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蔡昉，汉族，籍贯江西萍乡，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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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纽约客》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张人类向机器人乞讨的图，蔡昉认为这张图不是开玩笑，当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到了一定程度，人类是一定要向机器人乞讨的。万幸，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指出我们未雨绸缪，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来，“我们要把乞讨这件事变成对机器人征税。”
　　“因为有一类经济行为他本身解决不了自身带来的外部性，而机器人这种发展正是如此，它们带来了全球、全人类面对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对机器人征税，用从机器人那里收来的税支撑人类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诫，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快的机器人增长速度，将来也将会受到最大的机器人替代的经济影响的一个国家，应该未雨绸缪，提供出好的政策选择。“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群体，我们也应该呼唤一个颠覆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来及时应对。”
　　以下是他提出该观点的依据和原因：
　　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在2010年～2015年期间，全世界制造业机器人的密度是增长了32%，5年里中国增长了230%，大大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这几年对机器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规划”给机器人的发展以重要的位置。第二年又制订了“机器人工业发展规划”，规划到2020年，称机器人是我们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切入点，也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关键的标志。除了制造业的规划外，蔡昉认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应该去看机器人普及后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他认为机器人替代人类是一个经济规律，不可阻挡。
　　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荒，随后把那一年判断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到了2010年之后就是负增长，但我们经济增长还保持在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位置上，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增长。两者结合，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工资生长过快，而且快于了原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必然提出用机器替代人，用机器人替代活人的需求。
　　微观上说，使用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率。但在宏观上看，完全有可能因为机器人的使用无所不在，而生产率可能没有提高。因为我微观上企业用技术，用了机器人就不用活人了，但是活人去哪儿和我无关，我解雇了他，我不雇佣。但是全社会当机器人的使用没有带来相应的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的时候，有些人被企业解雇以后他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失业。
　　但是当我们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这些失业的人也在分母之中。还有的人可能找到了工作，但是他被迫从原来比较高技术的那些领域进到了生产率更低的服务行业，到麦当劳去卖汉堡包去了，他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整体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也没失业，也没有去到麦当劳找那个生产率低的行业，低端岗位，他可能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现在美国、欧洲最近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但是工资涨的并不快，或者说生产率涨的也不快。相当多的人他本来应该就业，但是他决定不就业了，他领了残疾人补贴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对整体社会也没有贡献。
　　蔡昉告诫，人类不要心存侥幸，机器人不是你的同事、你的搭档，不会跟你和平相处。因为技术也好、机器人也好，都是因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被人发明出来、然后用来替代生产更高价格的生产要素。
　　就是说工人太贵了，然后我们就发明出机器人替代工人，机器人的成本很低。“因此他被发明出来那一天天生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因此说他参加劳动也好、参加管理也好，和我们必然是有你没我的关系，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宏观管理者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
　　早期工人阶级最早的英国工人阶级就发现机器人是敌人，在200年前就出现了著名的“卢德运动”，有一批工人他们发现了工厂里面使用了机器，因此就不需要使用他们了，他们工资会下降，他们会被解雇，他们没法维持自己家庭的生存，因此他们把仇恨集中在机器身上，其实他骨子里反对队的是资本家、甚至反对的是英国，但是他直接表现为摧毁机器，出现了“卢德运动”，诗人拜伦专门写诗支持“卢德运动”，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抓住要害，认为真正替代他们的敌人是机器。这个思潮后来变成所谓的新卢德主义，成为新的思潮，到今天也存在，今天的名声更不好了，人们把他叫做反对技术进步的一种哲学思考。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应该算是第一个关注使用机器和使用技术带来的经济结果的经济学家.他当时非常正确的预见到了说劳动生产率按现在的速度提高不得了，一百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和今日会大不相同，提高的幅度会导致我们今天很多人做的事都不需要做了。
　　他没有提出如何保障这些失业的人，没有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而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工人看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和他没有什么不同。凯恩斯是个当过政府官员、著名经济学家、教授，他挣钱很多，自己也投资，也挣了很多钱，同时他还是布鲁斯伯里文艺圈子里的精英人物，因此他是精英思维，他看到的是未来人们如何消费闲暇，但是没有看到宏观经济如何保障这些人失去工作的生计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机器替代人类的时候都会提凯恩斯这个观点，因为他30年代写的叫做“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是一篇重要的文献，但是他精英意识和我们今天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一致的。
　　人们可能没有重视到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一批学者为政府的政策提供了一篇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一个委员会里面重要学者，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提交的报告叫“三重革命”。他们认为曾经历史上有三个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因为这个报告是1964年50多年前发布的，当时他们还叫自动控制革命，但是他们得出了很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的、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第一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三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的发展速度不一样。农业革命是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基础上不断不断经过了几千年才完成，农业是在一万多年前千产生的，但是数千年之后才发生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我们也知道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产生，他的影响延续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上个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头也有几百年的时间。
　　而自动控制革命，如果说在1964年已经出现的话，到今天也不过才几十年而已，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革命，是在更短时间里发生的，虽然1954年就出现了第一个机器人，但那个机器人当时叫人，机器人，我们今天看起来根本不是人，他就是一个机器，今天的机器人才更接近于人的水平。
　　他们看到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就是说由于机器人从人那里接管了生产，不需要人了，因此人就变得越来越只能依靠最低标准的政府保障来生存，也就是说你不再是因为劳动而得，而是说你不劳而获，但是不劳而获你不能过的很好，你只能是最低标准，假设有这种社会政策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生存。因此我觉得这两个观点在50多年前提出来，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的机器人真正只是机器而已，而现在按照机器的规律去发展、去更新换代，机器有各种各样的规律，有一个机器规律就叫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率，因为有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机器在于我是不是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我10个工人过去服务于1台机器的话，我现在工人工资提高了，我用2台机器，减少5个人，那就是说5个人用2台机器，这是一个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接下来形成5台机器只剩下2个人，这2个人从体力上、体能上、技能上、技术上能不能应对这5台机器就是问题了，如果不能应对资本报酬就下降了。因此来说，使用机器的特点在于资本报酬会下降的，因此他的速度是按照规律而来的。但是机器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最初有一个摩尔定律，他讲在18个月～24个月之间，说集成电路的容纳量、功能可以提高1倍、成本可以降低1倍，这是他的功率，其实摩尔定律很快被打破了，不是说他说错了，而是太保守了，后来出来了所谓的“库兹韦尔定律”，就是说所有的技术都以指数的速度来发展，前所未有的速度。
　　因此相应的他们的成本和应用到生产中的成本，都以数般的速度下降，这是前所未有的，说这次真的不一样，主要还是指他的发展速度和成本在下降。因此他也写了著名的书，叫《起点来临》，预计可能2046年以后就不是我们来统治机器人了而是机器人来统治我们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速度问题他点到了关键。
　　机器替代什么？过去机器人替代体能，就是危险的地方和我们劲不够的地方他替代我们，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遵循资本报酬递减率。后来还替代了多少技能，几乎无所不在的替代了我们的技能，也很可怕，但是他可以叫做机器人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我们最初说人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也认知能力，我们说大脑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现在机器人都可以替代我们了。现在机器人不是替代农民工，而是可能替代我们在场的大多数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机器人可能替代非认知能力，情商的东西和用哲学观念、用模糊数学做出判断的东西他也可以替代。“不乐观的话，机器人将来可以替代我们所有的东西。”采访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无畏的争论，我们过去一直在争机器人来临对我们就业造成影响是不是真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再继续争了，而应该想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他首先影响哪些领域、哪些人群，然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的办法。”
　　我们从来都说我们人类特殊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也是应对机器人重要的手段，关键要问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但今天由于机器人的介入，人类的技术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过时、在消失，职业也在不断的更换，过去有的职业很快就没有了，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在青少年最好的年华里教的是什么，教的是今天龙还在在我们教的屠龙之技，龙可能几年之后就绝迹了，他所学的屠龙之技还用不用得上。”所以我们技能教育的时候不能培养通识教育，要培养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不是职业教育得到的，非认知能力是更基础的教育，甚至三四岁前培养而成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通过一个链条，第一，往前延伸，延的越早越好，这是我们跟机器竞争的办法，往会延伸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受教育年限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纽约客》杂志上有一张人类向机器人乞讨的图，蔡昉认为这张图不是开玩笑，当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一定是要向机器人乞讨的。万幸，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指出我们未雨绸缪，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来，“我们要把乞讨这件事变成对机器人征税。”
　　“因为有一类经济行为他本身解决不了自身带来的外部性，而机器人这种发展正是如此，它们带来了全球、全人类面对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对机器人征税，用从机器人那里收来的税支撑人类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诫，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快的机器人增长速度，将来也将会受到最大的机器人替代的经济影响的一个国家，应该未雨绸缪，提供出好的政策选择。“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群体，我们也应该呼唤一个颠覆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来及时应对。”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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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既要坚持发展，做大蛋糕，也要解决好发展的均衡性，分好蛋糕。
　　蔡昉解释，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提高收入水平既是确保脱贫攻坚和社会政策托底效果长期可持续的关键，也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

提高就业质量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对此你有何建议？
　　蔡昉：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根本保障。因此，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同时，按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更加注重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就业岗位不足的压力大大缓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性变化之前，收入增长主要靠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参与率的话，今后进一步提高收入需要更加依靠在更加充分就业前提下提高就业质量。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就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保持和增强用工灵活性；另一方面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此外，在就业的总量问题有所缓解的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仍然不相适应，政府应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提高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好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矛盾。

促进社会性流动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此应该如何解读？
　　蔡昉：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着力点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行描述时，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这对于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任务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的显示性指标，也是一条重要的实现途径。例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小，对于用来描述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这个指标，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可以直接有效地降低基尼系数，带来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的效果。
　　机会均等、渠道畅通的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进步的体现、社会政策的要义和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的途径。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困难群众将得到社会政策更好的托底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将显著提高，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定义和学者的建议，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大的群体。例如，以相对收入水平衡量，在社会平均收入中位数的75%～200%范围内，或者以绝对收入水平衡量，每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范围内，都可以被看作是中等收入群体。
　　这个跨度很大的界定的意义在于，社会政策和相关的体制机制应该能够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促进人口、劳动力和人才的横向及纵向社会性流动，使城乡居民在摆脱贫困和低收入状况后，持续向更高收入水平升级。
　　促进社会性流动，需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首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1.2%。
　　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势头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举措，才能保持劳动力转移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势头，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其次，政府着力搭建社会纵向流动的阶梯，鼓励人人向上。包括消除以户籍、行业、区域和所有制性质形成的体制障碍，增进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培育体系的公平性，鼓励人人在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同时增加收入和积累财富，形成上下合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让低收入者源源不断地跨入中等收入群体，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政府再分配职能不可或缺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此，你有何政策建议？
　　蔡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着力于创造均等的机会，不断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也需要在再分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为主的再分配机制。
　　历史和国际的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并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再分配职能不可或缺。在一些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并不小，通常是通过再分配手段，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发挥其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第三次分配功能。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再分配效率，增强再分配与初次分配之间的协调性。首先，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要求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和改革措施着眼于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是社会公平正义之源。
　　其次，主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政策托底、保护弱势群体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群体。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加大再分配力度都不能脱离实际，提出过高要求，决不能开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