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剖诗心》 打开文学批评的视野

　　在互联网上有位叫寒山的朋友嘱我为其所在的文学社区写一点文学评论。说实话，很多年以来，我都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也就是对所读的书写一点题跋或者随笔性的文字。所以一经提起，便也欣然答应了下来。
　　说到文学评论，大致有对作品本身的批评，对作者创作背景的揭示和征引，乃至直接的美学思考。所以，也就不妨从一部关于批评的书籍说来。
　　在我的视界里，中国批评经过多年的风雨兼程，却极少认真面对一些批评的基本问题，比如批评的标准、批评的态度、批评与艺术及科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看上去缺少震聋发聩的力量，但对从事批评的人来说，却不应绕开，而且一旦面对也未必能立刻解决的。内在的批评是批评真正应走的道路，努力都未必能达到目标，更不要说漠然对之了。近读郭宏安先生文体《同剖诗心》，令人心喜，看到了真正的内在批评在中国的存在。
　　从题目上看，这是一本讲述法国文学与批评的书，其中抽取了波特莱尔，斯丹达尔、莫泊桑和加缪为样本，触及到的问题是文学批评的实质，试图回答批评所面对的诸多基本问题。当代中国批评家对外国批评理论的译介和推崇早成风气，而本民族的批评传统早成专门学的学问而鲜为从事实践批评的人提及，仿佛中国数千年来的批评传统已成明日黄花，无有用处。《同剖诗心》里对中西批评理论的对照和应证，如着者所言，目的不是为了从事比较研究，却更让人看到无论中西古今，人类在艺术观点和精神世界上的相通。这是一种有切实的立足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的批评，是一种我们久违了又在不断寻找的批评。
　　“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这种“浪漫派的大师批评的典型”，也是着者洋溢于全书各篇的理论前提。比如，他认为批评家乔治·布莱从斯丹达尔的批评中发现了“钦佩”，“钦佩导致参与，参与导致‘同情’和‘认同’”。在论述“批评之美”时，郭先生提出了批评家应持的态度，即“严肃和谦逊”，并说“‘严肃’意味着平等，‘谦逊’标志着钦佩”。这种高度概括的根源在于着者对论述对象的理论了然于心，不是一味倒在对象的理论之下喘不过气来，反能游刃有余地为“我”所用，活化于心。它的直接结果是让人能真切把握这些评理论的根本。
　　西方当代批评理论流派众多，在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是同时涌入中国文坛，让人一时难寻头绪，而事实上每个人只有对一种理论能基于“钦佩”之情而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才能真正显示批评理论的实际用处。郭宏安先生的选择是浪漫主义批评，对浪漫主义批评，重点又放在波特莱尔身上，在他所有的介绍与论述中，重中之重则是批评行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我们习见的对批评主体的简单强调，而是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暗合”与“交流”以及其中应当体现出的“主体间的等值”。正是基于此，他对“批评家的公正与偏袒”的论述就不是一种任意而为的即兴发挥。他是借波特莱尔之“酒”，有理有据地“烧”了一回“自家块垒”，从而对“公正”之名下的教条式批评和真正显示批评主体的“偏袒”批评做了极佳论述。但他又强调了“偏袒”的一个最重要前提，即“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否则就成为“捧杀”、“骂杀”之作，与教条的“公正”一样误入歧途，不能算作真正的批评。“能打开最广阔视野”的“偏袒”批评，“实为艺术（文学）批评上的公正”。
　　《同剖诗心》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其对中国本民族传统批评理论的自觉运用和多层面论述。着者以中国古代有关“心”这个多义概念的历代解释，与西方哲学中的“我思”做了对照，显示出古今中外思想家之间“出于同一机杼”的相通之处，并为西方文论中的“忘我”、“弃我”等概念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虚静”说中找到了应证，所引之言涉及时代之久，人数之多，非专业古代文论家不能及。这一点同样是当代中国许多从事批评的人应当补上的艰难一课。因为在当代文坛上，对自己民族文学批评传统的冷漠态度已经导致出陌生甚或无知的结果。
　　一本被着者和编者视为“札记和随笔”的书，同样是一位智者不无激情和血肉的心灵记录，或者看做是“美的批评”着述，对这样的“札记和随笔”，理应不该随意对待的。
　　至于作者本身为什么抛开中国文学批评而追随西方主体批评思想，我想也是个大的问题，因为就书中的理论依据和附着条件来看，《文心雕龙》可以充分提供其理论批评基础。而关于“心”一章节，则可以在庄子“心斋”的观点里找到可靠的定义。所以，更多关于此书的问题都需要在深读和不断思考当中去进一步揭示。此出也就随便说说关于《同剖诗心》批评方面的个体取处。其他，以后或许会再写一点吧！
　　（附注：《同剖诗心》，郭宏安着，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12.50元）

ledi健指于于蜀中鉴山楼

时于壬午岁季冬下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