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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转移之争:鲁迅曾作诗讽刺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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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来来过 发表于: 2013-3-23 23:53:28|显示全部楼层

故宫文物南迁背后的故事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已经半年多了,对于去台湾旅游的人来说,台北故宫是个必去的地方。这里虽然没有北京故宫这么宏伟壮观,但是里面却收藏着堪称世界顶级文物的中国历代文物精品。最近中央台播放的台北故宫纪录片里,台北故宫收藏的各类文物一一展现,看着这些美妙绝伦的宝贝,尤其是很多原本是一对的碗啊,瓶啊,现在却一南一北隔海相望,忍不住扼腕叹息。而几十年前,因为这批文物南迁,更是引发了多少离奇的故事:

国宝南迁重要事件概述
  1931年9月18日"九 · 一八"事件爆发,平津受威胁。故宫博物院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上海。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进攻热河和长城各口。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正式决定,1月31日起,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院秘书李宗侗首先前往上海,租赁库房。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进行协助。这一消息刊发后,反响强烈。1月23日 中南海成立"反对故宫古物民众保护协会",周肇祥为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在太和门前集会,要以武力阻止南迁,行为激烈,甚至用恐吓手段。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知情形。(当时于学忠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在反对南迁运动的影响下,直到2月5日夜,在北平市政当局协助下,才顺利将古物2118箱,运到前门火车西站。古物共装18节车皮,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及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故宫秘书吴瀛负责押运。张学良命军队沿途警戒护送。
  2月9日,张继等人为了古物的存放地问题,进行纷争。2月11日蒋介石来电,主张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叶楚伧、于右任、张继意见仍旧不统一,最后宋子文回南京召集临时中政会议,决定将古物、图书迁往上海,文献档案存放在行政院大礼堂。3月中旬,第一列南迁文物运抵上海。存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五楼的仓库里。第三天,宋子文亲自来检查。古物先后共分五批运送,总计13427箱零64包。5月15日,最后一批文物启运,共计6066箱。存放在英租界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二楼仓库里。
  1934年,院长易培基,被冤为"盗卖故宫文物"的罪名,受到南京政府的解职。1月24日,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他工作细致,开始清点平、沪文物,并编印了"存沪文物点查清册"。
  1934年12月,常务理事会据王世杰的提议,经南京政府行政院批准,在南京朝天宫兴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分院于1936年3月开始动工,8月竣工。12月8日文物由上海开始启运,17日全部转运完毕。1937年1月1日,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危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将文物迁往大后方。
  南迁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巴县飞仙岩
  1937年8月14日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再用火车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因日军对湖北、湖南空袭,12月,文物转移到贵阳。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敌机炸平,文物因及早转移,而免受损失。1938年1月,文物经广西桂林、柳州转运到贵阳,又于11月转移到安顺华岩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44年12月5日开始运至巴县飞仙岩。共运送文物80箱。
  典型事件:长沙大轰炸、贵阳大轰炸
  押运人员:庄尚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1937年11月装船运到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12月用船转运到宜昌,然后又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多达9369箱,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后又因安全原因,文物转移至乐山,1939年9月才全部运完,成立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典型事件:遇强盗,徐森玉儿子做人质、朱学侃遇难
  押运人员:马衡、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那志良、梁廷炜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嵋
  北路最为艰辛,运送文物7281箱。1937年11月从南京起运,装火车经徐州、郑州至宝鸡,因潼关形式突然紧张,不久转移到汉中,因没有火车可通,幸有西安行营协助,才得以穿越秦岭。1938年四月全部运抵汉中。不久敌机轰炸了汉中机场,文物被迫离开。刚离开汉中,汉中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行政院又命令转运成都。汉中到成都1100余华里,全靠汽车运输。由于公路路基不好,途中过河没有桥梁,须用木船载运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于1939年2月,才抢运完毕。这时行政院又下令转移至峨嵋,成立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典型事件:徐州、郑州火车站被炸,雪天越秦岭遭遇土匪,汉中手榴弹误炸,汉中机场被炸,峨嵋大火
  押运人员: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梁廷炜、曾湛瑶、蒋鼎文、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
  南迁期间两次在国外办展:第一次,伦敦《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年6月7日运出上海,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展出,1936年5月17日运回上海。第二次,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1939年7月18日运出安顺,1940年1月2日开幕,展出越年,1941年3月在列宁格勒展出,1942年9月8日运回重庆。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9日,西迁文物全部运回南京。南京沦陷后,未能运出的2954箱文物,也被南京分院找回,清点文物时发现箱数与运到四川时的数目相符,没有较大损失。
  典型事件:发生翻车事件
  1948年9月下旬,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理事王士杰、朱家骅、杭立武、付斯年、李济、徐鸿宝决定南迁文物全部运往台湾。迁台文物共分三批:第一批,1948年12月22日离开南京,27日到达基隆,共计320箱,海军部中鼎舰负责载运;第二批,1949年1月6日运出,9日到达基隆,共计1680箱,招商局海沪轮承运;第三批,1949年1月29日运出,2月22日到达基隆,共计972箱,海军部昆仑舰代运。迁台文物共计2972箱,大都是南迁文物的精华。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故宫博物院党员陶孟和发动群众,进行阻止,但行动失败。司母戊大方鼎留在大陆。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2月7日,重新开放。2月11日,北平军管会联络员罗歌到故宫博物院,传达军管会指示,马衡接待。在之前,马衡消极执行文物运台的行动,地下党发动故宫工作人员保护文物、阻止破坏行为。

故宫文物南迁大揭秘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踏上征程
  1933年2月4日深夜,吴瀛和很多故宫人一样留在紫禁城中,守候着数千箱国宝,等候离京的命令。5日凌晨,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2000余箱故宫国宝在这一天秘密离京……
  离家的时候,妻子问,“去哪儿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不仅仅是身为院长秘书的他不知道,在当时没有一个故宫人能说清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和命运。
  2月4日夜的情景在故宫人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中,多有记载,故宫的许多鬼故事在那一夜被重温。对吴瀛、那志良来说,身处阴森的大殿讨论宫中流传已久的鬼故事的真真假假成为毕生的记忆。他们及许多故宫同仁在那夜之后再没有回到宫中,身后已经装箱的国宝有许多也再没有回来。
  凌晨,国民政府的命令终于到了,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事实上,“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伴随着凌晨令人窒息的寂静,伴随这样“奇怪的感觉”。历时16年,历经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被称为世界文物史上“传奇之行”的“故宫文物大迁移”拉开序幕……

西上南下到上海 展转等候让人焦
  前门火车站内,押运官吴瀛逐一巡视装载文物的18节车厢,那里全部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档案珍本,每件东西都价值连城,何况还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所以,车窗外有张学良的马队在等候,列车开启,马队将随车驰聚,警戒护卫。身负第一批文物的押运重任的押运官吴瀛以及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和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
  文物的行进完全是秘密的,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车内人员和衣而卧。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转移路线为: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绕道南下。列车到达浦口站的时候,大家才发现2000余箱国宝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国宝只能留在火车上!所有押运人员都知道火车上的条件不可以长时间存放文物,何况是加倍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
  吴瀛的情绪简直低落到了冰点,他深知有太多的人在争夺文物迁移、存储的权利,为的是从中渔利。真正关心国宝的人无力去争夺,他们只能呆在火车上,等、等、等!等一切的协商、争夺尘埃落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天,常有当地人对这列久久停靠的火车小声谈论,后来就成了放肆的讥笑,有一句话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吴瀛听了很多次了,每次只能无奈地摇头。

初到上海才容身 纷争又起到南京
  当国宝终于被获准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时,吴瀛已经说不清他的感觉是喜是忧了,国宝终于有了存放地按理是该高兴的,可是那里隶属法租界,实在有辱国宝尊严。
  国宝有了安身之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共4批文物,先后运抵上海,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国宝重新编号、入册: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沪上寓公”的统称实在不好听,但不管怎样,国宝有了暂时的安宁。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开始了。数月前,国民党元老张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国宝去向而引发的分歧,如今已演化为激烈的矛盾,矛盾并非仅仅是二人之间的。张继的后台是汪精卫,易培基的后台是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正宗。两边都搬出后台来压阵,二人之争几乎成为两派之争。
  1934年,张继夫妇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院长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同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不久,吴瀛被迫离开了工作10年的故宫博物院,携全家黯然南下武昌。
  3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沪上寓公”迁往南京,有了暂时的“家”。然而,有了安身之所的国宝,舒适并未享受太久。不足一年时间,因“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南迁国宝此后再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迁移,开始了它们更加颠沛流离的生活。

重庆渡口颠沛流离 劫后余生欲还北平
  各路迁徙中,当时的陪都重庆一站最具传奇性。
  说起那段历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市博物馆文管处主任胡昌健仍然感慨不已。胡昌健介绍,1938年5月22日,历时5个多月迁徙的文物由汉口秘密进入重庆,运抵重庆文物9000余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当时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第三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
  今年91岁的老人孙文普,当年就住在川康洋行对面。老人回忆,当时就看见许多押运员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将一箱箱东西从码头往川康洋行搬,后来向其中一个熟人打听,才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摔坏了就是赔上命也赔不起。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说,当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临江门码头时,码头搬运工人将文物箱子先搬到临时租用的江边一栋简易的木结构“合记”仓库二楼,因箱子多、重量大,只听“轰”的一声,楼板被压垮了,有两个箱子被砸坏。当时,押运员吓得汗都出来了,急忙开箱检查,里面装的是两件明代白瓷爵,其中一只白瓷爵被折断一只腿,另一件完好。
  1939年4月,日机开始断断续续轰炸重庆。必须尽快将国宝撤离重庆。今年80岁的老人张建民是安达森洋行公私合营后的第一批员工。张建民老人称,他听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是,侥幸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1947年,漂泊多年命运坎坷的故宫国宝汇集于重庆向家坡,最后等待装车回南京。据当地的老人回忆,国宝中有个秦国时期的“石鼓”被车运出后,在江津广兴乡时,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了一棵树,车一下子就翻了,所幸的是“石鼓”包装扎实,未被损坏。车离开黔江后,又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摔坏了,“石鼓”却仍完好。
  国宝离京时,故宫人曾为如何包扎装箱而大伤脑筋,最终还是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了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文物包、捆、填的包装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方钉箱盖,贴封条。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极少。
  从重庆回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这批文物经公路、水路共走了56天,终于安全抵达南京。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文物损失惨重,惟故宫文物损失甚微,这场堪称旷世传奇的文物南迁中,故宫人及文物所经各地的人们都为保全国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当为史册铭记。颠沛流离,分散于安顺、峨眉、乐山的故宫国宝于1946年先后被集中到重庆,后全数运回南京,准备回归北平。

北望故乡不能归 唯有渡海到台湾
  然而,内战爆发了……
  国民政府开始执行国宝赴台计划,地下党人发动故宫人保护文物,院长马衡消极执行政府命令,但一切都未能阻止一个结果──装满国宝的三艘货轮,在人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1948年12月第一批文物(古物259箱、图书18箱、文献7箱)由“中鼎号”、“海沪号”、“昆仑号”三艘船舰,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台湾基隆之后,再改装火车,运至杨梅暂存。次年1月,第二批文物(古物490箱、图书1,180箱)由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2月第三批文物(古物640箱、图书132箱、文献197箱)乘“昆仑号”到达基隆。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多为精品,另外还有中央博物馆筹备处运台文物852箱。
  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这样,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抵台湾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1949年8月成立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将三批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北沟)新建库房。后来很快发现,北沟库房条件不佳,空间狭小,抵台文物不得已又进行了新的迁移。

南迁文物数字版
  1933年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运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新库房,1937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存80箱,峨嵋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3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运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1951年后留在南京的文物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仍有222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台湾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位于外双溪,占地20甲,启建于1962年,于1965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落成;整座建筑仿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形式,采中国宫廷式设计,外观雄伟壮丽,背负青山,是中国收藏文物艺术菁华所在。
  进入故宫广场前,即见六根石柱所组成的牌坊,坊上题有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拾级而上,可见刻有“博爱”二字的铜鼎。
  博物院建筑分为四层,正院的平面图采梅花形,分成五个大厅。第一层分别是讲演厅、办公室、图书馆;第二层是展览室、大厅及画廊,用来展示书画,四周共有八间展览室,陈列铜器、瓷器、侯家庄基园模型及墓中出土物;第三层则陈列书画及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及织绣等;第四层则为各种专题研究室。故宫博物院收藏之富举世公认,典藏品数量近70万件,且由于不断接受捐赠与购藏,藏品每年都在不断增多,其中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此外,尚有玉器、漆器、多宝格珐琅器、文具、雕刻、织绣、缮本图书及满蒙档案文献,品类众多又精致;万以三楼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和二楼的瓷器最受游客瞩目。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出内容,选定一个主题慢慢玩味远比走马看花收获更丰,若想要仔细欣赏每一个展览室,最好是分天分室,逐一参观;特别节日故宫还会特别推出一些平时难得展示的历代名画等特定题展。
  除一至三楼陈列馆之外,故宫博物院的图书文献馆、中庭点景、三希堂古典茶座等,凭添多元的参观游憩品质。图书文献馆位于右侧,面积2000多坪,除学术研究外,馆内的中国艺术资料也开放一般民众阅览。正院右侧天井的中庭点景小园,占地40余坪,意在发挥“可以游,可以观”的艺术,让参观动线有一纾缓的空间。三希堂,位于正院四楼,提供参观者坐下来品茗谈心,小憩片刻;内部仿清乾隆皇帝的养心殿格局而设,除了展示王羲之的名迹,四支梁柱上还挂着唐朝陆羽《茶经》的放大局部照片。欣赏了古字画器玩之后,最后还可到复制品供应中心选购纪念品,带回家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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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国宝南迁记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经历了民国乱世,至1928年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随即组建理事会,任命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张继为正副院长。至此,故宫博物院有了法律上、组织上的保障,迎来了专家所说的“鼎盛时期”。

坚持南迁
  鼎盛时期好景不长,不过三年,故宫博物院厄运降临,是日本侵略者的作孽。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后,不时在长城外制造事端,大有随时入侵平津之势。北平一旦沦陷,故宫博物院不是遭战火破坏,便是被劫掠。出于保全国宝的考虑,理事会向政府递交报告,拟将国宝南迁上海,并通过了六万元费用预算。行政院批复核准,理事会于是开始了南迁的准备。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多不胜数,全部迁移且是三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谈何容易?理事会议决,南迁以精品为主,分布在陈列室的展品,以及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库房中的文物,均是从各个宫殿遴选出来的,都在迁移之列。
  确定了这一原则后,进入登记、装箱。这是从1932年秋开始的。为不使运输过程中振动碰撞而损坏,工作人员拜古董商为师学习包装技巧。每装好一箱,即贴上封条,写上编号。时历半年,装箱完毕,共计19557箱。
  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透出,引发一片反对声。有市民如是说:故宫文物南迁,说明日军进攻时政府将放弃北平,此乃重文物而轻人民,断难接受。还有人说:北平所以以古都著称,是因为有故宫文物,没有了故宫文物,古都北平也就名存实亡,国宝不可南迁。
  著名学者胡适也在反对之列,他条陈的理由是:日军狼子野心,非但随时入侵平津地区,而是整个中国无一处安宁,文物即使南迁了,又怎能料定将来?古物数量巨大,迁移途中如遇打劫,何人负责之?又如何使原物复得?北平在国际社会严重监视之下,日人未必敢公开劫掠破坏。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是反对南迁最激进又最有能量的一个,散发传单,集会演讲,声言不惜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故宫国宝迁离北平;又联合“工联”煽动工人,不使汽车、排子车等装运国宝出门。
  当时凡参与南迁的人员,几乎都接到了攻讦恫吓之类的信件、电话。以易培基院长为首的故宫博物院全体同人力排众议,坚持国宝南迁,理由也很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故宫博物院断难保全,文物有受损失的危险。土地失了,尚有收复之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之望了。而纵观世界各国,在战争期间将重要文物迁移安全地带不乏先例。国民政府重申文物南迁的成命。鉴于有反对者声言,如果文物起运,将实行爆炸,与汝皆亡。故而令军警武装押运,并在晚上进行,以策万全。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平津风声鹤唳。时不待人,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启动。2月6日深夜,从故宫到火车站的道路戒严,装满了文物的汽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保护,一辆接一辆开往火车站。

重兵“押送”
  2月7日凌晨,装载第一批国宝的特别列车驶离北平,每节车厢均有军警日夜看守,顶上和门口还架着机关枪;列车行进途中,还有骑兵在两旁接力飞奔护卫。
  虽然重兵保护,戒备森严,但仍险遭劫夺。盖因故宫国宝南迁已成公开的新闻,常有土匪出没的徐州郊外,就在专列经过的前一天晚上,千余土匪集结埋伏,好在被当地守军发现击溃。专列到浦口后停下不走了,一种说法是当时《申报》报道,因难觅相当的保藏地点。另一种说法是,上层对文物究竟存放何处的意见未曾统一,宋子文主张放在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里,以期保险;张继则认为由租界保管有辱国体,主张运去西安。最终由蒋介石定夺,基本上采纳了宋子文的意见,古物运往上海,文献存放南京。文献于是保藏在了南京行政院大礼堂。
  确定文物迁往上海后,行政院指派专人到沪,物色存放地点,最终选定在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的仁济医院旧址,月租金3750两白银。这是一幢七层钢筋混凝土楼房,租赁后在所有窗户上加装了铁栅栏外,又在大楼四周打桩立柱,围以铁丝网。
  延搁至3月4日,运往上海的1054箱故宫国宝,在浦口搬上招商局“江靖”号轮船,顺流东下,随船押运的是首都宪兵连、机关枪连各一,押运官员为行政院参事陈铣、朱宗良,书记官翟宗翰,收发主任汪今亮等。5日中午12点,“江靖”轮安全抵沪,缓缓停靠在金利源码头。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已在码头迎候。

“沪上寓公”
  码头上戒备森严,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督察员张芝山,率侦缉队、水巡队水陆布防警戒。警备司令部、法租界巡捕房派出部队、巡捕协助维持秩序。碇船上下中西探捕密布,外滩马路上断绝交通,实行部分戒严。
  下午1时起,将船上古物卸装在雇用的“茂泰”洋行汽车上,十多辆汽车穿梭往来,运去天主堂路26号入库,每辆汽车上由故宫博物院职员、侦缉队员各一人押运保护。
  库房同样戒备森严,大门前法租界巡捕站岗看守,周围还有市公安局侦缉队的游动哨巡逻。据当时报载,经由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会同法租界巡捕房与市公安局商定,库房长驻巡捕和侦缉队员各5人,负责库房的日常保卫;各楼层装有报警电铃,直通巡捕房,消防器具全部到位,均属当时一流。总之是,所有保安设施应有尽有。
  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3日,另四批故宫国宝先后安全运达上海。
  故宫国宝从北平南迁时,由于时局紧张而仓促进行,所以只是登记物品的名称与件数,南迁上海后,由新任院长马衡组织并主持,对所有文物作详细的清点登记造册,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规定每件必须载明质地、色彩、尺寸、款式。瓷器须记录口径、底径、腹围、深度;铜器、玉器还要登记重量。南迁上海文物的清点登记,以在北平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代表之。
  偌大中国,受小日本欺凌,竟致国宝难以安居,颠沛流离南迁申城,马院长感慨万千,别出心裁寻思了四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的箱子编入“沪”字,图书馆箱子编入“上”字,文献馆箱子编入“寓”字,秘书处箱子编入“公”字,连起来成了“沪上寓公”。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故宫国宝的多舛命运。(陆茂清)
源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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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来来过 发表于: 2013-3-23 23:52:48|显示全部楼层

故宫文物南迁装箱历半年流浪近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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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最后的紫禁城》

作者/向斯 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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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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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文物南迁示意图
  紫禁城再一次笼罩在时代的浓重阴影下。
  日本鬼子的飞机耀武扬威地盘旋在北平的上空,贪婪地注视着绿树点缀其间的颠连起伏的紫禁城宫阙。
  紫禁城内静悄悄的。这座看上去只有凄凄荒草的空城,其实各宫室内正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们脸上蒙上了一层尘土,正在细心地挑选着宫中的古书、字画和古物珍宝,一一装箱准备南运。

京津危急,战云笼罩北平
  日本是自明治维新之后,快速地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急速现代化之路的。这个被海水围困着的岛上民族不满足自己的弹丸之地,渴望着扩张领土,在亚洲大陆上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连连得手,这更刺激了他的扩张野心,这样,他们便将魔爪伸向了觊觎已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
  日军先是抢占了中国东北。他们借助日俄战争的胜利,轻易地获得了俄国拥有的旅顺、大连租界权以及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权。他们以保护铁路为名,将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开进满洲,进而积极准备扩张。日军借口沈阳北部柳条沟南满洲铁路三支枕木被破坏,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沈阳事变,关东军紧急行动,闪电般地攻占了南满各大中城市,煞有介事地拥逊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磨刀霍霍,虎视眈眈地盯着华北,盯着中原大地。
  时局险恶,战云笼罩着北平。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眼看着沈阳事变后东北陷入日军之手,预感战火会很快燃烧到华北。八朝古都的北平怎么办?紫禁城和宫室中的上百万件珍宝怎么办?要是能搬动紫禁城,政府可能会将紫禁城整座南迁,但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这样,政府认可了故宫博物院的请求,将宫藏文物精品装箱南运。
  沈阳事变发生在1931年。故宫博物院精选文物精品的工作在1932年秋天便开始。有人认为这有点杞人忧天,起码有些操之过急。但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这在当时,是明智而果断之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文物珍品能从容南迁,不致有什么意外的闪失,更没有在匆忙中丢失和损坏。
  见证七七事变的卢沟桥沈阳事变后仅6年,1937年7月7日,北平郊外由日军有意挑起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

故宫三大馆紧急行动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装箱决议,报请国民政府核准以后,故宫三大馆便紧急行动起来。
  故宫博物院秘书处和总务处负责装箱南运的准备和协调工作,三大馆则分别负责本馆精品文物的选取、装箱。
  故宫上百万件遗物,其中的极品很多,选取哪些?选取的标准是什么?总的原则是:选取文物中精品中的精品。具体的做法是:三大馆各个陈列室的陈列展品,都是经过挑选的,可以认定为精品中的珍品,优先装箱南运;各馆再从各自库房中选取精华装箱。
  精品选出和确定了,下一步就是装箱。文献、档案的装箱,应该容易些,没有什么问题,困难的是古物馆古物珍宝的装箱,如瓷器、陶器、玉器、雕刻工艺品等易碎之物,装箱要慎之又慎。

请古玩商人指导装箱
  古物的装箱,责任重大,但又不能不装。怎么办?有人提议,说琉璃厂的古玩商人对古器物的装运很在行,因为他们常将古瓷器、玉器等装箱运往外地,有的甚至销往国外,长途运输和转运,没有什么损毁,一定有些秘诀。
  故宫博物院真的诚心诚意聘请琉璃厂古玩商人入院装箱指导,说院藏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宝贵的财产,千万不能出现一点差错,所以,请他们传授秘诀,以确保宫藏文物的安全。古玩商人在国家利益面前也不敢太精明,欣然答应,表示愿意为国家效力。
  古玩商人们被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将珍品文物按类分别包装、装箱。他们在包装和使用特殊材料时,古物馆的同人们都在一旁看着,既是监视,也是学习。古物装箱果真有一套技艺和秘诀,主要是两个字,一是紧,二是隔。“紧”就是将所装器物要装得紧紧的,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动,这是第一要紧的,否则,器物之间会发生碰撞,在搬运之中肯定不是毁就是破。比如玉器,几件平整地装在一起,要捆扎得牢牢的,不能有任何松动,一包一包装入箱中,塞以棉花、稻草,塞得结结实实的,没有空隙,使箱内成为一个没有空间的整体,无论怎样搬运、摇动,箱内固定很紧的器物都不会晃动。“隔”就是隔开,将器物与器物之间用棉软的东西如棉花、纸等隔离。如瓷盘,五六个一组,每个瓷盘之间隔一层棉花,叠在一起,捆紧为一包,外面再裹以棉花紧紧包扎后入箱固定;再如有盖的器物,将盖翻过来,中间垫上棉花,使盖与器物之间不发生摩擦,环上也同样要缠上棉花,然后再包裹以纸张、棉花,入箱固定。
  箱子是临时赶制的木箱,长约3尺,高、宽各1.5尺,没有锁,都是盖子,钉上钉。古物馆的古物几乎都是使用这种箱子。每个箱子里都垫上厚厚的稻草,上面再铺一层棉花,然后再把隔离好、捆扎好的器物装箱;在包与包之间、包与箱之间,用厚厚的棉花塞紧、塞实,直到打成包的器物丝毫不能动弹为止。塞紧、塞实以后,再在上面铺一层棉花,最后再小心地用钉子钉牢。
  图书馆古书和文献馆档案,一小部分也是用这种新制作的木箱装运,但绝大部分是用曾装过香烟的木箱,而钟粹宫、斋宫原有的木箱,也起用为装贮书画精品。这是尽可能地节省一点开支,以确保文物能顺利南运,因为书籍、字画,是没有破碎之虞的,箱体结实即可。
  古玩商人辛苦了好几天,很尽心尽力。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仅这几天的辛苦之后,他们的装箱秘诀被故宫人学去,而他们随之便被辞退。宫藏古物还有这许多,仅干几天就行了?古玩商人们疑惑不解,但他们再也不可能入宫。
  古玩商人被辞退后,故宫人如法炮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干得很专业,一点也不比古玩商人们逊色。

古物馆精品珍宝按英文编号
  每一箱文物精品装好箱后,小心地将盖子盖好、钉牢,然后贴上封条,刷上字号。
  各馆木箱的字号有所不同,由各馆自行决定。古物馆精品珍宝木箱,按照英文字母编号;后来又有一部分古物,则按天干编号。
  古物馆木箱的英文编号顺序是:A瓷器1058箱;B玉器158箱;C铜器55箱;D书画128箱;E杂项380箱;F新提806箱。这之中,B类玉器箱内,有3箱是碑帖精品,因为这些碑帖是由选玉器的人顺手提出来的,放在玉器库中,装箱时也同玉器一同入箱,编号的人不明个里,一同编入玉器类中。E类杂项箱内,装的是印章、如意、文具、烟壶、扇子、朝珠、雕刻品、漆器、玻璃和多宝格等。
  古物馆后补充的部分,按天干编号:乙玉器14箱;庚铜器2箱;丁剔红10箱;戊景泰蓝15箱;己象牙5箱。
  图书馆古书按类编号
  图书馆装箱的古书精品箱件,按所装古书的类别首字编号,包括如下各类:
  善善本书72箱
  殿武英殿刻本书228箱
  佛佛经书13箱
  大《大藏经》54箱
  满满蒙文刻本23箱
  内实录库藏书6箱
  志地方志46箱
  观观海堂藏书62箱
  绝明刻本、清殿本、官刻本34箱
  甘《甘珠尔经》54箱
  龙《龙藏经》108箱
  藏《龙藏经》2箱
  图文渊阁《古今图书集成》32箱
  经《四库全书》经部85箱
  史《四库全书》史部129箱
  子《四库全书》子部139箱
  集《四库全书》集部183箱
  荟经《四库全书荟要》经部28箱
  荟史《四库全书荟要》史部46箱
  荟子《四库全书荟要》子部26箱
  荟集《四库全书荟要》集部45箱
  文献馆档案按“文”编号
  文献馆的档案,堆积如山。文献馆干脆按照类别将档案分类装箱,箱号上既不按英文编号,也不搞分类缩写,而是直在箱外写上文物的类别,总冠以“文”字号,即从“文”字第一号起,顺序排下去,表明全是文献馆的宝贝。
  文献馆的装箱文物精品包括:
  内阁大库档1516箱
  清史馆档77箱
  实录圣训507箱
  地图铜版26箱
  刑部档86箱
  宫中档461箱
  内府档32箱
  军机档365箱
  起居注66箱
  玉牒94箱
  剧本5箱
  戏衣200箱
  乐器160箱
  舆图17箱
  图像62箱
  仪仗16箱
  册宝35箱
  武器5箱
  盔甲32箱
  陈列品9箱
  印玺空盒2箱
  秘书处文物的特别编号
  三大馆紧锣密鼓地选取文物精品装箱的同时,故宫博物院秘书处也奉命将故宫特藏文物进行选取和装箱工作。
  按照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的分工,凡是三大馆各自提取、保管的,都有提单存放于秘书处;没有提走集中,不属于三大馆而仍存放于各宫殿原处的,则由秘书处保管。
  秘书处所负责的这部分文物,也都是宫中的特藏,同样十分珍贵,其珍品精品不少。秘书处组织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分别到各宫殿去选取,在装箱编号上,主要分两大系列:一是按照宫殿编号,如“长”字是长春宫,“康”字是寿康宫;二是按类编号,如“缎”字是指缎库遗物,“丝”是指丝织品衣物。
  秘书处宫殿类装箱文物有:
  长长春宫、太极殿等处59箱
  康寿康宫、寿安宫等处208箱
  和颐和轩、养性殿等处及钟表540箱
  北北五所等处49箱
  园慈宁宫花园等处93箱
  太太庙28箱
  遂遂初堂、三友轩等处34箱
  宁宁寿宫1281箱
  皇皇极殿、阅是楼等处763箱
  漱漱芳斋等处41箱
  重重华宫等处44箱
  养养心殿等处283箱
  崇崇敬殿等处23箱
  翊翊坤宫、储秀宫等处162箱
  寿永寿宫等处180箱
  如如意馆等处153箱
  雨雨花阁等处70箱
  性养性殿、乐寿堂等处30箱
  慈慈宁宫等处87箱
  勤符望阁、延趣楼等处8箱
  端弘德殿、懋勤殿等处44箱
  秘书处按类装箱文物有:
  内钟表、盆景293箱
  缎缎库、茶库等处74箱
  皮皮衣41箱
  墨墨宝6箱
  牒玉牒档案及乾清宫等处384箱
  丝衣料、织锦等衣物369箱
  木家具等物41箱
  武枪炮等武器64箱
  永珠宝20箱

行家挑选的是最好的珍品
  宫廷珍品文物装箱工作始于1932年秋天,到1933年5月结束,宫中上百万件遗物的精华几乎搜罗殆尽,或者说,是由有眼力的行家在上百万件珍宝库中挑选了最好的珍宝,能装箱的全装箱了。
  古物馆的古物中,以字画、玉器、铜器、瓷器最重要,也最珍贵,数量之多之精也是绝无仅有的。宫藏的古书画字轴手卷,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御笔和名家珍品,集中存放在紫禁城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和斋宫,散布在其余各重要宫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合计约有9000余件,包括西晋、东晋以来历朝有代表性的名家书画杰作,尤其是晋、唐法书,唐、宋、元、明、清名家绘画,清各朝皇帝御笔书画等,每一件都可视为稀世之宝。这近万件书画杰作,除留下了一部分之外,再加上陈列室中悬挂的一些,差不多都如数地装箱南运了。据那志良先生回忆,还有一幅韩?《文苑图》,也是一幅珍稀古画,是《历代名绘》册中不可缺少的一幅,因送出宫外制版印刷,要留在那里对颜色等作校对对比,没能一起装箱,因而留了下来。
  宫藏玉器,精品全部在斋宫玉器陈列室。陈列室的所有玉器和库房内的玉器珍品全部装箱。
  宫藏古铜器,经鉴定委员会鉴定无误的珍品有500余件,这次全部装了箱;与此同时,铜镜500余件和铜印1640余方也都一并装箱。
  瓷器是宫藏最多的古物之一。故宫是宫廷瓷器和各地瓷器的精品宝库,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阳宫瓷器陈列室有3700余件古瓷器,以宋、元瓷为主,包括宋钧窑、官窑、汝窑、哥窑、龙泉窑、丽水窑,金平定窑、宿州窑,元钧窑、临川窑等名窑的精品之作。景祺宫瓷器有3400余件,大部分是明瓷。景阳宫、景祺宫两宫7000余件瓷器珍品,全部装箱。
  古物馆宫藏的各类文物,精品之作尽可能的全部装箱,都是先尽数装陈列展品,再入库挑选。各类宫廷珍品古物计装贮2631箱,总71532件,包括:
  书画128箱8852件
  玉器178箱8369件
  铜器50箱8369件
  铜镜5箱517件
  铜印2箱1646件
  瓷器1746箱27870件
  文具19箱862件
  如意6箱88件
  烟壶3箱559件
  朝珠2箱75件
  珐琅70箱639件
  法器14箱228件
  剔红70箱744件
  象牙22箱66件
  刀剑4箱67件
  陈设45箱47件
  雕刻20箱188件
  杂项247箱12346件
  图书馆是把宫中所藏书籍按版本或按类别集中收藏于紫禁城西部、曾经是乾隆皇帝母亲生活的宫院寿安宫中。这些古书的挑选和装箱相对来讲要简单和容易一些,因为书的版本大致已确定,书品的优劣一望即知。
  图书馆的古书装箱分两方面:一是存放于原处的特藏珍本图书,一直没集中于寿安宫,直接去装箱,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文渊阁《古今图书集成》等;二是将集中于寿安宫中的各库图书,选最好的装箱。
  图书馆装箱的重要书籍包括:
  文渊阁《四库全书》35433册又4函
  其中:经部4469册史部9512册
  子部9068册集部12234册
  陈设图1册架·函卷4册
  总目128册简明目录17册
  排架图4函
  《四库全书荟要》11187册又1函
  其中:经部2184册史部3455册
  子部2069册集部3479册
  分架图1函
  善本书13564册
  宛委别藏784册
  地方志14256册
  文渊阁《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
  皇极殿《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
  乾清宫《古今图书集成》5019册
  观海堂藏书15500册
  清乾隆年御译《大藏经》108函
  藏文写本《龙藏经》108函
  藏文写本《甘珠尔经》108函
  还有大量的宋元刻本、满蒙文刻本、元抄本佛经、明抄本佛经、清乾隆石经等,合计10余万册。
  文献馆装箱的都是重要的档案、史实、图像、乐器、服饰,等等。
  档案类的,主要包括:内阁大库档、军机处档、宫中档、刑部档、内务府档、清史馆档。内阁大库档有从乾隆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连贯不间断的红本1139箱;有从顺治十年到光绪二十九年连贯不间断的史书293箱;有敕书诏令6箱、军令条约39箱;有老满文档575册、满文档2548册。红本是什么?就是题本,是清高级官员向皇帝奏报政务的文书,举凡政务、钱粮、刑名等都可具奏,由内阁直接呈送皇帝阅览;题本到内阁后,阁臣拟出批语,称为票拟;皇帝阅准后,批本处和内阁先后用票拟文字以满、汉文用红笔批于奏本上,故而又称之为红本。
  军机档是指军机处档案,包括满文档、汉文档、上谕档、军机档、剿捕档、引荐档等。计装箱军机处档案有:满文档册1845包,汉文档263包,军机处档909包,杂档6573册,杂项档98箱,杂册87函又47册。
  宫中档装箱档案有:请安折54箱,奏折121箱,上驷院档35箱,引荐履历17箱,杂单110箱,银库档124箱。
  刑部档86箱。内务府档32箱。清史馆档77箱。
  史实类书籍是指清历朝实录,其各种不同的珍贵内府刻本,包括皇史·大红绫本、乾清宫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汉文、满文、蒙文本等,全数装箱,再加上圣训等选择精要的装箱,共计507箱。另有起居注1190册、玉牒94箱也装入箱中。
  册宝类共35箱,包括交泰殿历朝宝玺25方,帝后玉册171件,空匣20件,各种印章1157件。
  图像包括帝后像、名臣像、南巡图、礼器图、大婚图等,计662件。还有舆图734件,地图铜版104块。剧本类有昆弋剧本419种、乱弹剧本388种。乐器类包括编钟、编磬、特磬、笙、管、鼓、琴、方响、排箫等,计160箱。服饰类有盔甲32箱、戏衣200箱、仪仗16箱以及冠服等,另有武器37件、陈列室物品687件。
  秘书处装箱工作晚于三大馆,但有后来居上之势,装贮的都是珠宝、皮衣、丝绸、家具和各大宫室内的珍藏精品,共有5600余箱,比古物馆、图书馆两馆装箱之和还多出1600余箱。

北平人反对珍宝南迁
  紫禁城高墙大院内,故宫博物院悄悄地将宫廷珍宝古董精品挑选装箱,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北平人反对珍宝南迁不久,消息灵通的北平人得知了这一消息,消息便不胫而走,很快尽人皆知。人们感到很惶然,珍宝装箱南运,那意味着将这北平拱手让人?
  北平市民纷纷以各种方式抗议和反对故宫古物精品装箱南迁,认为这批珍宝离开北平,会使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民心浮动,这城市怎么能平安?宫廷的古物虽然重要,但是,比起市民的生命来,比起这八朝古都的城市和土地来,终归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谁主谁次,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是很清楚吗?
  报刊上的反对之声日益强烈。有些人干脆上书国民政府,提出严厉质询:政府悄悄命令将宫廷文物装箱南运,这是政府看重古物而轻视人民,遗弃人民!遗弃人民就是遗弃这座政治、文化古城!遗弃这座古城就是遗弃国土!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很不明智的!人们呼吁政府,立即停止将宫廷文物装箱南运,采取有力措施保家卫国、保护北平、安抚人心惶惶的人民!
  报刊上的抗议之声不绝。
  军政府却很快地控制了舆论,尽可能地淡化此事。
  抗议的市民和团体前往故宫和军政府所在地,工作人员一律好言相对,说谣言不可信。
  政府方面的真实看法是:日本鬼子既然大胆地发动了沈阳事变,其野心绝不仅仅在中国东北,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而且不会太久!平津与东北相邻,一旦战火燃起,北平便沦为战场,胜负姑且不论,战火下的宫廷珍宝肯定处于危险状态,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精品珍宝转移──土地丧失了可以再夺回,城市损毁了可以再重建,但文物珍品毁坏了将永远不可复得,损失也不可估量。
  那志良先生谈到此事时,这样写道:
  平津接近东北,战争发生之后,可能成为战场,文物就有受到损失的危险。土地失掉,还有收复的可能。人民留在平津,还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敌人。唯有古物,留在那里,只有受到损失的危险,没有一点好处。况且,这些国宝,是几千年来的文化结晶,毁掉一件就少一件。国亡还有复国之望,文化一亡便永无恢复之望了。
  世界各国,在战争期间,把重要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的不乏先例,没有只求安抚人心,而把国宝放在危险地带任其毁灭的。
  政府于是不顾反对,仍然继续做迁运的准备。
  故宫文物珍宝的装箱工作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仅仅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装箱工作便告结束,准备起运。
  北平人得讯之后,反对的声浪再次掀起,公开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干脆恫吓和威胁,说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让人员、车辆和文物统统完蛋!这一武力威胁的说法像流行感冒一样传遍北平的街巷,人们既感觉新鲜刺激,又觉得惊恐和害怕,更觉惶然而无奈。
  押运宫廷文物的所有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接到了恐吓电话,一句话:“当心你的命!”
  那志良先生这样记述:
  那时,我已参加押运第一批南迁文物的工作,听到了不少恫吓的话。有人说,运文物的车只要起运,便有人沿铁路去装炸弹,叫你们粉身碎骨。
  凡是被派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接到匿名信,没有人不接到怪电话,这个电话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是要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
  当局唯恐发生意外,运输工作定在夜间办理。

天黑后宫廷珍宝悄悄运往车站
  日本鬼子由锦州控制了辽东湾北岸的南满各城镇以后,积极经营这座入犯华北的最佳立足点──这里是连接北平所在的河北、热河、满洲的交会点。
  1932年1月的上海事件──上海市民殴打5名日本僧侣,将其中一人打死,日军出动航空母舰,派3个师团登陆上海,与中国军队交战,中日进入了没有宣战的战争状态。7月,日关东军认为条件成熟,悍然进攻热河。华北的战火燃起。到1933年3月,日军占领了热河省,并攻占了华北长城一线的重要关口山海关。
  从北平到热河省,最近的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侵占热河的关东军可以旦夕直抵北平城下。
  文物南迁前的启动仪式北平危如累卵,千钧一发。
  国民政府毅然做出最后的决定:宫廷文物珍品立即起运南迁,一切在夜幕中进行。
  黑云笼罩下的北平,人们显得惊恐而焦灼。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市民越发的有些急躁。宫廷文物珍品要起运的消息一经传出,人心浮动,一股惊恐的情绪立即在北平流动,仿佛北平已经处于战火之下。
  强烈的反对之声再次鹊起,抗议的行动也在加剧。市民们质问政府:国家、国土、古城、人民、文物,谁最重?谁最轻?将文物古董迁走,留下国土、古城和人民拱手让人,真正岂有此理!
  政府方面也顾不了太多,也没有时间再做多余的解释,下定了决心:由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戒备,立即开始南迁古物,深夜进行。
  第一次确定的起运日期是在1933年2月5日深夜。从紫禁城到天安门到北平火车站西站的道路全部封锁,由荷枪实弹的军队戒备和保卫。百余辆大型卡车开进皇宫,装满了宫廷文物精品的木箱一一有序地装满了卡车,卡车悄无声息地离开紫禁城,离开故宫博物院,离开皇城南大门的天安门,缓缓驶向西站。到站以后,文物精品木箱立即有条不紊地被换上货物列车,装了满满一火车。2月6日,39节车厢的特别列车二编列在军队的武装护卫下向南方出发,离开了北平。
  这是第一批宫廷文物精品的南迁。
  其实,在2月5日之前,文物精品出宫南迁的日期确定过好几次,但一再变迁。这一决定在1月份便已做出。
  那志良先生回忆说:
  第一次决定的起运日期,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间,日期我已记不清了。白天把准备起运的箱子装上了汽车与板车,全体职工忙了一天,就等到天黑之后运到车站去。可是,到了半夜,仍无消息,最后才知道这天停止起运了。
  日本鬼子正睁着血红的眼睛。

文物珍宝精品分五批南迁
  宫廷文物珍品先后分五批离开故宫,武装押上火车南迁。
  第一批南迁文物是1933年2月5日装上火车的,2月6日起运。
  那志良先生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四日,又得到消息,第一批文物是在二月五日夜间装车,二月六日上午起运。大家又紧张起来。凡是担任押运的同事,都提前回家,整理行装。
  我回到家后,一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中,一面到各处辞行。晚间,家里可热闹了,来了许多人,也收到许多礼物。这些礼物中,最别致而最有人情味的,是我的婶母送给我的一包土,她告诉我,这是家乡土,带了家乡的土,便不会忘了家乡;你在外面如果是水土不服,感觉不舒服,闻一闻土,或用水冲服一些,病就会好了。老太太的话,灵与不灵,不必管他,其情却是感人的。
  二月五日中午,大批的板车,拖进院里来,一箱一箱地装上板车,一车一车地拖到太和门前,集中在一起。
  天黑了,由天安门到前门外火车西站这一带地区,戒了严,不准任何人通过。一辆板车紧接着一辆,在暗淡的灯光下,静悄悄地前进。除了执行戒严工作的军警之外,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在这种凄凉的景象中,大家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六日清晨,第一批南迁文物由北平出发了。
  据当时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回忆,再细查当时的有关详细资料,发现第一批南迁文物,共装了整整两列火车:从北平出发南下,沿平汉线,一路风驰电掣,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炸弹爆炸,很顺利地直抵郑州;到郑州后,火车改变路线,沿陇海线向东运行,抵达徐州以后再改津浦线到达浦口。南迁的目的地第一站是这里。
  据说,当时交通部特别下令沿途各铁路分局,除了特别快车以外,所有车辆,一律让行,让文物列车先行通过,并必须万无一失地确保文物列车的安全,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疏漏。
  第一批文物运抵浦口后,暂时待命。国民政府方面还拿不定主意,文物是存放在上海好呢?还是应放在首都南京?当时有人主张,文物应运到上海,上海地方大,可用的仓库很多,很容易找到合适而安全的地方存放。可不少人担心,日本鬼子垂涎上海很久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入侵上海!所以,更多的人主张,文物应存放在南京,因南京是首都,戒备森严,也更安全些。
  第一批文物的最后目的地是哪里?没有人知道,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决定。押运文物的故宫人不知道将去哪里,只有耐心地等。铁路局没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也只能等,他们把两列文物列车停放在靠边的铁道上,静静等待。
  全副武装的军人依旧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文物列车。
  停放在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列车,一等就是一个月,留南京还是去上海,依旧举棋不定。
  押运文物的故宫人,整天无所事事,无聊之下,便谈鬼,谈得一个个头都大了,对鬼是又怕又爱,夜间一想起来便毛骨悚然。
  3月中旬,政府方面终于做出决定:古物、图书部分,全部运到上海;文献部分,全部存放南京。
  各方面立即行动起来,押运文物的故宫人,先将文献馆文献运过长江,送到南京行政院大礼堂收贮妥当──这批文物,后随第四批文物也运到上海。文献安顿好后,接着运古物、图书,在浦口将文物箱卸下火车,装上招商局的江靖轮,此轮是专门用作运送文物的轮船,没有任何闲杂人员,由浦口直航上海。
  上海存放文物的地点确定在法租界天主堂街,是一座七层楼的大仓库,钢筋水泥建造的大楼,很结实,也很安全。这里是当年仁济医院的旧址,与别的房屋不相连,相对很独立,有利于警卫和消防,谁也不知道这里存放着什么,只看到军人在警戒,以为是一处军事要地。
  第一批文物顺利入库保存以后,故宫博物院派定专人在南京、上海文物库房专责保管,其余所有押运文物的故宫人在上海休息了几天,便迅速返回北平。
  政府方面,看到第一批文物顺利地南迁,决定将所有装箱的精品,陆续起运;与此同时,北平古物陈列所也接到内政部密令:选取文物精品装箱南运。随后,颐和园、国子监也都接到密令选取文物装箱南迁。
  故宫博物院有了装箱和南迁的经验,便有责任、有义务协助上述各文物单位做好选取、装箱和南迁工作。故宫派工作人员前往古物陈列所,帮助他们选取文物精品,细致装箱,运上火车南迁。故宫应颐和园方面的邀请,派人前去鉴定文物,选取精品装箱;然后,颐和园委托故宫代为南运这些文物。故宫派两位专家朱家济、吴玉璋负责颐和园文物的选取、装箱和南迁工作。国子监的石鼓,行家认为是稀世珍品,无论多么困难,也应该装箱南运。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后升任院长的马衡先生,就是主张最力的代表人物。石鼓顺利地被确认装箱,这项工作由故宫博物院专家庄尚严先生负责,是由古玩商人达古斋经手装箱的,装得结实而安全。
  从第二批南迁文物开始,故宫博物院文物之外,又加入了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精品。
  南迁文物先后分五批运完,从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历时近4个月时间,共计南迁文物19557箱,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物13491箱,包括古物馆2631箱、图书馆1415箱、文献馆3773箱、秘书处5672箱;附运文物6066箱,包括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11箱。
  文物太多,法租界的天主教堂七层楼哪里装得下?又在英租界四川路仓库租了一层,专放文献馆文献,就是从南京移运过来的那部分。
  这批南迁文物,虽都是精品,但在精品之中还有最为珍贵的。这些最珍贵的宝贝便都集中存放在法租界天主教堂库房的第五层。这一层的每一个库门上都装有警铃,一旦遭遇不测,库门一碰,捕房的警铃便会立即鸣叫起来,全副武装的军警就会马上赶到。
  每一个库门,加固两把锁,钥匙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一份,行政院委任中央银行掌管另一份。每次开库,必须由故宫博物院会同中央银行两方面一起开库,否则,就无法入内。
  宫廷珍宝的命运1933年春夏之交,1300余箱宫廷文物精品,悄悄地离开了红墙碧瓦的紫禁城,离开了八朝古都的北平,运往南方,去向一个陌生的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
  这批宫廷文物珍品,约40余万件。从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在忐忑和惶惑中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之路,开始了其颠沛流离的生活。她们不愿意背井离乡,不愿意流浪;然而,她们又别无选择地必须流浪,这一流浪,就是数十年。
  但是,无论她们走到哪里,寄身在何处,她们都是故宫的孩子,都是紫禁城的宝贝,她们最终都会回到故宫,回到紫禁城她们自己的家。
  她们的命运如何?而今在哪里?有没有损毁?何时能回到紫禁城?这一切,都时时在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风来来过 发表于: 2013-3-23 23:52:18|显示全部楼层

故宫守望者庄严之子庄灵揭秘故宫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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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迁之旅艰辛异常
⊙作者:供图庄灵

源自: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

  庄严是民国十三年(1924)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经沈兼士教授推荐,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助教,并兼任国立古物保存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执行秘书;年底再经沈教授推荐,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事务员,开始参与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期间,有三件令父亲印象深刻的事,他在文章内这样写到:
  “……有一天,我在清点文物的时候,竟然看见养心殿的书桌上,还放着半个吃剩的苹果;那是逊清宣统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地方,突然听到国民政府命他即刻出宫的消息以后(当时宫外站满了军警等候他离开),惊惶之余,便把手里那半个还带着齿痕的果子,匆匆丢在桌上了!”另一件是:“宣统出宫的时候,在他的行李铺盖当中,居然发现一件赫赫有名的国宝,那就是三希堂的三希之一──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于是立刻就被驻警扣留。(笔着按:这件乾隆最珍爱的书法名迹,至今已成为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至于其它的二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很早就被溥仪的庶母瑾太妃偷偷卖到宫外去了。”
  第三件更是有趣:“我还记得那时候各宫清册的编排,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排定的,当时被编列为天字(乾清宫)第一号的物品,竟然是一张‘二层木踏凳’;这是一张放在屋内用来开关门扇用的红油木器,没想到竟成了故宫天字第一号的文物。”
  1925年10月10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原有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同时撤销;于是父亲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后来听父亲说,最早的故宫理事会,除了理事长李煜瀛(石曾)和院长易培基外,当时的政治人物像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吴敬恒、谭延、李烈钧、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戴传贤和胡汉民等人,也都担任过故宫的理事。

文物装箱与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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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翌年即扶植溥仪为满州国傀儡政权,并且进攻热 河,窥伺华北;1933年更攻陷山海关,平津震动。当时故宫理事会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故宫文物南迁;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当即指示文物暂迁上海租界。其 实在此之前,故宫为考虑文物的安全,已经命各管处挑选文物,装箱放置,以备必要时移迁;父亲在当时即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工作。  提起装箱,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对于司职文物保管维护的博物院同仁来说,都是一桩史无前例的艰难任务。当时是如何完成的,今天翻阅父亲的 著作《山堂清话》135页有关故宫文物的装箱与南运篇章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三馆虽然从事装箱,而难易却大不相同……最困难的自然是古物馆与秘书处 所装的箱件。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它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这是图书、文献二馆 没有的……我们的做法是,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他们是怎样包装的。然后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 他们是怎样将珍贵古物装箱出口的办法;同时再请他们到宫内,作一次示范表演。然后我们也就依样画葫芦,如法泡制。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专家;我们有些 人,装置若干时日以后,对于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导,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别人装箱了。……我们由领教观察和实地经验得知装箱的密诀,不外下边 的四字真言,就是稳、准、隔、紧。……”如果归纳父亲文中所言,就是用“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使件件相隔离”,然后包扎成为一个“坚实的整 体”。也就是由于这种戒慎恐惧的心情和认真实在的工作态度,才能使得后来经历上万里搬迁的数十万件故宫文物,几乎做到毫发无伤。
  1933年元月,故宫把分属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处的重要文物,一共包装了13491箱,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协助下,排除各项反对阻力,将第一批于2月5日连夜运出午门装上火车,并在重重军警的戒护之下,于2月6日清晨驶离北平车站;从此展开时至今日已经超过70个年头的文物南迁之旅。
  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经平汉、陇海转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换江轮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事实上除了故宫,还附带运 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及国子监的6066箱文物。1934年故宫理事会通过在南京朝天宫旁修建永久保存库,并且在1936年八月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 位文物,便在当年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在此期间,政府为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11~1936.3),特别请故宫遴选了735件精品,装入80个特制铁箱,运到英国参展。当时故宫就选派时任古物馆科长的父亲,以中文秘书的名义,与4 位故宫同仁,一同押运文物,搭乘英国海军巡洋舰,前往伦敦参与盛会;这也是故宫文物首度到外国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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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故宫的马衡院长为了国宝的安全,当即呈请选择精品文物,先行撤往安全地区。经行政院核准后,就以 1935年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文物精华,连同初选后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选若干重要文物,一起装入这80大箱,就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次日,装上招 商局建国轮溯长江到汉口,然后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到长沙,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之后因战事转剧,再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军护送下,分两批搭 乘卡车,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等到两批文物精华都运到贵阳时,已是1938年元月;当时文物就寄存在六广门的委员长行营内。为了考虑文物在贵阳的安 全,一年后故宫当局决定把它们再迁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之内,并且设置了“安顺办事处”。执行这第一批南迁国宝的押运者和负责 人,就是父亲庄严先生;而笔者就是在1938年的11月在贵阳出生的。
  继80箱精品之后,还存放在南京的四单位文物,从1937年11月开始,一共由招商局的江安轮和黄浦轮运出9331箱先到汉口;1938年1月 到5月,再分19批搭乘小型江轮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马衡院长一行随后抵达,选择在海棠溪向家坡成立“故宫重庆总办事处”。十月,日军入侵武汉,同时日机也开始空袭陪都;1939年5月,日机疯狂轰炸重庆市区,政府下令于23日前将全部存渝文物先运宜宾,再于7月间从宜宾分27梯次 经泯江运到乐山安谷乡的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并设置了“乐山办事处”。
  1937年年底,原存南京未及和第二批一起水运重庆的文物,在留京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另以火车分3次一共运出7288箱;从浦口经津浦线先北上 徐州,再转陇海线西行到陕西宝鸡,于关帝庙及城隍庙暂时存放。1938年初潼关吃紧,政府命令文物继续疏散;在西安行营的协助下,先调派卡车将文物经陆路 翻越秦岭运到汉中,分别暂存于南郑和褒城的文庙、大庙及祠堂;由于此地不适文物存放,也不安全,最后马院长决定把第三批文物全数运到四川峨嵋;于是几经越 溪翻山的艰险跋涉,从1938年5月一直到1939年2月,才把原存南郑的四千多箱文物先运到成都;又经过将近5个月的努力,才终于把已运成都和尚留在褒 城的文物,全部运到峨嵋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两处仓库存放,并设置“峨嵋办事处”。
  从1933年元月到1939年7月,三批从北平运出的南迁文物,至此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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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家人(母亲申若侠和三位兄长庄申、庄因和庄吉吉),从战前开始,就和父亲一起,追随故宫文物,从北平而上海而南京,在1939年年初来到黔西 安顺;一直到1944年12月离开贵州为止,在那里几乎住满5年。而安顺和华严洞便成为笔者有记忆以来,最早的一段印象十分鲜活的生命印记。
  当时我们全家赁居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两进木造民宅的右侧厢房,办事处设在文庙,而古物则庋藏在南门外的华严洞。平日父亲和他的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母亲掌理。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尽管当时吃的都是羼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钉;书籍 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可是由于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们也就完全 没有吃苦的感觉。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步行到华严洞去玩,偶而还会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阁楼会诗寮过夜。我只记得华严洞里又黑又深,走路到不了底,有些地 方还会滴水;当时对于像装运文物的箱子是如何贮放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对于每天清早,负责守护文物的一连驻军,都会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然后踏着 整齐的步伐,一面高唱着雄壮的“大刀进行曲”的样子,倒是记得很清楚。
  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的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4年年底,由于日军已经攻陷独山,贵阳告急;这时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华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笔者全家便 又得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哥哥都陪母亲在东门坡的街角边,摆过两天的地摊;当时连补过的袜子都有人要)再度和古物一道,登上辎汽一团 独汽四营的15辆褐绿色有篷军用卡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告别已经居住了5年的安顺,循着川黔公路往四川进发,展开抗战后期第一批文物躲避战祸的最后 一段旅程;那年我6岁,才刚刚念完幼儿园。
  笔者记得很清楚,车队出发的时候,两旁都是扶老携幼挑箱逃难的难民,绵延有好几里长。一路上我们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 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在遵义附近惊异地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吃力地走过七十二弯,再翻过险峻的娄山关,才渐渐接近四川地界。
  一天中午,当车队停在一处有人家的山坡上打尖时,看到父亲和他故宫的两位同事,每人手里捧着好几篓又红又大的橘子和广柑,笑呵呵地慰问各车驾驶员的辛劳时,我们才知道,已经来到了天府之国。
  80箱文物在四川的第一个落脚处,也就是“巴县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川南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我国最早开采石油的旧址,只有一条专供卡车输运 天然气的碎石公路可以通到外面。那里地处偏僻山坳,两边是长满竹树的崖坡,谷底有一条山溪,水声潺潺,后来父亲将石油沟取了一个饶富诗意的名字──飞仙 岩。当时古物存放在油矿区留下的旧房舍里,人员也都利用原有的简陋旧屋安顿。
  由于飞仙岩地处深山,平日人迹罕至,附近也没有学校可上,于是父亲便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我们,这也是我们兄弟领受将中国文化艺术融入现实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术教育的开始。
  和安顺一样,这里因山区多湿,书画也必须乘天气晴和时取出晒晾,于是在父亲的带领和讲解下,我们不仅逐渐认识历代的名画家,甚至对他们传世作品 的画题和内容也都能熟记于心。常常每晚临睡前,父亲会指导我们玩一种“名画接龙”的游戏,要每人按朝代、画家和作品的顺序接龙。譬如父亲先说:“宋代”,大哥就会接说:“董源”,那二哥就要接说:“洞天山堂图”;这时三哥便得接说另一朝代,由我再接说画家名字。如此持续背诵接玩,直到有人说错认输,或玩累 睡着才停止。这样多日下来,使我们对于看过的故宫名画,渐渐都能牢记在心了。
  尽管我们在飞仙岩的物质生活和安顺一样艰苦,但能每天都与大自然为伍,协助母亲养鸡种菜,或到竹林里挖笋采蕈;偶而还会跟着办事处的工友们翻山越溪,到邻近的村落龙冈或仁流去“赶场”,采购粮油和日常用品,精神上倒是自在富足的。
  1945年8月,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辛苦的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随即规划复员 南京事宜,并拟定四项原则:一、所有疏散后方之文物,仍迁回南京。二、文物复员按巴县、峨嵋、乐山次序,先在重庆集中,再循水路直运南京;国子监石鼓十箱 及石鼓文音训碑一箱,因体积庞大,重达吨余,则由陆路回京。三、商请经济部同意,拨交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贸易委员会旧址,作为临时集中库房。四、临时集 中库房之接收整理事宜,由巴县办事处庄严主任率同仁办理。
  1946年一月,原巴县办事处所藏的80箱文物精华,再度由卡车北运重庆。印象中这趟从飞仙岩到重庆的旅程,和一年多前从安顺来时完全不同;一 来大家心情都很好,二来天气晴和,一路两旁都是翠竹绿树,让人更感愉快,而不到一天的行程,很快就让我们到达战时最重要的大城市──陪都重庆。
  我们在重庆南岸向家坡的新住处,是我有生以来最宽舒的地方。房子建在山坡的平缓处,大概是原来贸易委员会主管的居所;虽然是平房,但前面有个种 了花草的庭院,屋后则是一大片松林,旁边还有好多李树;从林间空隙处看出去,可以远眺长江和对岸的重庆市区。在这里父亲的工作十分繁忙,由于人员不足,母 亲也被延揽进入故宫,协助整理三地文物与同仁会集后,以及复员南京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初到1947年夏,我们兄弟都恢复了学业;大哥和二哥分别在山坡高处的南山中学和山后面的广益中学读书,而三哥和我则在坡底下的好职 国民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打我出生以来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从1947年春天开始,像又大又重的国子监石鼓和一万六千多箱的各单位文物,又开始分批从 向家坡启程,以民间的货运卡车陆续载运下山,或到海棠溪码头去搭船。当时马路就从学校进门处经过,每天都有好几部卡车停在路口的马路边上,碰上我们放学出 来,有些淘气的同学便会用双手把自己吊挂在卡车后厢外侧下缘的金属横杆上玩。有一次,我也和同学一块去攀吊一辆货车的后尾,没想到车子突发开动,吓得同学 赶紧放手落跑,我因紧张过度,当时不敢松手,以致勾缩着小腿被货车拖行了好长一段路;当时只记得自己没命的大声叫喊也没人理会,所幸后来情急生智,在车子 开过一段泥泞路面时赶紧撒手摔下,结果两腿膝盖已被路上石子磨得皮破血流;为此回家后被双亲好生训斥了一顿,并且请假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复员南京
  1947年六月,我们全家还有好多故宫重庆办事处的同仁,又和古物一道,登上一艘有着朱色船身白色舱桥的华114号大登陆艇,一路从重庆顺长江 东下;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船,感觉比坐车还兴奋。甲板好大好平,即使航经山高水急的三峡,也不觉颠簸和惊险。一路上我还依稀记得,父亲曾指着两岸插天的 崖壁,告诉我们哪里是夔门的刻石,哪里是白帝城和古栈道,哪里是牛肝马肺峡,哪里是云蒸雾绕的巫山十二峰……好几天的航程,感觉上愈到后来江面愈宽,等到 两岸已经完全看不到山陵,又走了好久之后,终于来到了南京。
  当年12月,故宫所有南迁到大后方的文物,都悉数运回南京,存进朝天宫的永久库房,复员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而故宫北平及南京两院区的院务,也渐 次恢复旧观。这时候南京院区主要办理的任务有三:一是将古物陈列所的5415箱文物,移交给准备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二是点查1938年沦陷在南京未 及后运的2954箱文物,除少数错误外,均完整无缺。三是开箱逐件清点已复员的文物,并与原始清册比对,结果并无缺失。
  故宫南京文物库房,是一幢堡垒状方形的三层高楼宇,建筑外观巍峨坚实,内部空间更大,当时分院同仁都在里面办公,至于同仁的宿舍,就盖在离库房 大楼不远的冶山旁边,每幢都像俯放着的半圆柱体;房子用简单的木料悬空搭建在水泥墩上,因此又被称做“活动房屋”。由于屋顶都包被着黑灰色的铁皮浪板,所 以夏天室内热如烤炉;放假时候我和哥哥都会躲到库房的廊檐下面去看书,或者到一旁冶山的树荫底下去翻石头捉蟋蟀。1948年我已在隔壁的朝天宫小学读四年 级,哥哥们则已都到城里去念市立中学了。
  由于国共龃龉日深,并且已经爆发内战,当时分院所有的人都逐渐感受到时局的压力,就连我们小孩子,也会从大人口中约略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氛围,正悄悄在周遭漫延。抗战时,父亲经常提到的马院长,一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
  马衡院长是父亲北大时的老师,对父亲非常器重提携,写得一手好字;个子不高,梳平头,长方形的脸庞留着短髭;平日都穿著整齐的西装,讲话声音低 沉和缓,为人稳重亲和,故宫同仁对他都十分尊敬。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和蔼亲切地垂问我的学业和兴趣。其实对于马院长的印象,我只有 记得这些;一直到长大之后,才慢慢知道,原来他和父亲对于后来文物是否要迁运台湾,两人意见竟是完全相左的。

文物迁台之前
  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济南攻陷,徐蚌前线战云密布,南京动荡不安。11月故宫常务理事集议,决定以600箱为范 围,选择文物精品迁运台湾。其实早在徐蚌战情转急之前,故宫理事即已频频商议疏迁,以策文物安全;然移运之目的地却一直议而未决。11月10日行政院长兼 故宫理事长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会中各理事一致主张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 次长)负责筹划。另朱家骅以教育部长身份,建议择精迁运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傅斯年则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考古文物,价值不下故宫,亦宜随 同搬迁;朱、傅二人之议,均获各理事同意。12月,中央博物院理事会集议,通过选择最精品文物120箱,随同故宫文物运台。之后,故宫与中博筹备处理事会 合议,决定在第一批文物运台之后,应尽交通工具之可能,将两院其余藏品,一并疏运。
  当故宫常务理事议决文物迁台之后,行政院曾函电人在北平的马院长起程来南京,又嘱选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安排疏散。马衡院长 旋将珍品文物编目造册报院,但以身患心脏动脉紧缩症为由,婉拒南下;对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仁:“要稳,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绝不能损伤文物。”于是 装箱进度乃趋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马院长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箱件,一件都未运出。后来马院长也一直留 在大陆,继续在北京故宫服务。
  笔者于1980年父亲在台北过世后,听专攻中国美术史的大哥庄申告诉我,当1948年父亲已经奉派押运第一批文物,即将从南京启程到台湾的时 候,人在北平的马院长曾经致函父亲,如果父亲决定要护送文物去台湾,则他不惜与父亲断绝20多年的师生之情。其实来到台湾以后,笔者一直都和父母亲同住,却从未听父亲谈过这样的事;也许这是父亲当年徘徊在政府命令与师生情谊间,于是不得不作决择而造成的一处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吧!
  1948年12月,我和哥哥们随同双亲及另外三位故宫同仁,都以押运员的名义,伴随着第一批运台的320箱故宫文物精华,穿过扰攘混乱的南京下 关码头,登上灰色的海军中鼎号登陆舰,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和人员,一同启程航向东南方的大岛──台湾。那 两天海峡天气阴沉,海面风强浪高,坏了一个推进器的中鼎号在海中前进,左右前后上下摇晃,人睡在大统舱,由文物箱子堆栈成上面铺盖着油布的平台顶上,觉得 自己就像被不断摇筛的煤球。记得靠近舰首的地板上,栓着一只黑色大狼狗,晚上看它眼睛是绿的,由于晕船的关系,嚎吠得十分难听,而且不时伸头呕吐,害得招 呼它的水兵赶紧端着大桶来接……这样熬了四五天,登陆舰终于在26日的早上,锚泊在风和日丽、四山青翠、碧海如镜的基隆港。第一批文物就这样平安地到达了 台湾。
  事实上,迁运到台的文物,除了第一批之外,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分别搭乘海沪轮和昆仑号运输舰,在1949年的元月六日和二月二十二日运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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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在台文物
  从1949年故宫文物到台湾后,先暂放在杨梅火车站旁的仓库、接着又迁运至台中糖厂仓库寄存、后来才长置在雾峰北沟的专用库房,其间于 1961-62年还选赴美国五大城市巡回展览,一直到1965年8月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父亲都始终参与其事;这20年间,他也从主任、古物馆长、一 直升到副院长,并且持续工作到1969年才荣退。如果用父亲自己所写文章中的话:“从我民国十四年(1925)跨进故宫当事务员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民国五 十八年(1969)由副院长职务上退休为止,前后四十五年,始终不曾离开故宫一步;自嘲是‘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石鼓和三希堂帖
  回顾父亲与故宫文物间密不可分的一生,有得意也有遗憾,得意的是有关石鼓的包装。
  1933年2月,当文物即将运离故宫之前,一天父亲接奉院长密令,要他负责把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和故宫文物一起南运。初获 指令时,父亲面对又大又重且又极易损坏的石鼓,不知如何是好,经请教老友大收藏家霍保禄先生后,霍氏将包装石鼓的密方完全告诉了父亲,而父亲也就根据这一 密方,集合人手,十分谨慎小心地把石鼓上已有风化现象甚至裂缝的地方,按照密方指示用镊子将极薄极软的湿棉纸,一丝一缝的逐步仔细填实,然后再一层层包裹 捆扎妥当,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包装工程。抗战时这批石鼓曾经先由陆路先运上海,后转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国之重器又由南京经 陕西运到四川;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再从四川经湖北江西回到南京,它们使用过的交通工具,除了飞机外几乎全部用尽。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一直 到胜利还都,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后来父亲随文物到台,因为石鼓留在大陆,无法得知它们的保存情形,因而悬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这样经过许多年,有一回,大哥庄申(在香港大学艺术系做主任)由香港寄回一张照片,并且谈到有关石鼓的事。这是由叶遐庵先生(叶公超先生叔父)所着的一本 专谈中国艺术的书《遐庵谈艺录》,内中曾经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 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当时父亲看到这段文字,内心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 更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另外,谈到父亲此生的遗憾则有两件: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这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是这么写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阶升为古物馆科长,由于当时北方情势吃紧,当局惟恐爆发战事,北平有遭受战祸甚至沦陷之虞,于是决定文物南迁。第一批由我与 同仁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先生特别邀请马院长及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森玉)先生和我到他家吃饭(就是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的觯斋)。……饭后并取出他所珍 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那时候郭先生曾当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而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觯斋 接收。没想到匆匆一晃,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虽然今天早已事过境迁,然而此事在我脑海,却始终记忆犹新。……民国三十八年(1949)政府迁台,郭昭俊 先生曾携中秋、伯远二帖来台,旧事重提,欲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由于郭府逃离大陆时,家产散尽,故希望政府能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他再将二帖‘捐 赠’出来。可惜政府那时刚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步上正轨,财源短绌,实在无力顾及于此,希望以后再从长计议;以致二帖重回故宫之事,不克实现。后来闻郭 先生只好携此二帖远去香港,不知如何,中秋、伯远转售给大陆政府。一直到最近我因肠疾住院,老故人徐森玉先生公子伯郊先生,带来香港由某书局印制的伯远帖 复本,消遣玩赏之余,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而父亲第二件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
  1980年父亲因肠癌病逝台北时,一生至友台静农世伯送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
  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
  每当我想起这幅挽联,就会想起父亲,想起故宫,想起那一段儿时和哥哥们追随南迁文物一起搬迁长大的动荡艰辛岁月。
源自: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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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来来过 发表于: 2013-3-23 23:49:50|显示全部楼层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和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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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和一分为二(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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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图(配图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了中国东北领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1933年,易培基遭诬陷离职。马衡接任院长。同年,故宫博物院为保护其文物安全,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择其精要装箱南迁,并在南京建立文物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从1933年2月至5月,先后检选出文物、图书、档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历尽艰险,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储于巴县、乐山、峨嵋山等地。日伪占领时期,故宫博物院在北平仅勉强开放。日伪从故宫掠走铜缸、铜炮、铜灯亭计149件,溶毁制造武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马衡继任院长,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7年9月,古物陈列所合并至故宫博物院。1949年2月,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期间,由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险阻,尽职尽责,南迁文物数量虽巨,却没有一件丢失和损伤,故宫人员的精神、事迹,可歌可泣。可又是因为这场战争,致使故宫的文物分处异地,博物馆也正式分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祖国传统文化之珍藏应是一个整体,而尤与紫禁城建筑不可分离,人们相信,终有一日,其终将得以完璧。
 奋斗再奋斗 发表于: 2011-3-26 14:19:22|显示全部楼层

故宫国宝南迁概述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不过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觉得文物神圣。”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对面的景山前街15号里,欧阳定武老人泡好一壶茶,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有关他父亲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曾有过一次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箱文物分5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1944年日军侵黔后,转移至四川巴县──记者注)、四川乐山和峨眉山“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回迁”南京。
  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正是中路“迁徙”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是什么让奇迹发生?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如何处置这些故宫文物的精华?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欧阳定武和庄灵却不同意。
  “我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可以说,我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
  “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欧阳定武表示,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对父辈来说,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
  欧阳定武告诉记者,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儿。他记得最深的,是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庄灵则告诉记者,父亲庄尚严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严护送文物从安顺华严洞到巴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严一家护送途中,时有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巴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我童年的恐怖记忆。”庄灵打趣说,“现在回忆起来,却是一段好时光。后来,父亲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
  庄尚严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后人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父亲爱不释手。”庄灵告诉记者,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亲一直告诉我,他1924年‘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维护国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辈故宫人能为文物,做到无怨无悔,是今天最令后辈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欧阳定武在面对记者时却一再强调,文物“南迁”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他告诉记者,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他说,“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里,获此勋章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后,当记者在景山前街15号昏暗的阁楼里,向欧阳定武问起他父亲那枚传奇的勋章时,老人一边将鼠标滑向电脑上父亲的老照片,一边低声回答:“那个勋章,父亲有生之年从没对家里人提起过一个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原来获过勋章,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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