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与驻留：北京精神、重庆唱红和广东模式中的农民问题

一：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区别于重庆广东
　　北京市作为落实关于文化发展的中央精神，提出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其中包容应当是北京的一个特点。北京既有浙江村、韩国城，也有画家村、七九八，换句话说在北京可以找到各种圈子，而没有地方和圈子歧视。，
　　重庆近来在城市精神上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历史上的三线工业基地，重庆有很多来自各省的干部工人，重庆也有红岩精神，因此重庆的城市精神从历史上寻找到全国精神的回声，看看重庆卫视，爱党爱国的主题高扬，但是这些年重庆军工曾经创造的嘉陵江、长安产品所代表的重庆创新精神，却没有跟进配合。
　　广东作为没有重工业基础的省份，在创新上总是行走在前，在民间投资、吸引外资和实现就业方面长期超过其他省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主要就是在广东经验上讲的，在上海讲的话是后悔当初没有把上海列入那十几个开放城市。
　　因此，比起重庆、广东，北京要担当起首都应有的精神首善之身和文化创新之地的责任，就应当建立起与中关村高新技术和奥运会国际平台相配的城市精神风貌。

二：北京众多的机关和干部，他们的作风体现
　　北京刚刚进行了基层人大代表产生的工作，众多的机关干部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选择了工作地点进行产生人大代表的参与行动。但是，在众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外来服务工作者，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一个是城市中的户口所在地与工作地点不一，另一个是各省的户口所在地与在北京工作地不一的情况，这之间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国家机关就不能带头实行外来服务工作者首先参与城市政治建设的步子呢？
　　一位外来服务工作者在写给外省山村母亲的信中写道：“妈，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我过得不太开心。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彩色的，只有我一个人，是黑白的黯然。在这高楼如林、熙来攘往、五彩斑斓、霓虹灯闪烁、纷繁喧嚣、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都市中，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过客而已，我开始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又能得到什么？”
　　如果一个行走者在她的驻留地得不到回归感，那她的爱国精神又落在那里呢？看来爱国创新在北京的实现，首先要在政治上的细微之处开头，首先要在众多的机关干部中做起。

三：行走与驻留之间，很多的精神寄托问题
　　一份在河南两个镇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人群中，有51.36%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高中(含职业教育)以上学历，学历较老一代明显提升。52.43%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有信心，对工作的选择从以经济为主向发展前景转移。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生活压力小，凭兴趣选工作，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对工作挑剔，满意度低，愿意到工作轻松、地位高、有趣味的岗位，所以跳槽频率高。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前卫，对高档、时尚商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休闲消费显著增加。调查发现，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34．7%的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他们虽然很关心城市发展，热心建言献策，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并不高，有62.19%的受访者未参加过各类社区活动，88.65%未参加过选举活动。
　　调查显示，有60.12%的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仅有28.1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与城市居民有交往，其中主要交往对象为“当地人”的只占8%，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仅限于同乡、同学、亲戚和同事。
　　因此，虽然在北京没有固守广东话那样的地方圈子和文化戒律，虽然没有重庆的政治代言那样的带头冲动，但是客观在政治上干部资源和文化资源那样多的地方，在政治探索方面长期无所作为也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四：北京精神、重庆唱红和广东模式中的农民问题
　　因此，从三个地方党委的文化全面工作和精神价值探索比较来看，解决外来人口的本地融入，特别是农村的熟人社会价值转化为城市社区生人社会价值确立是一个关键。
　　北京精神更应当在国家干部和机关中带头做起，特别是在政治设计上去做。重庆的红岩精神如果能与嘉陵军工改革精神相配合就更好了。而广东在经历了佛山小跃跃事件以后，应当知耻后勇，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但是最关键的是，北京精神、重庆唱红和广东模式中都要最终解决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