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野鸡大学后遗症

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搞清楚了这样一件事──唐骏远不如我想象的聪明，你看，他正朝着极不光明的窄巷子走了去，而且越走越远，很快就会无路可走了。

唐骏曾经站出来试图澄清，但他做了点什么呢，他首先驳斥方舟子“打假先造假”，暗讽方舟子为流氓，随时准备打官司让“那些捏造事实诬陷他人者付出代价”，虽然他“最近有点烦”，但“好在明天就不烦了”。

唐骏辩解说，他的确在加州理工学院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经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博士学位是从该校获得的，他的印刷版文稿里没有，电子版里虽有但他不清楚，而且他还要追责呢。

这还不算完。当网友发现，其实印刷版同样有“我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计算机博士学位”这一直接表述，并在唐骏其他书目中发现同样内容，而这些内容必然是经由他本人核实过或默认过的，唐骏依然没有站出来开诚布公地说明真相并表达歉意，他玩起了“打死我也不说”的把戏。

当唐骏被问到博士学位到底从哪里获得时，他说出了一个鲜有人知晓的西太平洋大学。他未曾料想的是，方舟子迅速查出，这是一所以买卖文凭为主要营生的野鸡大学，没有校园，没有教室，仅有一间办公室，而且是与校长儿子手机租借店共用的。

通读过《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从书里找出“西太平洋大学”这一词组来，倒是“加州理工学院”不断蹦出来，一般人基本上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唐骏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并在该校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

我就是这样一个读者。对唐骏这么低层次的诡辩，我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在美国linkedin网站上，唐骏有一个他自己维护的个人主页，在教育经历一栏，清楚无误地用英文写着这么一条信息：1990年～1993年，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

吊诡的是，学历门曝光没多久，这一处信息被悄悄替换成了西太平洋大学。

敢情，这哥们儿一直没闲着啊。

在回应事件的初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唐骏说，他始终都是一个真诚的人，然后他话锋一转，补充说，“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所有人都被你骗了，这就是一种能力，这就是成功的标志。”

我作证，唐骏的确这么成功过。

可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今后他再想这么容易地去获取成功，怕是要费点脑筋了，而且得留点神呢，搞不好进了局子就崴泥了。

我见过新华都老板陈发树，没有深入采访过，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低调福建商人，唐骏出事后，陈发树一直没有表态，而且他像从前一样回避记者。

7月17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现场，胡一虎电话连线新华都独立董事袁新文。袁新文希望唐骏大胆站出来，作出应该作出的解释，这是他的责任，“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胜于雄辩。”

在此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袁新文说，唐骏学历造假风波对新华都造成了一定影响，他将与公司领导沟通，可能会对唐骏作出降职或解聘的处理。

袁新文只扔了一只靴子，半个月过去了，另外的一只，并没有落下来。

7月18日上午9点，出现在场。州中学校友聚会现场的唐骏，用了两个词语，概括眼下他的困局：空穴来风、网络炒作。

唐骏还在死扛，风波还在激荡。可是，它到底会如何收场呢？

我想，唐骏比所有人都更忐忑。

这场汹涌澎湃的高调围剿渐渐淡去，不论唐骏最后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喧嚣的背后，媒体也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有意无意充当了造假的同谋？

毕然：精英的背叛与大众的狂欢

假学历事件就社会层面来看，它也表现为部分精英“赢者通吃”的现实，以及社会结构断裂的加剧。而事件本身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则可能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整体理性地批判和每个个体的反思，挖掘出那些让人堕落的不道德机制。

⊙ 作者：毕然(北京高校学者)

插图 蔡远河

近来商界精英、学界精英连遭诚信危机，为大众舆论注入了新鲜刺激的猛料，一扫这些日子总是由犀利哥、凤姐、兽兽等奇男异女霸占人物资讯舞台的单调格局，将反精英的氛围推向新的高潮。

举其荦荦大端者非唐骏学位门事件莫属，虽然迄今没有多长时间，但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之中，事实的细节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一旁，问题的关键已转移到各方赋予其上的种种符号与价值。它成了一个吸引各方力量的焦点，一面透视社会百态的棱镜。

寡信的精英

唐骏学位门事件不似娱乐化的炒作，而是一开始就称得上是公共事件。事实确也表明，开始一对一的单挑引发后续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不仅唐个人“皇帝的新衣”被扒掉，更有意思的是门外有门，因有好事者爆料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录而牵扯出一大批精英人物。尽管诸多权贵名流纷纷自我人肉修改简历刻意避绕，且封杀传闻迭出，但似乎更加激发了公众尤其是广大网友的兴趣和热情。

被抖露出的校友名单上，精英云集，非富即贵，私企老总、国企高管、政府官员、艺界名人，甚至寺院住持。所谓精英，简单来讲乃是一些手中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的权力群体。

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美国学者曾纠结于市场化究竟是削弱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而提高了经济、文化精英的地位；抑或相反，政治精英的权力得到维续。然而事实表明不同类型精英的地位未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一个重要的动态是上层的一体化、寡头化，不同领域精英间默契合作结成联盟关系，浮现出米尔斯所言“权力精英”阶层，甚或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一个集各类资本于一身的“总体性精英”。

所谓“赢者通吃”，正是资本垄断化的表述，也表明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兑换的门槛在这些精英群体中被削低。政商精英的高学历化不过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外在表现，它表明了一种权力日益依赖于转换成文凭来确立和保证自身神圣性的努力。至于天下英才纷纷投身热考公务员的大潮，也盖因其是资本积聚之地也。

文凭是制度化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事关个体地位的获得，它参与着社会再生产。虽然学历不等于能力，但在文凭崇拜的社会中，一纸证书却成了入职升迁必备的敲门砖。教育产业化与学历的通胀贬值互为因果、彼此强化，不仅刺激了对高学历的需求，也为高校解决资金饥渴症创造了条件，于是文凭合法交易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当然此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全球化潮流中，也兴起了国际化的文凭制造工厂和市场交易体系。但中国毕竟是新兴市场大国。若不是巨大的市场需求，恐怕西太平洋大学也不会如此看重中国的丰富生源，广泛与国内大学开展办学合作，赚得盆满钵满。

文凭不只是人力资本的指标，在现代社会，它还界定着等级秩序并使之神圣化。毋庸置疑的是，精英的出身和素质使之更有资格获得此类学位。但除此之外，在教育机会方面事实上蕴含着巨大的不平等。精英不仅拥有更大的支付能力，而且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深厚，在教育市场中可谓占尽先机。很多学位教育也是专门针对这类群体量身定制，与街头巷尾铺天盖地的办证广告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单就事件本身而言似乎并不复杂，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这些精英宁愿放弃国内俯拾即是的机会，而情钟有造假之虞的国外学位。原因肯定不是差几万块钱问题，因为对精英来说这点支出只是九牛一毛。除了想获得国际化精英的身份，也许就是因为时间的机会成本过高，连国内获得相应文凭时的形式过程都懒得投入(比如派秘书去学习、找人代写论文等等)，而看好获取西太平洋大学证书更为明了的便捷性了。回头来看，如若当初在国内混个证书，也就不必现在闹个灰头土脸了。毕竟，揭发“真的假文凭”容易，但治理“假的真文凭”可就难了。

舆论的盛宴

互联网Web2.0技术让更多的人拥有了话语阵地。在西太的学位证面前，除了心虚的精英，似乎每个人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可以义正词严地发表一番评判。攻方穷追猛打，没完没了；守方见招拆招，“你行我素”。打假演变成了打架甚至群殴，一时间唾沫四溅、板砖横飞，场面蔚为壮观。

打假方从构成上来看，虽然话语权和意见导向更多掌握在精英手中，但参与主体则是公众。网络民意澎湃汹涌，长评短论铺天盖地。在某门户网站13万网友参与的调查中，81%的参与者相信唐骏学历造假。在各类微博上，讨论学位门的发言成为最火爆的内容。

与高调围剿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当事者的缄默，只有只言片语流传于坊间。商业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则玩儿起了暧昧。涉入相关方中，为当事者开脱或悄然摘脱干系者大有人在，但公开的声明澄清似乎还未曾出现。有关部门似乎力主低调处理。微软、盛大、新华等唐骏现在或曾经的东家也未公开表态。回避、不屑，抑或一种冷处理的公关策略，总之让人感到讳莫如深。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辩论节目中，同样“毕业”自西太平洋大学的某投资集团董事局的禹主席则出具了该大学为中国领事馆承认的文件。不过这与其说是在力挺唐骏，不如说是在为一个群体而辩护。打假派对此显然并不买账，自然成了这位辩护者眼中的“刁民”。

与以往很多案例一样，精英落难日成为民众的狂欢节。这当然不能说是幸灾乐祸的哄客心理作祟，但如果说所有人都纯粹出于守护诚信正义原则，似乎也难成立。毋宁说，它表达了人们在诚信匮乏的年代对之的热切渴望。要不是如此稀缺，恐怕公众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以至于相关表态或评论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稍有不慎，就有被口水淹死的危险。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典型，该事件点燃了作假泛滥的社会中某种普遍的情绪，而事后相关方的处置方式似乎更加剧了草根群体的反应。

有评论者更是对选择性打假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打苍蝇不打老虎”，这向更广泛的人群的诚信提出了拷问。的确，按照上面那位西太平洋大学校友的说法，作为职业经理人，唐骏算是其中地位较低的。更何况这仅仅还是一些不幸被抓了现行的精英而已。相信学位门仅为冰山一角者大有人在，因此也难怪有人说唐骏实为社会不诚信背黑锅，成了大众的出气筒。

断裂的社会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位门事件必将随着新刺激点的不断涌现而淡出舆论热点。它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切片，然而透过它，却可以窥见社会结构断裂、阶层间普遍不信任的现状。

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特殊利益集团挟持政策绑架经济，精英阶层特权化，各类资本高度垄断，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而且这种格局已经延伸到代际之间，阻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结构断裂体现于社会心理，一个表现就是各种不满情绪的蔓延。唐骏学位门事件可谓恰逢其时，为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近日对有关中产阶级精英移民浪潮的热议，更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生态恶化带来的整体性的焦虑不安。

社会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拉希在其书《精英的反叛》里面，痛斥上层精英为了一己之私，枉顾国民利益，背弃公共责任，越来越脱离大众。当然，问题总是有两面。学位门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裂痕在加深。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喊打声中，学位门及类似事件，进一步推进了精英们的道德去魅的过程。在网络的语用学当中，“精英”与“愤青”已经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概念。在缺乏公正的游戏规则下，这一趋势的严重后果，很可能是落入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纷争的泥沼，陷于大众和精英双重背叛的危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次偶然性的社会事件，很难终结社会中的造假行为。学位门有无社会意义，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整体理性地批判和每个个体的反思，挖掘出那些让人堕落的不道德机制。否则，动静再大也仍只不过是一场不着边际的口水大战而已。

在这个投机家和作假者横行的社会里，用反抗谎言与虚伪来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机，首先需要一种“生活于真实中”的姿态。先不论唐骏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在理直气壮地痛斥无诚信行为或者抱怨自己也是受害者之前，每个人也都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参与了造假，或者有意无意成了造假的同谋？包括机构、媒体以及各类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