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长篇小说：自由落体（连载）

聂老师，我把我那个《为蚂蚁设计一种死亡方式》也贴到这里来了，有空来帮我捧场哦。

以下是引用风流蚂蚁在2004-8-24 10:56:26的发言： 好文章。慢慢看。

　　你来了。

8、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母亲居住的小区外面有一条宽不盈丈的小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杂乱无章的菜市场，不少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的摊子直接支在了小街两边。我在小街进口处下了车，打算在小街上的王板鸭店买只鸭子，这里做的樟茶鸭，香味扑鼻，色彩酥黄，妹妹小天三岁的儿子凡凡最爱这一口。拿着长长的夹子在一堆鸭子里翻来翻去，不由联想起刘得忠胖着脸挑选小姐。这时，背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我没想到这声音和我有关。我站在街沿上，不会影响车辆通行的。又是一阵喇叭声。喇叭声里，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王小乐，王小乐”。回过头看时，我面前的街上多了一辆崭新的奥迪A6，正在疑惑哪个朋友或熟人又买了这样的好车，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一颗油光可鉴的头从车窗里挤了出来。 “你在这里干啥？”那颗头问。 “妈的，这不是李夫吗？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终于看清了车里的那颗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夫了。早在七年前，我刚分配到《文学月刊》时，我们俩的办公桌比邻而居，他和我就是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后来，大约在和我同事一年之后，李夫离开了杂志社，做了一段时间的二渠道书商，出版过不少拳头加枕头的东西，据说很赚了一笔。再后来，两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叫做《飞起来》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资深编辑包装策划的，一下子就在全国火了，电影电视包括话剧都接踵而来。有两个评论家甚至坚定地预言，这部小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水涨船高，李夫一下子成了明星级别的人物。人是见不到了，倒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的影。一会儿接受央视的专访，一会儿歌手大赛里当评委，一会儿又在省有线台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嘉宾谈明星绯闻或是苦难教育。用王自洁的话来说，那是眼睁睁地看着一颗著名作家就这样神奇地诞生了。上一次和李夫见面，大约已是一年前，好像在文化厅的一个什么会上。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走路时，肚皮已经习惯性地比双脚先行一步。有人和他握手，他的手总是要慢半拍才能从腰间送到肚皮前。那神情和语气，就跟已经买好了到斯德哥尔摩的机票一样。李夫没有下车，他把头支在车窗上，我站在街沿边，两个人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话。卖樟茶鸭的大妈还没把半只鸭子剁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李夫说，“我马上要赶到银杏酒楼，省委宣传部的哥们儿请吃饭，我们改天联系吧。”说着，他递了张名片给我。我说，好吧，改天见。他的奥迪A6顺着小街急驰而过，消失在远处的大街上。其实，我和李夫曾经有过很亲密的来往，至少也要算当时杂志社里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吧。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一起喝酒，一起谈女人，甚至还一起搞些恐怕李夫现在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娱乐”。那时候余婧还没有调到西都，李夫的老婆也远在外地，简单枯燥的生活无法排解青春的毒素。常常，我们会在杂志社楼下的烧菜店里喝酒，菜是民工们吃的土豆烧肥肠之类的粗糙东西，酒是劣质的本地高梁酒。一边喝酒，一边贼兮兮地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尤其是靓丽的年轻女人。偶尔有钱──这种机会不多──我们也会稍微提高一下酒菜的档次，甚至会在酒后到一些歌舞厅找小姐跳舞。那时候，西都众多的备战备荒时代挖的防空洞里，有不少打擦边球的舞厅。一大帮年轻女人在里面出没，只要你能给她十块钱，她就可以陪你跳三曲。灯光朦胧乃至黑暗的地下舞厅，跳舞其实都是充满色情意味的搂抱。三支曲子下来，你会发现双脚压根儿就没有移动过。所以，人们给这种舞厅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砂轮厂。能去砂轮厂的机会并不多，羞涩的口袋是先决条件。有时候，偶尔有作者到杂志社请我们吃饭，我们就会厚颜无耻而又费尽心机地提示人家：我们都有去砂轮厂的雅好。如果能够请我们去那里娱乐娱乐，你的大作发表的机会肯定要上升八十个百分点。有一次，面对一个吝啬而又想发稿的外地作者，李夫甚至趁着酒兴对那可怜的家伙说：我看，咱们吃简单点都行。一个春天的黄昏，我和李夫照例在杂志社楼下喝酒，都喝得有些高了，油菜花盛开的春天，总会让人心里有几只爪子一下接一下地搔。两个人都想去砂轮厂，可翻遍了口袋，两个人加起来也只有九十块钱。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星期之遥，去砂轮厂是没戏了。想想那些风骚女人热乎乎的拥抱，我和李夫都有些伤感。李夫就是在那天说出了一句精彩的名言：“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老婆不想搞，人家的老婆搞不到。” 我端起酒杯，把里面的半口残酒一饮而尽：“算了，李夫，我们还是各自回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李夫也端起酒杯干了，酒还没吞下喉，他拍了拍桌子：“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去看录像吧。” 我说录像有他妈什么好看的？李夫说，西都医科大学后面有座茶馆，茶馆的包间天天放黄色录像，“都是A片，你娃也该去学习学习，免得将来讨了老婆技法单一，以致于红杏出墙。” 我们就花十块钱买了两张票，在老板娘的带领下走进一间又脏又乱的包间。包间里有几张沙发，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台彩电。我和李夫外，另外还有几个副科长模样的人。令人纳罕而且伤心的是，电视屏幕上放的是一部与色情毫无关系的枪战片。我们耐心地看了十来分钟，片子里连女人都没出现一个。我问李夫，你他妈情报有误吧？李夫赌咒发誓地说绝对没有搞错，上星期他还来过两次，次次都是A片。于是我们就站起身到包间外找老板娘理论。老板娘解释说，这段时间扫黄打非，查得紧，哪里还敢放黄带？李夫威胁老板娘：“你要是不放黄带，我们就再也不来看了。” 老板娘十分抱歉地说：“过了这几天，随便你要看多黄的片子我都给你放，可这几天正在风头上，我可不敢乱来。” 大约是出于不能放黄片而有些羞愧，老板娘给我们解释时，身子前倾着，气球似的胸脯已经挨着了李夫的手臂，李夫狠狠地咽了咽口水。走在茶馆外面的林荫道上，我问李夫，你和老婆长期分居，不怕影响夫妻关系吗？李夫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夫妻关系？他妈的，新生活，各顾各。她有她的情人，我也有我的快乐，我只负责每年交一万块钱给她，用作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行了。” 我给他总结说：“哥们儿，看来你这种方式相当于停薪留职，同时上交一定的管理费。” 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和李夫在一个饭局上喝醉了酒，恰好饭局的地点就在他租住的楼下，我不想再大老远地打车回去，就提出上他那儿挤一晚。李夫租的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只有一张床，我自觉地提出睡客厅里的沙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无比吃惊地看到：从李夫的卧室里竟然钻出一个头发篷乱的女人，昨天晚上，明明是我和他两个人回来的呀。女人走过我面前时，很妩媚地向我笑了笑。这一下，我更吃惊得嘴都合不拢：这不是放黄色录像的胖老板娘吗？看来，时间真是个魔术师啊，短短几年时间，李夫就从和我一起守候黄色录像，摇身一变成了明星作家。再看看他的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是：大道文化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么说，他同时也是大款了。比大款更牛逼更风光的是，他还是著名作家。用流行的话来说，那是成功人士了。心里叹息了一回，我提着樟茶鸭叩开了母亲的家门。

聂老师：久闻大名！待您新作出版后一定省下吃串串香的银子买回家细细拜读！

以下是引用蕊寒香冷在2004-8-26 15:00:27的发言：

聂老师：久闻大名！待您新作出版后一定省下吃串串香的银子买回家细细拜读！

　　你这样做一定会让我感动得楚楚动人的。　　只好请你吃串串香了。

9、可现在人家做明星了

母亲的客厅里放着一台旧电视，我记得那台电视还是父亲在世时我陪他到人民商场买的，一晃已经过去三四年了，父亲坟头的苦楝树也已粗如儿臂了。三岁的侄儿凡凡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看动画片，看到我进门，他飞快地赴了过来，“舅舅，妈妈在哭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立即闻到了我手里樟茶鸭的香味，“舅舅，你给我买的鸭子吗？”我打开食品袋，取了一条鸭腿给他，凡凡快活地叫了一声，又回到沙发上。母亲从里屋走出来，半个月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老了。她接过我手里的食品袋，不满地问：“怎么又是你一个人？余婧呢？她怎么不回来？”我解释说：“她单位上有事，走不了，改天再来。”母亲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我只好装作没看见。推开厨房门，妹妹小天蹲在灶台前剥豆荚，她抬起头，勉强露出一丝可怜巴巴的笑容，叫了声哥。“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我问。妹妹小天生性柔弱，小时候，隔壁班的男孩子欺负她，我跑去和人家打了一架，鼻血横流，小天竟然吓得昏了过去。对这样的妹妹，一个做哥哥的，除了更多的关心和呵护，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四年前，她中专毕业，我托关系把她分到了西都机械厂财务科做出纳。一年前，她和丈夫李涛离了婚。说起小天不幸的婚姻，我也为这样的妹妹感到窝囊。四年前，小天第一次带李涛到家里来，母亲对他的印象不好，觉得那小子有点不地道。可我一点也没看出什么不对劲，李涛喝酒很耿直，在我面前一副忠厚大度的样子。我因此点了头，断定他们可以交往下去。以后就是结婚生子，李涛倒也没表现出什么大问题。但大问题一个男人对她的女人来说也许只犯一次就够戗了。一年前，李涛到深圳出差，飞机上认识了邻座的一个女人。从后来我打听到的情况来看，那女人比起小天，长相差得远。可就是那么短短的两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两人竟然鬼使神差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更要命的是，李涛鬼迷心窃地抛下了小天和儿子凡凡，以及一家证券公司相当不错的职务，当然还有刚刚装修好的新房，就带着一根牙刷和那女子私奔了。开初，小天发疯似地打听李涛的下落，还以为他在深圳遭到了不幸。直到半个月后，李涛请的律师从深圳带着李涛的委托文书前来协商离婚事宜时，小天才如梦初醒。办完了离婚手续的那些日子，小天像掉了魂，整天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母亲又气又心痛，连说带哄地把判给小天的那套新房租了出去，让小天和她一起过日子。意想不到的是，半年前，李涛居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并约我在西都一家酒吧见面。电话里，我咬牙切齿地对李涛说：“你他妈还有脸给我打电话？还敢见我？”李涛说：“小乐，有些事情你并不了解，我希望和你见一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了想，同意和他见面。见面是在玉林路的一家小酒吧，从气色上看，李涛混得好像并不太好。我们俩人一前一后地走进酒吧，随便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他摸出烟递了一支给我。我没接他的烟，劈头一拳打在他鼻梁上，他痛得哎哟地叫了一声，鼻血在脸上流了成两条红蚯蚓。旁边的客人们纷纷停止了说话，愕然地看着我们。酒吧老板也窜了过来：“两位先生，你们需要帮助吗？”我摆摆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手绢扔给李涛，“没事，我们开玩笑的。”李涛一边擦鼻血，一边附和说：“对，对，我们开玩笑的。”啤酒端上来后，李涛为我倒了杯酒，然后端起属于他的那杯一饮而尽：“小乐，你已经打了我一拳，我不还手，我们两清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和小天选择这种方式离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她生活在一起毫无激情。我可以忍耐贫穷，但我不能忍耐平淡。那天在飞机上，当我认识她之后，我觉得她就是我要寻找的真正爱人，是我感情世界惟一的救命稻草，我没法拒绝内心的需要。所以我才选择了私奔。我现在在深圳那边的生活比在西都紧张得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小乐，你也是男人，也许你应该能理解我。”我得承认，我和李涛从酒吧走出来时，两个人都心平气和了。或者说，对面前这个男人，当他还是我的妹夫时，我并没有真正了解他，而是在打了他一拳让他血流满面之后，我才明白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像他那么勇敢。可是，他的勇敢伤害的却是我的妹妹。小天放下手里的豆荚，抬头看我时，眼眶已经变红了，楚楚可怜的样子就像十几年前受了人家的欺负跑到操场上来找我。“哥，我，我下岗了。”小天哇一声哭了。这个问题的确令我始料不及。当初将她弄到机械厂，我找的是该厂的王厂长，王厂长几个月前退休了，可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就人走茶凉吧。“你们厂的效益不是还可以吗？”“可以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一连亏损了好几年，王厂长又退休了，我就晓得会有下岗的一天，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母亲也进了厨房，忧心衷衷地说：“小乐呀，你要给小天想想办法，她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你不帮她谁帮她？”我说：“妈，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老实说，我虽然竭力安慰母亲和小天，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也是两眼一抹黑。现在就业形势困难，每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多的是，何况小天这种只有中专文凭，而且性格极其内向的二十好几岁的妇女呢？饭桌上，小天的眼睛依旧红红的，只有凡凡，快活地啃着樟茶鸭，看来，她们的伙食也开得太差了。临走，我把昨天刘得忠给的五千块钱放到了母亲的枕头上。母亲送我出门，除了嘱托我为小天找工作外，又按惯例加了一句：“还有，你们也别老是这么忙来忙去了，你给余婧商量一下，也该要个孩子了。没有孩子，哪里有个家的样子？你看你妹妹比你小，可凡凡都三岁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摸烟时无意带出了李夫的名片。我灵机一动，他那个影视文化公司，是不是可以把小天介绍过去呢？如果在几年前，凭那时和李夫的关系，我估摸再困难他也不会推托，可现在人家做明星了，还有戏吗？我犹豫了足足五分钟，想起母亲的叮嘱和小天的红眼睛，终于咬咬牙扔掉烟头，拔通了李夫的手机。李夫似乎喝高了，我一连说了两遍“我是王小乐”，他才总算听清楚了。这样的开头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有些后悔打这个电话了。因此李夫问我有什么事，我鬼使神差地说：“我在外面喝酒，要不要过来一起找个小姐玩玩儿？”李夫的声音牛逼得令全世界愤怒：“小姐有什么好玩儿的？不瞒你说，我李某人现在良家妇女都糟塌不完，还找什么小姐？”

嘿嘿，谢谢聂老师！这里先流口水了

以下是引用罗晖在2004-8-27 10:59:23的发言：

聂老师，大作什么时候市面上有售？迫不及待想一口气看完了。

刚看完了三校，应该在九月出来吧。

10、我要像爱自己的缺点一样爱你

下午去母亲家之前，我给余婧打了个电话，问她晚上有没有安排。余婧问什么事？我说也没什么事，母亲喊过去吃晚饭。余婧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她晚上有个应酬，去不了。回到家已经十点了，没想到余婧居然还没回来，宽大的屋子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再豪华再精美，也不像个家。我泡了杯茶，懒懒地半躺在沙发上，抽着烟有一眼无一眼地看电视。现在的电视台都他妈像是一群弱智办的，几十个台转来转去，竟然就没有任何一个台能够看上哪怕一分钟。三年前，凭了胡克非的帮助，余婧顺利地从古城调到了西都，而且进的是人人都梦想的国家机关：市建委人事处。就在她调到西都不久，我们结了婚。墙上的婚妙照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了，照片上，我们俩笑得那么甜蜜美满，如同一对幸福的布娃娃。我一向认为，世界上的夫妻关系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好比白酒，时间越长，白酒越香醇，两个人的感情也越亲密；第二种好比牛奶，日子就好比不断兑入牛奶中的水，时间越长，牛奶也就变得越稀薄，到了最终，已经是水的成分占多数了。用这个标准考察世人的婚姻，恐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在牛奶变成了水之后还没有把它倒掉，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心境在起作用罢了。很不幸的是，这两年，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余婧的婚姻也属于后者，属于那被时间之水冲淡了的大多数。余婧和我是大学校友，比我低一个年级，同属师大中文系。那时候，她不仅是中文系公认的美女，也是我们的小师妹──她的父亲是教我们古代汉语和写作的教授，她的母亲则是师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兼纪委书记。利用身为文学社社长的职务之便，我对余婧发起了强劲的攻势，而简锐和肖一民这两个铁哥们儿则充当了余婧所说的“帮凶”。刚开始，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和余婧小师妹接触，我们别有用心地请余婧的老爹出任系文学社的顾问，余老爹哪里想到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借口多多进他的家门以便拐走他的女儿呢？想也不想就愉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不时到余婧家里找余老爹请教了，当然，为了避人耳目，把简锐和肖一民拉上是完全正确的。女人的心到底要细一些，就在和我余婧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才偷偷摸摸地接过两回吻，她那个当纪委书记的母亲似乎就看出了点苗头。此后，凡是我到她家，她母亲都要用一种防贼似的目光盯我。据说，偷情的乐趣就在于那种又惊又怕的心跳。我和余婧不算偷情，但由于她一再警告我不可让她的母亲知道，“否则你绝对没戏”，这样一来，我们原本合法的恋爱也成了地下斗争。后来，我不方便再经常去她家了，就由简锐和肖一民完成鸿雁传书的光荣任务。同他们俩一起到余婧家的，还有班上一个同样被蒙在鼓里的女生。刚和余婧恋爱时我上大三，到了大四，偷吃禁果就成必然。我之所以要毫不顾忌地把余婧“做”了，和越来越临近毕业分配有关。就像肖一民警告过我的那样：“小乐，你要是不趁早把余婧做了，我敢和你打赌，她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你想想，她母亲本来就对你印象不好，要是你再离开学校，你还有戏吗你？”肖一民中肯的分析让我暗自心惊。当天晚上和余婧约会，我不怀好意地把她往学校背后那座长满树木和野草的荒山上拉。荒山上，我找到了白天精心探寻才发现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防空洞很小，也很隐蔽。坐在漆黑的洞里，微弱的月光照在洞外的树丛中，远处是女生宿舍楼，有人在尖声尖气地唱歌，近旁则有蛐蛐之类的昆虫叫个不停。余婧有些害怕，和我挨得更紧了。趁着一个悠长的热吻，我一把掀起她薄薄的T恤，紧紧握住那对结实的乳房。余婧没有反抗，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乳房如同一只被人突然抓住的小鸟，有几分慌乱，也有几分跃跃欲试。就是在这个临近毕业的六月的夏夜，我把余婧给“做”了。那是一次慌不择路的情爱，时间仿佛过了一年，又仿佛才过了一秒，糊里糊涂地就算完事了。从余婧肚皮上滑下来时，我脑子里很不合时宜地想到：人家都说做这事特别快乐，可我觉得好像也就一般嘛。当然要比自己用手好，可也没有达到所谓欲仙欲死的地步。事毕，余婧出乎意料地哭了起来，她趴在我怀里，用力捶打着我的背，捶着捶着她就哭了：“小乐，你都和我这样了，你今后可要对我负责呀。”我也带上了哭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爱你，一辈子都对你好的。”正是有了这个美丽而闷热的夏夜，此后，余婧的母亲把我找到她的小办公室，勒令我必须和余婧分手时，我才有了对付这个老女人的致命武器。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余婧的母亲、系纪委书记把办公室的门小心掩上了，她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和我套话，问些毕业分配呀毕业论文之类的事，并且表扬我说，“我们老余一直认为，你是他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写作能力的人。”我知道这些话都是一个前奏，正如包子的皮，里面的馅才是决定包子味道的核心。果然，余婧的母亲终于和譪地打听和我余婧的情况，同时委婉而坚决地提出：“余婧还小，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你们还是分手吧。”我说，“余婧只比我小两岁，比她更小的同学都有谈恋爱的呢。”　　余婧的母亲说：“作为她的母亲，我不同意。我认为你们两个性格不合，今后不会给余婧带来幸福。再说，余婧毕业后要到美国去留学，她舅舅早就在美国给她联系好大学了，你如果真的爱余婧，就应该为她着想。”我告诉余婧的母亲，余婧亲口说过，她只想跟着我，哪儿也不去。余婧的母亲轻蔑地说：“跟着你，跟着你能给她带来幸福吗？”谈到后来，我被激怒了，我记得，我一字一顿地告诉这位尊敬的纪委书记，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我和余婧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不信，你问问你女儿吧。说不定，她肚子里已经怀着我的孩子了，你就看着办吧。”余婧的母亲气得满面通红，她伸出手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流氓、人渣，你给我滚出去。”三年前，我和余婧在西都举行婚礼，余婧的母亲称病没有前来。只有她的父亲，那位忠厚的余教授，一声不吭地坐在主宾席上。也就是在婚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新郎新娘互赠纪念品时，余婧送给我的是一把长命锁，她说，她要把我锁起来，因为我注定了这一生只能属于她，“我要像爱自己的缺点一样爱你。”余婧说。我的礼物让在座的客人都吃了一惊，我送给余婧一柄锋利的匕首。我对余婧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爱你，如果我背叛了你，你就用它刺进我的胸膛吧。”

越读越有味道了，看来前面的都是扯眼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