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类比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联系的研究──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王德奎

第一部分  理论与基础

一、暴露组学与口传智慧论

读哈工大于淼教授2018年11月12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暴露组学的黎明》，其中类似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有60个从1到708206的自然数中选的大小不同的数字，填写在被六种颜色组成类似多角形花瓣曲线交叉分割的区域内。此图联系邱嘉文研究员2018年2月14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中，类似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这不是五颜六色类似花瓣曲线图，而类似多线条交叉串联起的被五种颜色区分的椭圆形的28个气球。对这两者内涵的相似，类比口传智慧和文本智慧很有感触。于淼是2011年以来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他2007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在丹麦奥胡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邱嘉文研究员是珠海诚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他们两人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们的科研分析的“心灵的境界”，却有相似的地方──《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的文字很少，不妨全摘录如下：

“去年9月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和心仪的专业，想到当她考上高中的时候，我曾送了她‘心灵的境界’说。这回，她感到高数学起来有些困难，于是我送了她这幅图。她表示：‘可以。’现在分享给其他家长的孩子”。把邱嘉文研究员归类分列画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联系于淼教授表达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是为能更好地阐明“暴露组学”比“基因组学”科研的多头性，以及其中复杂关系的联系，由此来理解口传智慧比文本智慧的深邃。在《暴露组学的黎明》一文中，于淼教授说的“暴露组学”很新鲜，由于很多人是第一次才听说，不妨摘录一些如下：

“暴露组学从名词提出，到现在大概10年有余。从2017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今天的暴露组学，大致处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美国最早开始提暴露组的是NIH──加州伯克利、埃默里大学都是暴露组学起步比较早的地方。西奈山医学院2017 年成立的美国第一家暴露组学研究所，是借助美国医学院间的网络，来推动暴露组学研究。2018年11月在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召开的第二届暴露组学会议，就相当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也许接下来的10年内，它的研究经费与成果可能出现井喷”。

暴露组学研究什么呢？它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人的测序，已经是可负担的了。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却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所有暴露组学属于面向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成为回答终极问题的短板，而且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短板且学科间交流壁垒不是一般的高。例如，从环境分析化学与数据科学这两个学科来说，当前如果要评价暴露水平，首先得知道有什么？

也就是目的性分析──但就暴露组学而言，并无法事先知道样品里有什么？所以更多研究是借鉴代谢组学的方法，利用高分辨质谱，来对未知物进行信息采集。这里信息采集的终点是色谱质谱峰，然而高分辨质谱全扫描的结果，往往混杂大量源内反应形成的加合物、碎片或物质本身的同位素峰；这导致虽然可以同时收集上万峰，但形成这些峰的化合物可能只有峰数的十分之一，且这些峰会共相关。

如果想讨论物质间的相关性，而使用了峰数据，那么估计会有偏。同时，峰识别的算法，也通常对全扫数据很不友好，会看到大量不应该被当作峰的数据被选成了峰，积分效果也是一塌糊涂。这一点，从分析化学角度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未知峰的标注，现在流行的方法，是先跑全扫筛出差异峰，然后把那些峰去打二级质谱，有的则直接对差异峰去标注。这里使用一级质谱定性是风险很高的，下游的通路分析会因此不靠谱。而且就算找到一级质谱的匹配，也无法确认是否是同分异构体。而同分异构体的生物活性千差万别，更不用说当前主流数据库各搞各的，覆盖范围有局限性，唯一的标注也并不意味定性。二级质谱定性当前有很多软件可以做，但基本都是欠拟合状态，训练用的数据基本依赖可获取标准或社区用户共享，想做未知物十分困难──当前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如“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中最大的三个物质库还没列，因为数据搞不到，或搞得到但处理起来太费劲。

目前能汇总整理这些信息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处理有些库的数据时，发现数据整理问题很大，格式不标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光是数据提取就得懵圈。另外，分析通量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使分析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下面的问题就是统计分析──用什么模型？为什么用这种模型？眼下都没法检验，也说不上哪个好哪个坏，其实都不怎么样。统计模型的复杂性可高可低，一般说高了，过拟合，而低了，欠拟合。不是说不能一次性尝试几百种统计模型或机器学习模型，关键如何解释？线性模型与层级模型是两种最有解释力的模型，但预测性谁能用谁知道？直接上神经网络不是不行，就是不好解释。精巧的统计模型面对错综复杂的数据，难怪临床上喜欢多元线性回归。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代谢物或暴露物有差异，环境研究可能没有分组，或者说分组后并无法进行效应预测。虽可以用效应诱导分析来做，但效应终点还是相对固定的。

此时预测多个毒性终点，不过如何把荷质比转成结构，也可说是一团乱麻。多个毒性终点也意味着不同的健康模型，有没有基于多个健康模型的宏模型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赖合作研究。跟健康相关研究还有个问题，就是无穷混杂因素。例如，有的知道年龄、性别、种族等；有的在建模时是忽略的，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可能是混杂因素。

暴露组学研究是点对多点做相关──健康研究的真相，是多对多互相影响，控制实验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数据是来自观测研究，那这问题就几乎无解。受研究共同体的视野限制，如果只关心那些强信号，可能忽略了那些弱信号。但这里的强弱，是仪器决定的，不是生物学意义决定的。或许很多人的研究，可以讲一个故事，但很难回答一个真实的问题。这只是现存问题的很小一部分，每一点的进展都可能对上下游研究产生颠覆式影响。

对研究方法论的标准化、可重复化及与对基础研究进展的快速整合，是必要的。或许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暴露组学，很多人可能惊叹：为什么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研究上？不过这就是科研的现状──无法预知今天的愚蠢，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意识到当前的问题──暴露组学处在新研究的黎明期，即幸运也不幸。幸运的是大家起跑点都差不多；不幸的是只要跑，摔跟头几乎是必然的。

以上摘录《暴露组学的黎明》的文字很多，关键是把“暴露组学”对应“口传地方史”考证，把“基因组学”对应“书报公开史”考证，想说明“口传地方史”考证，比“书报公开史”考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很多。为啥要作“口传地方史”考证？正如暴露组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是关系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延伸这种类比──“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的基本问题，跟“书报公开史”考证差不多──都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否？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如“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主流一般更多依赖古代保存下来的书籍文献文物，伴随田野考古技术的进步，针对书籍文献文物的古史鉴别测序，认为已经是可负担的了──这被称为“书报公开史”考证研究法。无需讳言，这影响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因为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虽然“口传”有误或虚假的时候很多，但有些家传的往事，涉及社会处理不当，当事人或知情人把它忍耐下来，暗中或不经意间口传给后代成为家庭、家族或地方人群，作为教训或注意回避的处世“记忆”，相对公开的书本知识、智慧，或许也可叫一种“口传智慧”。

笔者对“口传地方史”与“书报公开史”的比较和研究，起源于青少年时代家乡四川省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一些类似盘古、岐伯、嫘祖等远古地理人文的传说，与公开的书报说法不同；以及近现代革命斗争事件及人物的传说，与地方管理部门的操作不同，不知缘故。

例如，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王老师，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王老师，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例如笔者单就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407页的“第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开头“1、特支、支部：”就有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宏先任书记，余国政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10月，成立天垣申家沟这部，书记申家成”。

笔者就出生在这里“天垣申家沟”附近的王家坪，母亲就出生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玉龙镇申家沟，名字就叫“申家蓉”。这里山区农村，申姓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且申姓同名，甚至一个人的几个名字，在几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笔者知道的至少有四个人，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

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这是问父亲才知道的。例如，笔者父亲的名字，社会上都叫他“王治平”，但他说这只是他的“号名”，他还有父母按族群字辈取的“本名”叫“王修齐”。父亲还说，与我们天垣王家坪同族同村不远的赵家沟的冯家坪，也有一个比他大20多岁人，也叫“王修齐”。可见同族同村同名的现象，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这种同名，父亲才有自己改名“王治平”的。但社会上，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名”，是按别人的习惯。例如，父亲说他的弟弟，就是笔者的幺爹，社会上都叫他“王修治”。父亲说“王修治”还有“号名”，叫“王平儒”；但知道的人不多。

这种类似“暴露组学”属于诸多学科的现象，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混淆。因为笔者小时候，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他人长得高大，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多，类似“雷明远”式的“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1955年他才死的。笔者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56页说：1935年3月26日在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4页说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又名何增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是人还是鬼？

《盐亭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的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呢？笔者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重庆顺路回老家天垣，听到的一些事情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事”也影响不了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的书刊不免有影响。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 、乡塾、家塾，等等。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所以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如一族人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私塾在我国解放后已经不存在，这里重提私塾，是想类比“口传地方史”现象在个别地方、个别时候的存在。因为类似今天盐亭县和四川省内在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对远古盘古、岐伯、嫘祖传说的考证和出现的文化促进会等现象，主要也就是缘于“口传地方史”现象的影响，但真实性是否准确，考证起来缺环不少，难度也很大。

但像2017年11月12日由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中共江油市委，在江油共同主办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研究员李蓉同志出席。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发表她的《不忘初心高举旗帜不懈奋斗》发言摘要文章中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显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里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在盐亭也有类似“口传”，因为时间近，可以作些探索。

把“1920年3月12日”前的历史之谜看成类似“暴露组学”，真相已经远去。今天的盐亭，像打开的一本书。但看到的“书报公开史”的文章、资料，与被“赶走”的考证“口传地方史”的一些真实不同，例如，众所周知的因“正能量”、“主旋律”、“底线”等要求，也是可以理解和允许正常存在的。那么盐亭为啥会成为“1920年3月12日”之谜解开的一把钥匙，这要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与马克思学说最早“口传”入中国说起。因为近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近现代生产革命的工业发展有关；而盐亭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然联系，一是它的古文明，二就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经济的历史。

据《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介绍：盐亭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先蚕嫘祖发明栽桑养蚕煮茧抽丝制衣、衣被天下的历史。盐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居嘉陵江、涪江两江分水岭。盐亭历史悠久，初为《禹贡》梁州孱亭之域，公元535年的西魏废帝时，因治所近盐井改名盐亭县。到公元584年的隋文帝时，县令董叔封抓住县民善于栽桑养蚕这一传统优势，革新技术大力发展，致使当时盐亭的蚕丝产量跃居三台郡之冠。在唐代，县北安家场所产“鹅溪绢”，细密光滑，色泽柔嫩。到宋代鹅溪绢织造遍及全县。明《一统志》有“天下皆称鹅溪绢”的记载。1869年清同治时，盐亭被列为全川蚕桑重点区之一。1920年盐亭麻秧乡被誉为“蚕丝大王”的吴家义，买回缫丝机具，雇用缫丝工人，日产丝33公斤，初在成都出售，后又运到上海市场出售。而盐亭的盐业长期居私营工业之首，是盐亭重要的经济支柱。到民国有盐井2000多口，盐工3000多人，井盐年销售量312万公斤，66%销往外地10余县。1847年起，盐亭各地农民、盐工揭竿而起，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所以针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不从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作考证，而从属于“口传地方史”考证作回答，认为时间可分两段。

例如，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就有“口传”第一段，针对1689年9月7日康熙政府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外国侵略者占领中国疆域演变到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第二次鸦 片战争仍肆无忌惮。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包括马克思1858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写的《鸦 片贸易史》，时间就在1858年被“口传”注意到。

再“口传”传入盐亭的时间，是1873年因美国经济开始的萧条，随着凝聚为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使得大批因种族歧视搞垮了经营，把从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后移民美国的华人、华工及家人，被迫暂时赶返回中国，由此1868年开始有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口传人盐亭──其中也与口传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翮有关。张鹏翮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书的，例如，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诰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他出版的《黄昏练》一书中说：“官至宰相的张鹏翮，盐亭县折弓乡人，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后迁居遂宁黑白沟，依靠叔父生活。叔父死后又迁居西充县槐树镇禅洞湾接受名师教育，攻读成才，中康熙时探花。因代表大清出使帝俄，签订有名的《尼布楚条约》，为国家争得了乌苏里江的大片土地，升任为大理寺少卿。后又奉旨治理黄淮两河有方，深为康熙帝赏识，功成封为史部尚书。雍正三年被诬冤死，查明后雍正追封张鹏翮为大清国文华殿大学士，领宰相衔”。

由此的影响，马克思1858年谈论鸦 片战争对中国充满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传闻，开始在盐亭传播。第二段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巴黎公社起义仅存72天，被处决公社社员超过3万，监禁4万多，流放又近万人。但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总委员会把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起草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页的小册子发表，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阐述了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勤廉节约等思想，指出巴黎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时政要闻的巴黎公社起义在中国的传播，虽在巴黎公社被镇压40多天后，才有一家清朝的报纸报导法国“官军戡乱”，将“乱匪”发往充军，“以肃典章，而除凶孽”。

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直至50年后中国人自己组织建立共产党。这种“回荡”，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曾经传出最多，为啥？

二、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

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从盐亭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鸛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并且古山寨城邦原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早在明清时代及以前修建、留存的一些小寺庙，被兼容变为当地人家子弟的书院也不少。而这里远古文明的心灵，没有被撼动过。

例如，盐亭石牛庙乡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抗争”影响经济，助长社会对立。但道理一说就懂，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有自组织、他组织；本地性、普世性；而选择中有对抗，就需要法治。但法治是分法律和效法的，这两者的交叉，盐亭远古盘古-嫘祖传说有“法天法地”的效法，即法是天，是地。天，不怕变天。天变了，还是天的规律；地变了，还要地的勤劳。所以西汉学者刘向理解的“抗争”是：大凡动荡暴力兴起的时候，其实都是百姓不服以现状；如果文化与现状不改的话，那么暴力活动就会更加猖獗。范炳南认为，“抗争”会出现社会动荡，或暴力，是百姓不服现状。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 “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

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石牛庙乡后继的还有蒙思明，1927年到日本东京留学，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例如，绵阳1742年建湖广馆，1746年建山陕馆，1755年建福建馆，1758年建江西馆，1770年建广东馆等，这些留居经营在盐亭的张献忠陕西籍老兵及后代，他们中出现的发家致富者和盐亭土著中艰难活下来的有识之士，与人民共同体验“湖广填四川”的苦难和反思上古文明兴衰轮换的总结，才使盐亭陕西会馆和存古学堂走出了不同的路──与追根溯源私塾从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存古学堂虽然是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校，蒋德均、谭嗣同、梁启超等1897年11月29日在长沙正式开学办“时务学堂”；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最早提建立存古学堂的理念，和1905年他首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等，主张“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救亡图存，为妥为处理“中学”（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等相比。

盐亭不同是从1665年体验“湖广填四川”苦难和反思，盐亭的会馆和本土大批学人对“存古”保存的认知，与后来洋务派张之洞等人的不尽相同，是把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中“抗争文化”解决国家的“内乱”与“外敌”，与“难民、灾民、饥民、移民”问题相关联。再结合到两百年后的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时政要闻，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评说要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生产者的自治政府”等思想“口传”入盐亭，使他们把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办法，与马克思学说的解决方法求索结合在一起。

因为对于什么是“存古”，他们认为存古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的单一的和谐早、好自居，看作是自杀陷阱──拔高儒学一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二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人与自然及天下的和谐持久双赢。例如，日本从隋朝年代起至明涌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其后开始侵略中国，这是学生打老师。其次像历史上中国南方比北方遭到“外敌”的侵犯多，是北极的严寒，使沙俄白人南下不断侵犯，也逼迫中国东北枭雄、后金的努尔哈赤等向关内侵犯。但早在1871年之前的1649年出生的张鹏翮，就已从盐亭陕西会馆到存古书院的求索成功培养出民族气节.

1689年张鹏翮内斗“内鬼”，外斗帝俄，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相关盐亭陕西会馆──在“湖广填四川”后，它在盐亭建立的多省会馆中最为出名，而且也是唯一还有遗存，留在今盐亭云溪镇西负戴山东下半坡上。盐亭陕西会馆解放前也称昙云庵，地势偏僻，系唐代石木结构古建筑，曾为李白、杜甫流寓盐亭住居处，也为唐朝宰相严震家墓地看护房。1956年县政府划给县林业局作为看守负戴山森林的住房，但在1970年代初并无人居住，而且可见残存的大幅上古盆塞海洋文明的彩色壁画；直到1970年代末才改建为县林业局的办公处。“盐亭学”到“重庆学”，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都可以从这里展开。这里“口传”张献忠农民起义的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难忘为啥要在1633年时才起义的是：

起义涉及“口传”1632 年 9 月 7 日，明朝著名科学家、内阁次辅徐光启，他的学生、大明火器部队总司令、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斩首，年仅 51 岁，只因“一只老母鸡带来血案”──登州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本想雄心勃勃重用熟悉辽东情况的汉人辽籍军人孔有德率部打先锋，出征收复辽东。但山东人却处处排挤这些外来户。孔有德率部出征时，沿途遭遇闭门罢市，辽兵一路挨冻受饿。到吴桥时，一名饿极的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家仆仗势，闹上门来。孔有德军纪很严，将抢鸡士兵“穿箭游营” ，但辽兵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将王家飞扬跋扈的家仆打死。群情激昂，士兵哗变在即，但王象春的儿子更加飞扬跋扈，不依不饶。孔有德走投无路，受人唆使煽动，率乱兵把王家给灭了门，倒戈杀回登州。孔有德并非想叛乱，而孙元化也坚持试图招抚。

但孙元化的同僚王道纯却想趁机灭掉这股辽兵，出城打杀。正等招抚的孔有德吃了亏，与城内辽兵里应外合，攻下登州城。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但他在叛军中有极高威望，对孔有德等也有大恩，他明以大义，孔有德又回心转意。朝廷也同意孙元化戴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诏书，结果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又开始作乱。孙元化继续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让辽兵们等待招安。

但孙元化还在前往北京路上，王道纯袭击叛军。孔有德的叛军因为掌握有大量火器，等着招安却最终等来了孙元化的死讯。而且在登州失陷时，朝中温体仁等说孙元化已反。他的恩师徐光启上疏代其申辩，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但朝内温体仁等对孙元化的攻击与诬陷并未停止，因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当初力荐孙元化的首辅周延儒。

周延儒试图保下孙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温体仁，觊觎着首辅宝座，他等来的借孙元化攻击周延儒的机会，怎能放过 ? 温体仁摸准崇祯帝的痛点：痛恨大臣结党营私。他一改以往对周延儒的恭敬，将他和孙元化扯在一起，说周延儒曾收过孙元化的好处。1633 年 6 月周延儒下台，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此后不到半年徐光启溘然长逝，1633 年 4 月孔有德等在山东无法立足，带去 13000 多人，数百艘船，还有大量西洋火炮与娴熟的火器手，渡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这支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的叛逃，使明、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金有了入主中原的本钱。

孙元化之死却被张献忠看作是农民起义的最好时机，张献忠在1633年宣布起义。以后转战湖广等江南各地11年，1644年张献忠主力进入四川，1646年张献忠在盐亭边境山寨大围坪被射杀而亡。有人把张献忠进川的超量“肃反”，类比近300年后的张国焘──1932年12月24日邝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被选为主席。1933年6月旷继勋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惨遭张国焘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年仅36岁。旷继勋的战友曾中生1933年9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长期监禁，1935年8月张国焘派人将他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就连盐亭龙潭榉溪河畔地区革命老区，1934年10月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也有“口传”与张国焘“肃反”利用敌人消灭内部不同意见派有关。

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书416-417页中讲：1932年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戴季英，不顾红25军74师当师长的徐海东的反对，借口“肃反”下令将74师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全部杀掉等，这是否也与张国焘影响有关不说。把张国焘与张献忠农民革命的“肃反”相提并论，其实从“历史智能”的发展上说是不能类比的──以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起义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阐述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勤廉节约等“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思想“口传”入我国划线，之前张献忠1633年宣布农民起义以来，都属于等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阶段。

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入我国后以来，都是属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阶段。1646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在盐亭的老兵及后代不结怨，是他们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地转战中，看到改为大清国号的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利用孔有德等反叛缴获与仿制孙元化的火炮，入关后即使与陕西李自成的农民军交锋，火炮也仍然是大显神威，攻城掠地，势如破竹，使他们才明白徐光启老师带出学生孙元化的意义：

孙元化不抗拒西洋火炮，走上“西学为用”之路，潜心研究西洋火炮，青出于蓝，写出了专业著作《西洋神机》，成为明末独一无二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的专家，这是对的。用今天的话说，是“暴露组学”──革命不仅是暴力“造反”，夺取政权──类似健康的目标不仅是基因、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还要考虑日常暴露、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微生物组等综合学科的作用。因为仅“中学为体”一个顺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办法，仅类似“基因组学”。胸怀世界，反过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新时代。

把明朝文臣武将类比“基因组学”──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尔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时，才发现孙元化的“神器”的厉害。例如，孙元化在“宁远大捷”中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 ，面对骁勇无比的后金铁骑，宁远城头 11 门西洋大炮成了超级大杀器，后金勇士再凶悍，也顶不过最先进的热兵器，连努尔哈赤也受炮伤──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唯宁远忿恨而回的努尔哈赤 ，八个月后在郁闷中死去。

孙元化的“西学为用”，是因明军当时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过后金的弓箭，所以他主张用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来解决问题。其次，后金骑兵天下无敌，他主张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旷野中，坚城与大炮互相依存，发挥火器威力。这也联系到另一方面──如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从读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近两千年来盐亭各区、乡、村从私塾、书院到后来的存古学堂，能总结巴蜀盆塞海古文明以来兴衰轮回的“抗争文化”得出：“敌人”不仅类似在球面画个圈，只分内外；还有像环面，画的圈也能绕过──“防线”内因、外因，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悠久的盐亭书院（书馆）为提高质量，素有外请全国名家来讲学，内送学子出外去求学或教学的习惯。

如安徽“桐城派”奠基人方苞(1668-1749），1699年（康熙38）举江南乡试第一闻名，1706年中进士，1712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免死。方苞1734年（雍正11）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盐亭书院（书馆）研习刘向“抗争文化”闻名远播，相传盐亭龙潭书馆有几辈方苞的后人，为躲避乱世中大开杀戒的“文字狱”的清剿，也远涉千里、隐姓埋名来到盐亭龙潭学馆授课。

从1646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盐亭的陕西籍老兵，到“湖广填四川”中建立起的盐亭陕西会馆等外来户，无不对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书院的“抗争文化”感到震动和清新。两面结合推动“历史智能”迎来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盐亭的转型“蜕变”，这可以用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百年笔塔作证。2008年“５•１２”大地震，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笔塔垮塌，当晚电话传到绵阳，笔者不久两次前往盐亭笔塔地点察看。见周围虽有地震发生的危房，但直接垮塌的没有，而笔塔垮塌也奇：这类似粉粹性垮塌，砖头散乱在四周，连成大块的不多，所以靠近它的房子受损的也不严重。笔塔残存仅余约9米：西面大致两层，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因为有缺口。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而且在第二层露出了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右联是：门第科举擢东关；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横批是：云蒸霞蔚。

盐亭笔塔是省级保护文物。位于盐亭县委机关内，即原来的盐亭旧城西门外宝台观。笔塔建于1888年，到2008年整整120年，其间经历过了1933年和1976年两次大地震。该塔为重檐歇山式楼阁塔，七层六面，高31米。盐亭笔塔与盐亭陕西会馆遥遥相望，像一管巨笔着墨伸向蓝天。使笔者震惊的是，垮塌的笔塔在解放前就把对联字样，被涂盖了泥层。只因这次地震剥落，“火候文章光北斗”对联才显露出──“口传”涂盖与针对1871年“口传”马克思学说入盐亭有关。但永恒的是，建筑笔塔的时代背景有多种解读，却有传说“门第科举擢东关”，意指“你当你的官”；“火候文章光北斗”，意指“我干我的革命”──这说到与马克思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思想的联系虽难，却不难以理解：因为120年前的盐亭人何能占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就看看1888年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与《法兰西内战》说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的相似。

当时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一个接着一个的耻辱写在我们的历史书上。1888年广东才子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整个清朝朝廷是洋务派当道，中国现代货币形式出现──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的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天津，建有第一家中学的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有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火候”思想，等于给盐亭乡贤的思维壮胆。1889年盐亭就出生了一位叫任望南的人，与何拔儒同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北洋军阀时期他官至山东省代理省长；北洋军阀失败他漫游欧美，并投向孙中山。到成都解放时，他官至四川省财政厅长。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他拒绝随同省主席逃跑，保护案卷财物迎接我军接管。1952年盐亭县法院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他，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法院查证不实，宣告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决定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任望南在旧时做官期间，曾在龙潭创办私立中学，并为盐亭中学等多所中学的发展筹款赠物，有一定影响。

实际早在笔塔修建的25年前，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答随代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到1888年盐亭建笔塔前后，全国类似1873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和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设立的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盐亭，使祖国西南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开始抬起头来。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盐亭县城地面文物，能完整保存的只有县委机关内的笔塔和凤凰山顶的董叔亭，没有被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所摧毁，也可见其近代化意识的清醒。

21世纪开始，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成都，大江南北东西出现为清朝大臣盛宣怀叫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马勇教授，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县，他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他认为：“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把晚清完全妖魔化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教授在《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4期，发表的《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可谓是分外引人关注。因为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他是带头人之一。

例如，还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都有红利吗？》一书，作者[澳]雪琪先生主要以清朝政权历史五个阶段，切片改革红利，分析兴衰成败虽很有创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雪琪先生在前面《自序》中说：1911年“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可以说与马勇教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从国内影响到国外有关。

因为马勇教授在《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中说：“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因为技术标准不一样，全国的路网联不起来，1910年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马勇教授把对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负有科技责任的清朝大臣盛宣怀树立起来，说“清廷派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

马勇教授说这件事上，四川情况非常特殊”。他拿出了一个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腐败闹革命”的证据，“他们”之说──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马勇教授讲的故事是：他们“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集资共计800万。但这800万修路远远不够，因为要修的这段路很危险（直到去年这段宜万铁路才通车），成本太高，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生意上已亏了一半，他们就说那股票不要了，你们赔我们800万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彻底抖搂出来了。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政治变革。”

但这是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意义的歪曲。原因是在当时四川盐亭等地，就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当然马勇教授并不是孤军作战，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带头人，最早还有陆建德先生。2010年4月11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后，就有上海和北京的著名学者、平台带头冲锋，陆建德和马勇教授的观点，被“武威”等人改标题为《保路运动：被建构的“烈士之死”》、《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观点大致不变，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大肆刊发。

这类文章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歪曲，比雪琪先生更甚──文中还不忘记丑化郭沫若先生；还说清朝政府和清朝大臣盛宣怀等的正确方针，是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极少数把持四川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地方绅商的利益。又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清廷早就识破保路领导人的所虑所求，甚至在谕旨上挑明了问题的实质。

但是随着运动的蔓延、深化，中央的声音，已被有效阻隔，无法抵达民间。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交通部于1912年11月与蒲殿俊、邓孝可等四川代表签约，像战败国一样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分赃不均，内讧又起。

看来2010年以来，从国内的陆建德和马勇教授，到澳大利亚的雪琪先生等人，是要想把已经蒸发的清廷政体“黑洞”请回来。说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等人，是清廷改革红利的新既得利益者也行。但其中张澜、吴玉章、蒲殿俊、郭沫若、邓孝可等在日本留学，归国时间不长，他们有的当了省议员，也只是用钱买的一个虚位；如王右木就不愿哥哥拿钱为他买省议员当。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贪污了清廷中央政府大员实际掌管的铁路公司的钱了吗？说民国后1912年蒲殿俊、邓孝可作为签约四川代表，贪污了袁世凯政府承担铁路公司的“浮财”，这与有文章说：“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与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与支助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有关吗？

三、盐亭解“重庆学”初探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因为这同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有联系，特别是发生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一次巴黎公社失败的起义。陈奎先生是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2015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古水井》，一开始就以四川绵阳地区早有类似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写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这类“先行者”也包括后来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重庆报告》说的“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中，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荛、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求学过。这一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播；二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

201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下册588-592页有《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的论述。《开端》作者张军锋先生原是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在2017年11月12日江油市召开“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前，笔者在写《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后，查到并读了《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由于王右木（1887-1924）烈士与袁诗荛（1897-1928）烈士交往密切，且袁诗荛是盐亭麒瑞乡人，所以笔者写王右木时得到的“口传地方史”材料，也多于“书报公开史”材料，特别是张国焘入川影响的历史。

例如，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不久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但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记载袁诗荛烈士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其实，在汪克明1934年4月或5月第一次在盐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时间上，如《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32页说：1934年4月汪克明和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赵当即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该书136页又说汪克明，“1934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盐亭县城被捕”。《中共绵阳市志》书53页说：1934年4月，“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叛变，致使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文俊（汪克明）被捕”；但该书533页又说汪克明，“1934年5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即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两书说法，同一书说是4月或5月都有。原因也许不想说汪克明“叛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好写，但汪克明与党内个别中层难写──1932年-1936年张国焘进四川，高层的情况好写：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有结论。但中层省、县领导听令张国焘错误指挥，有出卖下层地方本土组织的，认识会有出入。即使对1920年3月12日由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虽在马林的调解下，妥善处理与时代潮流苏俄指导1921年8月初成立的共产党的交叉，自行解散，但仍然有对其成员和受过影响的“上海组织”基层进行打击，由此上下的认识会有出入。

正如“暴露组学”的复杂──当时张国焘在红军以认“江西老表”拉拢的人，跟他搞“肃反扩大化”，有的后来因能反戈一击无事。但1949年带兵南下进川，又进行封口追杀，这段历史如文革中下层批刘、邓一样不好写。又如1934年10月23日（农历的9月15日）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石狗场晚上发生的“西山坪事件”──1000多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及反动派包围。汪克明在包围外被抓，带到国民党29军军部，《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志》137页说他“坚贞不屈”，没有被杀。但延伸到1935年3月26日盐亭本土何登甲与申秋成带领的300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被国民党大屠杀砍头。这种就义到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盐亭县文化馆，出“盐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书后，赵方铭馆长传出上面指示说他们是“叛徒”。《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人物简介”何登甲中也说：1933年7月任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委员）、游击大队队长，11月任龙潭区委书记，“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笔者在盐亭县科协工作，1980年代两届被选为盐亭县人大代表和一届盐亭县人大常务委员，一届绵阳市人大代表。因要反映群众不同意见对“西山坪事件”的看法，曾找过原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了解申秋成和何登甲等为“叛徒”之谜。刘泰焰主任说：何登甲、申秋成“叛徒案”，指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被国民党县保安队和田颂尧29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革命根据地300多人的游击队与敌人谈判，条件解围放群众，愿接受本县保安队收编。结果被派到安县去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被令回盐亭整顿。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借机逃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五龙乡）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登甲、申秋成等300多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高灯镇等地。

群众反映的是：1934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同中共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一路，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一同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告密他的身份，“口传”1934年6月敌人策划，假借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让他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共灭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1934年10月汪克明通知何登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在何增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研究撤退时，才传来汪克明又再次被捕。

国民党29军和盐亭县保安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这十分特定十分危难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短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袁思尧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和29军的原“老关系”，假以愿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为条件，来解决突围，让一些不愿继续跟走的游击队战士和大多数群众，自谋生路──这与刘泰焰主任说法不同，也是何登甲、申秋成等人1934年冬被敌人包围后“叛变”，又“反水”的来历。这里的真假，会否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的“叛变”，敌人制造有“档案”？汪克明后来给组织是否有很多能说“清楚”的材料？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已经就义，是否没人能为他们说清楚？而汪克明活着，是否有关系网保护？

何登甲、申秋成等带领的“工农前卫团”的“反水”命运，他们是知道的：借机逃回龙潭革命老区山林打“游击”，遭国民党追捕演变成1935年的屠杀，迟早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不知解放后被认为的“反水”，到如今2018年10月，笔者了解盐亭本土的一些干部、群众中，仍有不赞同上层认为是“叛徒”的看法──申崇碧主任是申秋成家乡天垣申家沟的人，1960年代起当盐亭县黄溪乡妇女主任30多年。退休前在盐亭县政协工作，她不认可申秋成是“叛徒”。笔者问：听说申秋成被杀后，他的家人已有被杀的。申崇碧主任说：他还有后人。申崇碧主任的儿媳妇的父亲──李壁奎主任，当时也在场，1990年代起他先后曾是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长和盐亭县人大主任。笔者问到1929-1933年曾作过中共盐亭地下党县委书记的余国政，到盐亭县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的情况。李壁奎主任说他不清楚，他知道的说法也与余国政说的不同。笔者再问道：成都有人发文说袁诗荛烈士1920-1921年与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无异，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李壁奎主任说：这是盐亭人“闻所未闻”的事。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中159-163页录选有汪克明写的《盐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武装斗争的经过》的回忆文章。一开始他就说：“1933年6、7月间，我第一次到石狗场地区，那时盐亭特别是整个龙潭一带，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在我第一次被捕出逃后，所以仍回盐亭的龙潭地区继续搞，就是想实现组织上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第二次到盐亭龙潭地区……情况与我第一次大不相同，知识分子都较为消极”。这里汪克明说的“知识分子”和“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实际就与“重庆组织”未解之谜有关──1921年8月自行解散后，盐亭龙潭地区没有申请再加入“上海组织”的成员有关。为啥？

一是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巴黎公社起义”，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探索如果成立“共产党”，如何走中国特色的路线。这些影响不局限于盐亭，而且传到陕西。如后来的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陕西地区老革命家，早期的行动就在实践──“重庆组织”立足于“军运”，是因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等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旧军队在有联系。但“重庆组织”的根本路线是立足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解放”；立足于“保家卫国，创建经开区、工业园”；立足于“无产阶级专政，但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而是合理合法”等等。这就需要有一个大智慧的隐蔽求生存求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与后来的“上海组织”苏俄特色，有相似也有不同；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理解这一点──苏俄特色作为世界潮流，只有通过的曲折实践才能唤醒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的必然胜利；这是一个与左、右斗争很残酷很艰苦艰巨的过程。

马林挑明“重庆组织”被排除出“上海组织”，是陪同他的张国焘作梗。其实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四位直接负责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共产党，是早曾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等京津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唁电或唁函，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或转载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国家却是历来亲近的苏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张国焘只说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张国焘1933-1935年在四川“借刀杀人”，留下的“尾巴”并没有过去。1921年张国焘对马林同意湖南派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位代表同去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自此开始不满。

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是“打入”的“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毛主席用55年（1921-1976）的实践，带领人民证明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缺陷，“乌奸文化”要不得，所以逝世时遭俄国民族主义者表示不满。

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借用写程丽华的话，解释“乌奸文化”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其实乌奸文化的基础是东正说，东正说的历史观，类似不影响俄罗斯人要求捍卫乌克兰地区俄罗斯同胞利益的意志。东正说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是俄罗斯在沙俄时期强行对外扩张，打出了越来越大的地盘，东欧、中亚、东亚等地的弱小国，当年都是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的对象。中国大量的地方，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被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去的。等到列宁掌管俄罗斯时，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维，所以才最后完成登上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高峰。

自然科学，是法天法地道法自然的根本。东西方不存在绝对的“意识形态”分歧──如今的乌克兰和俄国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乌奸文化”的特点是宣传东西方对立，乌克兰也只能应对。其实，把俄国类比美国，把乌克兰类比俄国，俄国与美国的争斗，类似乌克兰与俄国的争斗，俄国只能应对。但这是因共产党掌权“意识形态”分歧的继续吗？我国解放初修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从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到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支持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的科学考察，揭示青藏高原成为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的密码之一如湖南大学，杜钢建教授的新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说：西方各民族是来自先夏和夏朝以后华夏民族的迁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由西迁的华夏人创造──原因是青藏高原拥有在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冻土和冰川，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不但享有“世界屋脊”的美誉，而且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

其实，在盐亭革命老区的龙潭，何拔儒先生提出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早期因多次大地震，产生远古巴蜀堰塞湖扩大形成巴蜀盆塞海，古书《山海经》类似远古联合国志书。杜钢建教授的书把中国湘西道县定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从远古巴蜀盆塞海看，道县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的东南面海边地区，从统一人类上古史来说，也没有错。1989年风波处理小平同志也有错──学西方民主，难道全归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吗？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中国的科学创新，如数学柯召-魏时珍猜想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创新，即为中美俄欧科学结合的发展。

《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一文介绍：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口传”笔者最早是1950-1951年解放初，笔者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笔者那时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与其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礼光）。笔者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但笔者读高小、初中假期，在合作社、生产队跟大人一起干活休息时，听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却是一串串，如他说盐亭可被称为革命“帝师之乡”。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那是从１９１1年至１９３５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以盐亭榉溪龙潭地区为例，中共盐亭、三台地下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１９３５年在盐亭高灯镇梅子坡、玉龙镇宗峰寺就有３００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其中，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在经历各种风暴中，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１９２５年天垣场初具雏形，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戏楼面对是盘古庙。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可被人作牲畜交易的场所。如此的开放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