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认知与民族身份构建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肖燕 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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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讨论认知、语言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关系。首先，语言、认知和概念系统是同步发展的，这是语言与思维相互影响的基础。其次，语言认知是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基础。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符号，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与特征，对一门语言的认同也或多或少是对这门语言承载的文化的认同及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第三，个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一部分。在一定环境中自然习得语言的过程，也是对这个语境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辨识与吸收，形成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整体民族国家身份的组成部分。

⊙　作者简介
　　肖燕，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
　　文旭，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与外语教育。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西语言战略比较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YB125-167）的阶段性成果。
　　0.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沃尔夫假说和后来人们对沃氏假说的评说中都有较多的讨论和争论，沃尔夫及其追随者则把思维看作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Whorf & Carroll 1964:66）。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在大脑的工作分工中，思维、推理和语言都由左脑控制（Brown 2007:125），这就意味着语言、感知和行为使用了相同的大脑结构，概念形成的经历也是相同的，而概念由词语、词素和语法结构表达，正是语言塑造并表达了概念，同时，概念的表达也反映了语言是什么（Gallese & Lakoff 2005:473）。因此，语言也借助概念表达思想，体现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语言是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形象背后都有这个国家的语言符号。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表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信仰、文化和语言使用者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身份二者之间相互建构（Trofimovich & Turuševa 2015）。因此，语言认知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不能分开。
　　本文从语言认知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出发，讨论语言在民族文化身份构建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1.语言的认知基础
　　语言、概念系统与思维是同步发展的，这是语言认知的基础。在大脑发展其左右脑功能分工过程中，左脑具有的范畴化能力早期偏侧优势不仅形成了对语言的绝对控制，也逐渐形成了语言中的范畴（Brown 2007:67；Hama & Borst 2011）。因此，大脑作为思维的机器，在语言的发展和概念形成以及概念化思维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Whorf & Carroll（1964:55）认为，语言不是心智、情感、或其他内在心理的经历，它只是外部世界的观察。语言不但促进经验的组织产生，也可以表达这些经历。但语言并不是简单表达这些经历的技巧或工具。从认知语言学的具身现实主义视角看，心智、意义都是具身体验，思想是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具身体验（Johnson & Lakoff 2002）。在认知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持续的感觉经历经过认知处理后得到合理的分类和组织，Whorf & Carroll（1964:55）把这种组织分类看作是语言的组织与分类，我们因此可以借助语言符号轻松表达一定的世界秩序、一定的板块划分，在更为通俗、更广泛和多种意义上，语言起着与科学一样的作用。
　　“认知是人类心智的基础，语言只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能力”（文旭 2014：iii），即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也与认知同步发展，它“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认知技能”（Tomasello 2003:323）。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婴儿在具有话语能力之前没有概念系统，只能依赖认知过程学习感知信息（Mandler 2012）。由于人的心智由语言塑造（Fox 2001），认知发展过程也是语言、概念、思想逐渐形成并且成熟的过程，完整语言体系形成后也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和初步独立的思想意识，思维的语言是在表征外部世界过程中获得了意义，对一个实体的认知也从碎片似的零散辨识发展到思维中的一个概念实体。在经验现实中，感知、感觉和思维之间没有裂缝（Johnson & Rohrer 2007:19-22）。由于人的理解和思维都是社会化的，随着个体语言体系的成熟，思想体系也趋向成熟，对事物的判断更加基于认知分析，并且成为一种无意识习惯。
　　从社会认知研究方法视角看，人的语言发展受心智、身体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动态互动的驱使，本质上，人的认知状态，如个体特有的变量和心理表征，通过外部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语言在人与现实的互动中显露出社会工具的功能，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会以一种灵活、适应性工具功能发生变化。因此，Trofimovich & Turuševa（2015）把语言发展概念化为学习者在社会、认知学习环境中的一种渐进、互动顺应和调整。
　　2.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
　　民族身份构建过程涉及诸多因素，社会机构如学校、文化机构、媒体等营造的公民文化氛围、意识形态结构、历史传统、跨文化交际等通过语言的使用表达概念与观念、组织活动、规范言行，这不仅建构民族身份，而且体现民族身份。语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现实，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也在一个民族中反映出来，每一种语言都表达了语言使用者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民族意识具有不可分离性（Demont-Heinrich 2005）。
　　2.1 语言认知与个体民族身份习得
　　个体的民族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学习中经历和感知集体民族身份中包含的各种民族符号，从精神层面的语言文学、历史文化、音乐艺术、媒体节目、社会形态到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等都促使个体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与觉醒，对其民族身份的习得与意识产生持续的影响。在民族身份习得过程中，语言如何对集体民族身份中的概念化实体内容进行表征决定了以何种方式输入信息，个体就是在接受信息的内容和信息输入方式中习得自己的民族身份。根据社会化理论观点，所有知识都基于语言和语言表征，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基于符号系统（Fox 2001）。对于具体语言文化来讲，语言是其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可以用来建构民族身份（Schiffman 1996:11）。
　　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同步发展使学习者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自我感，个体身份与所学的语言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即语言与身份的一体性。对于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也是身份确立的过程。Browm（2007:69）认为，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身份就是在发出信息、得到反馈这样的交际过程中得到确定的。从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观看，心智和身体是不能分割的两个概念结构，是具身的，不是超凡的，它们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脱离彼此而存在，身体的经历过程中会自然产生经验（Johnson & Lakoff 1999:96-97）。由于语言承载的概念和文化符号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特征，因此，习得一门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言承载的概念、价值观及其文化内容，具备了与集体民族身份相适应的语言文化身份。
　　个体身份的习得也是民族身份的习得。Bulck & Poecke（1996）认为，个体身份不是自动化产生的，它形成于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对比、辨识自己，从而形成个体身份。民族身份通过历史、文化、语言、政治等多种因素构建而成，它包括“单一种族或多种族群体中个体的各种情感、经历、行为的总和对其身份地位的建构及其与群体的关系”（Trofimovich & Turuševa 2015：缺页码）。对个体来说，民族身份形成是在包含这些因素的主观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融入自我情感认识、确定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由于民族身份也并非与生俱来，民族符号、语言、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及传统、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是塑造个体民族身份的重要来源。在概念的表达和信息传送中，说话人总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描述所理解的事实，相同的信息可以是正面的、负面的或中性的语言表达。因此，语言如何描述这些知识与事件不但传递了叙事的视角，也会影响到受众以何种方式去观察和描述世界，相关概念在这些经历中逐渐固化，因此，Trofimovich & Turuševa（2015）认为，民族身份与语言在特定语言使用语境中相互包含与构建。同时，语言承载的民族特征也通过个体得到表征和传播。
　　由于个体习得语言的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个体身份可能是单一或双重的，也可能是多重的。一个从未学习过其他语言、也未曾踏出国门的中国人，个体身份是单一的中国人。而一个成年后移民澳洲、会讲中文和英文的中国汉族人，个体身份时而是中国人，时而是澳大利亚人。如果一个移居美国的中国苗族人会讲汉语、苗语和英语，个体身份更加多重化，可以是中国人、美国人、苗族人。苗族是族群认同，会伴随一生，中国人或美国人则是民族国家认同，会随着交际环境不同而转换。这些个体身份的习得是在语言文化习得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身份。身份的外化取决于交际环境中的两个因素，一是身份自我认同，二是交际环境中自我和他人对其身份的共同认同。例如，中国移民在处理与美国政府部门相关的自己私人事务时，面对政府官员，他们的身份是美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身份是中国人。
　　2.2 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构建
　　语言与民族、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国家常常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几乎是等同的，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往往由不同族群构成。Steedly（1996）和López（2014）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民族，有其国家型态（还是形态？）和语言，语言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中，语言输入方式对信息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语言参与的各种信息输入和输出建构了个体和群体的思想意识、影响其行为规范，使个体和群体之间持续互动，塑造了一个由庞大个体组成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生活在共同法律体系下，由立法机构表征的个体集合所组成的一个民族或国家”（Hobsbawn 1996：缺页码）。
　　语言的多角度表意和应用功能使其在社会现实中充当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的心智特征与属性”（Evans & Green 2006:5），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文化遗产；从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看，语言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不仅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在民族与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帮助构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身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和文化是等同的，语言如果不能承载相应的文化，势必导致学习者身份的迷失。例如，在中国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前的台湾教科书，国语课本与大陆的语文课本一样传递中国文化，历史课本讲大中国历史，台湾历史部分与中国其他省份历史部分地位相当，台湾人整体认同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而台独势力为了抹去或模糊人们的中国身份认同，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开始搞“去中国化”，修改课纲和教科书，编写了《发现台湾》这套教材，包含国语、社会、历史、地理、艺术与人文等10多个科目。这套教材在叙述方法、语言文字使用上做文章，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历史上”“古时候”“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全省各地”“两岸”等词，禁用“国字”“国画”“国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张方远 2014）。该套教材的语言和文化自相矛盾，历史课本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台湾史部分成为主体。这样做的结果是，台湾人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对于语言承载的中国文化无法说清楚来龙去脉，语言习得、文化习得与身份习得三者无法协调，习得的是一种不清晰的矛盾身份，持续下去，民族文化的继承会逐渐走向断层。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造就国家精英、创造民族身份。在文化的组成成分中，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Whorf & Carroll（1964:65）直接把语言称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为文化提供方向性指针并成为文化的标记，各种文化形式最终都是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Johnson & Rohrer 2007:44）。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力量既塑造一个民族，也是这个民族国家中人民共同拥有的思想宝库，它稳固种族情感和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和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实践活动，成为民族性中所有其他概念和标记的载体，Bulck & Poecke（1996）甚至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民族，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却反映了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由于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语言呈现多样化，人民包括多维度，Demont-Heinrich（2005）认为，无需用清楚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讲同一种语言或不同语言的人有着相同或不同历史和现实情景的人民组成了同一个国家，这也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它使民族成为国家的象征，它可以包含多个有着自己文化、语言、宗教、历史传统的族群，他们共同组成一个代表国家的民族整体形象。例如，澳大利亚有着多元文化的民族身份，但实际上是双语和二元文化的，对外形象是英语和英语文化身份（Harvey 2003）；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了中华民族，每一个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标识，共同代表中国，但国家语言文化身份象征是汉语和中华文化。因此，一个民族的形象可以是多文化和多语种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实现对外交流、体现整体身份时，往往只有一种或两种文化和语言能够代表这个国家被标识。
　　语言与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标准语言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语言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中常常共同出现，几乎成了一个概念。一般意义上，语言意识形态可以被界定为文化思想（Wodak 2012），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形式，还把群体与个体身份、道德、美学、认识论等联系起来，支撑起社会习俗与制度，使国家、教育、法律等社会制度在语言意识形态框架下实施（Woolard & Schieffelin 1994）。因此，语言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也不是简单反映社会，而是塑造了个体和群体的意识形态。个体、族群和政府所遵循的价值标准以及公共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的形成和思想表达都是通过语言完成的。同时，意识形态极大影响语言和语言选择，在语境中，通过媒体、政治、民族归属叙事、广告、学术文本和通俗文化表现出来（Wodak 2012）。在社会政治范畴内，国家内部的诸多事务涉及不同族群的生活，往往需要一门标准语言来促进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理解沟通。Hobsbawn（1996）认为，标准语是民主的象征，它帮助政府管理国家、所有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因此，一门具有代表性的标准语言不仅仅是民族国家身份象征，也是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之间沟通的必要条件，对于多族群组成的国家来说，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府事务会更加高效。
　　2.3 语言生态与民族国家身份象征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象征，从语言的历时发展看，这种语言身份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建构和重新建构。例如，英语在英国历史上的外来征服后吸收大量拉丁语、法语词汇得到重新建构，特别是诺曼征服后，诺曼贵族为显示其优越身份，在宗教、教育、政府等领域使用法语词汇，用Old French取代Old English，现在普遍使用的男性姓名William，Robert 和 Richard就是当时法语取代撒克逊英语的标记。Wodak（2012:216）认为，在日常交流中，我们所遇见的词汇和使用词汇的方式形形色色，各种交流的语言文体已经成了社会实践，语言使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对话、沟通、辩论与讨论、学习与记忆，我们选择语言或语言变体把自己以合适的身份形象呈现在他人面前，因此，这种语言选择和语言本身就是身份构建的一部分，是民族国家身份的象征。
　　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同一个地球村的文化同质化不应该也不能减弱人们的民族化意识，相反，这个时代更加彰显了国家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国家性，这种身份的独特性直接或间接通过语言文化表征出来。因此，在民族国家时代，传统的浪漫民族主义会继续影响群体身份构建，这个前提之下，共同的语言在建构民族身份中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国家意识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工具（Schwartz 1995；Bulck & Poecke 1996）。在不同国籍的一群人中，语言是分清楚其国籍的最直接和重要标记。个体的口音、语言标记如词汇使用、语码转换、语码混合等都是身份标记（Trofimovich & Turuševa 2015）。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通过语言或方言的选择表现自己，语言选择和语言本身都是个体或群体身份的一个部分。语言和使用语言表明“我们是谁”，我们部分地通过语言和语言行为界定现实（Wodak 2012）。
　　在一个国家内部倡导一门通用交际语的同时，维护多语种并存的语言生态也很重要。国家内部各个族群的语言文化符号不仅不会削弱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且会使一个国家的文明更加丰富，更有生命力。例如，在中国，正是中国的120多种语言（惠红军，金潇晓 2008）共存构筑起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反之，对其他语言文化的排挤会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如二战后（1945-1956）的马来西亚，为增强其马来语为代表的民族身份，教育系统只允许使用马来语和英语，而占人口39%的华人不能享有华文教育，后来的结果不仅没有抹去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播种了种族之间的仇恨，引发了1969年针对华人的骚乱（López 2014）。另外，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的传播更加依赖极少数语言，少数人口族群使用的语言成为濒危语言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对于多族群国家来说，仅仅依赖法律保护这些语言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可操作性项目，培养大量双语人才投入学校教育中，通过强化双语甚至三语教育，让这些族群在传承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同时能够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融入全球化进程，维持良好的语言生态和健康的语言意识形态。
　　3.结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在不断的争论中，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可以脱离语言存在，但体验哲学和发展心理学从具身认知和概念发展角度，论证了语言与思维是同步发展的。因此，语言习得也是概念和身份习得的过程，个体民族身份与其民族意识的认知度是一致的，这也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于用于组织社会结构的语言来说，尊重不同人群使用的语言是民族完整性的前提。当然，国家和民族身份由多种因素构成，语言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语言不等于国家，也不等于民族，它在国家内部和世界的影响力取决于所处语境中各种力量的互动。良性的互动可以在外部形成世界性语言文化身份，内部成为联系国家或民族大家庭中族群和人民之间的纽带，让民族国家的概念更为清晰，形象更为凸显，在民族国家身份的建构中体现其应有的作用。
　　通过语言、认知与民族国家身份的关系讨论我们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对于一门世界性语言而言，其生命力的长久性在于保持自己语言身份的独特性和接纳其他语言文化的开放度。从人类学对文化决定论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不同的语言文化及其约定俗成的规则对其成员的思想行为有很大影响力，一门语言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语言，只有建立在维护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姿态尊重差异性，去除语言的单一文化载体化，才能实现语言文化创新并被广泛接受。
　　二是对外语教学来说，二语习得的最佳效果是民族意识对二语习得产生良性影响，“在保持自己民族身份的同时习得一门外语和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与所习得的目的语融为一体”（Trofimovich & Turuševa 2015）。习得一门外语就成了双语者，自然拥有两种文化知识和观点。从知识结构看，习得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也习得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个体的知识层更加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会更加灵活，视野更为开阔，有利于世界视野的培养。但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也承载了另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避免对本族语言文化的冲击，外语教学需要进行本土化，在教学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实现外国文化的接受与本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避免民族文化身份及国家认同度弱化或模糊，让学习者具备世界意识和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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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