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考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闫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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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涉及到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超越，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放和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30年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以来能够实现与时俱进，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正确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

⊙　作者简介
　　闫志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8）05～0004～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而这个结合究竟如何具体进行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我认为：这个结合过程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思考和总结，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了四个基本关系：即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艰辛探索过程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三大成果之间的关系。
　　一、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超越
　　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以后，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形成的，虽然它存在着高度集中等严重弊病，但适应了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需要，对加速实现苏联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以及战后经济恢复，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当世界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时代并开始进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候，这种传统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愈来愈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斯大林错误以后，苏联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但是长时期内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在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体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苏联1936年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基本建成，到了1952年进一步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建成，他们看不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大差距，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是不成熟、不完善和低水平的，而且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和建设过程。正是由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和看法，就使他们只强调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而不承认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准许对它进行某种程度的完善和修补，而不容许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这种理论和认识的支配下，苏联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发展与前进的根本动力，成为僵硬的缺乏内在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第二，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说成是普遍适用的一般社会主义，坚持和推行社会主义统一模式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社会主义在苏联以外的许多国家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国家是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所谓“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问题。当时苏联坚持一国社会主义时期所形成的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苏联的思维模式，要求其他国家都必须以自己为榜样来建设社会主义，强调只有他们搞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他国家只能照搬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被视为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受到他们的批评和干涉，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激进改革，被苏联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武装扼杀了。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实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的和彻底的改革，苏东国家的发展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缓慢，最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逐步丧失信心。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战后的和平发展时期，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而对社会主义形成强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坚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的和根本性的改革，就成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社会主义国家50至70年代的改革实践证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在坚持这种模式的总体框架下进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或者说，只是对这种体制模式进行完善和补充，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从时代和国情实际出发，对这种体制模式进行实质性突破，完全超越这种传统模式，走出一条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根据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要使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高屋建瓴的认识，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所直接面对的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邓小平同志把我们党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概括为三句话：毛泽东同志做对了的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做错了的我们把它改正过来；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做的，我们把它做起来。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同志探索的积极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各种矛盾，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是一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加以解决。这就为我们用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对我国形势与任务的判断。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为此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开战，向现代科学进军，争取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
　　第三，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以及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的新方针，如全国一盘棋和统筹兼顾的方针，工农业同时并举和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外国的长处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的方针等。与此同时还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政策，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对当时自由市场活跃、个体工商户增长的新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政策。
　　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些重要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遗憾的是，其中的许多思想后来没有坚持下来。而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必须十分重视并加以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刚创立时候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探索成果。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同志失误的纠正和教训的吸取
　　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种失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后，又提出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在已经宣布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已经改变以后，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进而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而且还把阶级斗争与所谓“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提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和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接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二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是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在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潮的同时，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发展起来，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刮起了共产风，使我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后来通过60年代初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这些错误虽有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水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这些错误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认真总结得出的结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战略决策，都是纠正这些错误的直接结果，这种纠正包括对毛泽东同志许多正确思想的恢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通过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纠正人民公社化的错误。这就是说思想路线的端正、工作重心的转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都是直接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的结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同志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如果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我们主要是进行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由于全党对于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贡献和失误有了统一的认识，明确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继承和坚持他的那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应当避免和纠正他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从此全党的注意力转向了发展毛泽东同志探索的积极成果，去做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做或者还没有做的事情，转向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接着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探索，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里需要指出，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且在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的成果，这些成果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探索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但也应当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探索在1957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探索失误造成的后果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这才有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既包括了对毛泽东同志探索成功方面的继承，也包括了对其错误方面的纠正和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而且在开创的实践过程中更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创出来，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探索过程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的贡献，又给其一个准确的科学的定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放和利用
　　邓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从而解决了如何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然而社会主义首先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些国家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就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尖锐地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代表人物把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并制定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采取了租让制、高薪聘请专家等重要措施，来建设俄国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采取的是敌对政策，当时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效是有限的。在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基本上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下，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难有条件大规模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又进入冷战时期，形成了斯大林所说的两大经济体系和“两个平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处在相互隔绝和对立状态，从总体上也不具备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但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愈来愈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冷战形势，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故反对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说成是“崇洋媚外”，要不要学习和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成为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的重要问题。所以，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学习一切国家长处的论述，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并没有真正解决。
　　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对西方国家的访问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 邓小平同志把封闭还是开放提高到攸关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高度，并根据这种认识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采取了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等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其中包括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港澳台问题，也与利用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来建设社会主义密切相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包括世界各个类型的国家，但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人类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主要是它们创造的，我国的社会主义要立足于人类最先进的现代文明，必须十分重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
　　邓小平同志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采取开放和利用的态度，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中三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改变了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相互对立、经济上彼此分割的状况，社会主义国家主动融入到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进程，按照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精神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创造了空前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第二，改变了过去长期形成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只讲对立和代替而不讲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以积极的主动的开放的态度，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找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才能更快地赶上和最终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和办法。第三，把以开放和利用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应用于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问题，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总之，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和人类文明成果采取了开放和积极利用的态度，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的历史潮流之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内在的特点和优势，因而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涉及到上述三方面的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则还涉及到这个体系内部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30年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之所以一脉相承，是因为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探索的主题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理论的精髓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们的基本理论观点也是一致的，例如，都坚持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及三步走的战略等。它们之间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因为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会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以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持续地向前推进。
　　那么应当如何具体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成果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呢？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性转折的背景和开创新道路新理论的意义，它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要线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理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背景下，继续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推向了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以来能够实现与时俱进，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正确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端正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开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创造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必然结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与时俱进，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二是正确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在邓小平理论创立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与此同时，又十分重视对它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丰富的新鲜经验，“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使命。”[3]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分强调创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对待理论的这种科学态度：“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4]

§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4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