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图片专集以及川军资料

五 讨贼之战后，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相当督军），大权在握。杨森，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884年生。1908年加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第十七镇任职，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王陵基部任营长。二次革命时，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讨袁，兵败后被滇军俘虏，得滇将黄毓成赏识，后在滇军中任靖国二军参谋长、混成团团长等。1920年在靖川之战中转投川军，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靖川军第二军总敌总指挥，杨森在速成系中崭露头角。1922年，刘湘将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给杨森，杨森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树勋、王兆奎、王缵绪、郭汝栋、范绍曾等都是他的部将。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森部惨败，退往湖北投靠吴佩孚。在讨贼之战中，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卷土重回，击败了熊克武的讨贼军，掌握了四川的大权。 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而杨森入据成都后，正踌躇满志，对此产并不觉察。他把持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独占自贡盐税，并趁机扩充部队，准备以武力称霸全川。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吴佩孚倒台，段祺瑞重新执政。刘湘等即决定投靠段祺瑞，派张斯可、乔毅夫到京，通过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曾任四川都督府副官长）向段祺瑞要求，撤免杨森，还川政予刘湘。段祺瑞知道刘湘已归心，决意扶刘抑杨。1925年2月7日，段祺瑞参照刘湘的建议调整四川军政首脑，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全川部队，委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这样，刘湘策划的“三刘一赖”联盟隐然形成。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段祺瑞见杨森咄咄逼人，于5月明令免去他在四川的职务，调往北京署理参谋总长。杨森不肯离川，只在成都遥领参谋总长职。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7月1日，联军下达作战令。7月8日，杨森亦下达作战令，向联军进攻。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7月31日，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杨森派人与联军谈判停战。联军一定要他交出全部兵权，只留一个营护送其至奉节。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曾逼他交出兵权的第三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乘船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但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 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赴汉投靠吴佩孚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于是，刘、杨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八万余众。4月20日，由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接着，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5月21日，川军进占重庆。袁祖铭于5月下旬和6月上旬率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驱袁之战后，杨森控制了下川东各县，势力与刘湘不相上下，彼此都寻找吃掉对方，进而独统全川。然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迫使川军将领要作出何去保从的抉择。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投机革命，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通电。尽管如此，川军各部仍首鼠两端，坐观时变。当时，北伐军为了防止川军援助吴佩孚，派出了四川籍共产党员朱德、陈毅到杨森部做工作。9月初，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原川军将领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以武力迫使川军易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声威大震，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至此，川军全部易帜（刘存厚于1929年7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五师师长），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的速成系，当时又已经形成了保定系和军官系。 保定系是由川军中四川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和这三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结成的派系。1921年熊克武发起驱逐刘存厚之战，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个师战败退保宁，因三人为保定军校同学，又同为刘存厚部下，加上当时同处困境，利害一致，初步形成保定系。1925年在驱逐杨森之战中，保定生刘文辉崭露头角，跻身保定系首脑之列。之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同驻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脑。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军官系是川军中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由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毕业生比起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待遇明显差，使得四川军官学堂的毕业生以同学相号召，互相联系，彼此照应，初步形成军官系。军官系实际形成并具有相当实力是在1926年间。当时，军官生李家钰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他与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不断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军易帜后，内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更激烈，在此后的数年间，又爆发了连场大战。 先说杨森，在易帜之前，即已进行投机，出兵配合吴佩孚部作战，进攻鄂西，夺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还想往东推进，结果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狼狈逃回万县。易帜之后，杨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难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私下对杨森许诺，攻下武汉后，汉阳兵工厂归杨森管辖。杨森见有机可图，自然积极卖命。 5月5日，杨森率四万五千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乘机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大败而逃至潜江，立足未稳，又遭到追击。仙桃镇之战，杨森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唯恐归路被截断，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抢先上了福川轮，逃回四川。不及上船的残部或逃散或被歼，向成杰一师被湘军程潜部收编。 正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发现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刘湘虽然接受蒋介石之命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但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的，却是杨森的部队，他自己没有受到损失。及至杨森溃败，他又企图占有杨森的驻地。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但又不便出面，于是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组织“四部倒杨”。2月，借范绍曾为父亲做六十大寿之机，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刘湘以为大功告成，即电告蒋介石邀功。但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惨遭败北。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也坐收渔利，得到了范绍曾师的全部武装和江北一线的防地。 刘湘自易帜后，对外积极投靠蒋介石，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得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了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了“二刘”天下。这里，需要简介刘文辉其人。 刘文辉，字自干，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份却是刘湘的嫡堂叔。刘文辉幼年念私塾。十四岁后，先后就读四川陆军小学、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毕业回四川，在川军中历任参谋、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等，在四川军阀混战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后，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然而，刘文辉想统一四川又谈何容易！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还有，1929年后，蒋介石又与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打得不亦乐乎，也加速了刘湘与刘文辉关系的恶化。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还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成为蒋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钉。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下刘湘、刘文辉两强了。

七 北道之战后，四川呈现二刘对峙的局面。俗语说：“一山难藏二虎”，虽然二刘都在大唱“统一川政”，但又互不相让。1931年夏，二刘谈判合作，但毫无结果。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一方主掌大权，一方为副手；二是一方向外发展，一方坐镇四川；三是兵戎相见，胜者为王。谈判的结果，唯有第三条路可走，双方都在厉兵秣马，调兵遣将，准备在战场上见高低。 1932年春夏间，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与此同时，刘湘尽力拉拢和收买川军将领，壮大自己的阵营。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的矛盾，拉拢田颂尧反对刘文辉。继而又加紧与邓锡侯联络，致使田颂尧、邓锡侯都愿意站到刘湘一边，保定系分裂。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刘湘已下决心向刘文辉开战。而刘文辉也别无选择，唯有积极应战。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军阀混战，战线绵亘千余里，川北、川西、川南战火纷飞达一年多，四川大小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均卷入其中。双方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死亡达六万余人，耗资五千万元，四川人民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二刘大战经历的时间很长，其间又分成若干个大战役，所以需要从头细说。 1932年10月初，刘湘唆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泽洲，首先从南充下游李渡场向刘文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二十四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10月12日，以刘湘部师长唐式遵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师旅长通电讨伐刘文辉，并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隆昌、泸州等进进攻，二刘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田颂尧在刘湘的支持下，乘势力胁迫刘文辉撤出成都，刘文辉决定解决田颂尧，免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对付刘湘，于是，集结兵力于东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带备战，刘、田双方爆发了省门之战（又称刘田成都巷战）。11月16日，两军打响，战斗在市内进行，自西到东，无街不战，无巷不争。经历了煤山争夺战、东郊之战、北门簸箕街决战几个阶段，田颂尧部被困于城内西北一隅。这时，邓锡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调停，刘文辉急于结束战争，也同意邓的调停。11月22日，刘、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三军重新合作；刘军让出北道交通线；田军向新都撤退；城内两军恢复原状，由邓军执行中立任务。11月25日，省门之战结束。这场成都浩劫，刘军死五千余人，田军死四千余人，双方伤者一万余人，因战祸受灾的成都难民则达二万七千余人。 在省门之战结束后，刘文辉急将大部分兵员东调，刘湘与刘文辉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场大混战。刘湘以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县。刘文辉则退守隆昌、泸州一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县城为主要据点，企图扼沱江之险以抵挡刘湘之师。10月28日，刘湘出动飞机、军舰轰击泸州。11月18日，刘湘越过沱江，王缵绪攻打内江、唐式遵攻打富顺，潘文华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缵绪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沿沱江进攻泸州。刘文辉之师长夏首勋率第二、第三师主力阻击，刘湘久攻不下，只好放弃围攻泸州重镇，集中主力攻打富顺、内江。两军对峙，战线长达四十余里。在刘湘的强攻之下，刘文辉终将资中、富顺、内江等地丢失。刘湘秘密买通泸州守军，加紧进行炮击轰炸。12月23日，泸州守军军心动摇，被迫接受刘湘收编。12月26日，刘湘进驻泸州并溯江而上，直取宜宾，刘文辉败退荣县、威远，沱江大战结束。 沱江大战之后，刘文辉以夏首勋为一路，张清平为二路，林云根为三路，陈鸿文为四路，冷寅东为第一预备总指挥，唐英为第二预备总指挥，集中主力于乐山、井研、仁寿、荣县、威远一带，以荣、威为重点，设总指挥部于眉山。刘湘以一路总指挥唐式遵在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三路总指挥王缵绪、范绍曾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迎战。12月4日，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全面战斗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出动五万人马，双方展开连场血战，伤亡惨重。由于刘文辉部顽强抵抗，刘湘部节节后退，转攻为守。这时，刘湘见战局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向刘文辉议和。刘文辉打算乘胜进击，消灭刘湘，但12月19日，刘文辉旅长陈鸣谦突然在资中倒戈叛变，所部被刘湘改编为师。邓锡侯、田颂尧又背叛成都协议，出师援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后路。杨森、李家钰也有进攻之动向。刘文辉权衡利害，不得不于12月21日令冷寅东在老君台与刘湘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乐山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余部队仍屯原地，军部仍回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胶着状态。 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不和。1933年春，刘文辉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刘文辉及不少将领都认为，在省门大战和荣威之战中，邓锡侯都在暗中作祟，应该加以讨伐，但这意见遭到保定系军官的反对，认为保定系互相残杀，实属不明智之举。刘文辉一意孤行，于4月间以川西平原为中心，重新布置兵力，与邓锡侯展开了毗河之战。5月6日，刘文辉开始发动进攻。邓锡侯沿毗河布防，并主动放弃温江。邓锡侯部师长黄隐为阻止刘军进攻，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毗河水顿时猛涨，两岸泛滥成灾。刘军数次强渡未成，两军对峙一个多月。鏖战之际，邓锡侯决定依附刘湘，其部由刘湘指挥。6月25日，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六人联名通电，准备武力制止刘、邓纷争。刘、邓两军内保定系同学已无心再战，于新都三河场开会，签订和约，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并打算脱离刘文辉。7月2日，刘湘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3日，刘文辉放弃井研，自知无法取胜，遂由冷寅东出面于同日致电刘湘，称“二十四军退出成都，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统一”。7月8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7月14日，邓锡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 刘湘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进击入川红军。刘湘为彻底消灭刘文辉，乘势力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联合全川大小军阀在成都成立了安川军，分东、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个团，开赴岷江东岸与刘文辉对峙，岷江大战（又称安川大战）爆发。8月1日，刘文辉退集岷江右岸，发起反攻，但徒劳无功。双方隔江炮战，均无进展。刘文辉派参谋长刘吉甫到成都请刘湘息兵，要求政治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成功。8月13日，刘湘下令总攻。邓锡侯派人收买了刘文辉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投诚，岷江防线开了一个缺口，邓军主即抢渡过江，刘军守江部队惊惶溃败。此时，旅长彭韩又倒戈，刘军全线军心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也顾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刘文辉总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个立足之地。而刘湘，则占有川东、川南、川西地区八十余县，军队扩展至十余万人，登上了四川霸主宝座，为全川归于统一奠定了根基。至此，二刘大战宣告结束，而长达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

八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即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先后对付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10月，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分别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出任一至六路总指挥，对红军各方面军展开围攻，然而，却遭到失败，刘湘先后将刘存厚、王陵基撤职查办。 1934年间，刘湘又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推出“神仙”军师刘从云为委员长。刘从云原是乡间测字算命先生，曾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有道徒一万多人，刘湘等川军将领也入了道，营以上军官有百分之九十也是道徒，皆尊刘从云为军师。故此，时人讽刺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这次，刘从云用“神术”指挥“剿共”军事，结果被红军击溃二十多个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开始长征。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派出中央军十个师到四川“援助”刘湘，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即与从上海约来的邓汉祥密商，决定无论如何，要阻蒋介石派兵入川。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达成了三项决定：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12月10日，刘湘返加四川。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 这里要谈谈参谋团的情况。蒋介石早想控制四川和西南，在派中央军入川“援助”刘湘“剿共”的提议遭到刘湘抵制后，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简称参谋团）的名义派其亲信进驻四川，1935年1月20日开始在重庆办公。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杨吉辉为副主任，下设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和总监处等机构。参谋团率康泽的别动队入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实际控制了全川军队。它规定川军中师长以上军官要定期向参谋团汇报军事；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必须分报参谋团；参谋团向四川各路派员督察，实行监军；参谋团政训处派员到川军各军师设立政训处，还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中营以上干部，进行分化和拉拢。参谋团别动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活动。参谋团入川后对川军恩威并施，监督“围剿”入川红军，但遭到失败。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规定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军费减发三分之一。8月，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参谋团在四川近一年的活动，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深以为虑，不得不想办法对抗。首先，他在改组省政府时，尽量任用自己的亲信，如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财政厅长刘航琛、民政厅长甘绩镛、总参议钟体干、川军参谋长傅常等，都是他的亲信幕僚。另外，刘湘还宣布废除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在军队方面，刘湘仿效蒋介石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松散组织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又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武德励进会对外保密，会员全为实职营长以上亲信军官。武德励进会在川军中每团设有小组，起着团结、监视、控制部队，防范蒋介石收买部队将领等作用。在川军缩编点验中，刘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共九十六个团，缩编为六十个团，但刘湘将其余部队又纳入于省府保安部队，改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菜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为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六个师；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五个师，两个独立旅。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部队组编虽然没有变，但两集团军却被蒋介石调往各处。11月12日，刘湘抵达南京，设长官部于赤壁路，由参谋长傅常主持事务，刘湘则急于和出种部队取得联系。11月中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分两路向南京进攻。刘湘当即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起来，保卫南京，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刘湘本来是抱病出征，此时，旧疾突发，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芜湖，再送往汉口万国医院就医。 刘湘在病中，不忘抗战，稍有好转，即与来访者畅谈抗日大计。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又写下遗嘱，勉励出征川军英勇杀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月13日，刘湘先后和冯玉祥、何应钦谈过话，不久吐血半痰盂，从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刘湘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陆军一级上将，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国葬典礼。刘湘是四川的大军阀，有反人民反共的罪恶，但是他能结束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应算一件功绩，尤其是他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由于刘湘力主抗战，且“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极大地激励了川中子弟。在国民党军队中，川军是抗战最英勇的部队，无数川军将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我们前面提到的川军军官系首领李家钰（四川蒲江人），在抗战开始后历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21日在豫湘桂战役中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在成都南郊修建李将军陵寝。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保卫战中，举枪自戕，以死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后在成都中山公园内铸铜像一座，并竖立“饶上将国华纪念碑”。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代军长王铭章中将（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将军遗体安葬于新都家乡的国葬墓园。成都少城公园铸竖了王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四川成都人），1943年11月3日在常德会战中，身负重伤，举伤自戕，以身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此外，川军中的很多将领都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邓锡侯，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曾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潘文华，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范绍曾，曾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黄隐，曾任第九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曾任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七军军长；罗泽洲，曾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等。

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预感到首都南京难保。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乘海军舰艇从南京沿长江西上，政府和党部各机关也陆续出发。11月26日，杨森一行抵达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虽迁到了重庆，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却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其军政重心一度又迁移至长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才迁抵重庆。 抗战开始后，刘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处理。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故之后，王缵绪就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并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接任四川军政，但又担心四川的留守军人不满。后来，蒋介石听取了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的建议，让其实并不孚众望的王缵绪接任，以便随时可取代。3月，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与刘湘、杨森等同学，后成为速成系重要将领，为刘湘统一全川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缵绪志大才疏，威望不高，当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顾问张澜。他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不仅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川军保定系第二号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参与反对刘文辉的战争。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病逝汉口后，邓锡侯便成了川中军界第一号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从抗日前线回川任职后，除了策动川康七师长驱逐王缵绪外，对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都能以他所说的“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为了抗日大局，他还要常常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区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动员四川军民支援抗战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乐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学堂副官、队官等。民国成立后，王陵基历任团长、师长、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总指挥、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着手实施所谓“安川应变”计划。他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二十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干、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干、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干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这批人物已先后作古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迫于形势，也于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义。但王缵绪本人于起义后，以“年老”为词，拒绝参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缵绪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逮捕关押，1960年病死于监狱，是川军起义将领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率部与解放军顽抗，后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台湾当局任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窜至西康越崔县境内时被解放军击毙。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负隅顽抗失败后，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只身外逃，经乐山、宜宾，走到江安时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上将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获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够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只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三人均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杨森于1977年5月17日病逝。孙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还想加上一句：曾在川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以及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还有在杨森部工作过的陈毅（四川乐至人），1927年后都成了共产党红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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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的抗战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川人。

　　一、300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仅仅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以上情景是年愈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讲的龙门阵。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缗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扰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入的五分之一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是国难当头的关头，各级恶势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极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于，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如被某些“戏说”误导，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被强“拉”去的壮丁，这实在把严肃的抗战历史庸俗化，那些血洒疆场者九泉下也会不平的1300万川军将士，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二、川军伤亡64万余人　　日本军队武器精良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一时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宫，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1月28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 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255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护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我查阅繁多史料，川军中广大将士“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的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由此我又联想到什么“哈儿军长”“哈儿司令”之类，出川的忠勇川军被演得如同小丑闹街、洋相百出……把重大而严肃、由鲜血浸透的四川抗战历史，肆意戏说丑化，无论用何种理由辩解，都是说不过去的。我的一位专搞电视剧发行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军长”“司令”的电视剧，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愿买映者少得可怜！这些所谓“方言喜剧”，理所当然地受到不仅是四川、而且是全国绝大多数观众的冷落和斥责！ 三、后方民众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由于四川这个“大后方”是“陪都”所在地，所以负担巨大。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间：“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广甘绩镐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 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埤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我从记事起，“跑警报”这三个字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名词！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据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封。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自杀式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系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轰炸、驱逐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说：“应征民工抗甲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但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相当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化大革命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梅。这是从中国第1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到这一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四、抗战精神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83岁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55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2000年12月1日，满头白发的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4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10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让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20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入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象征着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一历史的象征?　　作为一个整理四川地方史多年的普通市民，我向有关方面郑重建议：将塑像迁至南郊公园，与刘湘墓连为一体，增添四川抗战纪念馆，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纪念公园”，这一举措必将增强成都城市精神的凝聚力，这里亦将成为吸引无数中外人士和足以让四川人自豪的名胜之地！

我喜欢看历史故事。。

有味道。

流泪！

我十多年来所看到的资料统统写成陈宦， 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