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古文化的探讨

尧舜的残暴行为，屈原在《楚辞•问天》篇中，大加质疑。如孔子作《尚书》“皋陶谟篇”，皋陶和禹在舜面前皋陶说：“帝要是真正能够实践其美德，那么，计谋就会高明，辅佐帝舜的大臣们也就都和谐了”。禹说“好呀！到底皆怎么做呢？”皋陶说：呀，应该慎重地进行自我修养，凡是都要有长远考虑，要宽厚地对待九族的亲属，这样民众勤劳地起来辅佐你，事情要由近及远。要先从自身做起。禹听了之后，连忙拜谢皋陶的明达之言，称赞说：“讲得真是太好了”。

皋陶说：“阿，帝的重要任务在于能够认识人才，在于能够安定民众。”禹说：“呀，诚然像你说的这样，但是，真正要做到这地步，连舜帝都会感到困难哩，能够认识人才就算得上明智，也能恰当地任命官员。能够安定民众，这便算是思惠，民众就会依附于他，既能有识别人才的智慧，又能够给民众的恩惠，那么还怕什么灌篼，又何必迁移流放三苗，又何必畏惧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的谄媚奸妄之人呢？”

从上述皋陶和禹在舜面前的对话，竟说明尧舜的流放政策不得人心，禹在舜的面前大胆提出挑战，欢篼、共工三苗和鲧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却遭到流放，故皋陶批评尧舜不能宽厚对待九族的亲属是多么中背呀！”。

两千多年后，屈原在《楚辞•问天》中云：“应龙何画”，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泱者，因而治之。应龙，乃黄帝大臣，今乃助禹治水，则亦当为黄帝之任命也，避免同鲧殛杀”。

古蜀王虽被商周王朝斥之为西戌蛮夷，俗称戌翟之长，隔之门外，与诸侯不能会盟，然而蜀王因祸而得福，远离连年争战的中原，把天府之域建设成了“世外桃源”，考古学家，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其文化艺术，与同时期的殷墟遗物毫不逊色。《史记》载：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面前论战，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地，而戎翟之长也，中原因桀纣之乱，五霸争强，七雄并起，民不聊生，今秦如得蜀，得其地足也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利尽西海“秦因蜀民殷物富，故先灭蜀，以广其他，以物利于秦国。说明古蜀国在中原七雄中的重要价值。

1992年出版的初中一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篇课文：四川成都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铜壶，壶身上面有宴乐、采桑、射箭，狩猎和攻城的场面，画面形象生动，表现了精湛的艺术，技巧，还有一个铜壶上面有水陆攻战场面，有100多个人物，姿态各异，有的格斗，射杀、有的划船，射狩，还有奏乐等场面。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出土的“钟鼓之乐”长沙出土的战国《妇女凤鸟图》和《御龙图》绘画技巧成熟，线条流畅，它们都代表了长江流域当时的艺术和绘画水平。

这些地区商周以来长期被视为西南蛮夷是不毛之地，山野之人，却有如此精湛的文化艺术，且是出自蛮夷之邦呢？

遗憾呀！当今的史学权威专家，仍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金沙遗址的金箔是外来遗物，非蜀遗存，不敢面对现实，如像《孟子》所言：“五百年之间，必有名世者”。唐《索隐》引赵歧言：名世，次圣人之才，言贤人有名于世也，宏才，人才，谓司马迁也。”迁集百家之言于一书，上下二千四百八十五年，成为秦汉以来的一部名著，后世谕为“秦归一统，汉归一书”的名言，然而当今不知何时，何人能举大旗，拔乱反正，还原黄帝和嫘祖在古蜀曾度过的蜜月，使《孟轲》之言再现，以谕黄帝、嫘祖和蜀王在天之灵！

关于轩辕的出生地，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太史，左秋明著《国语》云：“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同师相济世，异德之故也。”炎帝生于姜水，即歧水《水经注》炎帝神农氏生于姜水，宝鸡有炎帝祠，已成定论。轩辕出生姬水，先秦古籍无史可考，姬水有三说，一说：在上封轩辕谷。二说：在何南新郑。三说：在昆仑山。《水经注》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上封城东七十里是轩辕峪，皇甫谧则云：轩辕生于寿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水经》把它留给后人评说。

《一百五十名家评注史记》北朝宋、斐骃作《集解》；唐、司马贞作《索隐》；唐、张守节作《正义》，三人同作注解，余皆为评议，因角度不同，涉及的范围有异，有很多重要定论，孔子和司马迁都无法交待的，而评注者却随意羼入，大有鱼目混珠之疑？要想理出眉目，还须了解主要评注者的生平情况。

裴骃：北朝宋，闻喜人，中郎外兵参军，《宋书》与父松之同传。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而注《集解》《史记》。

司马贞、张守节两人生于唐开元同时，而其书不相称引，张守节诸王侍读，宣议郎长史。善以唐书舆地图《括地志》推断揣测论定上古事，司马贞、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张守节的评注往往遭到司马贞的驳辩。

皇甫谧：晋，河南人，年二十余，尚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母对之流涕，谗受到感激，受乡人书，勤力不怠，递博经典，集百家之言，隐居终身，著《高士传》共三卷，所载皆古隐之士。

按皇甫谧的生平情况，他只撰著了《高士传》三卷，可是在《评注》、《史记》中称，皇甫谧曾撰著《帝王世纪》，因此，有很多皇甫谧云云！奇怪的是，历代学者对《史记•五帝本记》中，包括黄帝有争议的出生地、建都、年龄、和归葬地，孔子都认为黄帝时代太远了，无法说清楚，太史公司马迁只好栏置起来，可是却被这位皇甫谧，在没有提供任何典籍下，一股作气填补了有争议的空白，难道不令人惊呀吗？例如：

黄帝的都城《史纪、五帝本纪》云：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唐《正义》张守节附和皇甫谧：又以《舆志地志》：涿鹿、黄帝初都、迁有熊，都轩辕之丘。新郑是也。

尤因皇甫谧的臆造，张守节的附和，则“有熊在河南新郑载入了《词源》。

《史记，五帝本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层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索隐》司马贞驳斥张守节引皇甫谧之言说：案《国语》夷鼓，苍林是一人，不得如谧所说，太史公乃据大戴礼，以嫘祖生青阳及昌意，玄嚣即青阳，皇甫谧以青阳为少吴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见异也。

嫘祖生青阳及昌意，太史公是案孔子遗书《五帝德》及《帝系姓》，为什么后世有异议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例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在《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一文中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徐旭生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是忽略而过的，如在书中专门考证和论述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华夏集团”一节中，对于嫘祖以及黄帝与嫘祖的传说，只字未提，在“帝颛顼”一节中，虽提到《海内经》的这条材料，但也是一笔带过，而且引文中还省略了有关嫘祖的内容，徐先生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就黄帝族而言，它早期活动于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后来有一部分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的北岸，向东迁移，随着中条山及太行山之根，一直到达北京附近和今河北省境内。徐先生不认为黄帝在其早中期就与长江流域的部族发生关系，因而他不理睬黄帝与嫘祖的传说。否定颛顼族的存在，徐先生依托有虞氏，夏后氏都对颛顼实行祖祭（即《国语鲁语上》所说的祭）确定颛顼族为华夏族，又考虑到《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吴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的传说，承认颛顼族也与东夷族有些关系。少吴即青阳，他们依据皇甫谧之言，青阳是黄帝次妃彤鱼氏女所生，清，马驌撰《绎史》引《帝王世纪》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认为颛顼是青阳少昊之子。清，郝懿行云：《说文》云：“孺”乳子也，引《庄子，天运篇》云：鸟鹊孺“盍育养之义也”。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少昊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子随侍，眷彼幼童，娱以琴瑟，蒙养攸悠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

即是说：颛顼是昌意之子，是青阳的侄子，否定了皇甫谧所谓颛顼是青阳之子。又如：青阳降居江水，西汉末，河南汝南应劭云：江水是古江国，唐张守节附和并引《括地志》云：“江国在安阳，故城在豫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唐《索隐》司马贞驳斥说：黄帝子为侯诸，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中国社科院，王震中驳辩说：“徐旭生之后，有的学者为了排除颛顼与长江流域的这种关系而认为：“颛顼生自若水之若水”就是河南的汝水，说“汝若音同义通，他以为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对于古籍中的说法不宜轻易用改字破字的方法去改变它。总之：若承认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妻，不但涉及黄帝族与长江流域的部族通婚的问题，而具还牵涉到华夏诸族作为远古之一祭礼的颛顼的渊源问题，这样一来会引起更多的麻烦”。再如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段渝一针见血地说：“遗憾的是，论者对黄帝、嫘祖与巴蜀的关系持怀疑态度，究其原，不外有二：一是疑古过甚怀疑一切，一是有人认为巴蜀古为西戌、南蛮，不当上承黄帝余绪，成为帝颛顼的母家，显然，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那样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旧观念在作怪，其实质是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见要纠正释疑，正本清原，还必须对这个问题再作论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揭示黄帝，嫘祖与巴蜀关系的史实”。现对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的谬误再略举几例。

一、《国语》：“神农氏炎帝长于姜水”。姜水本在陕西宝鸡附近，代伏牺为帝，以火德星故名炎帝，又名烈山氏，母曰附宝，游华山感而生炎帝，初都陈，即今之宝鸡市。而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曰：“烈山氏亦曰厉山氏，神农所起，今随州厉山也”。初都陈，即炎帝出生在湖北随州厉山。初都河南的古陈国。

二、舜的出生地按《史记》载：舜冀州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集解》引东汉郑玄云：“厉山在河东”。今山西境内的永济县，论者皆同。而张守节《正义》则以《括地志》河东在今山东濮州，雷泽县有厉山舜井。“河东”成为了黄河之滨了。

三、帝尧的葬地：《墨子•节葬下》云：尧北教八狄，道死，葬狄山之阴。”狄山一是指当时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大荒南经》云：帝尧、帝舜、帝喾葬于岳山。”《郭璞云：岳山即狄山己见《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而皇甫谧以《吕氏春秋•安死篇》曰：尧葬觳林”。故城地在今濮阳东南。而《安死篇》并无尧葬觳林的记载。”

四、颛顼葬地：《山海经》有三处记载帝颛顼的葬地。《海外北经》云：务阳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大荒北经》云：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而附禺之山在何处，《海内东经》云：“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帝颛顼的葬地二条经文皆同，最后一处特别指出鲋鱼山在汉水源头，汉水有二，一曰东汉水，一曰西汉水，西汉水的源头在川甘边境的嶓冢山，汉水即蜀中的嘉陵江。帝颛顼出生在西汉水近邻的蜀山氏，自古人死后要返回故乡安葬。而晋皇甫谧：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索隐》司马贞反驳云《山海经》云：“颛顼葬鲋鱼之阳，九嫔葬其阴。”其实皇甫谧引《左氏传》颛顼葬“东郡”是谬误，“东郡”之词原出战国末期，公元前224年魏湣王元年，秦拔魏二十城后，始在此置东郡，次年魏亡于秦。“左氏丘明”与孔子同时，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左丘明已辞世三百年后秦始皇才置东郡。颛顼葬东郡皆皇甫谧的臆造。现在内黄县却有颛顼陵、亭。濮阳有颛顼玄宫。

五、帝喾葬地：《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那里有熊、熊、虎、猴、豹、赤鸟和平。方园三百里林木泛滥。狄山：即北狄之山，指当时居住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毕沅云：《墨子》、《节葬篇》，云：尧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则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而引《皇览》皇甫谧推测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皇览》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李昉等撰所载古籍佚文，竞把推测作为史实传播。

六、帝俊之名的由来：帝俊之名有多说：《海内经》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羲均，羲均即叔均。又《大荒南经》云：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尤此帝舜又名帝俊。但《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是帝喾裔，疑是传闻不同而异词也。

《史记》云：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何名？未道明。而《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岌者高山也，或名“逡”。可见帝喾之名岌逡是皇甫谧未举任何典籍不审慎信口开河而也。

7、黄帝陵衣棺墓辩解：汉武帝癖长生，迷恋鬼神，《史记•封禅书》记载：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神，乃递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身边的方士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太山，先类祠太一。”黄帝葬在桥山，先秦以前就有其墓，至汉历代均在此祭祈黄帝，而唐《正义》张守节却引《列仙传》神说故事，妄图否定《史记》“黄帝崩，葬桥山”的经典记载，臆造所谓：“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存在棺焉”，为此，后人以伪传伪，汉武帝都认为桥山是黄帝的衣冠墓。

8、张守节《正义》云：尧病老被舜囚？按《史记》云：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受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上文其意是：尧了解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因此才让位给舜，让给舜，天下就都得到利益而只对丹朱一人不利；传给丹朱，天下人就会遭殃，而只有丹朱一人得到好处，尧说：我毕竟不能使天下人受害而让一人得利，所以最终还是把位传给了舜，尧逝世后，三年服丧完毕，舜把帝位让给丹采，自己躲到了南河的南岸。以上文字，宋《集解》引刘熙曰：九河之最在南者。而唐《正义》张守节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哀，为舜所囚也。偃硃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唐，张守节注解，明眼人不难看出，注文远离了《史记》原文，文词颠倒，尽塞私货，私货塞入后，钉住尧都的位置，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为了强调尧的都城，与皇甫谧一唱一和其实尧都的位置，早有定论：《左传》云：“唐、虞及夏皆都冀”，黄帝、颛顼、尧、舜、禹的都城均在涿鹿，即北京附近的怀来县。所谓：“复偃塞丹朱”句，复：又也，偃塞：阻止也，即是说：舜囚禁了尧，又阻止丹采不能与尧见面。而把“偃”解释为丹朱的故城，故城又在县城北十五里，又以唐朝编著的《括地志》，用于上古还没有文字的时代，臆造得太离奇了。正如议者曰：张守节和司马贞，两人生于同时，而其书不相称引。司马贞，更研寻，初以残阙处多，兼鄙褚少孙诬谬，褚，汉明帝时曾阙补《史记》，司马贞认为对迁之功不能偏废。因愤发而补《史记》注《索隐》。张守节长于非先秦以前的《括地志》和舆地图，解释上古事，而司马贞长于驳辩。”故对张守节所注《史记》、《正义》多有甄别和驳斥。

《竹书记年》挠乱中国上古史。

《正义》张守节以“《竹书》云：尧德哀，为舜所囚”。《竹书》之书，据说是晋太康元年（280）汲郡人不准在城南15里，汲城村盗发魏墓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供魏王检阅而传世”。据说晋武帝命秘书丞卫恒考证竹简，皆简系漆书魏国蝌蚪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大，难于认识这时晋又遇上八王之乱，考证竹简人卫恒被杀，过了很久卫的好友束哲继成，命为《竹书记年》专记魏晋之事，据传西晋整理的《竹书》经五代战乱，已经散失无存，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竹书》之目。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至清代有学者朱右曾，搜集西晋以来多书籍注书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搜集的成果自称为古本《竹书纪年》。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两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伪作，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范钦所作，钱大昕认为今本多采《宋书，符瑞志》沈约所撰，故亦托多体文。

《竹书纪年》所记之事，有几处与《史记》有差异，为学者所华然，大加宣染。如说《史记》所记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三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伊尹郑重地将国事交给太甲，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圣君。可是《竹书纪年》却有不同的记载，伊尹囚了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伊尹，并改立伊尹之子伊陟继承伊家。但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到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礼。因此人们认为《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存疑，有内容是后人的羼入，尧被舜囚，太甲杀伊尹纯属臆造。

《竹书纪年》分古本今本，为什么今本被古本视为伪作，古本又被世人视为伪托，研其原，束晰首本，明代今本都是杜撰？

一、晋太康元年，吸郡人不准盗魏王墓，所获竹书，晋武帝命秘书丞卫恒考证整理，惟因当初盗墓人不以为意，将竹书作为火炬进墓取宝，后来政府前往，又因收简不慎，多遭毁损残缺，直至太康十年晋武帝卒，历时十年均难以成书，后文人弄竹，将无法成书的原因归咎于八王之乱。

什么是八王之乱呢？晋武帝以为魏朝的灭亡，没有给皇族子孙权力，使皇族孤立了，他即位后，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外戚杨骏专权，排挤了汝南王亮，取得单独辅政的地位，一些诸侯王不甘心，坐视以待，惠帝无能，贾后狠辣，不愿让杨骏操纵政权，使汝南王杀了杨骏，贾后又嫌汝南王碍事，又密令楚王杀了汝南王，贾后怕楚王权力过大，又杀了楚王，贾后掌权八年，骄横跋扈，杀了非亲生的太子司马遹，  朝廷大臣，痛恨不满，赵王伦带兵入宫杀了贾后，赵王伦野心更大，把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帝，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王伦做了皇帝，谁都想要这个宝座，这样在他们之间屏开了一场又一场地撕杀，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不准盗魏墓是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至贾后废杀太子，太保卫瓘被诛其子卫恒遇害已时隔十九年之久，卫恒均无法把残缺的竹简整理成书，俗语说：巧妇难煮无米之饮，无法成书之事，怎么能怪咎于八五之乱呢？

2、有人说“八王之乱时，束晰为友卫恒继成，并命名为《竹书纪年》其说不实，晋武帝死后，惠帝在位十七年，都处在兵慌马乱，朝政动荡，那有时间研究古简，武帝时束晰曾为尚书郎，官居尚书之贰，赵王伦杀死贾后，自称黄帝时，曾请束晰为记室，束晰辞疾罢归，返乡闭门教授门徒，及卒。说明束晰并未参与考证整理魏冢竹简成书之事。

3、有人说苟勋曾整考魏冢《竹简》，苟勋武帝时，领秘书监，官至尚书令，中书监，案《历代职官表》记载，魏曹丕即位以后，立即以他的幕僚长为中书监，及中书令，这就是中书监令成为宰相的起源，魏晋时，尚书令，司徒、司空、相国，中书监，中书令，同属宰相之职，堂堂正正的宰相，怎么可能亲自去整理已经散佚的古竹简，又怎么能成其为中经呢？

4、魏冢的原竹简，在八王之乱时，就已经散佚无存，束晰早就辞疾罢归，卫恒被杀，苟勋，束晰二次整理之说，纯属拉虎皮作大旗的天话。

5、八王之乱结束后，怀帝即位，有人编撰了所谓的《竹书纪年》，因《纪年》的使命太神奇重要了。这是因为太史公司马迁在《六国年表》里，语重情长地告谕后世：“秦国统一了六国之后，焚烧了圣人所著的《诗》、《书》，诸侯所著的史记，全部火毁了，尽管如此，藏在百姓家里的《诗》、《书》仍可见到。可是正统的国史独收藏在周王朝的秘阁里，故所以全部被焚烧了，可惜啊！可惜啊！，独有存在的《秦朝史记》又不记年月，记载的内容粗略而不具体，然而战国时期政务的变化，亦可采摘到，并不向黄帝时期弄不清楚，故按照秦朝的史记，继承孔子所著《春秋》之后，从周元王起，开始纪年到秦二世截止，历时二百七十年，记述了各诸侯成败兴衰的始末，望后有君，以览观焉。”

佩服，好一个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悲痛呀！因“纪年”对于史学负予的重要性。却有人妄自超越圣贤经典，争当天下第一，寄魏冢残缺的竹简，篡出了《竹书纪年》，假的终是假的，因此刚露面，就遭到非议，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是研修经籍大师，伐吴镇南大将军杜预，他认为《竹书纪年》起自夏、商，否定起至黄帝时期。

6、魏冢的主人是谁， 一说是魏厘王。一说魏襄王。墓主是谁？都无法定论，怎么能说《纪年》经典呢？《竹书纪年》称今王终二十年。《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竹冢纪年》终于魏哀王二十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卒，传子昭王在位十九年卒传厘王在位三十四年卒传湣王在位十五年卒传假王，三年秦虏假王，魏亡于秦。如果确认墓主是魏襄王，即是说魏襄王死了二十年后，回头才把国史进入坟墓。如果确认墓立是魏厘王，为什么还有哀王三年昭王十九年厘王三十四年共计五十六年的国史不记载呢？正说明《竹书纪年》的虚伪性。二千年后的今天笔者认为墓主人应是魏哀王，较合情宜。

7、清末王国维对古本《竹书纪年》作了“辑校”，对今本《竹书纪年》作了“疏证”，取消了“竹书”二字。指出“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者年月而已，多为杜撰。纠纷之因皆可剖析。”

8、据说魏冢得书75卷，其中有《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其实《穆天子传》以是后人虚构或羼入。《史记•赵世家》“赵世先祖造父，穆王使造父御，穆王居今松潘高原岷山东麓古镐城，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后世以此撰《穆天子传》，故唐《温庭筠诗》穆满曾为物外游”名言流芳千古。

9、竹书出土至武帝卒十年时间，卫恒未整理成书，又过了九年至贾后杀太子，太保卫灌被杀卫桓遇害，十九年时间过去了，竹简无法成书，既然未成书，后来却有很多说法，一说晋武帝命中书监苟勋，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历代职官表》晋武帝时，中书监，中书令，束晰为好友卫恒继成《竹书纪年》，此说不可信，因为公元299年，贾后废太子，次年杀了太子，又杀太保卫灌及其子卫恒，同年赵王伦起兵杀了贾后，赵王伦，要束晰为“纪室”按魏晋时的某部尚书，即为某部之长，郎为贰，束暂廉政，对贾后的骄横跋扈，赵王伦的野心，早就愤愤不满，遂辞疾罢归，闭门教授门徒，老死都未曾离开门户。

10、研究上古史，自古有戒规，“史事”必须出身先秦以前的史籍，先秦以前就有其地名，要有考古文物作支撑，轩辕之丘，西陵氏远近要适宜。否则一律都是伪史，杜撰。即是说，无论是神神时期，还是传说时期，都有严格的阶段性，我国的文化，出现很早，远古原始社会母亲氏族繁荣时期已经有了刻划符号，一直到夏朝时期，这时有些已接近甲骨文，夏商时期，刻在兽骨上的叫甲骨文，刻在金器上的叫金文，到了周朝，春秋老子、孔子、左丘时期，空前繁荣的春秋战国文化，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大门派展开了学术大争鸣，百花齐放，促进了文化大发展，各家争先搜集神话时期和传说时期口碑相传的故事著书立说，例如：《四书•五经》流传后世，是先秦以前的典籍，被称为信史，《吕氏春秋》是秦建国以后，吕不伟所著，都被排斥在先秦古史之外，如像晋陈寿撰魏、蜀、吴三国事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一的《三国志》成为志书。而明人罗贯中撰《三国演义》皆书为正统的需要，褒蜀、贬魏，失去史实的真实性，故有骄儿诗：有谑张飞胡笑邓艾吃之句。东坡集亦言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它背离了史学记实要旨，故《三国演义》被列入小说文艺丛书之类，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他教育学生要养成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对待历史不能马虎。虚构，遣害后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