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

兵祸
公元1236年农历10月18日，四川制置司驻地成都。虽已秋意渐浓，却丝毫不减这座 “繁盛与京师同”的“西南大都会”的热闹与繁华。虽然南宋与蒙古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但过惯了富足安乐生活的成都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事情一开始显得有些荒诞。当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北驷马桥时，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惊讶──成都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尽管这些骑兵的服装迥异于大宋官军，官吏们“犹晏然”地处理着日常的事务，“居民皆纵观”。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突然，有人惊叫：“蒙古人！他们是蒙古人”。街市顿时大乱，市民如梦方醒，四散奔逃，有人自发地抓起身边的长棍短棒，追打起那些察觉不妙后开始驰突起来的蒙古骑兵，更有一些居民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设置路障，试图围堵敌人。蒙古铁骑虽然素以凶悍著称，但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只有仓皇逃窜。这是成都人第一次与蒙古军队短兵相接。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

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 （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

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 （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天下无”的荣光。

从这次掠劫开始，四川的主体与经济中心，沦为了宋蒙双方反复拉锯与争夺的地区，由于蒙军采取的是纯破坏性策略，不占有土地，只屠杀毁城，四川已经失去了对南宋的“府库”作用。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改过去“轻蜀”，认为无蜀亦可立国的方略，决定以“保蜀”、“救蜀”为要务。

劫后余生的人们明白，只有抵抗，才能免遭“火杀”。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卒，到1251年6月蒙哥即位，这10年间，蒙古内部纷争不休，无暇主动部署对宋战争，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1243年春，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四川盆地多方山丘陵，河道弯曲，常形成两面或三面环水的突出部高地。余玠利用这种易守难攻，不利蒙古骑兵展开的地形，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在1243－1251年的八年里，余玠领导四川军民修建、扩建了20座山城。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各城 “皆因山为垒，星罗棋布”，四周多为峭壁，山顶平阔，有田土可耕，林木可用，水源充足，易于长期坚守。平原、浅丘上的府州治所，也大都被搬入山城，比如成都府就被迁入云顶城 （今金堂县云顶山），泸州被迁入神臂城。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著名的钓鱼城。

一旦战事爆发，各山城间相互协调、配合、支援，避免各自为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这种整体配合作战的方式屡奏奇效。1252年的嘉定会战，余玠就是依托嘉定的山城防御体系，将蒙古军队的进攻堵死在坚城之下，然后调集全蜀精锐，主动出击，大破蒙军。蒙军在撤退过程中，又先后在云顶城、苦竹隘、剑门关等地遭到宋军有组织的阻击。

就是这一道防线，阻挠蒙古铁骑数十年。蒙军在这些成体系的山城面前付出了惨痛的损失，只好步步为营、逐城攻打，一城一地地慢慢蚕食，而这势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这场惨烈而漫长的拉锯战，绝响便是 “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今重庆合川境内）。蒙古大汗蒙哥殒命此地。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水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 《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