了破坏力减小的趋势。

在淮南水位站的附近，田家庵码头上的工人们穿着绿色不带徽章的旧军装，向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收取渡轮费。他们坚称自己来自人民公社，公社承包了这里的码头，每天凭借这些穿梭于淮河两岸的人们，可以收入3-4万元。一艘船过来了，人们争相下船，迅速涌上码头旁的街道，这个城市的道路给人的感觉就是拥挤，每条街道都挤满了人、手推车、三轮摩托车、轿车、客车、运煤的卡车……

卡车穿过淮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淮南是一座狭长的城市，从城东相对整洁的生活居住区到城西的煤矿区，跨度之长，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有点类似于西北的兰州。从田家庵区一路往西北到凤台县，两旁林立着煤矿、电厂、化工厂，他们的楼房整洁高大，烟囱里却总冒着各种颜色的烟，道路因重型卡车的持续蹂躏，显得坑坑洼洼，只要打开汽车的玻璃，就能闻到空气中呛人的气息，粉尘在空中肆意飘舞。虽然我知道，全国的资源型城市大概都是这个模样，但即使在城东的夜晚里，你还是可以看到空气雾蒙蒙的状态。

淮南人X是我在淮河堤岸上认识的，他有着小城市人共有的羞涩，执意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只是不停地说，很想走出这个城市。他突然说起了顾长卫的《立春》，一部描述小城市人挣扎向外的电影，看着我，淡淡地说：“我热爱这个城市，但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们必须呼吸肮脏的空气，不敢喝淮河的水，只能用矿泉水代替。”

由于煤价的上涨，淮南每年的GDP增长率据说超过了10%，在电厂、煤矿上班的人，工资有的已经达到了一年5万，甚至10万。连淮南的凤台县，房价都已经涨到了3000元/平米。但即使这样，整个城市却不得不为水的问题而焦虑。

淮南每天大概需要24万吨的生活用水，但地下水由于大面积煤炭的存在，只能满足其中的1/10，更多的必须依靠淮河。

工厂和民众的生活废水排入淮河，但反过来，他们又要把这些污染的水重复使用。据淮南当地政府测定，淮河在淮南段重复使用率超过了100%，而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水系重复使用率超过40%，水体就丧失自洁净能力。”再加上淮河上游排放的污水，使得几年前宣布治理淮河污染取得胜利成为一个可笑的反衬。

淮南的人民北路是条本应漂亮的街道，马路边上种植着蔽日的梧桐。X说他现在还能记得小时候的场景，车辆很少，一条路慢慢延伸下去，到淮河的南岸。“挺荒凉的。”

后来城市喧嚣了，淮河水越来越脏，人民北路的嘈杂已经让人们没有心情在此驻足。但至少在这里，闻不到太多异样的气体，只要你不往河边走，也看不到浑浊的河水。

人们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大力发展的山南地区，但淮河毕竟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淮河一旦复兴，则城市的复兴看起来也不会那么远。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城市的东部又建起了高科技印染厂，排放的企业又多了一个，在下一个立春到来的时候，不知道X能不能看到城市改变的希望，或者自己离开的可能。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1:00:45

文/陆南

在安徽，是发展以芜湖为龙头的皖江经济带，还是建设以合肥为代表的省会经济圈，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合肥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成为中心的可能，但是接轨长三角已经成为安徽的必须，芜湖则首当其冲。

从淮河流域的淮南出发，到长江流域的芜湖，安徽的景色一路从金黄色变成绿色。淮河流域的孩子懂事早，在田里和大人们一起劳作，看着简陋的收割机割断麦子，小心翼翼得处理谷子，最后把麦秆归拢，看着它们被点燃，用作地里的肥料。

这可能是一个适合烧麦秆的天气。之前还是金黄色的景色，突然被大片焚烧产生的烟雾，染成了黑色，弥漫在合徐高速公路的上空，紧接着大雨倾盆，水汽和黑雾在一起，前方一片黑暗，只见路旁熊熊燃烧的火堆，世界望不到尽头。

在黑暗中穿行数十里后，雨嘎然而止，路旁露出了绿色，我知道，长江就在不远处，已经到了芜湖，这里种植大量的水稻，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鱼米之乡”。

安徽是一个被分割成很多条块的省份，从淮南经合肥到芜湖，短短200多公里的路，已经从安徽的两淮一蚌城市群，到省会经济圈，再到皖江经济带。经济上发展的迟滞，使得争当经济领潮流者成为安徽的重要话题。以至于今年最新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构建江淮城市群并作为重点开发区列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建议》，一举囊括11个地级市，三个经济带的城市都被包括在了“江淮城市群”的概念里，但《建议》特地强调，还是要以合肥为中心。

其实，芜湖历史上才是一个出名的城市，与合肥不同，作为长江边上的城市，很早就对外通商，向外国人开放，并被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到，要与安庆组成安徽发展的双引擎。

令芜湖遗憾的是，1952年，安徽最终将省会定在了合肥，出于军事方面的缓冲考虑，合肥处于安徽地理的中心，便于指挥安徽军事的全局。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借给安徽大学题字的机会，否决了安徽省委想把省会迁到芜湖的想法。随后，安徽省根据中央的意图，将发展的方针定为以合肥为中心、以沿淮为重点、皖北带动皖南的发展战略。芜湖在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上缴财政收入，经济上由于无法得到政策的支持，显得默默无闻。

到今天，淮河流域的没落依然明显，而长三角的强大吸引力已经让马鞍山、芜湖等靠近南京的城市在经济上发展迅猛，南京更是将芜湖纳入了自己的都市经济圈。芜湖当地的招商代表，长期驻扎在长三角的诸多城市，产业转移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

对于安徽来说，到底是发展以芜湖为龙头的皖江经济带，还是建设以合肥为代表的省会经济圈，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在中国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安徽除了合肥以外，其他能排上号的基本上都是沿江城市。合肥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成为中心的可能，新出台的江淮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两个城市竞争的妥协，但是接轨长三角已经成为安徽的必须，芜湖则首当其冲。

这个城市在建国后一直都是长江沿岸默默无闻的螺丝钉工业城市，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看着合肥占据安徽省的主要资源。芜湖的崛起出现在90年代末。1997年，奇瑞公司成立，从一开始，董事长一职就由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兼任，直到2004年。政策上的优势使奇瑞从芜湖市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税返还，有了更从容的发展空间。

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人执意将奇瑞QQ当成低档轿车的代表，但这个企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拓却令人刮目，他已经占据了乌克兰轿车市场10%的份额，在海外拥有7家组装工厂，公司的大门当仁不让地成为此次奥运火炬接力的起点。

除了奇瑞，顺德的美的集团也在芜湖建立了除本部外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加上芜湖本地的建材企业海螺，熙熙攘攘的外来人口让芜湖的出租车能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也让这座城市的表面看起来显得繁荣。

整洁的滨江大道，清澈的镜湖，为了让这个人工湖的水变得清澈，芜湖市曾将他的水抽干，往里注入自来水，耗资巨大。政府看起来雄心勃勃，不仅要发展工业，还要建旅游城市，他们请来了外来投资，芜湖方特欢乐世界应运而生，连南京人都驱车前来游玩，这让芜湖人特别骄傲。下岗工人陈玉林说：“以前我们买东西去南京，现在他们得到芜湖来消费。”

他一边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城市变得让人羡慕，一边望着路两旁高高的楼盘，“这些都是给外地人建的，本地人都很穷。”

他是芜湖江南汽车修理厂的下岗职工，至今还为那个倒闭多时的厂子而骄傲。和他一样下岗的工人，在芜湖并不是少数。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制，让人们从工厂离开，去做小生意，去打小工，每个月拿着1000出头的工资，盘算着过活，即使是在本地威风凛凛的奇瑞，一个工人收入仍然只有1500元每月，面对高企的房价，他们显得无奈。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在百城记中要不断重复的故事，城市的发展很多时候并没有带来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与合肥竞争成为安徽经济中心的城市里，陈玉林这样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下岗的人，仍然在为自己的命运拼搏，但当他们慢慢累积财富的时候，却发现，财富的获得永远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在滨江大道上，看着绵延一公里的世茂滨江花园，讨论著一平米8000元的房价，摇了摇头，猜测了一下可能的买主，最后只能继续投入和他们有关的生活。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1:02:35

文/王小山

26号开始，通往绩溪的215省道就开始有警察在路边执勤了，偶尔拦下过路的车检查一番，这表明绩溪对奥运火炬的重视。

广州人老何是5月28日到达绩溪的，那天，他先到胡适故居，工作人员问他，你是作家吧？他说不是。人说，一看你就是有知识的人。他说，但不是所有有知识的人都是作家啊。29日，在龙川村水街边的龙川一楼饭馆，他向我，还有龙川一楼的老板胡跃邦聊起他的身世。胡跃邦这个名字很好，能引起人一些有趣的联想。

老何今年60岁，几乎和共和国同龄，是知识青年一代，文化大革命时，从老家广西到海南琼海做知情，1977年，文化大革命后回复高考的第一年，他从琼海到了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就留在广州工作，直到今年从广州科协退休。老何的母亲生前曾经资助了江西宁都几个孩子读书，去世前，嘱咐他有时间一定到宁都看看孩子们。他去了，老何说起这些的时候，心情也和孩子们的状况一样，不错。于是，他开始了孤身旅行，先是到了杭州，然后来到绩溪。

“龙川这个名字就好。”老何对胡跃邦说，“一看就是能出大人物的地方。”这里的确出过很多大人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水街边的牌坊和胡氏宗祠，“龙川胡氏宗祠坐落在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东，为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的族祠。此外，绩溪还是近代学者胡适、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朝红顶商人胡光镛（雪岩）的家乡。”

胡跃邦说，他的饭馆对面胡同里，就是胡锦涛老家的房子，但早没人住了。

多走走，会发现，有些地方，确实会出现很多影响历史的人物，当然这和老何所说的堪舆之学关系不大，而和当地的民风，对教育的重视等等因素有关。不过民间不管这些，很多传说都认为，绩溪是风水宝地，胡氏宗祠的位置更是绝佳，聊备一说而已，笑笑。对保家根本的宗祠祖茔等等的重视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比如小说《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管家的王熙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这方面，她说的是：“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现在的人不时兴祭祖了，但秦可卿这番话包含治理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道理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龙川人都说，由于奥运火炬要来，胡氏宗祠暂时封闭了，那里确实封闭了，但挂出牌子上写的原因是“内部修缮”，遗憾，只能在外面拍几张照片了。据说，著名建筑师郑孝燮先生在考察龙川胡氏宗祠之后说：“相见恨晚，这里有看头，不愧为国宝。”可惜我无缘一见。

老何却不感到遗憾，二两酒下肚，他兴奋的脸上的褶皱似乎都被熨平：“奥运火炬刚好路过，当然要看一看。”他是到绩溪后，才知道30号北京2008奥运火炬将经过这里，于是准备留下来观摩一下。

绩溪县县长潘万金对绩溪的概括是“名人故里、文化名城、徽菜之乡、和谐之源”，这里也越来越成为游客的心水之处，今年“五一”小假期，绩溪县的景区景点、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交通客运呈现出一派接待繁忙的可喜景象。全县共接待游客2.8万人次，创综合旅游收入1120万元。不过，可能是游客的到来让物价变得高起来了吧，让当地人多少感觉到了点负担，他们的收入并不很高。

龙川村离县城有12公里远，所以龙川一楼的胡跃邦看起来没想这么多，他跃跃欲试，小饭馆只有三张桌子，但由于地理位置绝佳，最好的时候，一天营业额居然有2000元，老胡说起来，乐得还合不拢嘴。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1:04:31

文/王小山

老街，新街，都是黄山人精心打造的商业街，但是效果看上去差别很大，其中原因可堪玩味，想来不只是像我前边说的那么简单。

北京2008奥运火炬传递到黄山市时，正是黄山旅游的淡季，加上前几天刚下了雨，整个城市都显得冷冷清清──火炬接力沿线除外。这场雨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到5月29日为止，已经在湖南、江西和贵州等地造成48人死亡，25人失踪。多灾多难的中国，在2008年陷入了无比的不幸，当人们觉得雪灾已经到达了不幸的极致时，汶川又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地震，汶川等地的余震还没闹完，雨季又到来，第一场雨就预示着今年后半年的不太平，灾难，何时是个尽头……

5月27日，黄山，晴，住在老街的周老记烧饼“掌门人”，57岁的于月凤说，她和往常一样，早晨5点起床，和面，做馅，这天，她和了20斤面，忙了整整一早晨，才把她的宝贝烧饼摆了出去。

黄山烧饼，天下闻名，于月凤在黄山做烧饼的人里，更是赫赫有名，她挂着的招牌上这样介绍自己：屯溪老街横街口“周老记”蟹壳黄烧饼铺已传四代，早在1905年，我的祖辈是创始人，现有百年历史文化，“周老记”烧饼有三种口味（梅菜扣肉烧饼，甜烧饼，武大郎烧饼），“周老记”蟹壳黄奇香浓烈，既酥又脆，层层剥落，满口留香，回味无穷，送亲朋好友，居家旅行实用，本烧饼能存放一个月而不坏。

黄山本地的吴姑娘说，她在南京上大学时，每次放完假回学校，都至少带100个烧饼，五分钟内肯定被同学抢光，而如果她回去不带烧饼，便会遭到同学们集体的鄙视和抗议。

在黄山老街，像于月凤一样卖烧饼的还有很多人，或摆摊，或挑担，价格基本都在每个三角到五角之间，我试着尝了几家，确实，于月凤的烧饼味道和其他家的稍稍有点不同。于月凤的丈夫姓周，周老纪实际上是她夫家的招牌，不幸的是，儿子五岁那年，丈夫不幸去世。现在，于月凤的儿子22岁了，早些年，还能帮母亲很多忙，但现在，他去绍兴读书了，军校，于月凤为儿子高兴，我问她，是否想让儿子回来继续家族的烧饼事业，于月凤摇头，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在军队多好啊。

淡季，于月凤自己说，最低的销售额到过每天200元，平常大概在500到600元之间，旺季的时候，一天还卖过1000元。在胡同里面，是于月凤刚刚翻新的房子，据她说花了20万元。那么，我问她，奥运火炬就要来黄山了，你要不要去看？当然要看了，还要早去，不然人多了，就没好位置了。她说。可是，你去看火炬了，生意怎么办？不做了呗，生意是做不完的。

老街的人看上去都很乐观，这条街据说建设于明朝，长800余米，这里店铺林立，从最新下来的茶叶，到古老的徽砚，从手工艺品，到一些各旅游点的大路货，甚至很多政治波普作品，这里都有出售。到黄山旅游，很多景点都会让人流连忘返，但是老街，一直都是人们黄山旅游的必到之地，在这里走走，都会感到舒服。

黄山还有一条新街，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与老街相对应的。

黄山新街诞生在2002年，很多年前，那里烟囱高耸、机器轰鸣，是工厂的天下，和黄山旅游城市的形象很不协调，黄山人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将其改造，以其和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他们制定的策略是让工厂“退城进郊”，很快，据当时媒体报道：一条条主干道被拓宽取直、亮化绿化，两侧的废墟瓦砾上正崛起一幢幢整齐漂亮的商住楼、写字楼。其中，城市花园因成型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而倍受青睐。依托于这个花园式住宅小区而沿街开发的黄山新街，以全新的商业经营理念、时尚前卫的市场定位、承前启后的文化氛围受到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关注。不妨说，许多人是看着、听着、等着它如期出世的。

黄山新街近两万平米，分上下两层，用大商场、店中店的模式，实行一店一品……非常美好的愿望。

不得不说，黄山新街非常漂亮，线条流畅，明亮炫丽，唯一的缺点是──生意不好。在它建成六年后，我看到的是至少一半的店铺是空的，即使开门的点也门可罗雀。我不得不用赵本山徒弟小沈阳的话问：“为什么呢？

黄山新街，不知道是不是当天下雨的原因，实在是太过冷清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传说中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有一些纠纷，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纠纷是致命的，如果定位准确的话，这些问题显然是很容易解决的。新街的定位是品牌化、流派式经营，的确，很多店的品牌都是国内外的名牌产品，走的是高端路线，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它的失败。要知道，黄山本地人的收入并不高，对高端品牌并没有十分强烈的渴求，而当地收入较高的人群从前会去合肥，现在会去杭州──黄山到杭州告诉公路开通后，只有两小时车程──消费这些，甚至，吴姑娘说，有些有钱人做头发都会去杭州。游客呢？来自外地的游客会在黄山买名牌服装么？他们显然会对老街卖的工艺品更感兴趣一些。

其实，黄山有很多街，步行街、小吃一条街、党员创业一条街，还另有一条不长的街，也叫创业一条街，在这里开店的人大都贩卖一些日常用品，但经营状况也不太妙，其中一家店主告诉我，本来在这条街上开店说是免税的，但也没免，而且一年房租总2.2万元涨到了6万元，实在是难以为继了。

老街，新街，都是黄山人精心打造的商业街，但是效果看上去差别很大，其中原因可堪玩味，想来不只是像我前边说的那么简单。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1:06:01

文/陆南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武汉并不是一座能让人迅速适应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中国最疯狂的公共汽车。第一次到武汉，乘坐公共汽车从武昌火车站到东湖。车票是少见的1.2元，且自动投币，让人在寻找零钱中战战兢兢地上了车。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吃着热干面，还能把速度飙到全车乘客紧紧抓住扶手。到了东湖，车子没有停下来，而是慢慢地滑行，后门一开，未等我下车，司机就再次启动车子，在我的呼喊下，一阵骂声后，让我下了车。

在武汉的朋友后来专门向我解释，这里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后，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

看到我时，他下意识地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么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显出了他对武汉的熟悉，他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吴启迪从小就在花楼街附近的民生路长大。1998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父亲是武钢的工人，母亲则在一家国营运输企业工作。“父亲5月下岗的，母亲是在6月，那时候我去母亲的单位找她，看见到处都挂着横幅：‘给全体职工一个说法’等等。”

“感觉生活一下子不行了。后来父亲出去给人做小工，母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这条街上，吴启迪的玩伴大都也是国营单位的孩子，1998年后，每家基本上都有失业的人，父亲每天回家都会讲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谁谁在汉口站附近用麻木拉客被罚款了，谁谁摆地摊东西被城管扔了一地”，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人喝酒。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后，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吴启迪后来上了武汉大学，他是家里的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可怜的200元，每次回家，他都不适应家里的昏暗，父母舍不得开灯，将家庭的整个活动都移到门前的街道上，在街上洗菜、切菜、洗衣服、晾衣服。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么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没有见过工人的劳动吧。有一次我去武钢焦化厂办事，去车间看了，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二氧化硫的笼罩下干活，那时候武汉已经需要穿短袖了，我突然想，我的妈啊，原来这就是工人。”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后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后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显得奢侈不堪。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武汉人脾气火爆，在黄陂街的路口，一个穿着拖鞋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大声漫骂：“个婊子养的。”吴启迪说，他从小在武汉街头粗俗的争吵中长大，他的理解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艰辛，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释放。他的母亲至今坐公共汽车都只坐非空调车，而且每次都是投一元钱，“省两毛钱对她来说很重要。”

令我吃惊的是，武汉的下岗工人们仍然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热爱，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我和A完全不相识，甚至当我坐在他的车上时，都一直没有与其对话。他只是载我到目的地，我只是一名乘客。可是当汽车拐弯马上要上长江二桥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这里是武汉手表厂，现在没了。”A回忆起他的厂子，露出了微笑，“当年我们从瑞士引进的生产线，在全国那是数得上的。”他是武汉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个。他先是骑麻木，后来开出租，“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我老婆也下岗了，现在在超市收银，生活还可以吧。”

和A一样，B看起来同样是个好人。他在我们讨论北京时，突然问我，你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吗？当获得“没有”的答案后，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语气里带着一种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回顾工人阶级的光荣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工人阶级是可以统治学校的，那时候的人心态好。现在武昌大学里面的老师，比我们有钱。”

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看我有点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黄鹤楼，说：“今天不是周末，所以黄鹤楼不亮灯，要节约能源。”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制造潜艇的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厂……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年轻一代人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流连于汉口的酒吧，用李进的话来说：“就是比以前时尚了一些。”甚至连A这样的老武汉人都对我说：“武汉还不错吧？小市民是外地人对武汉的误解，武汉素质不高的人都是湖北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他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25 11:33:56

文/陆南

宜昌市的圣火传递是专门有一站三峡大坝的，从三峡高速专用公路到三峡坝区，在我来到宜昌的时候，公路已经封锁，进出需要通行证，而与之相近的葛洲坝电站作为重点接待单位，也谢绝参观。

三峡坝区的火炬接力是对这个超大型工程的一次褒奖，虽然从建造开始，它充满争议，1992年三峡大坝建设再次被启动的时候，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这在人大表决时并不常见。

6月1日的宜昌火炬接力行程安排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精妙的注解，市区和三峡大坝各一半，中间还有一个寻根问祖的屈原故里秭归。三峡大坝的传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从火炬手到围观群众，基本上是三峡总公司的员工。

在葛洲坝降临这座城市前，他是长江边上的小城。历史上，他以西陵而得名，郊区有个三国时期的著名战场猇亭。1938年，宜昌号称见证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属下所有船只，在40天内将10万多吨军工器材、3万多名人员运入川内，还将20万军队送上前线。1940年，10万宜昌人在此送别张自忠的灵柩。

历史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和军人君仁礼一起到来。君是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六十一支队的一个兵，之前在四川汶川映秀湾电站修坝。部队1971年开赴宜昌。他还记得营教导员冯堂在途中给大家做的思想动员，这位军人操着浓浓的山西洪洞口音说：“党叫你干甚嗯，你就干甚嗯，党不叫你干甚嗯，你就不要干甚嗯”。

党让修葛洲坝，于是宜昌涌入了十几万人，和宜昌当时的人口相差无几。君仁礼的部队在坝区造房子，但是蔬菜的供应成了大问题，部队只好一天三顿大米饭，外加咸菜炒黄豆，天天如此。

和他们一起，从吉林丰满电站、湖北丹江口电站以及陕西刘家峡电站，全国各地有水电经验的人陆续来到了宜昌，13岁的王春根也随着父亲从长春来到这里，在这里生活了23年，上学、娶了葛洲坝的妻子，1994年到三峡电站工作，从开工到最后合拢，再到目前的后勤支持工作，忙忙碌碌，一年只休息十几天，但是谈到三峡的时候，自豪感仍然溢于言表。他的身上已经很难让人联想起东北，用一种西南人的腔调开始我们的谈话。

和宜昌人谈宜昌，起点基本上都从葛洲坝开始，人们习惯了这种回忆方式，因为工程带来了城市的知名度，也使他们在全国各地人民的面前谈到宜昌，都会很轻易地获得认可。虽然研究宜昌经济的三峡大学教授田强说：“宜昌错失了葛洲坝和三峡两次机会。”他认为宜昌没有从葛洲坝和三峡那里得到相关工业发展的机会，目前支撑宜昌经济的宜化等企业，和葛洲坝与三峡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大部分宜昌人还是认可了大坝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发展，虽然在具体解释时，都有点模糊。

葛洲坝建成后，宜昌开始了三个城市的并列，“对于宜昌人来说，宜昌是宜昌，330是330，葛洲坝电厂是葛洲坝电厂。”330是葛洲坝工程公司的所在地，因毛泽东在1958年3月30日视察葛洲坝，后葛洲坝工程被称为“330工程”，坝区也就成了宜昌人眼中的330地区。

葛洲坝工程完工后，宜昌的自豪感达到了高潮。330众多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人们，也在此定居，大量外来人口让330的人形成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330普通话，和西南官话区的宜昌有很大的差别。宜昌人许胜说：“每个人都可以迅速辨别330的口音。”

虽然葛洲坝工程局一直在长江各地修建水电站，并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全国，但是330仍然有了许多在葛洲坝修建中负伤的人，和更多失业的人。为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养家糊口，葛洲坝工程局在全国各地修任何工程，都倾向于自带施工队伍，不雇佣外来工人，“因为有太多的人等着公司养活。”

许胜说，那时候就是一个印象，330的人不是宜昌人，那个地方也不太去，因为治安不好。330内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经常聚众打架。330有自己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他们是厅级单位，与宜昌平级。相对于这个庞然大物，宜昌看起来像躺在葛洲坝的边缘。

当我经过330的时候，仍然随处可见以葛洲坝命名的党政机关办公场所，那里的街道已经和“经营城市”的宜昌城区有了很大的区别，依然是1980年代的建筑，显得破旧不堪。“虽然葛洲坝集团很有钱，正在武汉兴建湖北最高楼，但是下面的职工太多了，企业实在没有钱投资葛洲坝地区的基础设施。”几十年过去，此时的330像是躺在宜昌的边缘。

330本来就只是三峡的预演。而最终的大戏则在1994年前后上演，目前的三峡蓄水已经到了175米，宜昌在此期间，也变成了全国二线城市里接待任务最为繁重的城市。王春根说：“有一年，这里光是一级警卫就有100多次，有时候一天几次。”中国的警卫制度来自苏联，根据领导人级别的不同各取所需。

但是时代变了，新的大坝和这个城市的关联度越来越低。王春根说，三峡修建的时候，最多时期农民工也不到1万人。工程技术先进了，运输土石方的卡车，轮子的直径都达到了2.2米。人们更多地把三峡挂在嘴边，但和三峡有关的人在这个城市远远不如葛洲坝。三峡建设时期的设备、包括用料基本上都从外地运来，而宜昌更多的繁荣依托于三峡大坝带来的大量消费人群，王春根说：“宜昌的饭馆很少不赚钱的。”

2005年前后，葛洲坝开始不办社会了，将公检法部门移交给了宜昌市，紧接着是学校、医院，由于集团本身无力开发，越来越多的宜昌市企业进入330开发房地产，让这个坝区变成了一种时空交错的产物。

宜昌人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国家主席李先念来宜昌，晚上在云集路逛街，见路灯下一些孩子做作业背课文。李主席好奇，过去询问，孩子们回答：家里停电。李主席又问：经常停电吗？孩子又答：经常。李主席纳闷：葛洲坝都发电了，宜昌怎么还停电？

从去年开始，宜昌用上了葛洲坝的电，从明年开始，他们要用上三峡的电。我本来想写一个宜昌和三峡的故事，但后来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讲述企业和城市故事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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