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期雅典高级妓女阿斯帕西娅

　　不管怎样，即使城邦不承认他们的婚姻（只有公民才能结婚，其生育的孩子才能成为公民），直到伯里克利去世，两人一直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他们至少育有一子。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娅共同生活就说明了对她深深的爱，后世作家（普鲁塔克，《名人传·伯里克利》，24.6；雅典娜埃奥斯，589de）还喜欢用一个例子进一步说明，即伯里克利每天早上离开家和回来时都会亲吻阿斯帕西娅，这在当时肯定是不寻常的行为，不然他们也不会如此关注。在今天的社会，同居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但对当时的普通雅典公民来说则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关系，更何况是伯里克利这种地位的人。
　　讽刺的是，正是伯里克利提出了关于公民权的律法，而自己却无视此项律法，最终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伯里克利晚年，婚生的儿子们死于瘟疫，所以他没有合法的继承人，他在公民大会上恳求给他和阿斯帕西娅所生的孩子以公民权。雅典人同意了，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被他的真情呼吁打动；对这个把一生都献给城邦事业的伟人，雅典人也觉得有所亏欠。伯里克利的这个儿子后来担任了城邦要职。
　　反传统的关系总是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当涉及阿斯帕西娅和伯里克利这样备受关注又有许多政敌要对付的人时，自然会有许多负面评论。喜剧诗人尤为冷酷，把阿斯帕西娅视为神话传说中使赫拉克勒斯那样的英雄们变得荒谬或者导致他们死亡的女人。她还被描述成 “长着狗眼的妓女”、伯里克利的赫拉以及鸡奸的产物。她的儿子先前也被当做笑料，他的私生子身份在剧院、在全雅典公民面前被证实。
　　有时人们的反感会升级为控诉，一位喜剧作家将阿斯帕西娅告上法庭，指控她犯有渎神罪，据说受到间接攻击的伯里克利为她做了辩护（普鲁塔克，《名人传·伯里克利》，32.1-3；雅典娜埃奥斯，589de）。有人认为她过于热衷政治，对伯里克利和他的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有人认为是她唆使伯里克利发动了公元前411年对萨摩斯的海战，因为她的母邦米利都卷入了与萨摩斯岛的领土纠纷。如前所述，还有人认为她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阿里斯多芬在战争第六年创作了《阿卡奈人》（525-531），此时伯里克利已经过世：
　　当一些醉酒青年拐走了妓女西迈萨（Simaetha）
　　麦加拉人被惹怒
　　反而拐走阿斯帕西娅的两名妓女。
　　因为三个妓女
　　战火在全希腊蔓延。
　　神一般的伯里克利愤怒至极
　　大发雷霆，大放闪电
　　使赫拉斯一片混乱……
　　显然，雅典人把自己的损失归咎于吸引公众眼球的人。
　　与伯里克利的关系使阿斯帕西娅能够接触到（也可能之前就接触到了）当时雅典最伟大的自由思想家和智者。对民众冷漠疏远的伯里克利（对于标榜自己为民主主义者的人来说，这是有趣的）喜欢结交这样的人。在雅典，他无疑是个求知若渴的人，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罕见的品质，但却不能吸引选民，因为他们会质疑任何否定传统价值观的人。阿斯帕西娅的求知欲以及乐于接受新观念是二人的共同点。然而，阿斯帕西娅是否曾见过最初勾起伯里克利对知识渴望的人──科拉佐美纳埃（Clazomenae）的阿纳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是值得怀疑的。阿纳克萨哥拉斯是伯里克利的良师密友，由于年龄相仿，所以用“智慧和灵魂的伴侣”形容他们的关系可能更恰当。
　　阿纳克萨哥拉斯是第一个定居在雅典的哲学家。伊奥尼亚的泰勒斯（参看第2章）于公元前6世纪开始对知识的理性探索，即希腊的启蒙运动。而阿纳克萨哥拉斯将这种思想带到了雅典。阿纳克萨哥拉斯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对神和宇宙的基本观点（用当时的标准评判是不敬神的）以及和伯里克利的密切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经常招致政敌的攻击）迫使他在约公元前450年逃离雅典。这应该发生在阿斯帕西娅来到雅典之前，所以她对阿纳克萨哥拉斯及其教导的了解肯定是间接获得的。
　　既然阿斯帕西娅被认为有高超的演说技巧，那她应该从当时雅典的一位或多位智者那里接受过训练。人们甚至开玩笑地称她为“女智者”。智者是希腊启蒙运动的合理产物。他们中大多数是游走教学，为了获取酬金而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传授各种学科的知识──但主要是演讲术及其他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实际成果的技能。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繁荣和争辩的氛围使这里成为智者的聚集地。它像磁铁一样将智者（很可能是伯里克利自己欢迎他们前来雅典）吸引到这里，引发了知识革命并带来许多新观点，这使传统的雅典人既迷惑又惶恐。
　　智者是最早为雅典的精英提供高层次教育的人，他们宣称教育能帮助人更好地从事某种职业。对于总是怀疑新思想的雅典人来说，这种激进的观点再邪恶不过了。他们还认为这些年轻的教导者腐败、不道德（至少是不明是非的），并且收费过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智者都是这样，但这并不重要。智者反对传统宗教，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理由就足够用来谴责他们是社会的破坏者和危险分子。阿里斯多芬将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恐慌写进了一部关于智者的喜剧──《云》，在剧中他指控智者亵渎神灵、败坏雅典青年。
　　有一位智者阿斯帕西娅一定认识（并且很可能受他的影响最大），那就是伯里克利的朋友阿布德拉（Abdera）的普罗塔戈拉斯：
　　普罗塔戈拉斯最早坚信每个问题都有相对立的两方面，他甚至以这种方式论辩，是这样做的第一人。此外他在一部著作中这样开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其所是的尺度，也是不是其所是的尺度。”他曾说，若离开感官，灵魂就什么都不是……一切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这样开篇：“关于诸神，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存在。因为有许多障碍阻碍我们的认知，包括问题的晦涩和人生的短促。”雅典人因此书的导言而驱逐了他；在派人四处向那些拥有他著作复本的人收集了他的书后，在广场上将其焚烧。
　　他第一个索取了一百米那（Minae）学费，第一个区别了动词的时态，强调把握良机的重要性，第一个设立辩论赛，还把他们这一行的技巧教给论敌……（拉尔特的第欧根尼，9.51-52）
　　尽管上述普罗塔戈拉斯的所有主张都不能得到证实（甚至不能被理解），但一般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智者。他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或多或少会使智者产生认同感。普罗塔戈拉斯认为感官是不可靠的，进而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不可靠的，他相信，知识、道德和公正根植于所有人心中。每件事都不可能被绝对确定地认识，但无需这样，人依然可以理性的生活。似乎他所暗示的是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认知来自内在，而不是外界任何业已被应用的传统的或人为构建的体系。当然，虽然这些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亵渎神灵的，但对伯里克利和阿斯帕西娅来说却是有吸引力的，无可否认，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可以确定，阿斯帕西娅和与之年龄相仿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友谊长期持久。这位矮小而相貌平平的男人被认为是西方道德哲学之父。显然，他被阿斯帕西娅的智慧所吸引（更不必说她外表的吸引力了，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不同，苏格拉底没有那么多清教徒的特性）。
　　如果阿斯帕西娅到雅典不久他们就结识了，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龄，那么智力发展水平可能相差不多。阿斯帕西娅受到智者的影响，尽管苏格拉底不是智者，而且反对他们信奉的真理，但他听过智者的演讲，思考过他们的学说。他被认为是阿尔克拉奥斯的学生，阿尔克拉奥斯是伯里克利的密友阿纳克萨哥拉斯的信徒。苏格拉底和阿斯帕西娅之间肯定有某些共同的认知，甚至诽谤者都称她为“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则幽默地称她为苏格拉底的导师。此外，在完善苏格拉底的思想方面，阿斯帕西娅一定也起了作用，其中就包括关于女性的思想。
　　苏格拉底的某些门徒在作品中也提到过她，这就再次说明苏格拉底对阿斯帕西娅的欣赏。如柏拉图在《墨涅科诺斯》（Menexenus）中述称，苏格拉底谈到他曾听到一篇由阿斯帕西娅写作的葬礼演说辞，便认为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辞也是她写作的，显然是受到阿斯帕西娅有杰出的演讲技巧（伯里克利一定从中受益匪浅）这种说法的影响。色诺芬在《家政学》中说道，苏格拉底谈到心不在焉的阿斯帕西娅时，说阿斯帕西娅比他更清楚妻子在受到丈夫训练后是否会变为一个好妻子，这暗示了阿斯帕西娅肯定不赞成这种观点。
　　另一个记录苏格拉底谈话的不太有名的作者，斯菲托斯的埃斯基奈斯通过虚构阿斯帕西娅和色诺芬及他年轻妻子的对话，创造了一个卓越的女人“阿斯帕西娅”，意在展示她的“女人才能”，申明她认为婚姻中男女应该平等的观点。西塞罗在《论修辞学的发明》中引用了部分对话：
　　“如果你邻居拥有的黄金比你所拥有的纯度更高”，阿斯帕西娅问色诺芬的妻子，“你想要她的还是你的？”“她的。”她答道。“如果她有比你更多的珠宝和更华丽的衣服呢？”“我愿意要她的。”“如果她的丈夫比你的更好呢？”在这个妇女尴尬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阿斯帕西娅开始向她的丈夫提问，问他同样的问题，只是把黄金换成马匹，衣服换成土地，最后问他当邻居的妻子比他的更好的时候，他是否会愿意要邻居的妻子。在他尴尬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忖度着他们的想法，说道：“你们每个人都喜欢最好的丈夫或妻子，但既然你们自己都没有达到完美，就应该永远为此感到遗憾。”
　　苏格拉底的门徒发现阿斯帕西娅是他们表达观点的有效工具，但如果她没有向苏格拉底及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传达其观点，他们不可能关注她。
　　在黄金时代活跃于雅典的众多智者、艺术家和文学家中，阿斯帕西娅很可能还认识希罗多德。《历史》中（如6.115,121-124）对伯里克利的家族阿尔克迈翁的赞美言辞就强烈暗示了他在雅典写作这部重要历史著作时得到了伯里克利的赞助。然而在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加入了那些由伯里克利派往意大利的图里伊（Thurii）建立新殖民地的人中（有趣的是，正是伯里克利的智者朋友普罗塔戈拉斯为这座新城制定了法典），因此，如果他认识阿斯帕西娅的话，也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诚然，希罗多德可能会定期回到雅典，如果他真的回去了，可以想象他会受到伯里克利和阿斯帕西娅的款待。有人认为，伯里克利对萨摩斯的战争影响了希罗多德（他早年为躲避僭主制度离开了萨摩斯）。一般的说法认为是阿斯帕西娅煽动伯里克利发动战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公元前439年萨摩斯被残忍地征服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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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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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帕西娅雕像
　　内容简介：　　《希腊人》以历史发展顺序为主线，覆盖范围从荷马时代到希腊化时期，但全书不以历史事件为核心，而是将之作为呈现希腊人的真实面貌的必需背景。每章内容的主体是作者精心挑选的个人，而且往往是不太出名的人，以展现其所生活时代的人的活动或行为的某一方面。本文讲述了古希腊名媛阿斯帕西娅的生平与影响，她为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添加上了自己的一笔。

⊙　作者简介
　　罗伯特·B·柯布里克（Robert B.Kebric） 执教于路易斯维尔大学，主要从事希腊史、罗马史、奥运会史及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希腊人》、《罗马人》等。
　　伯里克利的另外一位密友阿斯帕西娅遭到了与斐迪亚斯同样的指控（老套的侮辱──阿斯帕西娅想方设法为伯里克利获取良家女并鼓动他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阿斯帕西娅是伯里克利最亲密的伴侣，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有人说，阿斯帕西娅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具有政治家气质的女人，因此被伯里克利追求。甚至苏格拉底有时也带着门人去拜访，他的朋友们也常把妻子带去听她高谈阔论，尽管她所做的事情既不体面又不正派：她培养年轻女子，使她们成为高级妓女。（普鲁塔克，《名人传·伯里克利》，24.5）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阿斯帕西娅是我们所知的最著名女性（可能除萨福外，她是整个希腊历史中最有名的女性）。她为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添加上了自己的一笔。阿斯帕西娅出生在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其父阿克西奥科斯（Axiochus）为公民。她早年是否为孤儿，是被冷漠的亲戚还是被没有能力或者根本就不想抚养她的父亲卖为奴隶，我们无从得知（她的父亲可能把她献给了阿芙洛蒂忒神庙，这是一种处理不想抚养的女婴很得体的方法，这样的女婴经过训练会成为女祭司，献身给女神）。不管怎样，阿斯帕西娅失去了自由，最终成为一个职业妓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高级妓女。
　　高级妓女（hetairai）比普通妓女的地位要高，是被高度渴求并珍爱的伴侣。美丽而又迷人的高级妓女通常在年幼时被眼光敏锐的年纪大的高级妓女购买，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魅惑众生，所以她们用爱的艺术去训练这些购买来的年轻女子，从而依靠她们为生。高级妓女是当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因为她们的顾客都是社会精英，身体上的愉悦并不总能满足一个高贵而智慧的顾客。如果一个高级妓女想要成功，哲学、历史、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都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大部分高级妓女都会获得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因此像阿斯帕西娅（阿斯帕西娅的意思是“被渴求的人”，所以这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这样受人追捧的高级妓女可能在早年就能为自己赎身。或者，爱慕她的一个（或几个）顾客也可以为她赎身，就像萨福的哥哥，据说他爱上了一个埃及妓女并为她赎身（参看第4章）。有的鸨母也会直接赋予高级妓女自由，但鸨母要有所谓的“仁爱之心”（如果高级妓女在开始时是神庙妓女的话，一旦完成对女神的职责她就可以获得自由）。
　　高级妓女一旦获得自由，除非结婚，否则她们将继续从事这种职业，其中有些会变得非常富有而具影响力。传统的说法认为，阿斯帕西娅“仿效古代伊奥尼亚女性萨格莉娅（Thargelia），去追逐最有权势的大人物”（普鲁塔克，《名人传·伯里克利》，24.2）。她的优雅、智慧和品味，她的端庄而不仅仅是美丽，足以使当时雅典最有权势的伯里克利为之倾倒。
　　阿斯帕西娅是何时来到雅典的不为人知。伯里克利的建筑计划、繁荣的艺术和文化氛围，使这座城市吸引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目光。雅典帝国的盟金确保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对于热爱冒险的人来说，这里有许多赚钱良机。阿斯帕西娅可能就是在这时被吸引到雅典的，她可能希望从这个有利的环境中获益，同时也去享受刺激并结识有才能的人。
　　曾有一段时间，雅典有城邦经营的妓院，也有私人妓院，这种生意从来不会因为缺少顾客而消失（后来其中有些消失了，肯定是因为性病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位公民的陈述总结了雅典男性对性的典型观点，妻子是生养孩子、照料家庭的，但“妓女使我们欢愉，情妇使我们每日都焕发活力”（伪德摩斯提尼，59.122）。只要登记注册并支付了所需的特殊税务，新的妓院总是有生存空间的。
　　尽管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阿斯帕西娅很可能已经营一家妓院并培养年轻女孩成为高级妓女了（后来的谣言散播者雅典娜埃奥斯说她买了许多漂亮的女子，使她的妓女充斥整个希腊）。雅典的机会使她这样做有利可图。当然她的顾客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她也不需要亲切招呼以确保“生意兴隆”。有关这位有名的高级妓女的流言蜚语不仅限于当地。即使是在她未曾去过的城市，都在谈论著她。
　　阿斯帕西娅的妓院很快成为上流绅士约会的好去处。无疑那里充满了美女、性爱的满足、启发性的谈话、美食和饮品。大多数雅典的重要人物──政治家、剧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名流──都曾去过她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人不允许妇女参与政治，也不关注她们的能力，但对于城邦大事却会诚恳地征求阿斯帕西娅的意见，而且很重视她的看法。尽管阿斯帕西娅并无公职，以希腊的标准评判也不是“高尚的”，但正是她不受传统拘束的自由使得她在雅典如此有影响力。
　　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40年代中期，阿斯帕西娅成为雅典最有权势的男人伯里克利的情妇，此后她的影响力大大提升。有人认为，年纪至少有她两倍大的伟大将军对她极为痴迷，以致立即与妻子离婚并与她同居。但更可信的是，伯里克利早就对其婚姻不满（认识阿斯帕西娅可能加剧了这种不满），而且可能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和妻子离婚。

　　阿斯帕西娅可能还认识当时伟大的剧作家，尽管从他们毫无谄媚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地把喜剧作家排除出她的朋友圈子！尽管阿斯帕西娅已经年老色衰（或者已经去世），但公元前411年阿里斯多芬创作《吕西斯特拉特》时，主角仍以她为原型。同阿斯帕西娅一样，吕西斯特拉特也直言不讳，巾帼不让须眉，而且不满雅典女性的从属地位。就阿里斯多芬而言，一些现代人错误地认为这些性格特点是他女权主义倾向的表现，但事实远非如此。阿里斯多芬正是通过嘲笑这些性格特点来取悦他的男性观众。如果阿斯帕西娅真的为吕西斯特拉特这个人物的创作提供了灵感，那么阿里斯多芬也只是在讽刺性的恭维。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三大悲剧家中，埃斯库罗斯是最保守、信仰最虔诚的，他年纪太大，所以阿斯帕西娅不可能认识他。伯里克利统治初期他生活在雅典，公元前456年死于西西里。然而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与伯里克利年纪相仿，阿斯帕西娅与二者熟识。
　　索福克勒斯可能不仅仅是阿斯帕西娅的熟人。同其他悲剧家一样，他也是哲学家，而且并不逊色于那些被称作哲学家的人，他也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要遭受痛苦，尤其是无辜的人，比如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比埃斯库罗斯更温和，但他也是个保守主义者。索福克勒斯认为，神安排人类的命运，通过神谕告知将要发生的事，就如俄狄浦斯注定要杀父娶母一样。但神所预测的事并不一定都以悲剧收场。人可以谨慎行事，克制那些性格缺陷，因为如果放任它们与其他人的性格缺陷相互影响，就只会以灾难收场。很难想象，与自由思想家和智者结交的阿斯帕西娅和伯里克利会与索福克勒斯相处得愉快──或者索福克勒斯与他们相处愉快。然而，如果说他们不喜欢索福克勒斯仅仅是由于宗教观的不同也是不合理的。他们之间还存在其他矛盾。
　　在《安提戈涅》一剧中，索福克勒斯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城邦的法律与神或自然法（人对善恶的本能判断）相悖，公民是否应该遵守它。安提戈涅的一个兄弟进攻底比斯，并与她另一个保卫城邦的兄弟决斗（两个兄弟都在决斗中死去），克瑞翁（Creon）命令不许埋葬以惩罚他对城邦的背叛，而安提戈涅却违抗了克瑞翁的命令。在神的眼中，没有体面的葬礼是不妥当的，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间的冲突最后以两个人的死悲剧收场。
　　很难将这一主题与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帝国分离开来，因为它常常忽略道德而看重政治利益（也不能不提到《俄狄浦斯王》［约公元前430年］中的俄狄浦斯，他双目俱在，却看不到自己面前的悲剧；就像伯里克利，或者至少像雅典一样，盲目加入毁灭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然，雅典有些公民不赞成伯里克利的许多政策，虽然他们只是少数，并且不能有效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或许索福克勒斯希望通过戏剧来表达危害雅典社会的“良知危机”。
　　这种主张并不是首次出现。相传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上演后，他因为这部作品而被雅典人选为将军。在这前一年索福克勒斯是帝国的财政官，当时伯里克利正在对帝国进行改革，目的是更有效地收取盟金，而盟金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建筑工程。至少普鲁塔克提到（普鲁塔克，《名人传·伯里克利》，23.1,28.4-6），有批评者认为那些钱财本应被用于抵抗波斯，现在却被滥用。以索福克勒斯的职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和不恰当的地方，他肯定最先发现，而且他赞成那些批评者，并开始形成了他在《安提戈涅》中的观点。在《安提戈涅》上演的同一年，伯里克利进攻萨摩斯，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不必要的战争（据说是阿斯帕西娅怂恿他开战的）。第二年，索福克勒斯和伯里克利一同被选为将军。这部戏剧不可避免要涉及当时的政治。索福克勒斯几乎没有军事经验，这是伯里克利胜过他的地方，他被选为将军只是心怀不满的公民抵抗伯里克利政策的一种方式。
　　在这部戏剧中，索福克勒斯通过安提戈涅表达了自己对家庭的看法。安提戈涅违抗克瑞翁命令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她对兄弟的爱和忠诚。如果这部戏剧有所暗示的话，那就是索福克勒斯坚定地信奉传统、保守的家庭观念。故而他不可能赞成阿斯帕西娅和伯里克利未婚同居并生育后代。索福克勒斯与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会使人认为他容忍了这种关系。
　　最后，伯里克利不赞成这位剧作家追求男童的强烈嗜好。他不止一次提到这点，索福克勒斯对此也进行过自嘲（雅典娜埃奥斯，603c-604d；基奥斯的伊昂［Ion］残篇8）。综上所述，并无充足证据能证明阿斯帕西娅和索福克勒斯之间存在亲密关系。
　　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最后一个可能与阿斯帕西娅交往的重要人物是欧里庇得斯。没有证据表明欧里庇得斯在雅典担任过任何公职，也没有信息表明他参加过战争或与阿斯帕西娅及伯里克利有过个人交往。但是，他与伯里克利绝不只是泛泛之交。据古代传记的可信记载，与其交往的有伯里克利的朋友阿纳克萨哥拉斯、普罗塔戈拉斯以及阿斯帕西娅的密友苏格拉底。当然，他的观点，特别是对众神的观点，与同时期保守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截然不同，而与智者的观点相似。就像阿斯帕西娅和伯里克利一样，欧里庇得斯被看作是自由思想者，也是一个实验家，即使探索事物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他仍然愿意去探索。
　　在他的戏剧中，大多数神只是象征性的，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他笔下的人物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感。人类最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想避免灾难，中庸是最好的方法。欧里庇得斯对人类行为因果关系的探索使他处于心理学发展的前沿，因为他对笔下人物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女性人物的研究，是对情感类型的绝妙分析。他创作的悲喜剧是革命性的，传统主义者认为他的作品贬损了这种文学体裁。但阿斯帕西娅很可能是支持他的。欧里庇得斯令雅典观众恐慌，他激进的观点（民众指控他亵渎神灵）也令人不安，他自己及他的戏剧经常成为民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这些批评可能最终导致他远赴马其顿，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然而，依据我们对阿斯帕西娅的了解，可以设想，她应该赞赏欧里庇得斯对舞台人物更加现实的刻画。甚至他笔下最著名的女性，美狄亚和菲德拉（Phaedra）──典型的人物心理塑造，确定了一个原本站不住脚的观点，即欧里庇得斯是仇恨女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以坚强果断的阿斯帕西娅为原型创作的。可以肯定的是，她是欧里庇得斯可以借助并对妇女本性进行哲学探讨的少数女性之一。毕竟认为这些角色恐怖的是雅典的男性观众。大多数女性至少会同情她们的动机。
　　反传统和不受欢迎的人通常要寻找赞同他们观点和看法的人，特别是当他们被频繁地嘲弄和讽刺时。这一理由足以说明欧里庇得斯和阿斯帕西娅之间的友谊，尽管传说他多少有些独来独往。
　　虽然我们很难假定欧里庇得斯在伯里克利在世时就表达过他的政治立场，但公元前431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上演的《美狄亚》中，他把雅典描述成“神圣的未被征服的土地”，这可能表明他赞成伯里克利的统治方式。因为到公元前415年，他对伯里克利的继承者统治雅典的方式极为失望。在雅典残酷地征服了迈洛斯（Melos）后的第二年、正筹划着侵略西西里的时候，《特洛伊妇女》上演，他借此剧警告了人们这种行动的危险后果，并告诫包括雅典帝国在内的所有帝国终将面对的命运。伟大的特洛伊勇士赫克托尔的母亲赫库芭（Hecuba）在特洛伊陷落时曾哭诉到：
　　……哦，特洛伊
　　在整个亚细亚的气焰真高
　　你的荣耀就要消失。
　　他们正把你烧毁，还要将我们从这地方带走、奴役。
　　众神啊！我为什么要呼唤众神？
　　我早就向他们祈祷，可是他们充耳不闻。
　　来吧，让我们跳进火中
　　光荣地葬身于我祖先城邦的灰烬中！
　　（1276-1283）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时，阿斯帕西娅意识到，在民主的雅典终于兴起了反对贵族统治的浪潮。曾经卑劣的，被认为不适合担任高官的非贵族们现在获得了普通投票者的支持，因为他们厌倦了被尊贵的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阿斯帕西娅开始与一个从事羊毛生意、名叫吕西克勒斯（Lysicles）的富有平民交往，并帮助他取得成功。关于阿斯帕西娅迅速帮他获得了一个重要公职的说法毫无疑问是真的，因为她的经验和能力对于任何一个她打算支持的人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如果吕西克勒斯没有展现出他的潜力，她是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的，因为她并非那种愿意和没有野心没有才华的男人交往的女性。
　　我们不知道阿斯帕西娅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几年去世的。我们获得的少量信息表明，仅仅是在伯里克利死后第二年，吕西克勒斯将军也战死在小亚。阿斯帕西娅这时可能刚过四十，就算这两个悲剧是接连发生的，那她也至少又活了二十年，甚至更长。随着战争的灾难越来越惨重，雅典人对她的敌意日增，而她先前的保护人要么年迈而逝要么战死沙场，所以她可能被迫隐居，甚至离开雅典。但与苏格拉底的关系表明她可能还待在雅典。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在他们的对话中提到阿斯帕西娅──大多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伯里克利去世时他们刚刚出生，而这时苏格拉底不到四十岁，正值声名鹊起。如果这些学生和阿斯帕西娅有私交，且有苏格拉底和她之间关系的一手资料的话，他们很可能记录了与她相关的事，也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到了她。比如，柏拉图借墨涅科诺斯（可能暗指他自己）之口告诉苏格拉底他多次遇见过阿斯帕西娅，并且知道她是怎样的人。他们的著作可能暗示了阿斯帕西娅在雅典又活跃了十年，甚至二十年。
　　无论阿斯帕西娅何时去世，人们对她的记忆并未消退。不管是崇敬还是憎恨，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单从她对雅典诸多“缔造者”的重大影响来看，她就值得被称为雅典黄金时代的一朵奇葩。但她自身也是一种力量。在希腊很少有女性能像她那样有影响力，拥有像她那样强大的政治权力，尽管这种权力是间接获得的。那些对她的大量侮辱和诽谤，正是她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赢得名望的见证。

源自：《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