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梓告别仪式儿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翁锐 · 发表于: 2005-8-15 20:14:43

　　曾宪梓（1934.2～2019.9.20），男，汉族，广东梅州人，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获“中华慈善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编号第3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曾宪梓星”。
　　1986年开始到内地投资设厂，1989年合资成立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组织海内外华人到内地投资，2001年促成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南京召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现任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经在香港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还是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名誉会长、新加坡南洋客家总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佛教文化产业永远荣誉顾问、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荣誉院长、广州中山大学名誉博士、美国爱荷华威思利恩大学政治学博士、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曾宪梓先生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为“倾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2019年9月20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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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歪大佬 · 发表于: 2019-9-21 22:02:41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领带大王”走了，校园里的宪梓楼还在

　　他曾讲，自己多年来受到过多次骚扰，“烧车的、写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的都有。”他自认敢做敢当，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并不害怕，只说“笑骂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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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他经常在花园设宴联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祖一飞实习生：张司钰郑丹
　　9月20日下午4时，香港金利来集团发布讣告称，其创始人曾宪梓因病在老家梅州逝世，享年85岁。
　　曾宪梓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有人在网上怀念起从前打拼的日子，“系过你的领带，穿过你的衬衣。”
　　曾宪梓自创领带品牌“金利来”，逐步将一间小作坊发展成大型服装公司。当时，很多男性参加工作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攒钱买一条他的领带。那句“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几代人熟知的经典广告语。
　　作为赫赫有名的领带大王，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自称在香港数十年来从不赌马，也没去过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虽然住在别墅里，却经常吃的是廉价盒饭。
　　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被他捐献给了祖国。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教育、体育、航天、文物保护等领域，曾宪梓累积捐款超过12亿港币，大批学子和专业人才受益。

宪梓楼
　　时过境迁，如今知道“金利来”的年轻人并不多，但仍有许多人以另外的方式和曾宪梓产生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分散在各大院校里的宪梓楼。
　　提到在宪梓楼上课的经历，学生们纷纷留言接力：清华、上海交大、北师大、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西部偏远地区的几名学生说，他们学校还设立有曾宪梓教育基金支持的资助项目；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评论称，“资助了我大学四年的奖学金，老先生一路走好，我会努力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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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的曾宪梓楼。图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博
　　1978年，曾宪梓回到家乡梅州，看到母校东山中学破败的样貌，他当即决定捐款30万港币新建一座教学楼。在当时，30万港币的大额捐赠几乎从来没有过。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专门接见了曾宪梓，并建议将教学楼命名为“宪梓教学楼”，以鼓励更多华侨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之后，梅州这座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曾宪梓的印记。他为嘉应学院建造教学大楼，为学艺中学建造图书馆，为乐育中学修建办公楼，为宪梓中学修建了人行天桥……家乡修路、接自来水管、建老人院，他也都会出一份力。
　　家乡之外，1992年，他专程来到北京，与教育部合作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首次捐款金额为1亿港币。
　　2000年开始，基金会又将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工作，先后资助北大、清华等35所内地高校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一万余名。
　　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采访曾宪梓时曾问他：很多青年学生视留洋为奋斗目标，却很少会再想到祖国。如果您资助过的学生也这样，会觉得痛心吗？
　　曾宪梓回答，“留学是好事，可以学到先进科学技术再为国效力。”他说，自己并不否定学生为了个人和家庭奋斗，但他觉得，个人生活过得去之后，就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不懂这一点就会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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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对于学生，曾宪梓始终怀有怜爱。即便晚年只能靠轮椅行动，他也经常参加各类校园活动。今年17岁的罗源阳曾在梅州市梅县区宪梓中学就读。他还记得，2018年底，曾宪梓曾由儿子推着轮椅来到演讲台前讲话。老人先是开了一句玩笑，“我老了，说话也不清楚了，同学们不要笑我”。讲完之后，他坚持要去每个教学楼看看。

从穷小子到“领带大王”
　　对教育重视，或许正因为曾宪梓的命运也曾因此改变。
　　1930年代，曾宪梓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农民家庭，4岁时，曾宪梓的父亲去世。
　　母亲供曾宪梓和哥哥在村小学念书，但12岁那年，因为没钱交学费，曾宪梓辍学回家。
　　1951年前后，土改运动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广东梅州的一位干部留意到，每次劳动过后，一个男孩总喜欢抱着本书看。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穷到“连稀饭都喝不上”的年轻人被送进了学校。
　　这个男孩就是曾宪梓，靠一个月三块钱的国家补助，他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27岁的他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一开始，曾宪梓并没有想过要出国。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但工作刚两年，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
　　1963年，曾宪梓辞去工作。出国之前，他问自己，“我就这样离开祖国了吗？”不舍的同时，他立志将来回国报效祖国。从那时候起，这个誓言一直鞭策着他。
　　初到泰国，曾宪梓跟着长辈学习制造领带的技术。他还时常来往于泰国与香港，做一些小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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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曾宪梓在香港接受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上世界60年代末，曾宪梓将全家人接到泰国，自己帮兄长管理工厂，那时候的他收入甚微，后来因为和兄长发生分歧，只得住进贫民区。据《曾宪梓传》记载，那段时间，曾宪梓的妻子抱着不到一岁的小儿子，整天呆在房间里黯然落泪。
　　曼谷的贫民区环境恶劣，野狗、蚊子成灾。曾宪梓变卖了手表和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台缝纫机，便开始独立制作领带养家。
　　1968年临近春节时，曾宪梓独自一人前往香港，租好房子后，得以和母亲、妻子及3个孩子团聚。此时的曾宪梓依旧捉襟见肘，穿西装扛桶挑担的他被当地人笑话是客家乡巴佬。笑话背后，他反倒发现了商机。
　　彼时的香港流传一句俏皮话：“着西装，捡烟头”，意思是在街上捡烟头的流浪汉都穿着西装。但曾宪梓发现，尽管在香港穿西装很普遍，却没有一家专业生产领带的工厂，他决定依靠自己在泰国学习的领带制作技术，在香港“赌一把”。
　　那年，曾宪梓34岁，叔父寄来了一万元港币帮他安置家用。过完年，曾宪梓就用这剩下的钱在香港租了一间60平米的店面，和妻子起早贪黑手工地缝制泰国丝领带，同时让泰国的叔父按照自己的设计制货寄回香港。
　　为了推销，曾宪梓时常带着一大盒领带，挤着巴士来到繁华的尖沙咀地带，却常常只能零星地卖出几条。曾宪梓发觉，或许是自己的设计太低端，导致销量不高。于是他咬咬牙，花了全家一个月的口粮，去百货大楼买了当时最受欢迎的4款高档领带。
　　对国外领带研究几日后，曾宪梓决定全套买入外国进口的领带原料，着手生产优质领带，走高档路线。第一批德国原料进口以后，曾宪梓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制作，用十几个昼夜仿制出四打高档领带。
　　曾宪梓将领带拿给一个销售经理看，结果对方也不能辨认真假。当时曾宪梓的兴奋劲儿“不亚于他新婚之喜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程度”。
　　不出所料，曾宪梓的产品很轻松地挤进了百货商场。很快，他的领带因为样式多、质量好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往日的穷小子一转身成为香港小有名气的领带生产商。正式注册后，“金利来”品牌声名鹊起。
　　《香港商报》曾评价：“曾宪梓创造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名牌，使香港人不再认为香港货是廉价货，比不上外国的货品，这该是每一个香港人感到骄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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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5日，广东省梅州市，行人从金利来店前走过。

曾与习仲勋、杨尚昆讨论改革开放
　　找准方向后，曾宪梓的领带事业走上正轨。作为一名有实力的爱国商人，他出现的场合越来越多。
　　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邀请了港澳20多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前往广州讨论改革开放，曾宪梓是受邀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气氛很紧张，很多人在会场上不大敢讲话，但是我敢。”2007年，曾宪梓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当时的他曾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看到内地的工厂只负责生产，产品造出来了，能不能卖得出去没人管，只需要找有关部门分配，曾宪梓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做了算”。相比之下，他觉得香港的“算了做”模式更值得学习，因为有钱赚才会去投资，跟着市场走才能赚到更多钱。
　　“我还说内地工资制度是做是三十六块，不做也是三十六块，导致企业领导不负责任。”听到这番批评，习仲勋和杨尚昆并未生气，而是给他戴了一顶“帽子”──“这是个解放牌”，意指他的思想很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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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8日，香港。曾宪梓出席媒体招待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1984年，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消息传开后，部分港商急忙把资金撤往海外，曾宪梓的做法正好相反，原计划用于美国建厂的资金被他转投至香港和内地。
　　第二年国庆，曾宪梓一改往日节俭朴素的作风，在酒店摆了136桌，邀请1500余人共同庆祝。
　　实际上，那时候曾宪梓已有政治身份。1983年至1992年，他在广东担任了十年政协委员。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他直言一开始很紧张，“我的第一次发言，两手都发汗那。”他的第一个提案和厕所有关，返乡之后看到华侨如厕难，曾宪梓便建议广东治理厕所脏乱差问题。
　　十年间，每次开会从开幕到闭幕，他没有请过一次假，有意将广东视为政治学校，去培养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
　　1992年，曾宪梓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两年后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连任3届。香港正式回归之前，他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等人进行了长时间政治对峙，坚决反对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政治要求。
　　因此，曾宪梓在香港得罪了不少人。他曾对媒体讲述，自己多年来受到过多次骚扰，“烧车的、写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的都有，日本右翼分子还扬言要杀我全家。”他自认为敢做敢当，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并不害怕，只说“笑骂由人”。

“我的大数，国家的小数”
　　在成功商人和慈善家的标签之外，曾宪梓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球迷。他从少年时迷恋足球，此后一直保持着看球赛的习惯。中国队在香港训练的时候，他还曾亲自去捡球。
　　为了支持家乡与国家足球事业的发展，曾宪梓在1985至1988三年间连续举办“宪梓杯”足球邀请赛，并在2015年第四届世界客商大会期间捐赠了1万只足球。
　　不仅足球，整个中国体育事业都是曾宪梓长期关注的对象。1990年秋，北京将举行第十一届亚运会，曾宪梓即捐献100万港币。18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又捐资1亿港币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奖励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
　　这么多年来，曾宪梓似乎总有要捐钱的地方，总共捐出了多少，他不是不知道。捐款数达到4.5亿的时候，他曾对媒体说，“这些钱，对我个人是大数，对国家而言，只是小数。”
　　接受中新社采访时，金利来的接班人曾智明说，以前，父亲总开玩笑，说只要他不死，基金会就继续。“这十年八年他又改口了，他说我儿子还在，只要金利来公司不破产，我们就延续下去。”
　　根据公开资料，曾宪梓最近一次出现在北京是在今年5月底。为了纪念曾宪梓于1993年捐献800万元扶持遗址保护，圆明园在三园交界处建起一座他的的半身铜像，特别邀请到曾宪梓本人出席揭幕仪式。
　　活动现场，这位85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摸了摸自己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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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先生触摸自己的雕像。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部分资料引用自《曾宪梓传》，以及《中国人大》《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文汇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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