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纵与横：从反右到气功──扫除文盲后的历次运动初探

一：中华复兴，从亿万人用汉字组成的概念思考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提出中国的伟大复兴梦想，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奋斗目标，是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联系起来的六十多年历史主题。
　　现在的人都认为，新中国的六十多年，就是一部物质上建设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科学技术的物质发展史。新中国是在唯物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跃进生产关系大改变的时代。
　　但是，我认为建国六十多年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也就是广大的识字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运动作用，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启的民族复兴之梦并不只是物质上的跃进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且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概念史上的进入人心、主动学习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旧中国文盲占全国人口70%—80%的落后面貌，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截至1956年，扫盲运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近一亿人脱盲，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1955年中国社会主义高潮到1966年重新搞阶级斗争──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很多变化。从表面的变化来说，就是计划经济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些变化我们都很熟悉。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表面的变化背后的中国人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文字历史、概念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数以亿计的人用汉字组成的概念思考的历史阶段。
　　在这十年中，中国的识字率大为普及。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阶段过去以后，中国人第一次可以用文化来定义和感受自己的中华民族整体性。但是，汉字在充分传播情况下它传播的是什么内容，组成的是什么概念，那可是大有讲究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独立的新中国当中大多数民众，在文艺复兴意义上、在文化上自我觉醒到属于同一个现代民族，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概念和以这些概念为依据的大规模社会行为，是这个独立的民族接触的现代文明的入门启蒙。
　　在西方在欧洲，这些文化启蒙伴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矛盾，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启蒙，广大民众在接触英语法语现代词组概念同时，是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内涵。
　　而在新中国完成扫盲和启蒙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形成现代文明民族意识的第一批概念是什么，决定了这个走向现代民族的群体，他们的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整体心态和道德基础。
　　回顾1955年到1966年这十年，我们很多人会回忆起社会主义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回忆起扫除旧社会恶习和丑恶现象，回忆起简化字方案发布和全民扫盲运动，回忆起城市脏乱差河道和平民区改造、龙须沟、城市娼妓的改造。等等。
　　这些都成为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标志，表明新中国随着文字概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角落都依靠民众进行了社会改造，成绩是多么巨大，对于整个民族的人心振奋是多么强烈。
　　与后来的八十年代一样，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在新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时期，是一个风气向上、群情振奋的时期。
　　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因为当数以亿计的处于文盲状态的民众，通过突击式扫盲得到了文化和概念性认识，他们身边的概念所造成的“势”，也就是宣传模式所形成的外界环境改变，就是包括娼妓扫除、脏乱河道改变以及大大小小的社会阴暗面消除的大规模运动场景。
　　因此，在亿万民众在墙上报上读到文字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华文艺复兴中华文化的内涵就是这样的具有群体性和强势性。
　　但是，五十年代与后来的八十年代人民群众得到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个人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二：五十年代扫盲，为何得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认识
　　朝鲜战争中，中国突然参战，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他们认为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太缺乏了解。责成情报部门对于中共在抗美援朝期间动员这样大的社会力量其中规律进行研究。
　　因此，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贴满中国城市、农村的墙板、街边的宣传文字十分感兴趣，仅仅在抗美援朝三年间，就可以在宣传标语中看到以下内容：
　　( 1) 镇压反革命运动； ( 2) 爱国公约运动；( 3) 为朝鲜战争购买飞机大炮的捐献运动；( 4) 救济帮助军属运动； ( 5) 大生产运动；( 6) “三反”运动； ( 7) “五反”运动； ( 8)思想改造运动； ( 9) 宗教改革运动； ( 10) 反细菌战运动。
　　经过扫盲，亿万民众在墙上报上读到文字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华文艺复兴、中华文化的内涵就是这样的具有群体性和强势性。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办法，改造了中国几千年的陋习旧规，消除了上千年的民间恶习，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盲扫除以后，新中国亿万民众对于他们接触的第一批概念和文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
　　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对于与现代政治结合的知识和文字改造说起。也就是延安时期的整风和党建文化的形成。
　　延安整风运动，针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各种知识分子群体运用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得到的各种西方学说背景进行了整齐划一的清理，达到了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高度。
　　在毛泽东的早期农民运动调查和把农民起义传统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进行结合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延安整风运动把一整套认识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本质，以及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路径，进行了提前规划。
　　可以说延安整风带来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运动性政治，成为亿万民众扫盲以后认为是中华文化复兴实际上是中共特殊的党建文化的灌输，造成了新中国初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风气和扫除旧恶的结果。
　　在这方面，我们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结论。
　　前面说了，美国因为新中国果断参加朝鲜战争，对于中共动员民众和统合社会的能力有了很大的兴趣，并责成情报部门对于中共在抗美援朝期间动员这样大的社会力量其中规律进行调研。
　　美国情报界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支持的原因。他们认为对中共政权最热情的支持来自于中共党员、军人、青年人和一些官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前途同这一政权的未来绑在了一起”。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于政权的好感和支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大约 15年的无序状态，建立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的政权； ( 2) 复兴的希望； ( 3) 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参与感； ( 4) 共产党政府的公务员普遍比较诚实和勤奋； ( 5) 由于国内的成就和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提升，中国民众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民族自豪感。
　　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中国民众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民族自豪感”，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多数群众在扫盲运动中得到了第一批概念性认识以后得到的民族复兴感觉。是中国特色的民族文艺复兴。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和反面历史影响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着中国特征的知识群体的结合。一大代表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实际是在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的读书人中，他们决心打开眼界，把知识和思想从中国读书人素来已久的阳春白雪变成了与工农大众结合的下里巴人。
　　从封建的历史来看，中国读书人不但对于知识的功用有着与权力结合的偏见，而且还有文人相轻和党同伐异的党锢习气。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又产生了一批五四传统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核心群体，他们早期都是五四传统知识分子。
　　中国读书人什么时候，把自己的思想能够与知识的共识变成一个群体的自觉行动的时候，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这一点，在中共通过延安整风达到影响一大批知识群体，达到中共基本干部的团结和基本工作态度的建立过程中，这才表现出来了最有中国知识群体的历史沉淀性。
　　中国共产党的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和苏联培养的干部成为核心以后，中共在自己的历史经验总结上急需有一个时机和契机，把党自身的经验总结出来并赋予一个中国化的体系。这个人物落到了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先整理了《党的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开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只是为了给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这项工作于1940年下半年开始，最初由任弼时等人负责，后来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和裴桐两位同志，协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送给毛泽东审核，审核完后直接送印刷厂排印。
　　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红军在军事上的错误，但并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那段历史，也没有讲是路线错误。因此在当时，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不弄清这个问题，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因而他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认识。于是，在1941年8月、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
　　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著作，与他在革命斗争之余，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对此，当年在延安采访的斯诺做出了生动的描述：“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实践论》与《矛盾论》面世以后，确实向广大党员干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
　　1942年至1944延安整风，形成全党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包括对于旧知识分子和五四传统知识分子改造以及对于政治上的共识，这一点凝聚成实事求是的中共作风以后，紧接着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内形势就发生了紧急变化和大量事情的发生。
　　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不但是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对抗，而且是国共之间的“礼义廉耻”与“实事求是”对决。
　　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对这一运动有过大量总结报告和内部分析给蒋介石。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对于中共的内部学习、整顿三风等做法，认为虽然与俄式布尔什维克党的作风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不同，对于改造中国知识群体的传统，有什么软实力方面的提高。
　　实际上，中共从早期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派别宗派，到延安整风的实事求是的全党共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深层次改造。从此，中共的干部，与参加近代进步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我们看到，同样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共和国民党的接受队伍，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是，接收大员们的腐败和向群众显示抗日老子的威风，对此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只是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礼义廉耻来进行泛泛的约束。
　　而中共的进行土改的基本工作队伍，确实是做到了与老百姓和受苦人的同吃同住，在大量的与抗日形成民族意识的老百姓的接触中体现了彼此相通、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解放战争三年时间，中共的土改工作队，在各个民主根据地动员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共的人力物力，可以说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政治攻势和凝聚共识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肯定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正面作用同时，也不可否认延安整风运动有着历史局限性。
　　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齐划一了党内思想和党建方式以后，也对于五四时期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传统进行了整体抛弃，对于五四运动中的民主、科学要求和其他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方向的思考有所忽视，并认为一律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迷信。
　　延安整风运动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统一了党的思想。但是这种运动方式和思想大批判，本质上是借鉴于历史上法家的权术造势传统，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理论权威同时，在党内民主方面的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突出的内容。
　　因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自觉理论基础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着利用历史上党锢传统和党同伐异的旧思想和旧知识分子习气，统一了党内认识的客观内涵。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和工业化社会，党内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暂时借鉴一下党锢传统和党同伐异的旧思想和旧知识分子习气，统一了党内认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当历史上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以后，在经历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新的历史经验洗礼以后，党内大多数同志就有了按照工业化社会要求进行信息和理论能量传播的党建新要求。
　　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四：从反右到气功，中国历史上文人习气到了民间
　　以上我们说了，这种运动方式和思想大批判，本质上是借鉴于历史上法家的权术造势传统，这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没有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旧知识分子习气的表现。实际上是利用历史上党锢传统和党同伐异的旧思想和旧知识分子习气，统一了党内认识。
　　同样，这种党建文化方面的先天不足，也被带到了新中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中。
　　“势”是中国古代法家很重视的一个观念，是统治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韩非子就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把“势”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韩非子认为：民者，顾附于势，寡能怀于意。就是说老百姓害怕的就是威势，你讲道理讲正义没人听你的。法家认为只有你势威，他们才不敢乱说乱动。所以又说，“势者，盛重之资也”。
　　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党建文化中，就有这种造势和党锢作风的现代继承。到了数以亿计的民众通过扫盲接触到第一批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概念的时候，就是接触到了这种党建文化，而且是被作为民族复兴的重大内容接受下来的。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扫盲运动和开展的其他运动一样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的开展必然要渗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
　　比如，这一阶段的农村教育仍然主要服务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一年一度的农村冬学在内容教育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几乎是配合各项政治运动而学。
　　主要是向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着眼于巩固农民必须享有的政治地位以对付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农村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工具。所以在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方面往往都以政治内容为主。
　　当时这样的说法比较流行──“我们国家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任务每项都是政治任务”；“政治是灵魂是业务的统帅同时又是业务的保证”。
　　扫盲是为了运动，扫盲本身也是运动，在搞运动之前，采取各种方法，造成一种威势。这种威势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简单的造势就是贴大标语，到了后来大喇叭高音喇叭普及了，工厂农村的播音员都模仿中央广播电台的葛兰夏青音调和语速。
　　这样结合的结果，容易使群众改变其学文化的教育属性，而单纯地将扫盲学习只看做是政治任务。从而易滋生片面认识，认为只要政治进步其他都好说。从而使他们只注重形式上的政治学习忽略了其他必备的科学知识。
　　当时各地的扫盲教师多数是城乡的广大积极分子，他们在扫盲同时还要负担大量的运动去做。有的地方不到几个月教员就轮换好几次甚至出现没有教员由小学生也称小先生代课的现象。
　　运动伴随着扫盲，给老百姓留下这样的印象──文化是危险的，写东西发表看法是容易招惹巨大是非的。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1957年反右运动，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在划右派的时候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
　　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到 1954 年的时候，美国情报界已经认为中共对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行了控制。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的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控制体系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一元化的领导机构，中共的命令 “可以直接下达到省、县、村和少数民族地区”； 第二，中共控制着 90 多个群众组织大概 2 亿多成员； 第三，中共通过党组织体系来执行决策； 第四，警察、军队、民兵和 “治安委员会”等组成了一个检查、监督和威压的结构； 第五，中共有一个劝导体系，“一个广泛而高度协调的宣传机关”。然而，在美国情报界看来，中共政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不仅仅要实现政治控制或完成行政任务，而且还要 “执行一项改变传统社会价值观和制度并创建一个全新社会的庞大计划。
　　扫盲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这给当时经历中华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经历党建文化灌输的亿万脱盲民众以错觉，认为汉字组成的概念都是具有神奇力量、涵盖一切的运动性表达。
　　这种中华民族的不健全的文艺复兴思想和底蕴，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准备不足。容易受到少数用空洞概念和造势形成社会影响的人的鼓动和蒙骗。
　　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全民造神运动我们就不提了，就是在今天，从仍然不时出现的神汉、大师所形成的社会负面效应方面，就可以看出不健全的中华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后果。
　　说到新中国的气功事业，就应当提到刘贵珍。
　　刘贵珍同志是新中国医学气功的先驱。刘贵珍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大寺庄，因家庭贫寒当过店员，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因战争环境艰苦和工作劳累疾病缠身，体重降到七十多斤，医生诊断为胃溃疡、肺结核和神经官能症。多方医治无显效，于l948年经领导批准回家休养。他接受了本村堂叔刘渡舟传授的内养功，练内养功100天，治好了三种病，体重增加三十多斤，满面红光回到机关。此事曾向当时邢台地委书记程玉琳汇报，得到组织的肯定和支持。经民政部门领导冯英同意，决定拨小米作经费，派刘贵珍再到大寺在去学内养功。在此期间，刘贵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贵珍用内养功为休养员治病，效果显著。还成立唐山气功疗法小组，连续办了内养功学习班。
　　刘贵珍用内养功为休养员治病的事情，在1954年7月、11月、1955年6月先后到卫生部汇报工作，得到卫生部的重视。1955年12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签署了对唐山气功疗法小组的嘉奖令，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大会上将奖状和奖金三千元发给了唐山气功所。从此，气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医学殿堂，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陈毅、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人也进行了练功或题词。这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全国性气功高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气功热潮突然中止。1976年气功重新获得解放。同样，某些高层领导在第二次气功浪潮的推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局等重要部门都对气功进行了研究，新华社在内的众多媒体为气功热潮起到了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中国中医研究院在1983年成立了气功研究室，1986年建立了气功学硕士学位。
　　但是，由于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社会发展挑战巨大，人们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准备不足，早前的扫盲阶段造成的运动式、空洞概念造神和神奇效果，被赋予到了文化和文字运用中。因此，在邓小平提出不搞个人崇拜、不搞运动几十年以后，实际上有一些人还在利用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底蕴不足，时不时出来进行造神运动。
　　中华民族特有的气功事业就是这种现代造神怪事的高发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被报道出来或者民间吹捧出来的，就有几百人。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那么针对神汉大师们利用我们民族的文化准备不足，屡屡造成社会追捧，我们应当看到其来自旧知识分子习气的根源。
　　前面我们提到韩非子的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的政治驾驭模式思想。其实在气功大师的自我宣传和别人帮着宣传当中，就能看到这种法、术、势的文化深刻内涵。
　　气功事业在新中国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以后，在特殊历史阶段被政治化造成党的形象损失的教训极为深刻。
　　这告诫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与今天气功大师造势有着相同的深刻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独立、现代国家、融入世界的时候，在文化准备上不足，在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提倡的科学民主方面认识不足，这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往往在政治上被少数野心家和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动宣传蒙骗。
　　比如，在本来正当的民族文化遗产──气功事业中，被少数别有用心的神汉大师们所蒙骗。
　　因此，无论是鼓吹回到文化大革命，还是鼓吹信奉从张宏堡到王林等一系列大师，都属于历史的反动。
　　这一切的历史反动背后，都是我们这个现代民族的文化准备不足的表现。
　　这一切源流，都可以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结合了很多政治运动的全民扫盲活动当中。
　　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不可不加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