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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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美国著名思想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名句，其言说的对象即为知识分子。提到知识分子，人们便会有成千上万种的理解与定义，堪称人言言殊，难有定论。不过想必有两个特征应是大家的共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必须既有知识又有关怀。申言之，他一方面必须以接续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的知识体系为其毕生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将参与世事，批判社会视为吾辈义不容辞之责。只有专业知识，无公共参与，他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同样，只有公共参与，而无专业知识，亦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若套用爱默生这句充满文学色彩的话，知识分子必须手执两杆旗帜：一杆是知识，一杆是关怀，他须是知识与关怀的有机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依此回望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禁让人心生喟然。自市场经济大潮勃兴以来，面对商业主义泛滥、评价机制严苛、大众文化突起等一轮轮的“惊涛拍岸”，知识分子们顿时发觉：自己已从昔日热血满腔的英雄降格为冷眼观世的看客，“我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精神日渐消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困窘感却愈见清晰。
　　毋庸置疑，知识分子须以学问为志业。然而，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专业研究的细碎化、评价机制的标准化和脑体倒挂的日趋严重，使得知识分子们陷入尴尬的困境之中。
　　现代学术研究的一大特征便是高度专业化。学者们各自“占山为王”，专攻一隅，这客观上确利于研究的深化，但其负面效果亦甚明显。学者们如同一个个活在象牙塔中的工匠，其技艺日益高超，其作品精细无比，但却缺乏宏大的气象与现实的关怀。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晚清史研究为例，学者们的着眼点越来越小、探讨的问题越来越细。每逢召开学术研讨会，大家多是各说各话，旁人几乎无从评点，结果便是壁垒自立，难有共鸣。长此以往，恰如齐格蒙·鲍曼所讲的那样：“局部性的知识分子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有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大家纷纷“躲进小楼成一统”，身上的匠气愈来愈重。
　　当然，唯有从事专业研究，才能应对标准化的评价机制。学术评价趋于量化，这已是当前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若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一定级别的课题项目，完成一定数量的学术论著，那自己势必与职称晋升、薪金增加、荣誉称号无缘。既然冷酷的评价机制看重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在乎的是结果而非内容，那学者们只能在各自领域绞尽脑汁，深挖细凿，尽力在短期内多出成果。民国学人黄侃潜心学术，曾声称“五十岁前不著书”。黄氏此言之深意，即关涉学者如何做学术的问题。在黄看来，学者写文章，自当立说，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沉潜磨练，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况且文章一经发表，其水平高下自然尽收于同行眼底，优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败笔、硬伤更会让他人记于心间。故就学术研究而言，量化标准绝非福音，学者切勿任其牵着鼻子走。
　　据社会学学者郑也夫先生研究，建国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缩小，而改革开放以来，脑体倒挂现象则渐趋明显。特别是文史哲类的学者，从昔日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陡然滑落到如今少人问津的普通教书匠。一个名牌高校教师的收入，尚不及一般私企的普通员工，如此判若霄壤的巨大反差，诱使他们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要么进入行政管理层，通过行政权力来牟取学术资源，近年来高校学术腐败案频发，或正肇因于此；要么放下身段，为稻粱谋，与媒体合作，投身通俗写作。他们成为明星学者或畅销作家的代价，便是自身学问的荒疏。
　　由上可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院化生存状态并不理想。这种学术不仅与社会现实关联不大，也与文化的积累、传承与发展风马牛不相及，其存在的意义已渐渐蜕变为打着学术的幌子去达到一个非学术的世俗目的。就此而言，这既是学术之不幸，更是知识分子们的悲哀。
　　专业领域的困境进而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在公共参与上的窘迫。“先天下之忧而忧”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梦寐以求、矢志不渝的至高理想。尤其是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问题丛生，诸多矛盾凸显，因而知识分子们胸中往往有批评乃至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冲动。然而一旦进入到言说或行动层面，他们又常常感到心虚气短、力不能及。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专业研究的过于细化，学者往往对本领域之外的问题了解甚少，知识储备不足自然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发言能力有所顾虑，同时公众也会质疑凭什么让一个外行来讲房价、谈医改、论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二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要求任何价值的判断都须经过市场现实利益的估量，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并不直接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因而他们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便由此受到商业主义的严重挑战。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1992年很可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这一年，早已酝酿、积蓄多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终于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此后，文化精英们所主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
　　那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到底“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首先，虽然对于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涉猎不深，但他们毕竟接受了十多年甚或数十年的系统学术训练，其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逻辑、判断问题的路径，都是非常科学专业的，而且具有普适性。所以知识分子们完全有能力与资格对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权威，还可以采取一种“公共问题专业化”的折中思路。即对于某一公共社会话题，知识分子可仅从本专业的角度予以解释点评，这样既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学术形象，同时也参与了公共事务的讨论，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更是其自身角色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标准应该由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践行者与捍卫者。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体现正义的立场，他们要敢于担当大义。作为某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比常人更有能力将真相公布于众，此时专业非但不是影响他们公共参与的障碍，反而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格。萨特曾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他说出了我们不甚了解的事情，即如果要成为一位知识分子，那就是要成为除了技术人员、专家，甚至科学家、学者或者艺术家以外的别的什么人”。可见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事务的责任何其重大。
　　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困境与窘迫，所遭遇的诱惑与迷茫，都是躲不过、绕不开的。唯有认清自身的两重属性，扎根学术研究，参与公共事务，才能调整自我，摆脱尴尬境遇。
　　路漫漫其修远兮，知识分子们仍需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