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追忆傅高义：谦虚好学的“知华派”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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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悼念傅高义：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地时间12月20日深夜，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数条推特，就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Erza Vogel）的去世表示哀悼。
　　崔天凯大使在推特上说：“知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中国的智慧和见解不仅对学术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
　　崔特凯大使还在推特上说：“我认识傅高义教授很长时间了，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相信他的思想和投入将始终影响我们。我对傅高义教授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崔天凯大使推特截图
　　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奥本山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不幸离世。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研究享有盛名，他也被认为是一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学者。根据资料，傅高义1930年出生，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3-1995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傅高义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除《邓小平时代》外，傅高义的其他著作包括《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

源自：新浪新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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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高义去世，10月份刚给了蔡英文五个字

源自：台海网

　　傅高义曾提醒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两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要非常小心！”
　　《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朝日新闻》报道截图

　　《朝日新闻》还称，傅高义在医院接受手术，因治疗后情况不理想而突然逝世。
　　傅高义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新中产阶级》等著作。

傅高义
　　今年12月1日，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晚间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曾给蔡英文五个字
　　傅高义此前曾接受台湾《远见》杂志视频采访，在岛内民众最关心的两岸议题上，傅高义提醒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两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要非常小心！”

　　《远见》10月27日报道称，对于台海情势升温，岛内民众最挂心的两岸关系，傅高义给了蔡英文五个字：“要非常小心！”傅高义特别提醒蔡英文，不要只听信美国单方面的声音，得同时聆听大陆释放的所有讯息，仔细解读其中意涵，带领台湾走往正确的方向。
　　傅高义表示，美国大选后，无论谁当美国总统，还是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前提，重新调整美台关系。
　　对于台湾问题，傅高义称，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始终坚定，也不见得有耐心，并非“下一代，再下一代”的推延逻辑，因此台湾必须谨慎对待。

傅高义 资料图
　　针对台湾问题，傅高义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视频连线采访时称对台海军事有多担心。他表示，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
　　“我相信台湾地区领导人已意识到，过分寻求独立是挑衅大陆出兵，他们会试图避免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北京领导人担心台湾会跨过“台独”红线，或者他们认为美国不会因为大陆出兵而参战保护台湾，那么就存在美中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机。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一场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打击的大战。为避免这样的重大危险，我们必须加强美中领导人间的理解”。

蔡英文 资料图

　　综合环球网
　　聚焦两岸关系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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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

　　我写书的目的都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
　　编者语：12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对《朝日新闻》证实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傅高义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专家。
　　2011年9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2012年3月，这本被翻译为《邓小平时代》的作品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
　　今年11月26日，在线参加第十八届《财经》论坛时，傅高义表示，在商业合作领域，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只要遵守当地规则，那么便应该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他建议美中双方都应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美中企业要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12月1日晚间，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他还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抗击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2015年3月，傅高义在他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寓所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

⊙记者：安然

　　原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43期，以下为这次专访的节选
　　傅高义在介绍自己的写作计划的时候，他几乎是在描述一个奇迹：从现在开始，他打算用两三年时间写一本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然后，再花四年时间写胡耀邦。
　　傅高义85岁。他坐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脸上一直带着若有所思的微笑；椅子置放在空旷的客厅中央；客厅属于一座有161年历史的小楼。傅高义家所在的萨姆纳路是剑桥镇上一条寂静的小道；一走出小道，寂静就被哈佛大学生动的气息穿透。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从日本问题转向中国研究至今，傅高义曾两度担任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在哈佛，这位身材不高的犹太裔学者素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在他80多岁的时候，傅高义突然被很多中国人所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退休以后历经11年完成的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没想到会写那么久，也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傅高义的普通话好到能够不做作地发准绝大多数卷舌音，他还不时地用儿化音装饰自己的中国腔。“我听了很多人讲他的故事，慢慢地，我的确是崇拜他的。”有人认为，傅高义是带着崇拜的心理去写邓小平的，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2013年初，《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发行，作为一本政治类的学术著作，首版50万册的印数是令人吃惊的。在畅销的同时，它也分别在中美两国引起一些质疑，而傅高义向来都平和地对待各方反应。
　　《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暗示，傅高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接受对该书英文版（原名《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的删节，从而使之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随后，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给该报写信说，此书在中国出版之前，傅高义就与该校签下协议，将中文版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自己的母校。《纽约时报》后来刊登了这封来信。
　　“我是在俄亥俄州的小镇特拉华长大的，20多岁的时候，我从当地的这所大学毕业，这所大学很小，但是我对它很有感情。”迄今为止，傅高义已经把总数103.7万美元的版税捐给了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把钱捐给它，是有力量的。”他又指了指脚下说，“哈佛大学很有钱，从这里毕业的，有很多真正的有钱人，我把钱捐给哈佛就没什么必要了。”说完，他有几分顽皮地向后缩一下脖子，笑起来。
　　傅高义身上透着一种彻底的质朴，甚至至今还有一点“小镇青年”的影子。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保持热情的原因。这种热情使得他在1969年就写成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1989年，傅高义又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此书被视为第一本外国学者全面研究中国改革的专著。
　　1950年代，傅高义最初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锁定日本。1979年，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在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日本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联想起《邓小平时代》近年在中国的热销，他说，“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在中国也出了风头。”
　　傅高义沿着陡直的螺旋式楼梯一步步探出身来，身后是他常年用于写作的地下空间。“我现在身体不算好，但也还过得去，有关节炎，胳膊会疼，但是主要脏器，比如心肺功能方面问题不大，记性也不如以前了。”他扶着楼梯扶手，脚步停顿下来，略带气喘地说，“我的医生说，问题都不大，但可能工作会做得慢一些。”
　　对于一个把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到90岁以后的人来说，花费两个小时接受我们的一次采访，是足够慷慨的。
　　中国新闻周刊：《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的销售很好，市场反馈很好，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在中美两国不同读者群里的反应如何？
　　傅高义：美国读者不太了解邓小平，连基本的都不了解，所以我写这本书本来的目的是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依我看，中国的主流还是邓小平走的路，所以要理解中国发展的背景，就应该多了解邓小平。
　　美国读者对我的这本书有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些是批评我的。比如，有人说，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如此崇拜他呢？也许在中国有背后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在公开讨论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认为这本书比较客观。我跟许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人谈过话，包括一些外国人，例如李光耀、基辛格、卡特，这些人是普通中国学者没法接触到的。虽然说中国学者更了解邓小平，但是有一些故事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的书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在中国，比较完整、全面地介绍邓小平的书我没有看到过。当然，有一些书是学校用的材料，比如党史方面的、宣传方面的。但是我觉得，在书店里，如果一位读者来寻找有关于邓小平的书，他看到有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写的，我猜读者会喜欢看我写的（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们所知，你目前正在准备写胡耀邦的传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胡耀邦的？
　　傅高义：大概是两三年前吧。2011年，邓小平传记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我的这项工作就算做完了，于是就考虑下面我要做什么。当时有一名记者问我：假如你接下来要写某个中国领导人，你会写谁？一开始我回答说：朱镕基。因为我也很佩服朱镕基，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很聪明、很能干。
　　但是，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为朱镕基做过翻译，我从他那里知道，关于朱镕基的书在美国已经有了。后来，有一些中国朋友建议我说，将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在这方面胡耀邦的意义更大。
　　我从很多中国朋友那里了解到，虽然也有人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看到比较完整的关于胡耀邦的书。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的责任，第一是要了解清楚事实，第二是要把正确无误的事情写出来，同时也要把那个时代更大的背景表现出来，这是我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我的理解，胡耀邦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内的一股正气。现在的反腐实际上是在遏制邪气，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把党和全社会的正气树立起来。对于胡耀邦的现实意义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种理解？
　　傅高义：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写胡耀邦，你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傅高义：去年夏天，我去浏阳县（现在是浏阳市）参观了胡耀邦故居，在那里听到一些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浏阳待了几天之后，我回到北京见了胡耀邦的一些亲属。今后我打算再去浏阳。
　　以前在研究邓小平的时候，我发现胡耀邦的作用很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胡耀邦的事。我有目的地搜集和阅读胡耀邦的资料有一两年了，但是还没有开始集中研究和写作，还有很多材料要看，有很多人想见。
　　今年（指2015年──编者注）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些活动，不是为了发表意见，而是为了学习。大陆有很多机构邀请我。一般来说，我在北京会待在社科院当代所，那个地方从北海走过去不到15分钟，是北京的老城区，我很喜欢那里，很有中国的感觉。而且，我喜欢和当代所的几位教授在一起工作，他们也很欢迎我。此外，北大斯坦福中心也邀请我在今年的纪念活动期间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我现在也在考虑，在那里可能有机会见到各方面研究胡耀邦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资料，你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如何对待互联网上的材料？
　　傅高义：我自己基本上不直接使用网上的东西，假如我在网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会问中国的朋友。我很佩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他们也许并不专长于写有趣的文章，但是他们能保证正确性。有一些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回答我，所以我尽可能跟他们接触，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我去了那里好几次。对一件事情，他们会有好几个人和我交流，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基本上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可靠不可靠，他们有判断能力，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在中国的政治人物里面似乎有更多的复杂性，你在写作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些？你用英文写出来的东西和翻译成中文的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吗？
　　傅高义：写胡耀邦当然会更复杂一些。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要考虑的是，不希望在措辞上惹麻烦，但是又要正确。你知道，正确的写法可以有好多种。这里面是有技巧的。当然，我并不是想骗人，但我不想激怒什么人，所以用的词要合适、正确，又不让人反感。
　　英语写作也是同样的做法。现在我发现，我写的英文不仅美国人看，中国人也有人看，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所以，不能（在不同的版本里）说不同的话。把我写的英文直接翻译出来，也应该是同样没问题的。不仅是写作，讲话也是如此，同样一句话，我在哈佛这样讲，在其他地方讲的意思也应该一样，因为我在哈佛讲的时候，也有中国人在听、日本人在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写邓小平的时候，比较注意使用很简单的语言，在写作上追求通俗易懂，让一般人都读得懂。今后对胡耀邦这本书的写作是否会坚持这样的一种风格？
　　傅高义：当然，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也要写。虽然事情本身具有复杂性，但是你写出来应该简单易懂。
　　我在家乡的小镇上学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你写东西的时候，应该学会讲故事，不管内容有多复杂，都要写成普通人能够读懂、同时有知识的人也会有兴趣的故事。那时候我很年轻，但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在大学读了社会学、心理学，学了很多老百姓不用的字儿、不熟悉的理论，这些东西记在脑子里，但是写作的时候我就不用这些字儿了，我希望写老百姓能够理解的书，写我的那个小镇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的东西。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我写书的时候，我总是会考虑：那个人会不会理解？写好以后，我会寄给他们看。我把那么厚的书送给小学的朋友看，他写信对我说，“你写得太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的传记将来是否会让读者觉得更好看？因为胡耀邦性格鲜明、活泼，他胆子大，重感情，敢于讲话。他的故事是不是会更多一些？
　　傅高义：对，我同意你的想法。胡耀邦的确是有故事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好的办法能够挖掘出来。胡耀邦去过很多地方做调查，有人说，他去过全中国大多数的县，所以我也有一个想法，我可不可以选其中的一些地方，去听听当地人讲他的故事，是否会有途径让我这样去做？也许有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人帮助你？或者比从前增加一些人手？
　　傅高义：我在写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老朋友帮助我，今后他可能还会再来。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广东，当时，广东省经委给我派了一个干部做助手，这个人后来就变成了我的朋友。他叫窦新元，今年刚刚60岁，他有好奇心，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解释成简单的中文，让我这个外国人能够搞得懂。他来过美国，但基本上只能使用中文。英文的资料我自己看。
　　我自己当然希望看更多中文的原始资料，但在我看之前，小窦，他是很老的“小窦”了，我比他大，所以还是叫他“小窦”（大笑）会替我筛选。他要看很多书，然后告诉我“这本书非常重要”“那本书偏见太大，你不要看”。窦新元有这个判断能力。
　　在哈佛的中国学生里面，也有人愿意参与我的工作，但是我不够熟悉他们。做一件事情信任感很重要，参与者要了解我的想法。当然，我的确在考虑增加新的助手，合适的人以后可能会有，但是现在还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好像非常密切？原因是什么？
　　傅高义：胡耀邦的确和知识分子很亲近。他从小很喜欢念书，花很多时间读书，包括读马列的书，所以他很佩服知识分子。他15岁离开湖南去江西，那个时候他是没办法念书的，我猜想，他本来想考进大学，他是很合适上大学的，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的确特别尊重知识分子。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在外交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和近邻日本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强调中日关系是处于怎样的考虑？
　　傅高义：胡耀邦在湖南一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校长是留日的，但是这位校长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打死了。胡耀邦从很早就了解日本新的、现代化的做法。此外，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做政治工作，有一次因病被送到北平治疗，当时还是一名日本医生救了他，他个人和日本有这样一些渊源。
　　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我认为，他是接受了邓小平的看法，那就是：向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中国的前途需要一条和平的发展道路，和邻国紧张的局面没什么好处。中国需要在经济上、技术得到西方和日本的帮助。我认为这是他和邓小平一致的看法，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这个假设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去证实。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是一种假设，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你也同意他们的这样一种思想，是这样吗？
　　傅高义：是的。所以我正在准备写一本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目标就是让中日两国互相多了解。从当前的世界局势和中日之间紧张的关系来看，我感觉这本书非常重要，这是我的一个迫切任务。所以看来这本书我需要先写，今年之内我可能会写一点，接下来会加快一些，希望两三年之内它能够出版。
　　到现在为止，我写书的目的都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但是现在我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计划，因为我觉得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能够接受我，这样我就有了一种“特权”，我觉得自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特权”，为中日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做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这样一本书，要让中国人说它比较客观，同时日本人也能够接受，这只是我的一种愿望。虽然现在中国人比较接受我，但是如果我的书里面说了日本的好处，他们是不是一样欢迎我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不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仍然想写这本书。

源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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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高义突然去世，他曾这样评论中美“脱钩”──

　　据日本《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一家医院接受外科手术后突然去世，享年90岁。

延伸阅读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中美“脱钩”会带来大麻烦
　　傅高义教授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作为哈佛荣誉退休教授的他，从1961年开始就在哈佛学习中文，研究中国问题，退休后积十年之功著成《邓小平时代》。如今，已是89岁高龄的傅高义仍然退而不休，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日历史发展的书，不时还到华盛顿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
　　日前，傅高义在位于哈佛大学的家中接受了《参考消息》记者专访。他坚持用中文交流，吐字清晰，娓娓道来。他忧虑当前中美滑向“脱钩”的趋势，直言“脱钩”会带来“大麻烦”。在他看来，中美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并抓住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

傅高义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胡友松 摄）
　　美对华态度不完全统一
　　围绕当前“摩擦系数”不断增加的中美关系，傅高义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更加密切，同时也更加艰难，坦率地讲，双方的关系“坏了”。
　　不过他并不认为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敌视中国的共识。他说，美国在对华态度上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从美国民众舆论看，一半以上觉得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
　　傅高义并未具体谈到他的“民众舆论”数据出处。不过，就在10月初，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对华“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一味遏制中国；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不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那么如何才能在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前踩刹车、转方向？傅高义认为，2021年美国新一届总统上台是个契机。像他这样的美国学界人士希望下届总统会有更好的对华政策。
　　不过，他也坦言：“当然不能是马上、全面都改变，但可以一步一步做，谈得更详细。”
　　傅高义建议，要抓住这个机会改善关系，中美都要提前做准备、想办法，双方在沟通中都需要“直率谈话”。
　　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连任，傅高义说，他不敢做判断，因为“我不是算命的人”，但含蓄地表示，在他看来“支持特朗普的人不如以前那么多”。
　　美国贸易政策让人费解
　　谈及近期舆论热炒的中美“脱钩论”，傅高义并不赞同。他说，“脱钩”在几十年前或许可以实现，但现在信息传递如此迅捷，中国的经济又“太复杂”、和世界的关系也“太密切”，脱钩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的事”。
　　傅高义说，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状况，特别是美国应该和中国合作的事务，比如环境等，缺乏足够了解，而把中美贸易问题作为两国间最大的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让很多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感到费解。
　　傅高义说，如果中美都朝着“脱钩”的方向走，会带来很多“麻烦”。中美两国应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两国都应该承认双方“没办法脱钩”。
　　傅高义认为，中美应该考虑并通过协商来确定怎样合作。当前世界复杂多变，国际社会需要协商确立“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法律、世界的规矩”，中美都应参与其中。
　　“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为了两个国家利害关系，是一定要做的事。”傅高义说。
　　中产阶级不稳定性增加
　　傅高义被视作美国为数不多的“中日通”，以《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为代表作，在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研究上都取得了学界认可的成绩。2017年，他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一时热销，也引发关于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讨论。
　　采访中，傅高义对当前中美日三国中产阶级现状做出了评价。
　　他说，中产阶级是以经济标准来衡量的，三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和做法等都不一样。现在社会变化太快，“这是全球共同的情况”，中美均如此。
　　傅高义说，他年轻的时候，美国社会“比较安定、比较乐观”，“生活完全没问题”，但现在的中产阶级变得不安定。现在世界变化太大、太快，加上美国制造业外迁，美国中产阶级面对的困难要比以前多、担心的事也比以前多，自然不安定。
　　谈及中国时，傅高义评价说，中国现在变化太快，“差不多每年都有改变”，人们辞职、创业或是换工作都很频繁。
　　傅高义说，日本社会比较安定，很多男人会在一个公司长期工作三四十年，从大学毕业做到退休，这是很平常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尽管相对于中美社会而言更加稳定，“但也不如以前”。
　　而对于当前全球化受阻的情况和自由主义失败的论断，傅高义认为尽管眼下全球化碰到一些困难──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现象，但全球化的进程会继续下去。
　　傅高义说，他不赞成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说法。他说，世界一直在改变，“历史是不断地改变，所以会继续下去”。（本文由刘晨、徐剑梅、胡友松采写）

源自：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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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证实傅高义去世：将深刻怀念

　　海外网12月21日消息，当地时间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著名中美问题学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去世，终年90岁。推文写道，傅高义长期以来支持研究中心，是一位智慧的学者和出色的朋友，将会深刻怀念他。
　　傅高义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数十年，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深入的了解，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海外网 王珊宁 赵健行）

源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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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快讯！日媒：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环球网快讯]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

报道截图
　　傅高义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
　　今年12月1日，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晚间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源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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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中美关系面临新机会 美国应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郭媛丹]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1日晚间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当日晚间在北京拉开帷幕，此次研讨会以“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新挑战”为主题，12个国家的32名知名专家参会。1日晚间首场研讨会的主题为“亚太安全新形势”，来自中、俄、美、印等国家的专家发表观点。
　　傅高义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是他首次参加香山论坛，在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我们必须设法重新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虽然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但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恢复合作的传统，发挥更专业的作用。”傅高义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他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进行批评，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抗击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是首场研讨会的主持人，研讨会结束后，姚云竹在接受采访时对傅高义的观点表示赞同，“作为一位多年致力于中美交流的学者，傅高义对中美现状是有些着急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之间的很多交流都是停顿的。傅高义希望在拜登政府时期，能够迅速恢复两国领导人，政府专业团队和日常工作层面的交流。在领导层就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后，工作层面可以展开持续的沟通和谈判以达成目标。”姚云竹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之外，美国应该尽快取消对两国人文交流的限制，比如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及对入境人员进行共产党员的身份勘查，“美国对中美人文交流进行限制从根本上损害了中美关系，并且很难恢复。”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已经多次参加香山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尽管其他国家也发挥重要作用，但中、美是推动亚太安全不断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谈到拜登将会如何改变美国亚太政策时，卢金表示，“当前从拜登竞选团队一些人观点来看，拜登政府的政策将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路线的延续，中国很多人认为，拜登会更容易打交道，从政策的延续性来看的确如此。我们所能看到最大变化是拜登会与美国盟友更加合作，现在美国盟友对美国政策不太满意。拜登对华政策会更为宽松，这将使得中国的政策更为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政策和做法。”
　　拜登当选使得中美出现新机会是否就意味着中美最糟糕阶段的终结？姚云竹认为，中美之间目前依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赞同傅高义关于‘拜登胜选对中美是一个机会’的观点。这种机会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目前已知的情况分析，拜登的外交、安全以及防务班子都比较专业，有政府工作的经验，双方团队更容易进行沟通，减少了大起大落的巨大震荡。其次，拜登会让美国重返多边主义框架内，这使得中美在地区和国家事务中进行合作的领域扩大，比如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改变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背后是美国社会精英、知识界以及民众的集体认知的反映，而且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等国家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因此，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基本政策一定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中美关系还会面对挑战与困难。”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是发言嘉宾之一，他也认同拜登当选对中美关系而言的确是一个新机会，他认为，拜登是民主党内的温和派，他既会保持中美之间战略竞争，也需要战略稳定，也就是说中美之间既有难以避免的冲突和竞争，同时会对竞争关系进行管控得以保持稳定。“双方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客观理性地表达观点和意识，这种做法我相信拜登政府还是会继续延续。”
　　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会是否会降低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几率？朱锋认为，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不会明显降低，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整个印太地区最大的威胁，所以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会停手。朱锋强调：“无论中美如何竞争，都会通过对话与沟通管控危机，这是中美关系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冲突激化的后果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繁荣是巨大灾难。两国都必须向世界展示本国的决心、意志和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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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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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对华接触失败论”不符合事实

　　人民日报8月31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近日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一些人提出的“对华接触失败论”不符合事实。美中两国下一步应更重视通过对话沟通来处理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应努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前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所做的演讲，傅高义直言，演讲中许多内容十分极端，并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特别是误判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讲话太过偏激，从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提出不同看法，批评他的讲话，反对他的极端观点。我认为这是好事，也会继续下去。”
　　对于当前美国一些人所说的“与中国对抗是华盛顿共识”这一观点，傅高义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以去年美国100多位前政要和专家学者发表公开信一事为例，强调在美国各类研究机构，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仍旧有许多人不同意当前出现的一些极端观点。
　　去年7月，百余名美国前政要、专家学者以“中国不是敌人”为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公开信强调，视中国为敌人并试图与中国“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傅高义是该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
　　1969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傅高义曾和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学者一起给尼克松写信，建议他同中国进行接触，增加双方交流。傅高义认为，虽然双方当前在经贸等领域存在问题和分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双方几十年接触合作所带来的成果及其必要性。
　　傅高义表示，目前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双方企业之间也深度交融，“美中联系紧密，难以人为分开”。
　　在傅高义看来，未来美中两国仍应努力展开合作。他分析指出，双方都应重视履行自身的政策承诺。从短期看，在各类敏感问题上，双方应加强沟通、避免冲突。美中在经贸、科技、安全、价值观等领域存在分歧，这些需要双方努力加以管控。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也都需要美中合作。“事实上，美中两国医疗领域已经在开展合作，双方政府应继续支持这样的合作。”傅高义强调。（胡泽曦）

源自：人民日报

源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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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高义：美国的政策正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傅高义表示，若想鼓励中国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合作，我们需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
　　美国《外交学者》7月22日文章
原文标题：结束在华的富布赖特项目的代价  特朗普上周签署行政令，宣布香港已不足以享有特殊待遇。其中深藏的一项条款，概述了终止美国在华的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步骤。这是继1月份砍掉在华的和平队项目后，又一个美中两国人民交流的工具被关闭。

美国《外交学者》：结束在华的富布赖特项目的代价
　　富布赖特项目创建于1946年，旨在通过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学生交流来促进国际间的善意，至今已有超过39万名美国参与者，并在160多个国家开展活动。在中国大陆，该项目于1979年美中邦交正常化后恢复，并在1983年扩大到包括研究和教育机会，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过去40年里，超过3000名美国人和中国人参与。这样的项目与更大的公共政策和外交倡议相配合，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关闭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的决定，引起中国事务观察界和学界的强烈反应。有的失望，有的愤怒，有的谴责此举愚蠢。包括该项目校友在内的其他人则谴责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文化交流和体验渠道。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塞西莉亚·汉斯普林格发推文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高层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解，就几乎没有进步的希望。”西东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称关闭该项目的决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警告说，这将制造壁垒，阻碍跨文化理解。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也强调了该项目对于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指出这样的努力“无论中国是敌是友，都至关重要”。
　　白宫的最新举动似乎证实了把美中关系当交易的观点。这种短视很可能会将美中之间那些微妙的交流渠道政治化，从而进一步损害双边关系。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22日文章
原文标题：美国的政策正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许多中国人赴美留学后回国，他们想要忠于中国，同时又做美国的朋友。但当读到美国人用不实指控来攻击中国时，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华盛顿的意愿就变得强烈。

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的政策正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我们根据富布赖特项目派往中国的美国人，在建立学术关系和重要联系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现在美国要暂停该项目。参与的美国人和积极响应的中国朋友感到被抛弃。

傅高义

　　近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政治言论一直由对中国发展情况了解有限的官员主导。把中国人变成敌人，不符合美国利益。若想鼓励中国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合作，我们需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

源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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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中国通”傅高义：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编者的话：去年7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联合百名专家学者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今年4月，包括傅高义在内的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学者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一些人看来，当下的中美关系却在“自由落体”式恶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在因疫情、选举及其他社会问题而导致国内一片混乱之际，美国仍在全方位对华施压。如何看待中美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与摩擦？两国关系的未来将会怎样？《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视频连线90岁高龄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如图），听他详细阐述自己的思考。

美中军事冲突必须避免，因为后果太严重
　　环球时报：去年11月您曾表示，在对华强硬这点上，没有所谓“华盛顿共识”。但今年我们看到，不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的对华态度都日益强硬。过去几个月情况有所改变？对华强硬是否已成为新的“华盛顿共识”？
　　傅高义：当时我说的是，华盛顿并没有就“对华接触已经失败”达成共识。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一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尽管当下两国关系非常糟糕，尽管特朗普政府将事情推到如此疯狂的极端，可以说华盛顿仍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办法以避免冲突。
　　华盛顿现在有反华情绪，在大选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期特朗普和拜登都会表现出对中国的批判态度。但我相信，在大选之后，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我们都明白，即便是在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之时，我们也必须找到和中国建立更好关系的新路径。我认为大选之后美国政府在对华态度上会有变化。
　　环球时报：如果特朗普连任，您认为他会调整对华态度？
　　傅高义：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首先，我并不认为特朗普有很大几率当选。如果他连任，我想他会很在意自己未来4年的政治声誉，因此他会避免和中国产生冲突。不过，美中之间将很难有一套完整的合作规划，两国关系将会杂乱无序，但会比现在好一些。
　　环球时报：中美会发生军事冲突吗？
　　傅高义：很不幸，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如果我们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一战始于一件小事，并很快波及多个大国，尽管它们并未计划参战。
　　今天，如果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就可能会很快升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这将非常可怕。
　　我相信台湾地区领导人已意识到，过分寻求独立是挑衅大陆出兵，他们会试图避免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北京领导人担心台湾会跨过“台独”红线，或者他们认为美国不会因为大陆出兵而参战保护台湾，那么就存在美中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机。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一场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打击的大战。为避免这样的重大危险，我们必须加强美中领导人间的理解。
　　所有关心世界、关心美中关系的人都要意识到，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香港出现困局，但“我不认为‘一国两制’失败了”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是否将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战场？
　　傅高义：首先，我不认为美国会派遣军队，所以不存在真正军事意义上的“战场”。美国会在公共舆论上就香港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他们对那里要求更多自由的年轻人十分同情。一个现实是，美国很难找到对香港产生实际影响的办法，毕竟美国无法控制特区政府。但很多美国人相信他们应该对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因此，我想香港会成为美中公共舆论的战场。
　　环球时报：邓小平当年曾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现在50年已走过接近一半。西方有人称“一国两制”或许已经失败，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傅高义：我认为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其本意是想让香港和内地在交流中逐渐合作。所以我不认为“一国两制”失败了，但就上述这点而言，现在确实处于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面临很多挑战。
　　香港社会有很多不幸的问题。很多内地人才前往香港，在那里找到好工作，同时香港最富有的阶层从房地产行业中赚取大量利润，收取高额租金。而很多当地人，包括没有获得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为面积极小的房屋支付高昂租金。他们的生活一直很不愉快。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向政治领导人表达意见的渠道。香港的领导者们，无论富裕阶层、政府还是抗争者，都没有很好地处理问题。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困局。
　　现在，北京希望通过国安法和派驻国安人员平定香港局势。不过我认为，这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北京和港府接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香港民众的问题。如果能从现在做起，并和当地民众进行讨论，我预期局面能在未来几年有所好转。但如果只是采取强力措施，而没能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抗议和冲突恐怕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总之，香港需要一些更有想象力的领导人，找到新的方法，为香港人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予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

找到“竞争而不打架”的共存方式是一项历史使命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当下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这就像奥运会比赛里，运动员们会非常激烈地竞争，但他们不是在打架。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我和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错误。在这个国际银行，中国领导人在建立规则和搭建框架方面表现出色。在非洲，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上做得很好，尽管他们在对外关系上还有待改善。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目前尚在起步阶段，还需要调整工作方法，但它在连接欧亚大陆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我想，很多有思想的美国人已开始看到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需要找到一条和其他国家合作并解决分歧的道路。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美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领导全球所有事务。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为世界提供一个全面的新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世界不会被分为敌对的几块，因为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是灾难，世界应该在一个整体架构中团结起来。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危险是，美中两国的超级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分道扬镳的声音太大，愤怒的情绪过于高涨。政府需要对此予以控制。
　　此外，在国内，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相反，上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在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做得不太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扩大是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现阶段的另一个历史任务是，阻止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点极为关键。中国领导人应当想办法创造一种新的服务型经济和新的就业形式，让科技发展能惠及每一个人，提供工资差距不那么大的就业机会。
　　环球时报：您也是日本问题专家。数十年前，日本被描述成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而今天中国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两者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傅高义：我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我当时应邀在日本和美国演讲，而且还在美国政府内工作了两年。今天的美中关系和当年的美日关系存在几点不同：
　　首先，美国和日本是军事同盟。在中苏交恶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美中也曾在安全领域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而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持续到了今天。
　　其次，日本后来很快在美国建设了大批工厂，几乎每个州都有，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第三，日本的经济泡沫在1989年前后破裂，但我们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泡沫会破裂。
　　第四，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得多，中国经济可能会持续增长并在未来超过美国的规模。美国人届时会发现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学会慢慢接受。
　　我希望当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时，中国能够非常谨慎小心，因为那将是美国人非常不安的时刻。我想中国可以做很多事，让这个过程显得更“平滑”些，比如在美国建立更多工厂、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公平竞争、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等。但必须承认，即便中国做了所有这些，这件事情仍将非常棘手。

美国“也许会经历几年伤脑筋的时光”
　　环球时报：美国的医疗水平世界领先，但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位居全世界首位。造成这一局面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傅高义：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最全面的解释。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特朗普政府。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前几届美国政府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应对流行病计划，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体计划。但特朗普没有实施这些计划，他甚至在一开始听说新冠病毒时表现得这好像不是一件大事，导致很多反应滞后。特朗普政府显然必须承担最大责任。
　　环球时报：您是否担心特朗普政府动辄“甩锅”中国的言行，会对全球联合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
　　傅高义：确实如此。现在美中两国在不停地互相指责，这非常糟糕。怎样对付新冠疫情？两国此时真正该做的是合作开发新药、生产抗疫设备等。但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对着彼此大喊大叫，追究到底是谁引发了现在的局面，谁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在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中都犯过错误，但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前行。
　　环球时报：您前面提到美国的内部问题。严重的疫情和社会上不断的抗议，都让外界看美国有种“混乱”之感。美国的国内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重塑美国与外界的关系？
　　傅高义：美国现在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但美国有改革与改善的能力。当然，未来美国人会继续批评中国。我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很明白那里的情况和当地人的思维。不过，我仍然认为美国有着强大的复兴潜力。
　　我知道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曾是一个强国，但它现在正在衰落。我想说，美国将不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在世界上拥有完全的主导地位，但许多美国人仍在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就在数天前，《纽约时报》用整整一个版面讨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指出我们必须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做更多工作，尤其是改善黑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尽管民主可能搞得一团糟，比如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糟糕的特朗普总统任期，但民主也可以让所有人提出建议，采取各种方法，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我不认为美国会因目前的问题彻底垮掉。我们也许会经历几年伤脑筋的时光，然后慢慢从疫情中恢复。我们也在试图寻找一条新的经济道路，解决那些在过去数年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我希望美国能找到这样一条路，尽管并不容易，但请不要就此认为美国将走向失败。
　　美国曾犯过很多错误，比如，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我和很多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好地和中国打交道。美国仍然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自我纠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