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执政与军阀统治

　　军队是维护权力的暴力机器，谁拥有武装，谁掌控了军队，谁就拥有了绝对权力。在专制和极权政治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一条血腥定律。
　　自从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大行其道的时候，有的政党便打着人民的旗号，拉队伍，立山头，用枪杆子夺取政权，靠枪杆子维护政权。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残酷程度是纳粹所无法相比的。尽管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滋生的两株毒草。
　　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都宣称是人民的代表，是正义的化身，是“奉天承运”。他们执掌政权，是历史的必然，是“想推都推不掉的”人民的选择。他们将自己的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使得国家空有其壳，人民成为一个装点门面的政治工具。居住、劳作在自己祖国的人，却没有自己的国家──因为国会（立法）、司法、军队等权力机关和国家机器，都操控在执政党的手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军队操控于执政党之手，立法、司法、行政之权也完全垄断于执政党一身，这不是军阀统治的现代版，又是什么？
　　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为了维护权力，在依赖武力的同时，无一不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把反对力量妖魔化，对人民进行长期的洗脑（思想控制）。宣传（洗脑），成为其意识形态一个具体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戈培尔说：“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大众，谁征服了大众，谁就征服了国家。”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功效就是宣传。
　　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宣传？做过一大堆好事的军阀阎锡山曾对长篇大论的理论解释不屑一顾。他说：“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这一解释，确实比披上主义外衣的解释更清晰。犹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只追求结果，遑论手段？
　　枪杆子、笔杆子，成为维护极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构成了极权政治的政治生态。
　　在“二杆子”的统治下，人民不仅丧失思考能力，甚至还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患上了“认贼作父”的斯德哥尔摩综症。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考茨基说，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列宁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共产主义政权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它把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控制每个人的身体，还控制每个人的精神。希特勒说：“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极权的朝鲜，其“主体思想”也是一目了然。“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脑的指挥。如果没有头脑，就失去了生命。”“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
　　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标榜自己是人民的救星，只有他们才能救国家，救民族。当他们用枪杆子赶跑了旧统治者，自己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蜕变成比旧统治者更为可怕的利益集团。权力者从上自下成为一个巨大的帮派体系。维系这个帮派体系的，就是提拔、庇护、效忠，似乎已与黑帮无异。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考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和结果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今天来阅读他们数十年前的思考，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