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城记

文/胡贲

站在荆州的城墙之下，我总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身边是深沟高垒的明代城墙，脚下，水泥路面之下，是一层又一层的各个朝代的焦土──1997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表明，从三国以来，荆州城的城墙范围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墙以内是各个时代的民居，还有清朝时修建的一处又一处祭拜关公的道观。那些水泥砖瓦房，肯定是改革开放之后所建，而另一些贴满瓷砖的外立面，代表了正在远去的90年代。宽阔的柏油马路和路灯──几个月以前才刚刚竣工。

站在城墙上，你能看到不远处的沙市，这个曾经因为“活力28，沙市日化”而被人们牢牢记住的城市已经成为荆州的一个区。沙市解放路的老建筑们还在讲述着从清末开埠至日军入侵之前，作为江汉平原第一商埠的骄傲。中山路破败的花坛和树木，则告诉人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是全国中小城市的榜样。

楚国的王族是外来部落，被周王封于楚地之后，迁徙而来的王族逐渐同化了这里的蛮夷，甚至也被这里的蛮夷同化──据说，楚王率军出征时喊的口号，除了中原人习惯的“同志们冲啊”，还有楚语“土话”，这被当时周朝各媒体广泛渲染，报道，周朝以礼治国，楚王的这些“非礼”行径自然被中原礼仪之邦鄙视，但这并不影响楚庄王的霸业。

在荆州博物馆里，你就能体会到楚国的强大。这里收藏着13万件文物，甚至浙江人想要怀念一下他们的越国，都要来这里──越被楚灭掉之后，楚王把收缴的越国宝剑分赐给王公大臣，一个小小的荆州博物馆，居然珍藏着10多把越王剑。中国无人不晓的越王勾践剑，都是从荆州的楚墓中出土的。

但楚国还是被消灭了，郢都被踏为平地，秦帝国在这里重新建立了郡县，新来的异族统治者征发无数楚国“国人”为秦国统一中原，征服百越而战。“国人”几乎伤亡殆尽，留下来的，是所谓“野人”，那些生活在楚国境内，还没有来得及被楚文化所同化的少数部落。

然后是三国，荆州，襄阳，樊城，这些在三国中至关重要的城市和刘备、关羽、陆逊、曹操这些，也都属于外人，轰轰烈烈的历史再一次与生活在这里百姓没有关系。关羽镇守荆州10年，除了征发民夫一次又一次修葺城墙之外，大部分时候都是都坐在帐中，掌着油灯，摸着自己的胡子读《春秋》。

然后是元灭宋，然后是明灭元，然后是张献忠屠城，然后是清灭明──中原王朝的每一次动荡都不会放过这个曾经的楚都，但楚都早已没有往日的繁华。除了军事据点之外，这里从未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留下印记。

即使到了清朝，荆州城也经历了无数次重修──强大的中央帝国甚至根本不把荆州当地的力量计入重修荆州的视野。每次都是派出钦差大臣督造，从国库岁入支银。要的只是一方平安。

这时，荆州城外的沙市，已经一片繁忙景象，这个毫无城墙保护的自然集镇，因为紧靠长江，上接天府之国，下临江汉平原，成为棉花、粮食的转运交易中心。乃至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对中国了解最深入的日本人指名要求沙市开埠──日本人可能最熟悉荆州城和沙市的关系，在深沟高垒的行政性中心城市之外，有着经济发达的“城下町”，这是日本最常见的城市形式。此后数十年间，沙市迅速成为湖北最发达新兴城市，一度号称“小汉口”。讽刺的是，和现在一样，这里的富饶，大部依赖于江浙财团在这里的投资。即使建国之后，沙市也因为太突出而成为异类──有点像上海在全国的地位，这里是湖北的直辖市，沙市之上，没有“地区行政公署”的管辖。

现在的沙市人依然骄傲。建国初，他们是国家规划的棉纺织基地，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之一，他们接受过大量国家投资。在1980年代和1990年年代，沙市作为湖北省老轻纺工业基地，“工业存量厚实，产品市场广阔”。活力28洗衣汾、沙隆达农药、荆江热水瓶、鸳鸯牌床单、摇臂钻床等一批国家名牌产品享誉 海内外市场。目前的沙市区政府对自己的介绍说：“全区现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200余家，初步形成了以机电汽配、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材家具、食品饲料五大主导产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城区 工业与乡镇企业竞相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有、集体企业的转制，辉煌一时的沙市也开始衰落了。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于和“穷亲戚”的合并，1994年荆州地区撤销，沙市和荆州首府江陵县合并组建荆沙市，然后又改成荆州市──“荆州比我们大，他们当官的自然当合并后的正职，我们只能当副职，当然政策不能照顾到沙市”。沙市当地的一名退休干部说。

沙市的一批明星企业的衰落，与合并没有直接关系。以活力28为例，这个曾经占据中国洗涤用品70%市场的明星企业，是在与宝洁等外资企业竞争中渐感吃力之后，也把自己的品牌卖给外资，最后终于销声匿迹。而那些国有纺织企业，也因为设备老化，包袱沉重，在与民营纺织企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绝不仅仅是沙市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让包括武汉，沈阳，长沙在内的多少个工业城市经历的同样的阵痛。

不同的是，武汉依然是省会，各种资源、人力、项目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现在的武汉城已经很难看到当年艰难转身的影子。而沙市，作为荆州市下辖的一个区，早就被人遗忘。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命运”，奥运火炬传递到这里，他们把整个传递路线都重新修葺粉刷了一遍，看上去白得晃眼。全部刷好的时候，距离火炬传递还只有两个星期了。

文/王小山

如果说《岳阳楼记》的忧思意识在我们每个人肌体的深处潜行而不易觉察，那么，我遇见身上真正散发着这种巨大的场力的人，恰恰是在其最最应该的地方，──娄为曾是岳阳的公务员，现在下海，我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要我此时此刻想起那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我希望我敲打键盘的指尖能够将我的感动传递给我的岳阳的读者。

站在工人们忙忙碌碌的岳阳楼前，你能感觉这座城市忙碌中的自信。火炬在湖南只有三站，除了长沙和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就是岳阳，6月3日火炬接力起点正是这里，终点则是下辖的汨罗，两千多年前屈原投江处──6月1日到8日的端午文化节的源头正在这里。看来，网上岳阳与衡阳等城市到底谁是湖南第二大城市的争论可以盖棺了，屈原的求索精神，岳阳楼所代表的忧乐文化，都是渗入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因子，很少有城市能拥有这样的文化荣耀。

岳阳楼可能在中国三大名楼中体量最小，尤其是与她面前这座崭新的大城相比。这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真是一座“大城”，她拥有湖南最宽阔的大街，中国最长的内河大桥──到君山必经的洞庭湖大桥，这座长达十余公里富利堂皇的大桥，据说总投资达8亿元，而岳阳本地人口中每换一届领导就翻新一次的南湖广场，我第一眼就被它的空阔镇住，它看上去一点不比天安门前那片空地小，广场与南湖连为一体，天地寥廓。

经常去岳阳的湖南朋友曾告诉我，岳阳是湖南省外观变化最剧烈的城市。几经战火重修的岳阳楼静静地立在那里，看着这座城市与中国所有城市一样迅速趋同化：修建步行街、拓建城市广场、街头醒目地出现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的标志；别于湖南其他方言，更接近北方方言的岳阳话，在年轻一代那里，口音和用词正迅速向普通话靠拢。

岳阳楼本身也在变化，近几年，岳阳市政府拿出四五个亿对岳阳楼周边改造，岳阳楼边多了一个“民本广场”、仿古的汴河街和城墙，为这座外观崭新的城市，增加了历史联想的物理证据。

但娄为（化名）却对我说：“岳阳是一座缓慢变化的城市。”

娄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在岳阳，长在岳阳，工作在岳阳，除了大学几年在外地，三十年来一直都在岳阳的正宗土著，他甚至开玩笑说：“看来，很可能也会死在岳阳了。”

本科毕业后又拿到MBA的娄为，曾在岳阳市拿过非常不错的薪水，因为行业变化，与那些在外地奋斗的大学同学相比，娄为现在大幅缩水的收入只及他们的零头。娄为认为，岳阳很难为他这样的人找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大多数岳阳考到外地的大学生，毕业后要么再挤独木桥竞争公务员岗位，要么留在外地发展，娄为解释。他之所以不愿离开岳阳，是因为父母都在岳阳。

也许和娄为一样认为岳阳发展缓慢的，还有岳阳的父母官。

岳阳是沿江开放城市，拥有几个湖南省内的超大型企业：巴陵石化、长岭炼油厂，而且也是湖南省少数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城市，但岳阳并未显示出特别的活力，超大型垄断国企为岳阳贡献了很好看的GDP，却缺乏足够的经济辐射，岳阳市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刚刚过万，不但与沿海城市有天壤之别，与省内其他城市也只在伯仲之间。

为拉动经济而大打甚至生造旅游和文化概念，是内地所有城市在发展焦虑症下的通行模式，岳阳天然拥有相当优厚的“文化卖点”，所以，我在君山岛上不但见到了娥皇女英墓，还见到了新建的爱情园月老祠。在京珠高速路上，老远就可见岳阳的城市文化旅游宣传广告：“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君山天下岛。”。与内地许多城市硬造概念硬造景点相比，岳阳的“打造”和“做大做强”还算有板有眼，但若想吸引游客，我很怀疑如此大的投入何时能收回。

谈到与坚贞爱情传说不可分离的君山，娄为说：“君山，现在都修成水泥路了，我们小时候过去，都是曲曲弯弯的小路，还是相当好玩，现在这样不行，电瓶车一开过去，一览无余了……”

与网上贴吧和城市论坛那些年轻的岳阳人不同，谈到自己的故乡，娄为是焦虑和隐痛。我经过那座傲人的洞庭湖大桥，发现桥上少有车辆行走，娄为解释，那是因为收费太贵，来回居然要50元──“岳阳有个楼盘，每平米只有800多，大家一听，都觉得不敢相信（现在岳阳房价最高已经超过3000元），但一听是在桥那边，就都泄了气。”娄为说，“有时候要到桥那边办事，都要开车到桥边，然后坐公交车过去。”

如果一个开私家车上班的人，住在桥那边，按每月22个工作日算，过桥费要1100元，这显然非岳阳工薪阶层所能承受。

在岳阳楼边做了20多年剪影生意的汪正兴认为自己的收入能代表一般岳阳人的收入水平：退休金每个月780元人民币，为游客剪影差不多也能赚到七八百元，合计1500元左右，而在工厂和服务业工作的人，很多还赚不到这个数。

洞庭湖大桥收费的确太高了，娄为觉得，比如只收10块，提高利用率，无论从哪方面看，效果都会好很多。

娄为无奈地总结，岳阳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切都由政府主导，政府的急切，反而欲速不达，当资源过度掌握在政府手中时，给民间发展的空间很小了。比如洞庭湖大桥的收费，即使往返收50元，也不敷大桥的维护和人员开支，更不用说支付贷款利息，如果这一切都交给商业机构或者民间资本，效果完全不同；

比如岳阳在主要路段高峰之间禁止摩托车通行，娄为觉得，摩托车在岳阳是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禁止的同时，并没有为人们准备好替代品，让人无所适从。

有人还动议，为促进岳阳发展，应该修建飞机场，娄为不无忧虑，岳阳不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陆路交通已经足够便利，“岳阳离长沙的黄花机场太近了，而且岳阳的财政收入是否能承担一个机场的建设和维护还是问题。”

在娄为看来，岳阳与内地同类城市有同类的通病，政府在发展焦虑中扮演了一个错位的保姆角色，它应该做的是搞好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而非无限透支自己的信用，譬如经常出面为企业担保贷款这类事情。关于旅游业，岳阳的文化底蕴就那么多，发展旅游业并无优势，岳阳楼和君山岛，纯粹游览时间各一个小时足够了。

娄为承认，他的看法不但不可能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很少能与周围的人交流，“要是和身边的朋友聊这些，还有平时网上常说的那些话题，他们会笑话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和谁说，在岳阳，心里多少有点孤独。”

“我还是不想让你把我们岳阳写的不好。岳阳是在变化的，虽然很缓慢，有些事情还需要时间，比如从前，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后来被鄱阳湖超过，调节长江水力的作用都差了很多，现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洞庭湖的面积又开始扩大，重新变成第一，这也是一种变化。”

写到这里时，我才敢把我面对娄为时的那种真实感受写出来，如果说《岳阳楼记》的忧思意识都在我们肌体的深处潜行而不易觉察，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身上真正散发着这种巨大的场力的人，恰恰是在其最最应该的地方，──娄为曾为岳阳的公务员，现在下海，我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要我此时此刻想起那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我希望我敲打键盘的指尖能够将我的感动传递给我的岳阳的读者。

“其实，在和你说这些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这么爱这个城市。”临分别时，娄为加重语气说。

文/黄章晋

说实话，下笔时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受不了湖南人的自我吹嘘，今天，网上随便哪个湖南人都知道几句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湖南人对自己赞美的说辞之多，搞得湖南人像是中国境内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而长沙人自我认知的自负，更是世上绝无仅有，因为长沙人的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可是1995年长沙十万市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惟一可与这种自大相媲美的，是在岳麓书院一副不太著名的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长沙人确实有理由自负，数一数岳麓山上那些大墓，数一数它周边几十里内埋着的英名，你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拥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不同，长沙人从历史中得来的自负是如此真切，──它不富也不大，只在中西部地区勉强算经济最发达城市，却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超强文化辐射力，而且，它活力如此旺盛，其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丰富性，甚至超出沿海发达城市。

每个周末下午，北京飞往长沙的航班，经常会有一小批只为赶来长沙看夜总会的北京人，虽有语言的障碍，但不妨碍他们认为这里歌舞晚会水平中国最高。十多年来夜总会长盛不衰，长沙当然是中国娱乐之都，当然，长沙也是中国的“脚都”，每个晚上，一半长沙人给另一半长沙人洗脚。

虽然，长沙人可能会说，长沙有多少著名工业企业，工业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第三产业，他们还会说，长沙现在是中国新兴的动漫之都，但本质上，长沙是一座快乐大本营，没有哪里有这样高密度的歌舞厅和酒吧，没有哪座城市的人民这么舍得而且懂得吃喝玩乐。而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品牌，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和方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帜鲜明的：娱乐！娱乐！娱乐！

自我认知与事实悖离最大的人群，莫过于长沙人，他们自认是具有慷慨果敢英雄气概的群体，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中国最有娱乐精神和娱乐天赋的群体，后者恰是对前者最绝妙的反讽。这座城市市民的惟一公共生活，可能就是娱乐吧。

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口头的英雄主义与事实上的巨大落差。2006年长沙公交车上一起窃案，上前制止歹徒施暴的是个湖北人，而无数长沙人全都是看客，这在红网引发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议论，争论扩张到了报纸、电视，结论你猜得到，大部分人认为这压根就不能证明他们的懦弱，怒火更多冲着那位试图反思的可怜虫，特别可笑的是，最后人们再次从历史书上找到了自己有血性的证据。这就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

我在长沙生活多年的同乡多对长沙人印象不佳，说他们普遍轻薄浮夸世故，这个城市全部的创造力和热情集中在享乐主义的浮华追求上。而一百年前，长沙士绅们发现本地出现叶子牌时，曾惊呼这种使江南和粤人奢糜的游戏长沙人怎么也会接受。我总在怀疑，长沙人说自己“心忧天下”时，多半把自己当成了一百年前的长沙人。

在我看，“策”或者“娱乐”才能代表今天长沙人的精神。我不认为娱乐精神有什么不好，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充满娱乐精神的市民一定远比“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市民更幸福，社会也更安定正常。

但是，长沙这样的城市，称自己“心忧天下”特别可笑。厦门人可以说自己心忧天下，起码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家园走到一起集体散步，广州深圳新市民可以说他们心忧天下，他们不像政治观念保守的长沙人，一点不爱谈政治，但是，他们有中国最发达的民间基层社团组织，扶贫帮困从来不绝如缕，5·12大地震，没有任何命令，无数民间志愿者立即动身，长沙则在好些天后才对疯狂的娱乐紧急踩一脚，也有各式人等捐赠物资，他们镜头感特别好。

当然，长沙人确实很特殊，他们拥有某种跨阶层的英雄想象，一个街头小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随时能芒鞋千里锄不平的义士，一个端着咖啡的小资读着本乡英雄传会觉得自己血管里也有英雄因子。甚至，娱乐本身也成为他们特殊性的证据：湖南人做电视做这样牛，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

如果尼尔·波兹曼有幸能在长沙有一个月的生活体验，我想他会把《娱乐致死》这本书重新写过，里面的例子和场景统统改成长沙。没有什么比波兹曼的原话更能体现一种文化批判视角下的长沙：“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地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地物种。”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自身的娱乐文化如此程度地改变？──外地人或许很难分清长沙与株洲的口音，但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策”，那么一定能从人群分出谁是长沙人。而置身娱乐业本身也成为很多人的梦想，我家一位小妹妹说，在长沙，“H”形的湖南广电大楼，是无数少男少女心中通往迈向荣耀与希望之门，为此她考进了北京一家新闻学院。

不过，她没有选择进那幢“H”型大楼，虽然她同时接到卫视和经视的邀请，除了高强度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比例，最重要的是，对在北京里受过理想主义熏陶的人来说，那里与“理想”二字无缘，在广电大楼里，新闻部门是最不挣钱也不被重视的部门。

我读到过好几篇论文讨论电视湘军的娱乐至死现象，这与老羞成怒的一群CCTV人扎堆声讨湖南卫视的恶俗不同，它们大都留意到湖南卫视娱乐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同质化竞争中迅速变短，基本都把这种过度娱乐化视为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仿佛是在呼应“娱乐致死”的理论。

不过，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湖南电视的观众，我要说，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努力的方向并非如此，1986年湖南台就有了《焦点86》，一个喜欢晃着大圆脑袋说话的家伙每天准时能把我们全家唤到屏幕前，我清晰记得，这个叫施华耕的人用“警方”这个词代替“公安机关”时，给我这个初中生的震撼和愤怒：这不是学西方的腔调刻意拉开与人民公安的距离么？我批评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但永远不会忘记它20年前就曾推出过施华耕。

我还记得，湖南台曾有过一系列很受欢迎但却悄悄下马的非娱乐类节目，譬如《新青年》、《新闻观察》、《有话好说》、《今日谈》等等，部分节目水平在我看，要远高于CCTV。在今天的中国，地方台没有机会经营社会时政类栏目，在CCTV的《焦点访谈》都日渐变成《新闻联播Ⅱ》时，电视湘军轻装上阵全面娱乐化，实在是对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说实话，我想即使是波兹曼本人，经过调研后也该对湖南电视的全面娱乐报以深刻同情的理解。

而且，长沙的娱乐化应该没有波兹曼概括的那样严重吧。因为与西方不同，中国在民间不曾产生过有关政治、宗教、新闻的公众话语，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谈不上被娱乐化，在长沙这样一座已经快乐大本营化的城市，也看不出人们对此有何渴求。

长沙不像京沪穗深那么有钱，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闲选择，所以它更易被大众媒体调动，所以，彻底娱乐化的湖南电视与歌厅文化合伙重塑了长沙人。中国是个市民完全没有真正公共政治生活，也缺少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娱乐的国家，长沙人好歹还有本土丰富的娱乐产品自选，长沙人应该是幸福的。

其实，我写到这里，已不知如何收尾。我不能忘记，在写这个题目咨询几位湖南老乡时，电话那头传来胸膛深处的叹息：

你应该把它写出来！这种全部心思和智力都用在娱乐上，然后又被自己的产品彻底征服，这种幸福，其实和大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兴奋是一样的。你看这次大地震，人们被画面和音乐感染，一起领略过悲壮和庄严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经过一次洗礼，一次人格的升华，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想象，其实，是大家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欺骗。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都诉诸于娱乐表达的悲剧。

原谅我没有能力展开陈述这样残酷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娱乐行为本身，在中国实在已承担了太多的道德指责，就如麻将之于中国人民，实在是上苍赐下的最好礼物。我曾见到有个城市，在火炬到来之前一天，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百姓空巷出来看热闹，看到那一张张空洞幸福的脸，我真想为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相比之下，长沙人是多幸福，娱乐致死就娱乐致死吧。

文/黄章晋

在韶山，你能用眼睛“闻”到毛氏红烧肉的味道。毛家饭店、毛氏饭店、毛家酒店、毛家酒楼、毛爹爹酒店、红太阳酒楼……都有一道招牌菜，毛氏红烧肉。

今天，人们命运受毛泽东影响最深的地方是湖南韶山，整座城市的人们几乎都以“毛泽东”三个字为生。他反感钱、反感商业，但他死后却孤独地出现在所有人民币上，他也是死后名字被商业化最严重的一个中国人，当然，是在韶山。

毛故居周边方圆几公里内，是全中国贩卖与毛相关各种像章、纪念币、音像、印刷出版物最大集散地。因为要向全国各地游客兜售各种商品，毛的乡亲们也是长沙周边地区普通话水平最高的人群。以毛的故居为核心，周边几百米内每一尺的价值都是可以用人民币计量的，我以前几次去韶山，每次都很不爽地发现，毛故居对面的池塘边最合适留影处，总是被人用绳索圈了，人民币是通行证。

整个中国，还有谁对自己故乡的贡献有毛泽东一样如此巨大？2007年，毛泽东故居为韶山带来了300万游客和5亿多人民币的收入。

其实，韶山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纯粹旅游之地，但在这个城市在中国地图上被特殊标注的时代，旅游并不直接改变这里居民的命运。但毛无意中早早为他的乡亲们预留了一笔最丰厚的旅游资产。

除掉张家界那种特殊的奇山异水，湖南最美的地方无疑是韶山，因为这里可能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人口密度较大地区唯一环境未遭破坏的地方。若在1990年代之前，应该从飞机上就能看出哪里是韶山，我还记得在1980年代初，因大炼钢铁和此后社员乱砍柴草之弊，湖南只要不是人烟太稀少的地方，基本少有成片成林的山，尤其长沙周边地区，更是灼灼童山延绵相连，韶山冲附近则是唯一大树参天绿荫蔽日之地。

1967年毛泽东生日那天，韶山站举行了韶山线落成庆典，韶山与长沙每天往返一次的列车成为中国车次序列的起始：韶1、韶2。虽然毛本人并没有用过它，但这趟火车却并不空驶，文化大革命时，韶山每年要接待百万朝圣者。

1990年代末开始，全国各地大力修缮自己的旅游景点以招徕观光客，而韶山的旅游资产，则在1960年代开始就以全国之力营造了，譬如始建于1960年，后投入巨资经营的韶山滴水洞（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之为“西方的一个山洞”），那个安装了数吨重的自动控制钢门，拥有百米防空洞可防原子弹轰击的秘密指挥部，是前往韶山观光客必去的景点之一。此外，韶山的诗词碑林规模在湖南境内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老大。

文化大革命结束，韶山游客逐年减少，1989年之后迎来转折，尤其是1993年毛百年诞辰，毛泽东热全国升温。韶山人的命运被改变了。除迎接火炬这个特殊外，这里几乎总是香火缭绕，而且经常烟花爆竹之声不断，我在1990年代末去的那两次，就感觉它已比南岳大庙香火更甚。

毛站在高高的紫红色花岗岩基座上，双手合在腹部，握着一卷发言稿，微笑地看着远方，历史则在他脚下变迁：毛氏宗祠在不远处辉煌地建了起来。附近各种广播喇叭里，整天播放着毛百年诞辰时发生的种种神迹：铜像揭幕时突然雨过天晴云开日出，满山的杜鹃花突然提前开放，似乎还有铜像从上海运来路过井冈山时，火车突然开不动了……

全中国托毛之福最深也一直感念毛的汤瑞仁，是把毛泽东的广告效应最好的一位，这位把“毛家饭店”开遍全国的女老板，最有力的宣传广告，就是全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张毛1959年回韶山的照片：汤瑞仁就是抱着孩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妇女。毛家饭店开到哪里，这张照片就挂到哪里。

因为“毛家饭店”这个品牌，汤还与毛泽东的另一位晚辈打了一场官司：这位毛氏后人见汤氏生意红火之后也开了家“毛家饭店”，汤已将毛家饭店品牌注册登记，但这位后人当然也振振有词：我姓毛，如何不能叫毛家饭店？这桩曾颇引人关注的官司，不知何故不了了之，两个“毛家饭店”各自经营互不相扰，若主席今天仍在，则自有公断，“毛家饭店”肯定是要公私合营的。

韶山卖毛泽东概念、绍兴卖鲁迅概念、滑铁卢卖拿破仑概念，因利乘便，靠名人效应生财乃人之常情，但没有一个地方来得比韶山更彻底──在韶山，餐饮业你几乎看不到与毛泽东三个字无关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地方像韶山这样成功。

韶山人绝对是感谢毛泽东的，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绝非毛泽东喜欢。像毛泽东这样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也因其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灾难的巨人，官方曾对其有过明确的功过得失评价，但在韶山人那里，绝听不到任何谈论毛的过，只听得到对毛的无限赞美。当然，赞美最多的是这次随着火炬再次回到韶山的毛氏后人。

对比另一位对湖南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人是有意思的，韶山西南几十公里的双峰荷叶天坪村是曾国藩的故居，这里从来不曾因这些年的名人旅游业热潮而大张旗鼓宣传过。曾氏对当地和后人的影响也很特别。曾死去不到三十年，其后人就曾云“吾祖民贼”，但他们却继续以坚奉曾氏遗训的方式生活，他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人才辈出的一个家族，而双峰（旧湘乡县的一部分）则是近现代湖南最出人才的一个地方。

火炬传递到韶山，是官方对韶山特殊地位的再次肯定，无疑也是促进整个城市强化其旅游业的兴奋剂，毛泽东死去已有三十年，但这个城市，毛泽东的气息随处可闻。

文/胡贲

桂林有一条“美食街”──每个来到桂林的散客，如果在就餐时间坐上一辆出租车，多半会被司机拉到这条街来，然后进入一些价格昂贵，出品一般的饭店，司机则从饭店的门童那儿领走5块钱作为报酬。然后继续在街上逡巡着，寻找下一个孤单的旅游者。

这是多么古典的“中国式旅游”啊，上个世纪90年代，你还能在全国各个主要旅游景点见到这样的揽客方式。现在，似乎只能在桂林看到了。

如你所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号叫了好几十年。这个偏居广西的小城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迅速蹿红，成为与北戴河齐名的旅游目的地──直到最近几年交通的大发展，桂林才逐渐被丽江，三亚，拉萨取代，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谁也无法否认桂林的美丽，甚至20元的人民币背面，都印着漓江沿岸的风景，她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名片”之一。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无数的中国人向外国人介绍起中国的风景名胜时，在提到西安的兵马俑和北京故宫时，总会捎带着提到桂林，尽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过桂林的国人可能相当有限。

全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指南《孤单星球》（lonely planet）在其中国分册中是这样介绍桂林的：

桂林在中国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尽管中国人将桂林的风景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这个世界当然是指的中国──但大部分外国游客会发现桂林让他们大大的失望……花一天的时间在桂林四周骑自行车绕行一周或许是值得的，但绝不值得在那儿呆更长的时间。炎热的天气，灰浊的天空和密集的工业与人群使桂林成为中国所有景点中最过誉的一个……

即使是中国人，也很少在桂林呆2天以上的时间。旅行社们开出的标准旅游程序是，头天抵达桂林，晚上在桂林城区四周逛逛，然后第二天再乘船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在阳朔住一晚，或者不住，第二天离开。

这也是相当中国的旅游模式──跟着旅行团队抵达目的地，然后在著名景点之下匆匆而过，拍照留念。再然后吃饭，购物，回家，我们自己把这种方式称为“下车看庙，上车睡觉”。“甲天下”的山水，都不能让这些匆忙的旅客们多停留一日。

桂林的成名，应该与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辛亥革命之后，桂林成为广西省首府，而因为“桂系”和“新桂系”军阀的存在，以及李宗仁，白崇禧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桂林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由广西人自己建设。国民政府既不能染指，甚至红军在走出湘西之后，也被“桂军”“礼送出境”。桂系的“十年建设”，让广西一跃而成全国的“模范省”，桂林也自然成了“模范城”。除了漓江水运，桂林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现代交通。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桂林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凇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大片国土沦丧，人民被迫逃亡，工矿企业也被迫转移，桂林顿时成为避难人士的集中居住之地，人口迅速增加了数倍，金融工商各业随之逐渐繁荣。国民政府和广西省政府为了适应抗战和建设西南大后方建设的需要，投资兴建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湘桂铁路由交通部和湘桂两省共同投资，1937年动工。1938年9月衡桂段通车，1939年11月，桂柳段告成，运输能力因此而大为增强。从1941年开始，当时的中国第一大报《大公报》甚至设立了“桂林版”，桂林与昆明，重庆一起，成为了国统区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当时，桂林城区人口超过百万。

即使到了现在，桂林城区人口也仅为60万，很多人在战后离开了桂林，也把桂林山水以及它们那段记忆带到回了自己的家乡。

自从有了铁路之后，桂林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如果我们翻开1980年代的中国铁路运行图，我们还能找到比桂林更美的地方吗？喀纳斯草原？青海湖？香格里拉？这些景点，都要在很久以后，随着民用航空的日渐普及才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还是火车。

但抗战留下的工业遗产也差点让桂林永远失去成为旅游胜地的机会。解放后，旅游业自然不可能进入当时的国家发展规划，而桂林良好的工业基础则使得这里成为西南的工业重镇，短短几十年间，桂林的青山绿水迅速变成了黄山黑水。

1973年10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到桂林游览。桂林的污染让他非常生气，要求必须立刻治理漓江。很快，国务院特地为此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桂林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将旅游业作为规划重点的城市。

1979年和1980年,二年里桂林市政府果断“关、停、并、转、迁”了27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并严令不准在桂林新建污染环境的工厂──这些工厂，当时占到整个桂林工业产值的1/6。

1984年，中央又给了桂林市新的政策，允许桂林每年利用1000万美元的外汇购买进口商品，然后在国内贩卖，所得收入，用于桂林的城市建设和漓江治理。

1986年1月，邓小平再到桂林，对漓江的变化感到了由衷的心慰。"这就好了，漓江的水变清了！连水中的石头都看得见了！"

从此，桂林才迎来了其真正旅游业的高速发展──这也是中国旅游业的第一次发展。桂林电视台的老记者回忆说，他当年采访国家旅游局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笑着说，“我们中国旅游业的各种模式，都是你们桂林人搞起来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桂林人甚至走向全国，输出酒店管理经验，开设旅游纪念品摊点。

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在桂林的根深蒂固。漓江的精华在江畔的一个称为“兴坪”的小镇，但因为兴坪在漓江的另外一侧，直到现在，都没有从桂林到兴坪的公路。你或者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旅游船队沿桂林直达阳朔，中途不能下船──顺便说一句，高峰时期，200条游船几乎是首尾相连，但走在最前面的，永远是“外宾船”；或者驱车绕道阳朔，然后再去兴坪。40公里的直线距离，生生变成了120公里。

兴坪的老寨山旅馆

文/胡贲

兴坪镇有个日本人开的旅馆。这位名叫林克之的日本老头曾被中国和日本的多家电视台，报纸报道过。林克之1946年出生，大学时代正好经历了当时席卷全日本的学潮，毕业之后成了一名游历各国的志愿者，曾经花10年时间，帮助尼泊尔的一个小村庄修建水坝发电，这一事迹甚至成为日本大学英语教材的课文。他1996年来桂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后来就留了下来。一开始依靠从日本募捐的经费，在兴坪镇最高的老寨山山顶修建了观景亭，和水泥的水都是他15公斤一次15公斤一次亲自背上去的。

现在，他在山脚开起了一家“老寨山旅馆”，另一块牌子是“桂林市阳朔县兴坪中日文化交流中心”。这名“周游全世界帮助穷苦人”的国际纵队战士最终定居于兴坪，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生下了孩子林喜多郎，老来得子，他对这个孩子也格外宠爱。兴坪人都知道这个倔犟的日本老头有着一个可爱的中国儿子。

“老寨山旅馆”的生意并不好，桂林曾经吸引了无数的日本游人，甚至在上个世纪掀起了全市学日语的热潮。但是近年来，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少。2005年反日风潮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有深圳来的年轻人扬言要捣毁他的旅馆，“中国人的地盘，怎么能有日本人开的旅馆？”，林克之只能赔笑应对，周围的邻居也说服了半天，这位爱国青年这才作罢。年初毒饺子事件之后，林克之的旅馆也愈发冷清。他现在仅能勉力维持，由于收入不足，他已经7年没有回日本了。

老寨山旅馆处处都能体现出林克之日本式的细致和用心。但生意不好，也是因为来桂林的“背包客”太少了，这种客栈式的家庭旅馆，远没有在国内“小资”们热爱的其他景点那么受欢迎。

文/王小山

罗丽莉，又叫白雪，是南宁某通讯公司员工，业余时间喜欢登山，还养了几条蛇做宠物，被称为“登山界第一美女”，曾经在珠峰上过8680高度，5月奥运火炬上珠峰的时候，她参加了训练营，但最后时刻因身体原因未能登顶，不过，无所谓，她说。她还是奥运火炬接力百色站的火炬手，6月8日将拿着火炬跑上那么一段，不坏。罗丽莉有一群朋友，都是南宁玩户外的，有上过乞力马扎罗的，有上过贡嘎的，不登山也没关系，可以潜水啊，不潜水也没关系，可以出去走走啊，不出去走走也没关系，可以聚聚聊天啊，日子，不就是这么过嘛。这些朋友大多是白领，看上去对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离开南宁前，我发告别短信，在出版社工作的小田回说：希望你喜欢南宁这个城市，下次来带你去江边吃鱼。

这次，小田和她的“山友”“潜友”“驴友”“网友”们带我去的是中山路小吃一条街，她说，到南宁来，不到这条街吃点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有类似的大排档一条街，但我见过，最热闹的就是南宁这条街了，700米的街道上有几百家铺子，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到凌晨人是散不尽的。街边的骑楼是典型的当地建筑风格，网友老贼告诉我，这些骑楼至少有100年历史了，当年邓小平曾经在这里躲过一夜，然后赶赴百色，领导起义。

出租车司机老陈对城市的历史比老贼更熟悉，“30年前的南宁，最高的建筑是望火楼。”他告诉我，“望火楼”是通俗说法，其实是消防队所在地，那个年代，很多城市的最高建筑都属于消防队，由于通讯不发达，报警困难，很多火灾都是通过消防队哨兵用望远镜发现的。

老陈是地道的南宁人，50多岁，从前在运输公司开货车，全国都走了个遍，后来呢？下岗了呗，跟很多老国企工人一样，自谋职业。他的儿子24岁了，本来在一家星级酒店做厨师，但老陈觉得儿子的工资太低，还不如爷俩一起开出租呢，于是让儿子辞了职，跟自己搭档，“每个月赚两三千块吧，”老陈操着尾音很重的南宁味道普通话说，“过日子也够了。”老陈很乐观，日子总比以前好多了。听说我是北方人，在相处的两个多小时里，便不停地拿北方的种种短处嘲笑我，比如路过一片绿地，他会说北方冬天的颜色太过单调，见我穿着T恤，就说他曾经穿单衣到北京，“被冻得要死”，在他看来，南宁就是最好的城市了，也是老陈让我知道，南宁新近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一座城市，让一些白领喜欢并不难，他们至少有余力出去走走，小资几把，但南宁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一个收入并不高的出租车司机老陈也如此快乐，而不是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那样整天抱怨不停？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这样的外来者颇为不易，还不如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样的城市适合人类居住，会更简单一些。

我从来不觉得在摩天大楼和钢筋水泥筑就的立交桥下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所以看到南宁新城是干脆在郊外重新规划时很为南宁人高兴，南宁的新城，10年前还是一片菜地，现在已经“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了。

新城老城分开，这样做法，至少没有破坏老城的韵味，让中山路这样颇有人情味的地段得以保留。老城这种密度高的窄马路系统比起愚蠢的宽马路来，自然是更亲切的感觉，一味求快求大是不人道的，高架桥等于在城市里修高速公路了，是不是再来个服务区呢？宽马路只是通行的，不是生活的，一般说来，宽马路两边店里的生意都不会很好，似乎已经成了定例。

不知道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可否怀念或者向往走出家门，30米内几家小杂货店里就能买到一切生活用品的感觉，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支持抵制家乐福、沃尔玛，还有华润万家和易初莲花。更多城市和南宁不同，都是打碎旧世界，试图画出更新更美的图画，但正像变讨厌之前的罗大佑唱的那样，“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三亚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里，上海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是一种生活；南宁中山路的小吃街，绍兴九曲十八湾的小河边，是另一种生活，看你怎么选了。我不喜欢的是这两种生活交叉在一起，让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一个美国设计师断言：中国城市里的高架立交桥，早晚都要拆掉。南宁人这一点上走到前面了，2004年3月1日，他们拆掉了江滨立交桥，这座桥是1991年为了迎接第四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而建，对南宁的交通做出过巨大贡献，虽然刚刚建成13年，但是，它已经不合时宜了。老陈说，一家外地公司要到南宁投资，地点就在这座立交桥附近，提出拆掉立交桥，政府同意了。立交桥能带来速度，但带来不了商业需求，如果老陈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家投资人实在太清楚这些“现代化”的玩意是什么东西了。

然而，在原地，他们又新建了一座，不过减少了通往民族大路方向的引桥，使那家投资人的店铺直接和马路连成一片而已。更不舒服的是，这座立交桥，离中山路实在太近了。好在还没近到抬头可见的程度，如果像很多城市小吃街那样，一面吃着美食，一面很方便地享用汽车尾气，很容易让人崩溃。

小田们说，这条街计划要拆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拆成，原因不得而知。我愿意把原因归结于市政当局的善意和慎重──他们不愿意因为拆迁而破坏这里来之不易的气氛，据说巴黎政府对老房子采取的做法是，外墙属于政府，内部属于自己，里面可以随意装修，但外面，不能动，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啊。如果“开放”就是“拆”的话，一个爆破手就够了，费这么大劲组织个政府来做成本实在太高了，干吗不想点别的办法呢？有多少重来就有多少无奈，老化的电线可以再布，危楼可以加固……如果只是简单地拆掉那些骑楼，固然容易，但想在新建筑中找回原来的人气，就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了。北京簋街仅仅不允许店家将桌子摆在屋子外，人气就已经急速下降，教训不可谓不深。

南宁的老城当然也在改变，司机老陈说，从前他们家的房子下雨就会进水，现在也住进了新的楼房，再不用每次进行小规模抗洪救灾了。如果为了让“望火楼”上的消防队员视野开阔而不发展，是个笑话，但如果为了发展而发展，无原则地打烂一切，则是个大笑话，正如邕江里的那些渔民，他们大多“上岸”，不再以船为家了，当然是好事，如果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有多少人愿意天天住在船上呢？但是，如果他们“上岸”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河里再也打不出鱼来，还有人会认为是好事吗？

乐于流连南宁的小街小巷小胡同，听人们互相扯淡嬉笑，追逐打闹，不喜欢它太现代化了的新城。当然，没说新城是不必要的，经济要发展，不建设新城那些整洁的高楼很难吸引到投资，GDP会下降，一边建设，一边拆除，GDP自然像捆绑了两枚火箭，对人们的收入提高也有好处，这是无法否认的，目前，这里还是个以GDP论英雄的国度──但还是减少呆在新城的时间，回到旧时居住的地方，找回和朋友在窄窄街道上肆意畅游的感觉吧。回到话题上，到底什么样的城市适合人类居住？新城在左，老城在右，舍新城而就老城，当然。

人类因为惧怕孤单而群居，很多年后，人们发明了摩天大楼，发明了防盗门，将自己塞进封闭空间里，我们建设一个城市，目的只是GDP和重新回到孤独吗

文/陆南

昆明还是人们向往的城市，他有好天气，有热情的居民，有舒缓的生活节奏。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他越来越变成一座没有个性的城市，和全国各地一样的建筑，和全国各地一样的发展模式。从1999年世博会前消失的昆明老城开始，昆明的过去十年没有了自己独特的记忆。而且，这种失忆还可能继续。我们越来越惊恐地发现，所有的城市可能都将变成无趣的雷同。

南方网讯 他们伤感地走在昆明的街道上，望着远去的旧城，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年代，利用夕阳的光线，金马碧鸡坊的牌楼显出金色的余韵，那是一个只能用记忆追寻的昆明。和我一起去伤感的是两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他们一遍遍地对我说起自己的童年，似乎昆明的回忆应该定格在童年一样。

在那两块牌楼的背后，是昆明的高楼大厦，以及改造的旅游街区，像全国每一个旅游景点一样，乏人光顾，只是老板们的气质显得不同，他们好像不在乎生意的好坏，摆上一桌麻将，有一搭没一搭地招呼顾客，这才是昆明的特质。杜览对我说。他是正宗的昆明人，但仍掩饰不住叹息，“这里完全变了。”

记者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他的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的哪个角落。”杜览则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从三亚开始的奥运火炬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集中展示，我们走在每一个光芒四射的中国城市，除了那些上天原先给予的风物外，大部分城市显出了惊人的雷同。

有太多的网友诟病百城记，因为这个栏目无法没完没了地描述每个城市的光鲜亮丽，但再光鲜亮丽的城市，也很难有个性的描述，看看网友的回帖便知，他们永远在推荐城市的光辉历史，以及某条市内的步行街。但如果一个城市不能讲述普通人生活的话，那他也就丧失了作为城市的意义。

中国从90年代开始的造城运动，步骤上基本是一样的。先是盖起了高楼，然后是在外立面上贴上各种颜色的瓷砖。再后来，人们迷恋上了有机玻璃的窗户，蓝色的、绿色的，一步步又把他们扩展为玻璃幕墙，后来，玻璃幕墙改了颜色，每一座城市看上去都显得晃眼，每一座城市都无法让你感知这到底是在哪里。

普通的昆明人都会将1999年作为一条分界线。为了迎接当年的世博会，昆明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将混合著明清、民国和法国殖民时期建筑的老城拆除干净，改造了69条街道，新建了19座立交桥，建成了占地274公顷的6个城市绿地广场，官方的材料称，城市建设因此提前10年。

那一年，云南生态网的陈永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收购老房子的窗棂、横梁等稀罕物成为一门触目可及的生意。而昆明的老媒体人边民则说：“昆明之后十年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1999年的底子。”

人们回忆起那一年的昆明，满大街的外国人，整座城市一直处于繁忙中，出租车经常被堵在通向世博园的路上，因为有重要的宾客来访。昆明甚至设想过在滇池的中央建一座机场，可以直达大理的洱海，甚至远到湄公河流域的城市。

世博会的盛名让昆明的花卉种植成为城市GDP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卉业使用的大量化肥，经过各条支流流入滇池，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高原湖泊的污染。滇池已经不是海天一色的回忆，而是黄瓜汁般的水在海的远处和明媚的天空对接，仍然有坚强的老人坐在蓝藻泛滥的滇池旁钓鱼，旁边挂着一条横幅──滇池的明天就是昆明的明天。真不知道这是讽刺还是激励。

昆明人会滔滔不绝地说到他们的滇池，从那里划船到西山，从那里游泳到对岸，原先滇池旁边的村庄，每个村都有关于龙的传说，但污染击碎了神话，也让越来越多的昆明人开始远离自己的过去。

“我对一个外地人说，再过几年来看滇池，肯定不一样。”陈桂琳对我说，她有着热爱家乡的天然自豪，并主动跟我讲述1999年的故事。“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以前的那些老房子都比较旧，年久失修，现在搬进了楼房，住宿条件改善了不少。”在她的印象中，1999年后的昆明现代了，这个城市的重新建设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像。

Chris也在1999年来到昆明，“我被古城吸引。那时候还有许多老的建筑，这里看起来和中国的其它城市如此不同。”这位美国人在27岁的时候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定居昆明，他在这座城市居住了4年，和朋友办了一个英文网站Go Kunming。

对于他来说，昆明的变化很大，有了越来越多的车辆，交通堵塞程度不亚于上海，汽车尾气弥漫在城市的上空，房价一直在涨，城市变得越来越嘈杂。

但他和他的外国朋友们依然热爱这座城市，因为这里依然有着热情的云南人，依然有着缓慢的生活节奏。周雷说：“我越来越不喜欢昆明，只有生活节奏和我对路。”边民则说他时常翻阅西南联大时期的小说《夜未央》，看着那时候的昆明，飞虎队、西南联大的学生，“一直到今天，昆明的节奏仍然没有变化。”

在景星街，我看到一个爷爷带着他的孙子，蹲在鱼缸边上整整10分钟，看着里面游动的金鱼，一声不吭，老板在旁边陪着他们看，双方没有语言的交流，仿佛一切都静止下来，有的只是此刻慢慢流淌的生活。我被感动了，因为很久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如此安静地在闹市中专注一件事情。

这条街道曾被看成昆明老街生活的典范，目前则理所当然地处于拆迁前的甩卖中。云南的网络名人和菜头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景星街：“夏日的太阳雨落下来，穿不过梧桐树荫。我站了一下，突然拔脚往家的方向跑去，四下里是我塑料凉鞋敲击在青石板路上的清脆回声。那回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漫天的梧桐树，许多已经不见，虽然名字叫做“春城”，但昆明已经多年没有评上全国园林城市。在我到达昆明的时候，这里正在遵守市领导种植80万棵树的指示，不假思索地在许多路的人行横道上种上三排树，包括盲道在内，让人无法在上面行走。种树是刚刚上任半年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主意，在他看来，绿化绝对是政治正确。

“昆明人很不关心政治。”边民说。对于云南这样一个和权力中心相隔太远的地方，昆明的政治和普通人的生活看起来隔得很远。但江苏明星官员仇和的到来让昆明人感觉到了政治，以及这个城市节奏的加快，满大街的警察、政府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随意拨打的各个政府机关官员的电话以及干扰到他们生活的树。“我很怀疑昆明人是否能适应仇和的节奏。”边民说。

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8年排名跌到了61名。

仇和的到来让昆明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开始热烈地招商，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政府办公楼搬到新区，修建能容纳10万学生的大学城。昆明的一切看起来和全国的其它地方趋于一致。和过去十年的昆明一样，这个城市继续参与到整个中国整齐划一的集体想象中去，从城市的建设到发展，除了他一如既往的好天气和悠闲的节奏。

这过去的十年让诗人于坚印象深刻。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昆明这样，让我的诗具有如此的史诗效果。”十年前发生在昆明的事情，今天讲来，大部分已经找不到物理的存在。他感叹道：“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那个过去的昆明早在十年前就被新的文明所代替，这十年，昆明少有自己的记忆，而是在大合唱中沉浮，就像叶芝的诗：“世界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一些生活中的细节被淹没，一些生活中的人被搬迁，讲述昆明的故事变得不再独特，更多地需要在历史中寻求依托。

隔文/黄章晋

“丽江古城是座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里面都是全国各地的精神病人。”“张小三”（网名）和我沿着丽江古城外围的马路散步时说。

其实，在更多人眼中，张小三是才是精神病人。张小三是在丽江巨甸镇路西村完小支教的老师，与官方共青团组织的支教老师不同，除了学校管吃管住外，他在这个离丽江一百二十多公里的山沟当老师，没有一分钱收入，日常用度全靠以前的积蓄。今年三月之前，他是成都的一个小生意人，因为网上的一篇帖子，他和深圳长大、刚从剑桥回国的“纪晓岚”（网名）一起成了贴主的下线，被发展成支教老师。上线是两年来此的北京女白领郭丽。

和张小三、纪晓岚一起落户路西小学的，还有我在《凤凰周刊》的前同事张婷。张婷的上线并非郭丽，她两年前就有了支教的心思，偶然的原因，这三个人成了同志。

要让上一辈人理解他们并非易事，我母亲就在知道张婷支教后意外得难以理解：她结婚了吗？结了。买房子了么？买了。那她开什么玩笑？难道就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点责任感么？这些人啊，一点都不现实。的确，上一代人见惯了空洞虚假的道德榜样宣传，长期贫困和短缺的生活挤压，把他们塑造成最不相信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仿佛开了这个社会一个玩笑，受香港影响，颇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模式义工组织，首先在最临近它的珠三角发展起来，很快蔓延到最开放的发达大中城市。在贫困山区，在5·12大地震前线，到处是这些精神病人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为碰到休假碰到丽江采购生活日用品张小三和纪晓岚，我要看望老同事张婷要颇费一番周折。六点不到我们会合，搭乘预订好的小面行进两个多小时抵达巨甸镇，然后再转车走上十多公里抵达路西完小，到张婷的教学点，还要走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如果没有那辆摩托车，我真不知道走过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要等到什么时候。当我跳下摩托车，沿着灌木丛中一溜脚印爬到半山腰的教学点时，我喘得像烈日下的狗，连和等在大树下的同事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路西完小旁除了村委会和几个店铺，并无人家。张小三说，在这个被大山包围的学校，没时间感受寂寞孤独。因为这里的学生都是傈僳族山民的孩子，他们住得特别分散，完小内只能实行寄宿制，从六点多带着孩子们跑操，再到晚九点多自习完毕，加上要批改作业收拾内务，基本没有空余时间。

山民们靠种玉米、土豆、南瓜和小麦维持温饱，有头脑的人能靠种植药材换点仅供日常用度零用钱。他们基本不识汉字，几乎没有可能外出打工挣钱。母亲们大都只能听懂一点汉语，孩子们进校后才开始接触汉语，使用标准教材，他么相对格外吃力，有的孩子十四岁还在吃力地读五年级。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已很了不起，能读到高中，一定是这个孩子不但特别能读书，而且家里还得非常有钱。

“我们这里有读到过大学的吗？”张小三问他的本地同事，大家一起摇头。

路西完小本部有两百多个学生，有一部分孩子已坐进几年前刚落成的钢筋水泥教室，还有一部分孩子的教室是“毛主席那时建的”，那两幢土木结构的老瓦房，还住着校长、老师、学生。老房子旁边是猪圈，由于“现在学校条件好多了”，所以猪圈已经废弃。

与猪圈相临的厨房里码放着新鲜白菜、当地产的干菜和粮食，房梁上似乎吊了一小长条肉。蔬菜和粮食很大部分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它可抵折部分学费。完小的厨师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在改善伙食和自己挣钱上实在难以两全，搞得老师们吃饭都成问题。

我东张西望时，一个状如民工、身材矮小的人走了过来，校长。华校长四十来岁，他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教书，在这里老去。他家距此十多里地，隔周回一次家。他说，已经在和村委会、镇政府筹钱盖新校舍的事情了，可能需要一百多万，谈拢了五十多万，其中有市税务局捐的二十万。张小三对我耳语，这笔巨款似乎不那么靠谱。

虽然学校非常残破，但有电视、卫星天线，甚至还有电脑，后者是山外的捐赠，不过，在这些远方来的支教者抵达之前，基本没有人用过电脑。

张婷的教学点只教学前班到三年级的学生，四年级，学生就必须到完小去寄宿。这里加她共四个老师，其中一对是年轻夫妇，丈夫是外地的纳西族，妻子是本地的傈僳族，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戴着眼镜一脸春天般温和的丈夫是学园林的，校园空地被精心栽种了各种蔬菜，还有几株亭亭的向日葵。张婷就是因为整素的环境选择留在这里。

张婷除了教三年级的两门课程外，还带了学前班。她和张小三一样，每周有二十多堂课，这个班上完马上要赶到隔壁的班。坐在任何一间教室里，都能清晰地听到隔壁班的声音，因为教室顶是通的。

教学点的孩子们家离得不算太远，能徒步走到学校，所以九点多开课，下午五点放学。张婷有大把的时间去家访，她的新婚丈夫上月来看她时，她才知道自己每次家访其实最远只走了两三公里：“我总以为自己每次爬半天山路走了差不多有十公里，用GPS一算，哪里有啊？”

因为家访，张婷被跳蚤、虱子叮得浑身肿块，“这里的蚊子很厉害，但叮了只会肿个小红包，哪里有虱子厉害啊。”张小三要家访就得走更远的路，一次他被好心的家长留宿，与那一家老小三代人挤在一张黑糊糊的大床上，虽然他像当地山民一样合衣而睡，但夜里被叮得一次次惊醒过来。

我的同事捐给这个教学点的字典并没有直接发放给孩子，而是上课时发下去，用完再收上来，因为习惯的原因，孩子们还没学会珍惜书本，书本他们带回家，没几天就会被撕碎。张婷介绍，她带的孩子们和我们熟悉的孩子们很不一样，把各地捐来的书发下去，他们随意翻几下就互相丢来丢去，看了要人心疼。另外一位曾在泸沽湖为当地孩子办图书馆的朋友也介绍，她发下去的书，只有一个孩子真正爱惜并认真阅读，那个孩子却是汉族的。

“我后来理解他们了。”张婷说，他们的母语并非汉语，他们还没有建立通过阅读汉字了解世界和知识的观念，更不要说，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教给他们这样的观念。她说，通过完整学前班，更早掌握汉语的孩子会表现得不一样。这需要耐心。

张婷不布置家庭作业，全部留在课堂完成，“我去家访过，没有一家有桌子的，更不要说给孩子独立写作业的空间，他们只能趴在地上写。”

与纪晓岚一派大都市时尚青年的风范不同，张小三明显有成都人的松散随意，爱开玩笑，但张婷笑话过张小三，因为他上课的态度太过认真，无论什么天气，上课的钟声敲响，张小三永远是身着笔挺的西装走进教室，一下课又立即把西装细心地整理好，哪怕下一堂课还要穿上。在这里，为了把那身西装侍弄好，张小三颇要费些心思。

我能理解张小三的意思。张婷也说，他们带给孩子的，除了书本知识，更有习惯的养成，因为经济方式的落后，孩子们的父母会把一些落后观念和习惯传给孩子，要改变这里的贫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改变，”张婷说，“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我们到这里，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能需要好多批支教老师的坚持，才能慢慢看到效果。这里的父母少有要孩子读书的想法，只对很个别的孩子，他爱读书，那我到了这里，也许是一种缘分，可以改变他。”

“也许要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吧，那时候，他们肯定会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张婷呆的那个教学点已消失不见，摩托车在高坡上熄火，张小三跳下来满头大汗猛踩发动机：“如果他们能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看到自己的落后，那就够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教他们走出大山，成为供资本家驱使的合格的劳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文/黄章晋

百城记不是在一路蓄意挑衅各地朋友的感情。每个城市远不只是一个附丽着种种辉煌历史和传奇的地名，相对那里生活着的一个个普通的生命，相对每个平凡生命的奋斗与成功、挫折与失败、他们的幸福与沮丧、他们的苦痛与挣扎，那些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与传奇，其实是无足轻重的。毕竟，于每一个平凡人来说，现在与未来才是最真切的。这就是我们希望能观察和记录的。

不少读者批评我们的百城记，说我们一直在用偏见观察记录经过的城市，或者是用“不客观和不全面的”角度写一个城市。不客气地说，我们从来就没打算要客观全面地写一个城市，因为在我看，世界上从来不可能有那种“全面客观”地写一个城市的文章，只要是人而不是上帝，那它的观察一定都是主观的，只要是人而非上帝，那它掌握的信息就一定是片面的。

这点，百城记的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原本就是为圣火追踪报道之名而行，就是为看看圣火途经的中国，于我们自己，是用个人的直观体验去置换脑海中关于那些城市、那些乡村道听途说甚至一直只作为方块字的模糊印象，让它从此鲜活起来──尽管只是急匆匆的走马观花；于我们的普通读者，则是提供一个我们对2008年的中国的速写；于那些途径过您的家乡的读者，则是提供了一个他者的速写观察，它一定不是全面、客观而准确的。”

刚才一位朋友在昆明一文的回帖中说：“为什么不说到聂耳、不讲讲郑和，不说说讲武堂、不说说朱德，云南以外的民众有多少人了解呢，红嘴鸥飞来飞去20多年了，却飞不进作者的心，还在关注GDP、关注仇和……你的重心偏了，偏了很远。”

我在这里简答如下：如果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根本没必要去昆明，呆在北京抄书就够了，而且，这和2008年的昆明以及昆明人有何关系？如果人们最关心的都是历史名人，那你说的那些名人除了昆明人外还有谁在乎？因为人们都该去关心自己的历史名人。我们在昆明，采访过普通官员，采访过普通职员，采访过小商贩，采访过出租摩托车司机，我们记录的，正是人们最想告诉我们的，而您说的，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们到一个城市，关注的是什么，序言里也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观察，对不同地方可能会采用多种方式，或是某种整体直观印象，一切采访和资料的组织运用，全部围绕着它，无疑，它可能只是某种城市偏见的再次重复和强化，虽然我们内心想尽一切努力避免，并努力希望能发掘人所未有的视角，对一个对自己家乡又爱又恨的人来说，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或是只对一地某一特征感兴趣，以此为横断面的观察和阐发，无疑，这种特征或横断面未必在您认为具有典型特征，的确，它天然就是以偏概全的观察方式；或是借由一物一事一景一时的刺激为起行，籍由一地阐发对各地共同现象的评述，如果这种评述对象是负面的，──如果这种我们绝对想避免的情形真发生了，请原谅我们的鲁莽，不过，没准我们会疯狂赞美您的家乡的……”

我知道，许多读者希望在我们的文章里看到我们对自己家乡的赞美，说实话，对这样要求的朋友，我建议他去看自己家乡的党报，表扬和赞美这样的任务，我们肯定不能胜任，不过，我们基本上一路都没有忘记赞美经过的城市。──我知道看到这里，许多朋友会对觉得我这个人太无耻了，那我就再无耻一句吧，我在序言里就说过：“我们肯定不能令自己满意，更从未指望被读者充分肯定，尤其对那些圣火经过自己家乡的读者朋友们来说，我们现在都做好了迎接板砖的思想准备。”

请不要认为百城记是在一路蓄意挑衅各地朋友的感情。不，绝不是这样的。在出发前，我们就与将要经过城市的陌生朋友们不断交流沟通，我们对每个经过的城市都心怀诚恐之心，因为在我们看，每个城市远不只是一个附丽着种种辉煌历史和传奇的地名，相对那里生活着的一个个普通的生命，相对每个平凡生命的奋斗与成功、挫折与失败、他们的幸福与沮丧、他们的苦痛与挣扎，那些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与传奇，其实是无足轻重的。毕竟，于每一个平凡人来说，现在与未来才是最真切的。这就是我们希望能观察和记录的。

所以，我与一位山西的朋友的信中曾说，我长期呆在北京，辗转与各种圈子之中，总能听到种种宏大的理想与观点，久之经常会有那种就呆在历史现场的错觉，因为离这块国土最真切的社会日渐疏离，我深为文字益发空洞和贫乏而恐慌，所以，我希望百城记的过程，使我们有机会能真切地接触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哪怕它仅仅是一种肤浅的体验，但它总会激发起我们内心一种被呼唤的情怀，写出我内心认为最好的文字：那种能够带着自己血肉温度的文字。

带着自己血肉温度的文字，是与自己脚下这片国土、与这片国土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命运他们的感知相连的文字，它一定不是无条件赞美和无条件歌颂的文字。我们国家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是一个正在经历着转型阵痛的国家，它的阵痛，正是孕育这个国家伟大的未来的产床。我们从来不为不能像一些朋友希望的那样赞美他的家乡而羞愧，只为没有能力记录最真切的过程而羞愧。

我理解一些朋友出于爱乡之情对我们的责备，但有许多朋友对自己的故乡，对自己国家的深切之爱，则更令我们心折，他们的爱，是对转型阵痛时家乡的忧思，是对正经历剧烈变革时悲欣交集的普通人的牵挂。没有人比他们更能看到和关注自己家乡的种种不足，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最朴素的情怀：爱，是一种挑剔。这是一种大爱。

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热爱自己的族群，是人类群居社会的本能，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是族群保持共同情感的纽带，但为我们的所爱增益真实的骄傲，首先是真实的认知，否则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所爱更美好？否则，我们对生养自己土地的爱，如何才能超越乡愁是一种味蕾的怀念和乡音的亲切？

在百城记的回帖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在异乡打拼者对家乡的拳拳之心，对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我想问，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只许无条件赞美你的家乡，否则就是诋毁，就是专揭阴暗面，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呢？你用外地IP说自己是哪里人，难道不是现身说法，暴露故乡留不住你这样的人才的阴暗面么？

其实，我们从无专揭阴暗面的用意，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赞美广州城的宽容精神了，因为就我所知，广州部分本地人现在依然排斥外地人，而且我知道十多年前，广州的大姐们曾举着“北妹滚出广州”牌子上街。我用不加保留的词赞美这座城市，是因为相对它容纳的巨大外来人口，相对中国其他城市，它的市民文化，它的行政施为上是今天最具包容性的。

是的，一些读者批评我们潜意识里喜欢拿不同城市比较，说实话，我认为这哪里是什么缺点，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好处么？有这样一群人在几乎同一个时段走遍了一百多个城市，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始终用同样的坐标体系，你，热爱自己家乡的你，难道不是对自己的家乡有个更清晰的认识么？

不过，为我们的读者朋友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记录提供一个坐标体系，这仅仅是我们内心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会为此一直努力，请相信我们的谦卑和诚恳。

最后，在这里，我想告诉各地的读者朋友们，我们每天都在诚惶诚恐地看着你们的意见，我们非常希望能和你们交流，百城记上将很快开通与作者的留言窗口，我们会认真与朋友们交流的。此外，这么多不同意见，使我们打算在百城记这个栏目上做出一些改进，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自己写出对一个城市的观察和描述，以补充我们的不足。

本质上，我们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因为深切的爱，而观察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