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慌了才好吃──请大家一齐追忆1959～1961年间公共食堂食谱以告苍天以戒后人

公共食堂时期的中学师生的饿-──之一

这是一段人类饥荒史上，荒唐至极的，最悲哀凄惨的住事，我亲身经历了全程，这既是我的“倒霉”，也是我的“幸运”。今天，用我的良心去记下它，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的老师在偷菜

郫县三中有几亩菜地。这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课的实践地。公元一九六0年冬天，这块地里种的莴笋（蔬菜）经常被饥民偷，因此学校每天晚上轮流派年青教师同高中学生一道去守菜地。

在一个打“大白头霜”的夜晚，轮到了xxx老师（为了老师的尊严，这里隐去老师的姓名）同高中六二级学生张星奎和吴光华守夜。读初中六二级的我，也被我二哥叫上一起去守夜。快到半夜时，我们又饥又冷又困，XXX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明天还要上课，去宿舍睡了吧，下半夜我一个人来守……”。

当我们三人遵老师分咐，离开菜地走到半路时，我二哥忽想提出：“天这么冷，老师一个人守，万一小偷多，把老师伤了怎么办？”

当我们三人将要返回菜地时，惨淡月光下的一幕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先是发现有人在偷菜，当悄悄接近“小偷”身影时才发现，我的天啦，这哪里是“小偷”，是XXX老师在菜地里生吃着莴笋叶呀！幸好没有喊“抓小偷啦”，否则我们尊敬的老师，也包括我仨在内，明天怎样见人呀！

我们发誓不将此事对外传，悄悄溜回宿舍，却无论如何都难以入睡…..

这也算是公共食堂菜谱之一吧──生吃霜打莴笋叶。

公共食堂时期食谱之十六：

全校师生吃“糠”后屙不出来屎



到了一九六0年的冬天，全中国很多公共食堂都断炊了，大量饿死人了。学生除每月国家供粮21斤外，几乎无任何副食品供应，更谈不上油和肉了。郫县三中很多师生的脸都浮肿了，究其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其实就是天天吨吨都吃不饱，饿造成的。

学校好不容易经县上领导批准，分配到了一些“糠”来补充粮食，每个师生午餐可分一个“糠糢糢”吃，皆大欢喜！

“糠糢糢”虽不好吃，但比野菜草根，更能解决“饿得心慌”的问题。

殊不知在吃后的第二天，就不得了啦。很多人都屙不出来屎，胀得老火，实在没法，挤在厕所里，“宗（方言音示之）起屁股，相互用手指掏”！

可悲！

公共食堂时期的食谱之十八：

                 六六粉加大粪拌胡豆你吃过吗？



      郫县安德人民公社有一个养鸡场，里面只养了两只鹅、十几只鸡和十多根猪。



养猪的饲料主要是“胡豆秧子”（胡豆苗）。60年秋收后，虽然丰收，但绝大部份



粮食都上“公粮”了。结果，丰收后的社员们还是只能挨饿。



      养鸡场准备种胡豆秧子前，怕胡豆种下后被社员（当时称村民为社员）们愉



吃，就在种前先用大粪加上六六粉（剧毒农药）拌在胡豆种子中，然后才一窩放两



颗毒胡豆，种了两亩地。想比这样就万无一失，无人敢偷吃了！



      据我表兄讲：当晚几乎全队（村）的人都来偷毒胡豆来了。小小的两亩地内，



至少有一两百人在黑夜中瞎摸地里的毒胡豆，一两个钟头就把数万个胡豆窝中的胡



豆种子摸得精光。人们饥饿难耐得要命了，咱管它有毒无毒，反正是死，摸到就



吃，毒死算了，听天由命！



      惨啊！

      

这样的“美食”我们当年不仅吃过，而且还自己培养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实是人祸造成的大饥荒） ...

张世光 发表于 2010-6-20 10:41

感谢世光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在为《中国饥荒史》的编制中，提供了真实真贵的第一手史（资）料。这是中国史上的一次空前人为饥荒灾害，根本不是“自然灾害”。尤其是“共产风的策源地之一的──郫县”，“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平原），自（秦代）修建都江堰后，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了，再加上得天独厚的盆地气候，更是物产富饶，人民殷实。诺大一个中国，每年都会发生大小不同程度的各种自然灾害，不发生才怪！史实已证明“三年中”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更何况成都平原。

这里传凤凰网文一篇供参考。

“《四川大跃进人口损失占全国一半 事后如何过关 》2010年05月25日 09:40 凤凰网历史 。

核心提示：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②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本文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作者：张素华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里需要略加详细记述的，是邓小平所在的四川组。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③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④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参加过长征。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毛泽东曾表扬他，这“不是也蛮好嘛！”但“大跃进”期间，李井泉则比较积极，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颇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赏识。1958年，李井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又晋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⑤，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后，还大打折扣。恐怕这也是四川连续四年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李井泉还不放开让大家讲话，怎么能不叫四川同志的气越来越大呢？匿名信的出现，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在开“出气会”时，邓小平才来到四川组了解情况。至于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可能因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

四川大跃进人口损失占全国一半 事后如何过关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由此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四川的问题那么多，他又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责任重大。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这一关看来是比较难过。

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如调粮太多，却又不能推给中央，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讲述，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这样的结果来看，邓小平可能讲了上述一些话。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那些死去的乡亲，有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②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不过李井泉因为交了过头粮留下的惨痛教训，也使毛泽东很难忘怀。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四川可能增产粮食50亿斤时，他告诫李井泉：“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在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又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①言外之意在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方面，他没有兼顾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不过，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这种批评是十分友善的。”

成都平原《锇殍葬丧图》：

饿殍葬丧图

蜀中称蜻蜓为“丁丁猫”。三个人抬一件重物，也要“抬丁丁猫”（才行）。公元一九六0年隆冬至次春，川西平原大量饿死人，尤以郫县为甚。郫县有很多地方死了人，找不够四个人抬了，两个人又抬不起，三个人勉强可以抬起，如何抬呢？见此图中抬法，名曰“抬丁丁猫”葬丧。（我亲眼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抬丁丁猫”的葬丧抬法。）

岁在公元两千一0年夏，古蜀都人，一条江人张星誉以半个世纪前之记忆，而泣绘此图。

一条江作  IMG_4232.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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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还记得，那二年有一种似药非药的可救命的粉粉儿。它的成分由麦麸面，黄豆面加一点儿古巴白糖混合而 ...

散眼子 发表于 2010-6-21 20:12

                      白丸药

        高凱儒医生是郫县有名的老中医，公社头头令他去结社员医“病”──饿--病！

这仲“饿病”的症状是，病者先被饿得骨瘦如柴，举目一望，满街遍野，无论男女老幼青壮，尽是手扶竹杆，面带愁容，不断呻吟，艰难行进的“瘦猴子”。然后患者双下肢开始浮肿，继而眼皮和面都浮肿，最后肚子胀得象临产孕妇，直到全身乌肿死亡。我的母亲当年46岁死时，就是这般惨……

高凯儒医生当年大约已70岁左右，自已的脚杆和脸都肿了，还要给他人医“肿病”，他深知病因，在处方时只写了“白丸药xxx斤”几个字。

如此，他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公共食堂第二十四道食谱：

偷 红 苕 事 件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偷东西！

59年我考上初中，由于户口在农村，国家无供应粮，学生自带粮。

进入冬天，食堂断炊。星期六回家（平时住校）取粮时，母亲对我说：“下个星期你就把分到的那一斤红苕拿到学校吃吧。”

这一斤红苕共有五根，从星期一开始，我每天只能吃一根，可以吃到星期五，饿到下周星期六晚上回家时再取“粮”。

     星期一天还未亮，我带上五根红苕，步行十五里到学校上学。中午饿荒了，我啃了一口后，把其余的放在学生寢室内，我住的床底下藏好。

     晚自习后，回寢室，我实在饿来遭不住了，去床底下取红苕吃时才发现，红苕遭偷光了。

我的天啦，这一周我咋个活啊！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回家想法。

     第二天，刮北风，下小雨，擦黑时我回到了家，但不敢进屋。

     我躲藏在屋外的竹林中，见骨瘦如柴的母亲（当年44岁），左手提炊葫，左手杵拐杖，呻吟着，向沟边去取水。忽然，母亲一个浪沧，倒在沟边……

     我爱母亲，我多么想上去扶她起来啊，但不敢去扶。我清楚知道，家里根本无粮，父母全靠野菜草根保命度日。

     父母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后有出息，我这样在读书期间偷跑回家，会使父母更伤心痛苦的。

     十二岁的我决定不进家屋。待到半夜时，我麻着胆子，窜到（平日连白天我都不敢去的）乱葬坟场去偷红苕。……

     我脱下长裤，拴紧两只裤足口，做成“搭连子”口袋，装偷的红苕。

     大约半夜过三点，我带着偷来的红岧悄悄回到家门前，不敢惊动家里人，从门缝塞了一半进去后，离开家返回学校。

……

     周未，我回家后，因为“偷”，被母亲暴打一顿！

活该！情愿！悲伤！

那几年，人饿得心慌，一天到晚就想找吃的，却又无食可找。我妈妈为了保证我父亲以及我们三兄妹，更是舍 ...

张世光 发表于 2010-6-22 18:01

“ 偷着吃──感觉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了。”

世光先生，仅仅用了299字，就把半个世纪前“大饥荒、兄妹情、母爱、子孝”的悲惨场景和食谱，极为真实地为我们描绘出。这是对历史、社会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良知铭言。

现今社会多么需要──“康复粉”啊！

　　在那二年，农村饿死了不少人。城里人虽说有定量的粮食供应，但是也有许多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散眼子 发表于 2010-6-19 00:31

见“散眼子”先生的六弟之死，我联想到我的“幺弟”。幺弟生不逢时于1959年初，正是大饥荒的第一年。到了1961年夏，两岁多的幺弟还不能站立，更谈不上走路了。病因也是严重缺营养的──“疳病”。这时，家是父、母、爷、婆（婆）都快饿死了，也无法无力去管幺弟了，为了救他一命，准备下狠心把他“丢了”！

丢幺弟是在一天早晨。全家人痛哭一场后，父亲用了一辆“鸡公车”推着包着的小弟，去大河那边的先锋乡去丢的。我哭着，跟在车后撵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座在路边田坎上，望着丢小弟的车影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殆尽……后来才知道：先锋公社的社员还有红苕吃，这样的“丢”其实是“救”了小弟一命！

不久，我家一个月内锇死去三人……

        避荒 争当“杀人犯”

60年夏，安德铺上场口的河边上，有人发现一衣着整齐的壮年死尸，经公安勘察，定为他杀。案情一公布，立即有数人自称是此宗案的“杀人犯”，争倒到公安局“自首”。一个叫舒云光的也在自首者中。

舒云光，男，农民，时年约55岁，安德公社五大队二队一组社员（村民）。据说他去投案时，是杵着拐杖去的。他的家离案发现场最近，家里其他人都饿死光了，因此作案嫌疑最大，故公安局将其收监（狱）。

关了一年多后，公安局查实此案与舒云光根本无关，将其释放。后来我亲自问他，为啥要争当“杀人犯”，他说：“关进班房有饭吃，不这样做，我早就死定了。”

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