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模仿是最好的褒奖

　　【新加坡】马凯硕
　　中国即将实现一个地缘政治奇迹。198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不及美国的1/10。30年后，中国超越日本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曾动摇或扰乱世界秩序。然而，就在向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迈进时，中国似乎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在一些人看来，如今中国已不再奉行过去30年来成功的“和平崛起”政策，反而改弦更张，采取偶尔“鲁莽”的行为。
　　这种看法可以解释西方日益形成的一种“焦虑”，即对地区和世界来说，中国将成为一条“危险的龙”。然而，在西方媒体如愿令全世界相信中国已变得咄咄逼人之前，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并非全是强硬派，这一点至关重要。与任何其他庞大的复杂社会一样，中国内部也在激辩应在国际上采取何种战略。当前，中国既有“鹰派”亦有“鸽派”。全世界正在密切关注，谁将在这场争辩中胜出。
　　“鹰派”认为，中国曾遭受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如今中国已经强大，能够自豪地挺直腰板，在东海和南海果敢地主张本国利益。笔者的同事黄靖教授曾表示，中国军方的“少壮派”正引领中国与美国走向冲突，他们在考虑自己能够而非应该做什么。这种局面非常危险。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但通过近期的赴华访问，笔者认识到中国的“鸽派”并未在这场辩论中败下阵来。他们有三个强有力的论据，能说服中国民众相信应继续奉行“和平崛起”政策。第一个论据很简单：中国以前衰弱，现在很强盛，那中国如何做到的？答案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将本国融入到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之中。显然，中国已成为这种开放全球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巩固这种全球秩序符合中国利益。
　　第二，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也已开始向非洲和南美洲等遥远大洲投资。中国的未来食品供给、能源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两个大洲。简言之，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相比，保持国际海洋航线的自由和开放更关乎中国的利益。难怪“鸽派”声称，“鹰派”过于咄咄逼人地主张中国的南海权益，正在损害中国的更广泛全球利益。
　　第三个论据比较复杂。过去25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西方孤立中国的企图，是因为中国已将自己融入到受东盟启发的地区和平秩序中。东盟的宗旨“协商和共识”已超越东南亚并传播至东北亚。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已认可东盟营造的这种积极地区氛围，并与东盟达成首个自贸协定，使双方获益。中国领导人明智地意识到，一个稳固、团结的东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东盟地区出现不团结和不稳定，对中国的影响实则适得其反。所以，中国的“鸽派”们有理由声称，为了确保地缘政治奇迹的延续，中国应该甚至更加坚定地巩固而非弱化东盟的团结。这也是包括东盟决策者在内的大多数全球决策者，之所以希望中国的“鸽派”在未来几十年与“鹰派”的论战中最终胜出的原因。▲（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本文由王会聪翻译）

　　马凯硕的精英之路，俨然就是亚洲崛起的个人版。他这个印度人生活在华人和马来人堆里，正是亚洲多样性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亚洲伦理道德的产物。他鼓吹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亲密接触，破除西方中心论，树立亚洲的自信心，正是亚洲崛起需要的思想启蒙。马凯硕的亚洲性也渗透在他的三本书里。

　　第一本《亚洲人会思考吗？》献给他伟大的母亲。有关亚洲兴衰的书，凡是有些影响的，多为西方人撰写。亚洲人的声音很弱，很小，不够有煽动性。结果，该书英文版1998年一现身，就得到基辛格、亨廷顿等人的重视和推荐，他本人被称为“亚洲的汤因比”。其实，马凯硕就是用富有哲理、华丽而煽动性的语言，论证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过去500年亚洲衰落了，今后500年，亚洲人将做出与西方人一样的贡献。
　　第二本书《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献给帮助他了解美国社会的太太安妮。其实，这本书的产生还得感谢马凯硕不太成功的父亲。2002年5月31日，是马凯硕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最后一天，而他放弃了搞离别招待会，飞回新加坡，在病床前送父亲走过最后时光。这刺激马凯硕“把想要写的东西尽快写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在曼哈顿一座有6个卧室的世界顶级豪华套房里完成的。他以长期对美国的观察和理解，分析了全球对美国的迷恋和幻灭，认为美国在21世纪应善用力量，改善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亨廷顿说这本书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必读书。
　　马凯硕站在时代的高处，俯视西方，进而得出“亚洲崛起，西方衰落”的结论。这也是他献给家人的第三本书--《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主旨。这本书也只说了一件事，亚洲崛起将带来全球权力的转移，西方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是西方人要调整心态和行动的时候了。
　　这本书显示的对亚洲崛起的乐观，以及它对西方人优越心理的刺激，也许是英文著作里最强烈的。西方学者开始应战，显然，马凯硕是早就做好准备了。“西方的战略思维有个致命缺陷，”马凯硕一针见血，“他们自认为是问题的解决者，殊不知自己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不惮于为新论文命名《反对西方》（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因为他知道，没有争论，没有论战，人们就无法从西方中心的语境中释放出来，亚洲崛起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的调整也就无从厘清。毕竟，现实同语境的错位，对谁都没有好处。

　　马凯硕1948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印度信德人后裔的贫穷家庭。一家六口人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屋子里。父亲并不是马凯硕的骄傲，因为他13岁来到新加坡时是个孤儿，缺乏教养，还交了烟、酒、赌三友，经常钻到床下躲避粗鲁的债主。在马凯硕13岁时，床板终于救不了父亲，他被送进了监狱。
　　出身不好，邻里也恶。马凯硕的左邻右舍是马来人和华人。贫穷导致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马凯硕亲眼目睹华人青年拿着破酒瓶打架，马来邻居满身是血。鲜血从伤口汩汩流出，成为马凯硕少年时代的鲜明记忆。
　　好在，和许多贫穷而有天赋的亚洲少年一样，马凯硕有位好母亲。没有她，那个家庭就不可能度过早年的艰苦岁月。而战后的伟大时代，则让马凯硕演绎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真人秀。
　　马凯硕6岁上学，享受政府为营养不良儿童设立的特殊营养计划。在政府的财政援助和奖学金资助下，通过选贤任能的选拔体制，马凯硕一步步摆脱了贫穷。18岁时，他当上每月能拿到150新币的纺织品推销员。与此同时，政府给他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支持其读世界最好的大学，每月有250新币。母亲当然选择了后者。
　　马凯硕学成文武艺，做了外交官。一路走来，娶了一位美国太太，周游了世界，升任为新加坡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当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成为亚洲崛起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