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从阜阳买官卖官说到党代表常任制

一：对阜阳买官卖官现象，阜阳的干部都认为是风气不好所致
　　最近，阜阳连续发生买官卖官事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所以一般涉及金额少于几万的，就可以继续当他的官。因此，阜阳当地干部哀叹：阜阳政治生态已经不可逆转了。
　　阜阳干部认为，阜阳政治生态风气不正需要借助外力来纠正。但是，这一外力不能是体制内的，例如靠纪检监察都不行。这一外力必须是体制外的，例如新闻媒体的不断曝光。
　　他们认为，只有不断有新闻媒体加以曝光，才能做到让当官在阜阳变得不那么舒服。
　　的确，新闻媒体的监督曝光，可以让各个岗位的官员不舒服，但是，媒体毕竟是事后监督。还得需要一种能够做到事前防止官员懒惰懈怠的机制。那就是从笼统的党管干部，变为党代表管干部。
　　这里的党代表管干部，不是说让党代表代替组织部门去任命考察干部，而是在干部的运作环境中，熟悉的风气中，掺入一种不同的政治之风。
　　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吸收了来自经济部门的普通党代会代表参加。应当说，在经济部门做惯了行政专门工作的人，与来自曾经审议党的报告的普通代表之间，肯定在思想方式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这个代表还是在普通党员的竞选程序中产生的，那么思想方式就更不一样了。
　　毛泽东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政治上的术语“掺沙子”。“掺沙子”的意思就是，在风气不正的地方，在潜规则盛行的地方，也就是形成政治板结的地方，给它掺一些与这些原材料不同的沙子，通一通风，这样风气就会逐渐正过来。
　　去年年底，中央在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防止党代表常任制流于形式，召集了部分经济行业部门的普通党代表参加，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对基层的一种示范。

二：著名的巴黎公社和列宁关于设立工农院的例子
　　党代表常任制之所以受到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高度重视，乃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例子表明：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官僚体制和风气对党的政治执行力的影响。
　　在这方面，人们都会想起著名的巴黎公社和列宁关于设立工农院的例子。
　　巴黎公社的民主是众所周知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谈到，“公社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应该是解散常备军，并用人民武装取代”；“公社由从各城镇通过普选选出的市议员组成，他们对公社负责并可随时撤换，这些议员的大多数本身就是工人，或者是工人阶级公认的代表”；警察不会继续担任中央政府的代理，他们将被立刻除去其旧的政治属性，成为公社的人民公仆，并可随时撤换。各级政府的其他官员也同样如此。从事公共服务的公社职员从上到下，全部同工人拿一样的工资。那种旧官僚的特权利益和奖金将不复存在…。一次性废除常备军和警察—旧政权的暴力基础—公社还将迅速消除对人民的精神枷锁—“教会势力”…司法机关将被剥夺那虚伪的独立性…所有法官都必须经普选产生，对人民负责并可以撤换。”
　　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列宁就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保持了警惕，并清醒地认识到，要战胜这些现象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搞好监督检查工作的前提。为此，列宁提出的三条办法是：①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总的领导；②共产党的职能与苏维埃政府的职能应当分开；③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检查实际事务的执行情况。第二，有效的党内监督是搞好苏维埃政权监督的基础。具体办法有：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要直接参加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立法和执法活动，直接对党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进行监督；②保障监察机构最大限度的独立性；③提高监督委员会的地位与权能，保证对最高权力进行监督。第三，设立工农检查院，对行政系统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具体包括：①明确它的地位和职能，即它与行政系统是平行的，对政府的监督是外部监督；②提高工农检查院的权威性；③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检查院的工作。第四，尽力提高监督检查人员的基本素质。第五，严格精选人才，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第六，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也是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功能的条件。
　　党的“八大”前，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毛泽东说：“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按照他的想法，是让党代会常任制成为“党的国会”。
　　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使之“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党的“八大”后，1957年至1958年初，全国各地都召开了本届党的代表大会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三：常任制在八大以后与在改革时代以后的对比
　　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就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监督，一直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八大在提出了党的代表常任制以后，在探索自下而上监督方面，也走过一段弯路。那就是在经济基础尚没有提供足够的政治资源的情况下，盲目地用思想文化来代替政治的根基。以思想划线从概念出发的政治，事实证明是一种空的政治。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由于经济基础的单一缺乏相应的政治资源，而没有一个搞得活的。
　　相反，在西欧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尽管对于社会主义的体系目标已经做出了根本修正，但是由于他们结合本国当地的经济议题和社会议题做得好，还是能够把自己的政党工作的局面做得较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党内民主派的胜利。这里的所谓党内民主派，是指在经济上实行民主。
　　经济民主、政治备用、历史粗线条、团结往前看，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走的政治道路和思想道路。有人说，实际上是恢复到党的八大的路线上来。但是必须看到，党的八大，当时并没有国际冷战环境的改变和社会主义挫折经历，当时不可能认识到经济民主的重要性。
　　所谓经济民主，就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作为经济民主党内民主派的坚持一贯的路线主张，实际上并不是一条主张政治永远备用永远滞后的主张。
　　党内民主派在谈到政治上不争论、历史要粗线条的时候，提出让后人在条件具备了以后，再来解决政治问题。政治的一段滞后不等于永远滞后。

四：从一个基层到上层机构，都可以不断吸收党代表参加运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党的代表常任制扩大运用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一揽子政治结论问题呢？
　　不是这样的。政治问题要解决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所谓轻重缓急，就是根据经济的需要，一切以经济的对政治要求为准。因此，这些年，党的办事公开条例，问责条例，等等陆续出台。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于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有所放松。所以，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才又一次提出了党的代表常任制扩大运用的问题。
　　党代表常任制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改善政治生态。
　　“十六大”后，广东、浙江、湖北、四川等省进行更多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全国有代表性的试点有：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湖北省罗田县、宜都市，四川省雅安市，深圳市宝安区等。
　　以下是湖北省罗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前后比较
　　党代表选举
　　改革前：间接选举，由组织提名候选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改革后：由党员直接提名候选人，选举单位按差额原则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直选一般要经过自荐或联名推荐初步候选人、考察、预选、正式候选人公示、竞选演讲、无记名投票选举、公布选举结果、公示当选代表等程序。
　　党代表大会
　　改革前：5年一次，没有常设机构。
　　改革后：1年1次，全委会成为常设机构。
　　党代表的作用
　　改革前：5年开一次会，会期3到5天，被形容为“举举手，划划圈，散会靠一边”。
　　改革后：实行党代表常任制，一任5年，年年开会，履行代表职责，享有选举权、审议权、视察权、评议权、表决权、质询权、监督权等10多项权利。
　　在罗田，一个省领导来检查工作，就语重心长地跟县委书记蔡德坤说，“常任制条件下的书记不好当啊，研究干部，一次通不过还好说，两次三次通不过，其他委员就要怀疑你的驾驭能力了。”
　　从已经试点的地区来看，常任制的最大变化，是官员原有的圈子里面，有了新鲜的风气和不同政治运作。原有的轨道被打破了。
　　相信，如果上述罗田的组织运作中常任制试点情况出现在安徽阜阳地区，那么当地干部人心惶惶的政治生态恶化趋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