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黑暗中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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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与林毓生的合影

黑暗中的燃灯者
　　“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这是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的殷海光，在1965年给他在美国的学生林毓生的信中写下的话。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仍在“戒严”状态，威权统治的渗透变本加厉。对殷海光而言，更是从1960年起就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处境。那一年，因为发表不容于当局的言论和文章，《自由中国》杂志被强行停刊，主要负责人雷震被以叛乱罪处刑。殷海光作为《自由中国》的编委、主要撰稿人和灵魂人物之一，也陷入风声鹤唳，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持续受到监视，其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不久即遭查禁，并几乎被驱逐出所任教的台湾大学。
　　同样是在1960年，从台大毕业的年轻学生林毓生离开台湾，赴美留学。林毓生从1955年起开始从学于殷海光，在他的回忆中，当时即便是学校之内，也已经在高压之下丧失了活力。是殷海光先生的讲课和人格，让他在荒凉的校园内、茫然的心情下仿佛听到了空谷足音，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昂扬与奋发。
　　从1960年到1969年，师生二人远隔重洋而书信不曾断绝。时隔多年，这些信件结集出版，让我们得以从中读到这两位知识者在那个黑暗年代里的追求与坚持，热忱与忧思。
　　在这些信件中，我们能读到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忧虑。即便他们仍要面对尚处于戒严状态的台湾，但却在充满前瞻性地忧虑人类文明的未来，批判美国文化的“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
　　我们能读到他们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与反思。尽管殷海光受到五四新文化源流与精神的浸润，但他同样对那时的思想和人物保持着冷峻而严苛的审视。他们反思五四时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让中国知识界的论说流于浅表，缺乏真正的深刻与建树。
　　我们还能读到殷海光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如何度过。他在荒凉、严苛并且拮据的状态中，坚持着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断探求，即便当身患癌症，依然在关心“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
　　书信往往比专门的著作更具备动人的力量，这正因为在书信中，我们更能感受到思想背后的完整的“人”。现在，当我们重读殷海光与林毓生在5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书信，就仿佛看到的是在那黑暗的时代中，两位思想者始终炽热而又有力的灵魂。他们就像黑暗中的两个燃灯者，用一线微光驱散了寂寥，也穿透了时代。（新京报记者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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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殷海光 林毓生　中央编译出版社

殷海光与林毓生：以精神的交流驱散黑暗和寂寞
　　林毓生 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哈耶克。197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
　　殷海光（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早年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后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196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的青年学人林毓生写信给远在台湾的大学时代的老师殷海光，谈到人际间深度的精神交流的不易，以及这种匮乏给喧嚣的现代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内在的欠缺感：“我觉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几个是头脑清楚并对生命具有热忱的人？……时至今日文明可能随时毁灭，人类面临着无比的威胁，真正可以珍惜的是个人和个人间真挚情感的交流。”
　　这封信写于冷战时代，台湾尚处于戒严状态，那时候的林毓生就忧虑现代文明的毁灭，再联系林毓生晚年与王元化先生经常提及的“文明的庸俗化”以及“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等话题，可以窥测出一个知识人青年时代奠定的精神底色，对其一生的知识趣味与精神品位都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
　　悠悠半个世纪过去，殷先生早已作古，而林先生也已退休，但仍然笔耕不辍，深思不辍。回头来读50多年前这一对师生之间的真性情的交流，对于生活在一个微信、电话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时代的我们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别样的兴味与凝重。林先生也谈及寂寞，并认为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之间精神的交流，是可以驱散这种内心的寂寞感的，从殷海光先生读其来信时之内在的喜悦，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何为心灵的契合与共鸣。而时人使用微信刷朋友圈，频繁高密的交流似乎并未带来精神的成长和心灵的开阔。两相对照，更让我们惊异于殷海光、林毓生先生在书信中反复谈及的一些议题的“经典性”。──所谓经典，就是跨越时空和不同代际的心灵而具有永恒的切时性和当下性。

反思现代性
“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世界在战后崛起的时代，也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更是西方世界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形成嬉皮士文化的时代。在殷海光、林毓生这两个具有古典心灵的现代人的眼中，这却是一个“技术肥肿、伦范消瘦”的时代。
　　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写给林毓生的一封长信中谈及他对人类未来的忧虑：“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humanism）及科学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尔瞥见个把海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
　　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无远弗届的铁笼，笼罩着几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技术宰制了人类，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与原创性，一种经济和计算的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和组织管理的每个环节，人在自我精神降格的同时却陷溺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渴望与焦虑并存的自我膨胀之中。即便是守护人类精神之薪火的大学及其知识人，也未能幸免于难，若对照当今世界的大学管理，尤其是西方和日本一些大学纷纷裁撤被认为“无用”的人文学科或压缩其预算，就更可以感觉到殷海光的悲怆从何而来。

谈美国文化
“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
　　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有精神信仰和心智生命的现代知识人，该何以自持而不为黑暗所吞没？像殷海光先生这样的知识人仿若置身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过渡时代的十字街头，只能以类似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自制、自律来应对这个时代的纷乱与狂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真是‘人心浮动’的世界。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地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地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力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往古诚然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留恋，战后这样的‘新时代’又有什么东西能令我们感到‘心至如归’？如果人类的力量不可企及那最后的永恒，与真诚地信持与人无害的旨义，那么又有何不可？”
　　以当时称雄一时的美国文化而言，殷海光认为美国文明的病象已经显露了：“一个社会，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个个忙得失魂落魄，怎样维持平衡呢？不平衡必至引起不安的。”
　　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孤岛上的这些论断，恰恰可以从林毓生初抵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观察来印证。他在1961年的一封信里如此描述美国社会与青年：“过去二十年可悲的经验，使得现代美国人，放弃了一切价值标准。‘寂寞’与‘the strain of civilization or the boredom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劳伤与文明的厌倦）是两个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表现在实际行动方面则是：不肯深思，对一切反convention（约定俗成）的东西表示欢迎。’据说一般州立大学，极少人肯用心读书，就拿芝大而论，学生的生活方式也是在畸形的状态之下。社会上普遍地流行adultery（通奸），婚姻破裂的比率高达三分之一，青年人的性生活也是很随便，因此使得感情没有真正寄托的所在。青年人欢喜新奇，但，paradoxically enough（够吊诡或悖论的是）他们处处却倾向conformity（与别人一致），言谈、举止、衣着不用谈，即使在思想上，也表现着清一色的‘统一’。”
　　在林毓生眼中，所谓反叛的一代青年，由于所能汲引的思想价值资源的有限，往往只能变成高度同质化的一个群体，新奇就变成刻奇或者说媚俗，或者一种低俗的模仿，而放弃了对人生的真诚而严肃的责任。

知识的尊严
“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
　　书信录里涉及读书治学的文字，尤其是对大众传媒时代如何读书治学的阐释，对今日的学界也不无警示意义。在这一点上，殷海光与林毓生都坚持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是反对所谓学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的。
　　殷海光在1967年12月1日的一封信里写道：“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极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的趋势。这是造乱！依此，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的尊严。这种想法真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时宜是什么？我根本看不起时宜！”知识生产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固然可以提升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但真正精深和有原创性的学术与思想，却基本上不可能在一种浅薄而即时的交流中产生，它需要的环境就是像林毓生与殷海光隔海通信这样的语境与心境。
　　殷海光对读书的由衷喜悦，以及对电子媒介的深恶痛绝之间判若鸿沟：“我们得认清读书的价值。人类有食色等生物性的欲求必需满足，这是未可厚非的。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电视就是邪魔的东西。Radio（收音机）更是烦躁之源。没有高深灵魂的人才亲爱这些玩意。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
　　林毓生先生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那就是做学问是“比慢的事业”，但其实青年时代的林先生一度为了自己博士论文的进度太慢而焦虑，殷海光的回信如荒漠甘泉滋润了他的心灵：“根据现在美国的‘潮流’，凡事以快速为尚。但是我看不出‘效率’的本身就是一崇高的价值。……学问之道，快煮不成的。古往今来，凡在学问思想上真有分量的东西，无一不是长期浸沉出来的。我总认为大成为尚，犯不着跟流俗争一日之短长。”

◆　点评
　　五四一代</b>

思想园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苹果”
　　由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开始，殷海光与林毓生在通信中对中国的“现代时刻”──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性人物也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因林毓生最终确定将五四一代知识人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所以师徒二人在书信里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围绕五四一代知识人进行阐释和评价。
　　在1968年9月24日的一封长信里殷海光剖析其观念活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iconoclasm（反传统思想），第二是enlightenment（启蒙）。他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念，除了受到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西南联大的熏育以外，也与其出生及长养的时代环境和家世背景大有关系：“我这一辈子眼看着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因争夺权力而败德的各种表演。这曾给予我心灵中道德意识极度的不安和反感。这五年来，随着我对人生世事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我的这种不安和反应渐渐净化并且概念化了。……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
　　对于其受影响的五四一代人，殷海光基本上是负面评价居多，反而对戊戌一代启蒙者比如梁启超、严复相对有正面一点的评价：“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在另一封书信中，殷海光先生指出：“默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严复）及梁启超二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青苹果。这些人物的名望和地位及所事，无一与其知识与才能相埒。”五四一代知识人就成了思想园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苹果”，在一个急剧变动的过渡时代因思想和学术上的青黄不接而被催熟或早熟了。
　　对于五四新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胡适，师生两人都没有什么好评价，甚至于在书信中经常出现对当时尚在台湾的胡适的不满、讥讽与严肃的批评。林毓生的学位论文分析的五四人物之一就是胡适。他在一封致殷海光的书信中如此写道：“最近正要写论胡适之的那一章，仔细想来，他带给中国知识界的灾害恐怕多于恩惠。奇怪的是：自五四以来像他这种只会‘眼到、手到、脚到’，内心深处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的人，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傅孟真以霸才闻，又怎么会居然被他罩住一辈子？（等而下之的，当然更不用提了。）当然，骂他的早已很多，但大都糊涂不堪，或别有居心，结果只造成他的声名更大，发散的影响更大。他个人长袖善舞，精于做人之道（这在他留学日记里倒有坦然的自述），当然是造因之一，但近几十年的人才贫瘠（也许有许多人才是被压在社会底下），无人能拿出一套结实的思想来，我想大概是造成‘胡适现象’的主因。”
　　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殷海光更是在另一封信里对胡适毕生推崇美国文明给予了严峻的批评：“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长住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缘和考据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

孤独与呼唤
愿能“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正是五四一代人执拗的反传统情绪，尤其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崛起，导致中国知识界整体地崩塌在一种流于浅表的论说氛围之中，而无法从根基上奠定现代中国学术的底色、问题与图景等。在这关键处，殷海光目光如炬地洞穿了这个时代知识人心灵的奥秘及其纠结和影响：“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做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日本从中横扫，遂至整个土崩瓦解。”
　　尽管殷海光对五四一代有着冷峻而严苛的审视，但他并不否认自身受到五四新文化源流与精神的浸润。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孤岛台湾回望现代中国的这一场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人物时，不由感慨万千：“千头万绪，真不知从哪儿说起。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孤独的殷海光将与远在美国的弟子林毓生、张灏的通信，就看作是身处孤岛的自己通往外部世界的“知识之窗”，他频繁地要求弟子给他邮寄新书、杂志和文章，汲取西方世界最新最精深的学术与思想，在孤岛上展开独立而深邃的思考。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深受逻辑哲学家金岳霖影响而坚持理性品格的殷海光对刚刚得子的林毓生及其夫人发出了这样的深情呼唤：“你们二位可以想象这一时代一个孤独的心灵的光景吧！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赵越胜在追忆与其老师周辅成先生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时如此写道他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中的“燃灯者”：“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死守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对于青年时代的林毓生先生来说，殷海光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位至真至纯大勇大智的燃灯者。
　　五十多年过去了，重读殷林两位先生当年散发着滚烫的情怀与求知精神的书信，就会怦然心动于黑暗时代的燃灯者是何等重要。殷海光与林毓生的交往相对于周辅成之于赵越胜，更不仅仅限于单向的精神和知识传递，师徒二人在冷战时代隔海相望相守彼此温暖的书信交流，更像是彼此都在扮演对方的燃灯者，点亮对方的心灵之光和智慧之光。
　　他们之间的清雅自持和遗世独立，守护着无边黑暗中的一线微光，让自身不被黑暗所吞灭和毒化，让来自真理和人格的温暖之光给予孤独的知识人以一种温情与暖意。（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