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李小文公益基金

初中班主任杨朝瑞：
他古灵精怪听懂课就“坐不住”
　　作为川籍院士，李小文的学生时代都在四川度过。2012年，应电子科技大学邀约，他还曾回到母校帮忙筹建资源与环境学院。但在学院成立后不久，他即卸下行政职务，重新回归到学术中。
　　2013年，在初中的母校──如今的树德协进中学百年校庆时，他因公务无法参加，专门亲笔写下“教兼慈严”，并发来了一封长邮件，回忆当年的校园生活。在李小文的“学生时代”，老师们一致评价道：古灵精怪。

“坐不住”的学生
　　李小文个子小小，眼睛小小，有时喜欢打个光脚板，总坐在第一排。杨朝瑞曾任李小文初中班主任，今年已87岁，但对李小文仍然印象深刻。在他的记忆里，李小文的肩膀比课桌高出一点，看书时喜欢把头低低的埋着。
　　“他当时在班里年龄很小，但学习反应速度很快，能够举一反三。”杨朝瑞告诉记者，和很多聪明孩子一样，李小文在课堂上把重要的部分听懂后，就开始“坐不住”，东晃西动的。“虽然好动，但课程的关键部分他从不落下，家庭作业也能按时完成。”杨朝瑞说。
　　在物理课上，每当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他总是最踊跃回答问题的一个。李小文当时的初中物理老师谢世玺称，李小文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他一点都不吃惊。

“不讨喜”的学生
　　李小文有时候也让杨朝瑞很头痛。上初中时，李小文做了一个警报灯，一到下课时间马上就响，提醒老师下课。
　　在李小文写给母校树德协进中学（原金河中学）的信中，李小文自述道，“我比同学平均小两岁，调皮捣蛋，学习成绩不突出，只求及格回家不挨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按当时‘标准’，真是个不讨喜的学生。”
　　有一次“作文”，题目大概是“学习××好榜样”。李小文就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同志的事迹，见《××日报》某年某月某日；也见《××青年》某期；并评论道：《××青年》版本生动一些。

C面
侠之大者为之义
　　在媒体人眼中，李小文是最不讨喜的那种采访对象。这位学术界的翘楚在公开报道中，鲜少见到关于他的采访。一夜之间在网上火起来，疯传的也只有2009年某报的一篇旧闻。
　　虽然面对媒体很低调，但“老邪”的一举一动还是牵动着传媒神经。有一件在朋友圈广泛流传的小事，让学生王宇觉得李小文是个侠骨柔肠的大侠。
　　2009年，旅加华人地质学教授嵇少城在博客上发出求助帖，替一位叫董洪春的羌族妇女寻找工作。董洪春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女儿，丈夫的二姐和二姐夫也同时遇难，留下一个孩子由她代为抚养；而她丈夫86岁的奶奶、64岁的父亲和一个智障的大姐也需要照顾。董洪春原本被银行雇佣，但尚未等到正式上班地震就发生了。银行倒塌了，她失去了即将得到的工作。为了照顾家庭，董洪春急需一份稳定工作。
　　博文发出去没多久，李小文看到留言后，立即答应帮忙。他通过自个兼职的成都一所大学，为董洪春谋得了一份人事部的工作。
　　昨日，记者采访该校当年经手此事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并不愿多提此事，“董洪春因为离不开北川，这件事最后也没办成，不值一提。”

D面
遥感业界之良心
　　成为网络焦点人物，对李小文而言并非第一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创建了Li-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带领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定量遥感研究的发展，使我国在多角度遥感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即便这样，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感，让他时时自责。
　　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次日，李小文在微博上贴出一则遥感致歉：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昨天下午就布置了收集卫星数据。今天上午回复：各地面站均收到上级命令，关注灾区。但迄今只有5月11日的高分数据。下午三点会商。但，到三点仍没有数据，因为多云，可见光的都不行。微波的得等到明天才有希望。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遥感设备无法运作。李小文内心觉得委屈。
　　“看见总理昨天去灾区，飞机上工作的照片，手里拿的还是地图，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无不痛心地感慨：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了。
　　短短的文字中，字字都显露真性情。这篇道歉的博文，也为他赢得了“业界良心”的赞誉。

A面
酒仙“李老头”
　　那张照片的传播速度让张艮中觉得很诧异。张是中科院遥感所2011级学生，他入学时，李小文已没在遥感所了，其名头则变成了前所长。但作为遥感界的权威，他曾多次回所里给学生们讲课，开讲座。布衣布鞋，蓄着浓须。李小文给人的穿着印象永远如此朴素，随意。“这或许就是他做学问的态度吧。纯粹，简单。”同学们私下讨论道。
　　生活中的李小文，除了上课之外，过着清心寡淡的生活。日常最大的爱好，就爱喝口小酒。他曾在公开报道中说，自己对人生没有太大欲求，能有二锅头相伴，就已足矣。
　　这点，在他所执教的北师大中，已有多名学生证实了。“听说他白酒不离身。有时在校园里看到他在喝酒也不稀奇。”
　　对于物质名利，年过花甲的李小文看得很淡。他曾把120万元奖学金悉数捐出，称“孩子都在美国，我没有负担。”
　　如今已年过花甲的李小文让张艮中和同门很担心：李老师好饮酒，不晓得身体能否吃得消？

B面博主
“黄老邪”
扫地僧？老顽童？还是黄老邪？
　　那张照片引发了各种颇具江湖味的揣测。在众人眼中，这位院士不媚俗，不迎合，不惧世俗眼光，“和别的学者真的不一样。”
　　他似乎更符合人们心中对身怀绝技的世外高人的想象。而李小文的博客，则是他学术江湖的另一个战场。他在科学网上开设的博客，至今点击量已超过400万次，全部内容由他亲力亲为。每条博文下，都会引来大量评论和回复。
　　而博客的ID，正是《射雕英雄传》中那个亦正亦邪的角色──黄老邪。和桃花岛主黄老邪“七分邪气，三分正气”的形象不一样，他在博客里，邪气不足，正气有余。
　　记者查阅了2014年起他写的微博，每天至少一篇，篇幅不限。多则数言，少则一个标题，一个链接。他擅长利用社会新闻插科打诨，“植入”人生智慧。
　　自比黄老邪的李小文，也保持着江湖侠士争强好胜之风。在博客中，诸如“评某某”“和莫某人掐一架”这类标题并不少见。看法相左或有异见者，必须要通过争辩分出个伯仲。

源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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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川籍院士再次走红网络，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当那张着黑衣、穿鞋不穿袜的照片在微博上疯传时，熟悉他的人看到后都很吃惊：李小文怎么又火了，难道他一直不都是学术男神吗？
　　作为国内遥感领域泰斗级专家，在学术界，川籍中科院院士李小文早就是人尽皆知的“技术宅”“优质叔”。“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有网友看图说话如是评论。当李小文的简历被媒体像扒洋葱似地层层剥开后，又有人总结：他就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在目前他唯一认真经营的科学网博客上，李小文把自个比作另一武侠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老邪，经常和同业在博客上论战，隔三差五“掐一架”。23日，记者电话联系这位红透网络的川籍院士，他委托秘书低调地告诉记者：目前身体不适，对媒体致歉，暂时无法接受采访。随后，记者走访了李小文的母校，通过他的学生及中学老师等的回忆和讲述，一个多面的“黄老邪”就在娓娓道来中，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想玲

这张照片让中科院院士李小文红遍网络，引来膜拜。（图据网络）  U8174P841DT20140424100825.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4-4-24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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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绍
川籍院士李小文
　　1947年生，中科院院士。
　　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1965年驳《评海瑞罢官》获罪，毕业分配到去西昌某部种田；1985年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博士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2002年起兼任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任北师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博客ID叫黄老邪。和桃花岛主黄老邪“七分邪气，三分正气”的形象不一样，他在博客里，邪气不足，正气有余。初中物理老师谢世玺称，李小文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他一点都不吃惊。高中班主任张老师叹气：“就知道你要栽倒在作文上！”网 友 @ 柏 衍2011：不修边幅是因为内心足够强大，无需西装革履的伪装，这样的人才是学者。

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
　　经济观察报：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小文：到了中科院，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实际上，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我1977年报名，1978年参加考研，还没有录取，就被通知去参加英文统考，然后就出国了，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
　　经济观察报：所以，直到去了美国，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
　　李小文：好像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学得太差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及格就行，因为从小就是这么个性格。在美国念研究生，满分是五分，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告，我每次都争取考试高于三点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得尽量把分数压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
　　李小文：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因为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都是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
　　经济观察报：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李小文：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
　　经济观察报：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当初考研究生时，有一道题，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只是没看见括弧，所以疏忽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很想考上，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没看到括弧，大意了。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所以，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现在，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有样学样，要说好高的觉悟，倒也没有。

李小文
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
　　经济观察报：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李小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家教虽然严，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四岁的时候，他们没地方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上学也没有动力，从来不想去考高分，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但我做题比较灵，也比较快，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
　　经济观察报：上了大学还这样吗？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不爱做作业。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置疑”，“置疑”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补完再去参加考试，免得不及格。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置疑”是很丢脸的，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跟老师乱扯一通，临走时，老师总会说，你别置疑了，去考试吧。
　　经济观察报：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
　　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
　　经济观察报：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
　　李小文：在农场就是磨时间。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只能等，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郁闷”。不过，我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门手艺，所以在农闲时，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拖拉机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顾夫妻关系，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当时是很高兴的，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进工厂后，感觉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过。我不会表现自己，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一开始，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后来，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让我负责，还让我带了个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奋，把徒弟教会后，就回家带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停电以后，他没拔插头就走了，来电以后，门市部就失火了。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可我是他师傅，自然也要做检讨。门市部被烧没了，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
　　经济观察报：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
　　李小文：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考研也挺偶然的，那天，我在绵阳的厂里，下午4点，支部书记过来聊天，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就说，考也行。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

　　有人说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意思是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刊出对李小文的采访（作者为特约记者晏礼中）。李小文谈到自己中学时代做题非常快，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就交卷出去玩儿。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65年，曾写过一篇反驳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1978年，他参加考研后直接出国，在国外读书时他也不愿尽全力学习，总是保持考试拿到3.5分，如果拿到4分以上就觉得亏了。在谈到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时，他认为国家应该做“后勤部长”。
　　以下为文章全文。
　　整个上午，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点火，而他自己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
　　他的语速很奇怪，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锅头的习惯，你甚至会怀疑他早晨多喝了几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人生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但他说自己绝不是什么弄潮儿，因为他懒得弄。他说自己一直学不会说假话，直到1965年那篇文章惹了麻烦之后，才发现假话不要说，真话也不能随便说。尽管他声称“闭嘴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太痛苦”，但整理录音时就会发现，这个追求简单的人还是说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