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搞特区改革引争议

本文摘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
⊙ 作者：宫力 周敬青 张曙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导语：本书记述了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在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高屋建瓴，总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抉择。挺近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拨乱反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面临“左”的压力时，南方讲……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起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如何抓住这个机遇，选择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就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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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一批有远见的领导人和实际工作者，开始探索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新路，其中，如何学习和借鉴港澳经验、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力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进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研究。6月，考察组正式写出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年努力，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人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后，表示：“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对广东省委有很大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广东省委开始考虑如何能发展得更快一点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广东省希望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想法逐步形成。
　　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特别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觉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特别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我们就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①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汇报。习仲勋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②
　　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与两省负责人一起研究两省对外开放的具体问题。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然后由谷牧带到北京。报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国主权，执行中国法律、法令，遵守中国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外商投资办厂受中国法律保护；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润，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的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结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两省的报告。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这两个字的改变意义深刻，因为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出发点主要是对外贸易，是单项性的开放。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是兼工、商、住宅、旅游等事业为一体的全面开放。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③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经济特区引起争议，有人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洋务运动啊？
　　经济特区的起步阶段，异常艰难。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一些人充满希望，一些人充满忧虑，也有人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洋务运动啊？总之，对于兴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当时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记得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1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①
　　1982年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出现经济犯罪浪潮，又有人把问题归罪于经济特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对特区的非议，风言风语很多。
　　正如邓小平所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办特区）是正确的。”②
　　谷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在中央决定下发“打击走私贩私”的文件时，有位领导同志就说，在发这个文件时，我建议附一个材料。“什么材料？”谷牧问。对方说：《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谷牧问道。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台糊涂，搞了个上海租界。谷牧说：“不对，如果只是道台糊涂，那么政府撤了道台不就成啦！我看上海租界的问题，主要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方依旧没有正面解说这个问题，只是坚持说：还是附上这个材料，有好处。谷牧说：“我看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要改革、开放，一个说《上海租界的由来》，南辕北辙。讲到这儿，谷牧同志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稍顿了顿，又说：“都是老朋友、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在所难免。”③
　　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经过仔细的调查，他胸有成竹地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就在人们对特区建设议论纷纷之时，邓小平也感到有必要到特区去看一看。后来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成功，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的专列悄悄抵达了深圳。
　　那个时候，广东面临的压力很大，因此广东省委的同志急切期待听到邓小平的表态。但邓小平暂时没有发表意见，他需要先过细地看一看。
　　刘田夫后来回忆说：84年，他亲自到了深圳，他们向他汇报，汇报特区建设的过程，汇报了40分钟，小平同志一句话也没说，他中间不插话的，一句话都没插过。到最后了，汇报完了，小平同志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因为汇报过程当中，就讲，他们有个想法，就想发行经济特区的货币。听完了之后，小平同志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如果要发行特区货币，你们考虑过没有，特区货币会不会对人民币有什么冲击？
　　梁灵光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以后梁湘陪他到深圳的国贸大厦，到了54层的大楼上到了楼顶上，他看到整个深圳新发展的情况。看到发展的那么迅速，他是比较满意。但是，没有专门作讲话。当时他不大讲话，讲得不多。因为小平同志他当时看的东西，一般地不轻易表态。所以在没有考虑成熟之前，他都不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当时也理解这个情况。后来看了一个渔民村，三四十户人家，原来是很贫困的，后来都富起来了，每家都盖了新房子。小平同志看了后很满意。后来又去看了个电子工厂。”①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一行来到了珠海。
　　当时珠海经济特区刚刚起步，但建设的规模已初步拉开，基本上已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看到整个珠海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邓小平不再沉默，他欣然提笔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给了珠海人极大的鼓舞。
　　几天后，邓小平感到可以为经济特区作结论了。于是，他在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中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既是对深圳发展经验的肯定，也是对整个经济特区政策的肯定。
　　1984年2月8日，邓小平来到了厦门。
　　厦门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批准开发的时间比深圳、珠海晚一年，因此它的建设速度比广东慢了一些。
　　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是对厦门经济特区的鼓励，也是对厦门经济特区的鞭策。
　　邓小平总结经济特区经验，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在结束了深圳、珠海、深圳、厦门的特区之后，于1984年2月11日一16日又视察了上海。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他谈到了对特区的感受。
　　他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①
　　1984年2月24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之后的一些重要的思考。这一次，他一口气讲了很多。
　　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接着，他畅谈了在深圳的观感：“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由此，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基本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他还提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意见，他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他说：“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①
　　邓小平的这次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
　　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②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