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性格“自取其祸”

现代家里蹲 · 发表于: 2013-8-8 16:40:00

⊙作者：李万刚

　　历史悲情的时刻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好人遇到了奸恶当道的迫害，不得施展抱负，以至生灵涂炭国家沦亡。就像十二世纪二三十年代，岳飞不幸遭遇到了秦桧。然而，心酸的时代并非仅仅因为贤明英雄受奸恶压制，好人难以出头，历史悲剧往往有着深远的时代根系。
　　岳飞是宋朝国家沦陷之际军事体制牢笼破碎时飞出的一只鹏鸟，从一介布衣到建勋平天下，成为宋朝三百年最有才华的军事天才。然而，他又为自己重建了牢笼，当他带领将士疆场拼杀为赵构、秦桧赢来了与金国相持的局面，使得一场“杯酒释兵权”又一次出现，无形的镣铐带上后再难以疆场伸展。
　　在人们印象里，岳飞是愚忠的典型，其在胜利在望之际，赵构却下令班师，“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岳飞乖乖的撤退了。这其实是将岳飞“矮化”了，岳飞“尽忠报国”并非是奴才式没有主见的俯首帖耳，而是有着坚定的立场，是惟──位敢于公开直言反对和议的将领。
　　赵构为何要致岳飞于死地？是因为岳飞自从军到被陷害，都是主张以武力矢志不渝“收拾旧山河”的主战主义者，注定难以接受阳痿皇帝赵构和以秦桧为首的文臣妥协的议和路线，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岳飞才性勇于担当，敢于犯言直谏，对和议屡屡抗议，招惹了先天猜疑武将的赵构和文臣集团，埋下了祸根。在懦弱者独裁的时代，英雄气质反而成了取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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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治军”
　　1127年那一年，对于23岁已有7岁儿子的岳飞来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时代开始了。
　　非在亡国的时代，岳飞才能出现。这是南北宋三百年的光荣与悲哀。本来，宋朝是最需要岳飞这样军事英雄的王朝，国家一直未能完成统一，燕云十六州的头顶之痛始终未治愈，然而，宋朝却是军人最窝囊的三个世纪，被帝王戴着镣铐跳舞，在北方强敌面前惟有饮恨的结局。
　　历史并非到了宋朝，突然得了重病，不再有军事脊梁出现，而造成面对强敌屈辱苟安的窝囊局面，是宋朝的军事体制自废武功，武人根本无法施展拳脚。岳飞之死，韩世忠饮恨，都是压制军人体制的必然结果。
　　这还要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说起。赵匡胤从黄袍加身的亲身经历发现，任何人信誓旦旦的忠心都不能相信，皇帝位子要想坐稳，寄托在部下忠心是靠不住的，最妥当的办法是不让人完成威胁皇帝的资本积累。
　　因此，赵匡胤从晚唐五代节度使佣兵自重不断抢权夺位的历史教训出发，认为最恐惧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患，即怕握有兵权的将领也像他一样黄袍加身，这是从他自己经历得出的切实经验。赵匡胤说过，“外忧不过是边防的事，都可以预防；但是奸邪之人没有明确特征，一旦成为内患，是最为恐惧的人。当皇帝的，一定要经常对此谨慎小心。”
　　宋代由此刻意文治，患上了武将恐惧症，“防弊压倒一切”，给防止武将威胁皇位设计出了体制镣铐，“过犹不及”，结果防了旧弊却造了更大的弊端，矫枉过正，违背了军事规律，扼杀了战斗力。按照钱穆来讲，遂成历史上最坏的军事体制了：
　　一是军队归中央。精良军队全归中央为禁军，素质低下的在地方干杂役为厢军；如此则无法形成地方军事割据，但是，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也收了，州县遂日渐困弱”，结果地方丧失抵抗力，后来金兵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如探囊取物般陷落东京也是此因；
　　二是军事权力“三权分立”，将帅与军队分离。发兵权、管兵权、指挥权进行分离，将与兵互不熟悉，兵将日常没有了隶属关系，打仗时候临时派遣将领，带着陌生的士兵去前线；如此无论是管兵的还是带兵的都无法形成形成军阀，发动政变，而“兵将不相习”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其三是以文驭武，不仅中央军事决策的枢密院由文人担任，前线指挥作战时也以文臣统御武将担任最高指挥人，无论是国防部还是前线，“一把手”都是文官，武将反而只能担任副职；如此武将再也难以对稳定、皇权构成威胁，然而当懵懂兵略、缺乏战术战场经验的皇帝和文臣成为国家军事体制的核心，意味着战斗群体的釜底抽薪。
　　四是“将从中御”，皇帝在深宫中指挥一线战争；这对于赵匡胤、赵匡义从军队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皇帝还勉强说得过去，彻底消灭了武将前线谋反黄袍加身的可能性，然而，让深宫中长大的皇帝们决策“千里之外”只能是梦话。
　　可以说，宋朝帝王对武将们的不放心到了极致，其制度设计如同给武将设置了无形的“紧箍咒”。然而，军事规律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相互掣肘和外行指挥内行的结果不仅是军人处处长期窝囊受气，更是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和国防的漏洞百出，面对辽国的屈辱纳币，金国军队长驱而入而国陷，皇帝成为阶下囚，也是咎由自取。
　　有宋一代，是武将产生的荒漠和地狱；帝王猜忌抑制武将也传染给了文人集团，滋生了武将歧视的成见，文武臣之间若冰炭不合。
　　“否极泰来”，1127年，靖康之变造成国家机器瘫痪，北宋灭亡了，随之破产的是宋朝精心设计的捆绑军人体制，那套给军人带上的无形镣铐破碎，搬掉了压在军人身上的“四座大山”，由此客观上形成了军人自由施展拳脚的历史夹缝，成为军人自由发挥的战略窗口期。生死存亡之际，一批军事人才也在血与火创造的军事自由中产生，岳飞是其中最杰出者。
　　在出于宋王朝命悬一线抗金的需要，仅有亲兵过千的赵构不得已放权，倚重武将，让那些武将不在轮番更戍而有独立固定的屯兵区域，“君命有所不受”，权力大增，抗议自行扩军，带兵作战，甚至恢复了自赵匡胤开始宋朝最为恐惧的节度使制度，将帅权力大增，即某地方军区的将领不仅统领一地军事，还兼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以及财税，可以任命地方官员，掌控一方财政收入，可谓一地的“军阀”。
　　正是不得已的“放权“，使得宋朝军人潜在的战斗力获得了“自由发展”，战场上没有了文官指挥，没有了掣肘，生死全由将领们的周旋拼杀，在一个个失败而又坚持中，宋朝军队战斗力开始恢复、成长，锻炼出几支劲旅。过去那种“将不专兵”、行政、财政与军政掣肘的畸形暂消，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这种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将兵一体的私家部队。
　　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十几年内，宋朝军队从刚开始的一触即溃的节节败退逃遁，开始能够取得防御胜利，使得金军无法横行无阻，进而有了局部的胜利，宋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来之所以和议能成，也是基于这种战略形势。
　　此时，身在战争一线的岳飞等将领，成为赵构保存皇位不得不依赖的心腹，岳飞更是成为一代天骄，剿灭匪寇“安内”有力，对抗伪齐刘豫与金国部队有功，1134年，刚刚三十而立的岳飞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五位，也是南北宋三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节度使；不到一年，又升任宣抚使，与大他十几岁的前辈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为南宋初年四大将。
　　岳飞在当时的地位可以从军队规律一窥：1130年，岳飞军队开始独立建制，当时拥有正式士兵1万人，收复襄鄂六郡之后发展到3万，后来又兼并了他所剿灭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很快在1135年发展到了10万，水军、步军、骑军各兵种齐备，军队数量居南宋诸将之首。1139年，岳家军增加到84将，统制官22人。与之对比的是当时韩世忠的统制官不过11人，张俊则只有10人。而且，岳飞的驻防区域为长江中游，保护着长江下游的江浙之地，在南宋国防中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赵构又在宋朝猜疑武将的政治猜忌遗传病中，惴惴不安，表面上对这些驻兵在外的藩镇将领很客气，并不是真的信任，只是不得已为之，内心里却时时担心他们造反，唯恐武将功高震主出现“黄袍加身”。那些文臣们更是屡屡上奏赵构，不惜夸大其词，认为武将势力太大正在威胁朝廷，“攘外”之更要“安内”，提醒赵构不仅北方收复不了，甚至南方半壁江山都会不保。岳飞经历了北宋王朝大厦的倒塌，并在两宋的历史夹缝中从无名农民士兵成长为一代统帅、国之栋梁，这是他的幸运，但生在猜忌武人的宋代，已注定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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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岳飞的时代太短，从1127年开始之后的十四五年，两宋之交断裂出的军人发挥的舞台足够大，只可恨，皇帝给岳飞的时间太短。
　　1141年的四月，春暖花开，赵构在西湖之上摆下了盛宴，邀请当时的三大军区统帅韩世忠、张俊、岳飞来临安，说要论功行赏。但是，远在武昌的岳飞迟到了六七天。
　　姗姗来迟的岳飞让赵构和秦桧们煞是紧张，但还是把岳飞等来了。随后，三大元帅被蓄谋已久的赵构、秦桧“明升暗降”，被任命为宰相一级的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三个军区司令部随之取消。他们却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军区，更没有了直接指挥自己老部下军队的权力。出了门，连自己所带的卫兵将领都已经不见，代替的则是枢密院的人，曾经如臂使指指挥千军万马军区司令兼地方大员，彻底成了光杆司令，甚至身边无有一个亲信。
　　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将军队的指挥权从岳飞等将帅收回，部队直接受中央领导。
　　不知道，走出枢密院大门的岳飞会是什么神情，没有一兵一卒，旷世英雄岳飞何谈收复理想？被斩掉翅翼的鹏鸟，该如何奢谈翱翔？
　　岳飞被收兵权，并非针对他一人，而是对所有武将的一次秘密行动。而之所以收兵，根本上是宋朝的家传之宝──重文抑武决定的，而膨胀的武将权力出现的专兵、专地、专权，逐渐让赵构以及文官们寝食难安，不信任武人的遗传基因发作，唯恐中央尾大不掉难以驾驭。
　　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评论：“张（张俊）、韩（韩世忠）、刘（刘光世）、岳（岳飞）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当时的几个军区司令拥兵自重，要多少粮饷就给多少，战功说多少就是多少，俸禄随意讹取，负责后勤的苦不堪言；而且彼此之间骄横生隙，朝廷很难控制。
　　赵构虽然对金朝有恐惧症尽失尊严，收拾臣下却淫威大发。对于将领的军阀现象，他曾用唐朝郭子仪的故事“敲打”大将张俊：
　　“郭子仪虽握重兵在外，内心里却尊重皇帝，一旦圣旨下，马上上路，没有丝毫迟疑，所以自己儿孙都能荣华富贵。如今你的兵乃是朝廷皇上的兵，如果知道尊重朝廷如郭子仪，也会如他荣华富贵。如若拥兵自重，轻视朝廷，有命令不及时听命禀告，就会有不测之祸。”
　　识趣儿的张俊虽然对部下、百姓跋扈，对于皇上却马上露出奴才样，言听计从；此后，他成为了赵构、秦桧在军队内部对付岳飞的棋子，陷害岳飞中“功莫大焉”。
　　其实，自1137年后，赵构自认为南宋已能守住半壁江山，就开始等待时机收兵权了。当1140年金军南侵遭遇挫折，患有猜忌武臣遗传病的赵构稍能睡个安稳觉，就要像其祖先赵匡胤唯恐对外战争中出现黄袍加身，迫不及待的解除各战区司令的兵权了。这是南宋军事体制重回北宋轨道的一大转变，由过去的“统帅指挥枪”改为“中央指挥枪”，原来的统帅与军队隔离，武人又重新被戴上了只能无所作为的无形镣铐，岳飞的舞台丧失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可是宋朝根本上是“笔杆子政权”，宁可阉割武将，自废武功，丧失军力伸张恢复中原的可能性，也要给军人套上枷锁，消除军人跋扈造反的可能性，这是南宋上至皇帝下到文臣的“共谋”。政权然而，当再也没有机会冲杀到战场，实现自己的梦想，岳飞屡屡表现出心有不甘和不配合，猜忌颇深的赵构就开始谋划除掉他了。

莽撞的“越位”直言
　　1137年，是风雨飘摇的赵构流亡政府的重要一年。当年，金国扶持的伪齐被废，宋金开始和议运动开始。也正是这一年，是岳飞命运的转折之年，他与赵构的蜜月合作期结束，忠诚的越位直言受到猜忌。
　　如果飞扬跋扈不听指挥刘光世、张俊甚至韩世忠等军阀的话，对于岳飞却非实情，相反，他有着不同于其他将领的才情，志向高远，廉洁奉公，道德严谨，敢于直言；然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往往最在乎的臣下品质是对他个人的忠，即要一切服从皇帝的超级奴才。很可惜，岳飞不深谙此道，他的高贵品质反而成了逆向淘汰的缘由。
　　岳飞性格朴实，却也显得莽撞，不知“慎言”，以为靠自己的忠心，就可以为“领导”或国家全面考虑建言，说话不避讳。在他刚刚从军还是赵构亲兵卫队的小头目的时候，就向赵构上书反对他的逃跑主张，因此“越职言事”罪被开除。这种性格却一直未改，“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埋下赵构怀疑他的祸根。
　　1133年，赵构将东起九江，西至荆州作为岳飞统领的防区，以此为基地，他收复了襄阳六郡，32岁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南北宋三百年最年轻的建节者，也与当时年长14岁的韩世忠等成为寥寥几人拥有节度使称号的高级将领，赵构甚至要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
　　1137年九十月间，岳飞在觐见皇帝时，除了汇报军队工作之外，还奏请立储之事，让赵构尽早确定“接班人”，并提出建议让当时尚未确定为太子的孝宗来当。赵宋王朝一向有“武人不得干政”的祖训，岳飞竟然越职言立储的大事，掺乎文臣们都不敢的事。
　　当时接班人问题确实是国家大事，赵构在南方立足未稳，金国放出要将他侄子即宋钦宗的儿子立作傀儡皇帝的风声，如果赵构不及时确立太子，南宋的合法性就要受到动摇。
　　岳飞自以为为国家社稷、赵家江山着想，岂不知无形中触犯了赵构三处“痛处”：
　　首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触了赵构的心中的“最痛”──没有生育能力。1127年，当赵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至亲都成了阶下囚，被金兵带走遥远的东北，唯一的漏网之鱼、20岁的赵构在商丘即位，很快坚持逃跑主义，南下到扬州，在在行都扬州自以为可以再过上纸醉金迷生活。
　　不过一年多，1129年二月，金国军队又迅疾突然从北方杀过来，夜半时分，“金兵追过来了”，宦官的大喊将在床上正和妃子缠绵的赵构惊吓过度，惊慌失措的赵构来不及召集大臣，穿上便服就起码出城，先自逃命。岂不知，命倒是逃了，受惊吓结束缠绵的赵构丧失了生育能力，可能是阳痿一类的病，时年23岁，这是赵构最感到丢失脸面讳莫如深的一件事。
　　赵构不像他的父亲宋徽宗生殖能力旺盛，他兄弟二十五人，自己却无有子嗣。本来，南逃之前，他曾育有五女，靖康之变中也被俘虏到了北国，三个早夭，两个进了洗衣院；后来，在兵荒马乱的1127年，又得了唯一的儿子赵旉，不料三岁时候因受惊吓而死，而已经阳痿的赵构此后再也没有生育能力。
　　只是，生于1107年的赵构，此也不过二十多岁，还在一直努力通过医药等各种方式力求再生龙子，“希望”还相当大。此时岳飞却让他立其他人的孩子当“接班人”，岂不是触逆鳞。
　　其二，更为忌讳的是，宋朝对武将的“天条”之一就是“重文轻武”，武人不得干预政事，立太子之事是往往被皇帝当成自己的“家事”，连文臣都少有人敢建言献策，唯恐横生祸端，武人更不得说一辞。
　　第三，对于年轻的赵构来说，最恐惧的事情固然是金兵压境，金兀术追杀他；但是，一旦北方的战事停息以至有了和谈的希望，他最担心的人就是那些掌握军事、财税、人才等国家资源的抗金将领。
　　此时的岳飞掌握南宋最精锐的部队，士兵和将领数量居当时之冠，而且也非韩世忠等从赵构刚当上皇帝就多次救驾保护的嫡系部队，这种微妙的情况可想而知。
　　官场上，最大的忌讳莫过于越界言事。“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如此的结果，非但无补于事情，“且以招祸。”岳飞越位上书是有传统的。在赵构1127年刚刚当上皇帝，岳飞当时在皇帝的大元帅府部队中，只不过是最多管上几十人的小军头，就因“上疏论事”而获罪，离开了部队。
　　岳飞忠心建言献策的结果可以想象。“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赵构很是气恼，奚落和嘲讽岳飞，“这是我的家事，您管得着吗。”岳飞听到皇上如此的严厉训斥，也惶恐万分，历史记载，“鹏（岳飞）下殿，面如死灰。”
　　第二天，赵构还将此事情告诉了丞相，也说到接班人的大事，认为只有心腹大臣才能说上几句话，将帅是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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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令皇帝相信他野心太大心，君臣之间产生裂痕，埋下了赵构怀疑他的种子。而且岳飞之举引起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猜忌惶恐，宰相赵鼎说岳飞“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与朝廷大事，宁不避嫌？”有人也觉察说，“岳飞身为大将而如此越职，岂不是找死么？”

岳飞“耍脾气”
　　从古至今，独裁者最在乎臣子的是否听话，即所谓“忠”，不是忠于国家，而是要忠于他们一人，是否有才能、德行如何都非必备条件，所以才能够理解皇帝们为何宠宦官。对于赵构来说，他对将帅最在乎乃为是否“尊朝廷”，“与中央保持一致”，其实就是听他这位才能中等保守有余的皇帝的话，具体打仗能力、是否清廉、好色倒是第二位的。
　　或者可以说，帝王们是纵容、鼓励手下有嗜欲、贪财、好色等缺陷的，这样才有把柄操控臣下，从而给手下都戴上了紧箍咒，自己随时可以念经操控；相反，就算再有才能，无论如何清正廉洁，一旦不顺遂其心意，担当、直言、自律等高贵品质反而会成为受压制陷害的原因，像岳飞的敢于担当、屡触龙鳞，更让度量狭小的赵构暗结狠心。
　　岳飞是在“找死”，因为他不愿意“堕落”。
　　当其他将领金帛充盈，豪奢无所不至，岳飞却“平居廉洁，不殖货产”，对朝廷赏赐要么犒劳战士，要么辞而不受。当其他将纵容部下，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扰民，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当其他将领工于心计、曲意逢迎或者难得糊涂，岳飞胆识出众，敢于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求功、担责。自律、正直的性格让岳飞锋芒外露、不识相、胆大妄为，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央政策的不满。
　　本来，岳飞可谓赵构一首提拔信任的心腹爱将，多次亲笔给岳飞写信嘉奖鼓励；但这是赵构宣布当皇帝而后十年中，整日受金军威胁仓皇逃窜难有一日安定时，岳飞可谓股肱之臣；赵构也足够重视岳飞，破格提升，三十二岁便成为最年轻的节度使、大军区司令，而与他一样的韩世忠大他14岁，刘光世大他17岁，张俊大他17岁。赵构甚至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然而，赵构与岳飞的蜜月期很快过去。1137年前后，当岳飞等队伍扩大、战斗力增强，抗金之战进入防御相持阶段，赵构的心思转向丧地纳币称臣也在所不惜的和议；皇帝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位子，国土是否收复、割让都是第二位的，赵构固然害怕金国人追杀他，但“内乱”同样让他做恶梦，唯恐在抗金战斗中的将领形成权威威胁到自己。而岳飞一心一意要恢复中原，这种理想追求从未改变，而且可以说是主战的激进派，两者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冲突。
　　此时，和议的曙光初现。金国灭辽宋的老一代军事将领已逐渐老去，政坛派系斗争此起彼伏，眼看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南宋转向，恢复中原的可能性大增。岳飞益加求功心切，也因此显得不够听话。当其他将领惟朝廷命令马首是瞻，岳飞却坚持抗战己见，每当在赵构、秦桧与金人议和，他便会提出“乞归田野，以养残躯”，上表皇帝要辞职，以表达对妥协求和的不满。而如此的倔强脾气在朝廷看来，意味着就是一种“要挟”，一次次的发生，每次都是宋高宗再三下诏才请出山，隐藏着与皇帝的矛盾不断激化。
　　1136年，岳飞母亲病故，岳飞奏报朝廷请假葬母，不等批准回来，就先自我解除军职，带着家眷去鲁山安葬。当时正在南宋与金国、伪齐斗争的关键阶段，赵构以御前金字招牌降诏其“起复“，多次敦请之后岳飞才“移孝作忠”，回到军营。
　　1137年，当年三月，赵构出尔反尔，对拨付其他将领军队给岳飞的承诺食言，使期待兵力增强恢复中原的岳飞沮丧万分。一气之下未经同意辞职，跑上庐山去为母亲守丧，以行动来表示抗议；岳飞军中无帅，将士不安，赵构多次下诏抚慰，才于四个月后重新回到鄂州军营。此时，恼羞成怒的赵构虽然假意抚慰，却已藏有杀机，他对岳飞说，“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
　　同年九十月间，岳飞又莽撞的干涉赵构接班人问题。
　　1138年，岳飞认为刘豫被废后是恢复中原大好时机，要把“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责任承担起来，提出把握好这个战略时机，否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今岁若不出师，当纳节请闲。”
　　当年，在赵构推动的和议运动筹划之际，秦桧时隔六年再次复出担任宰相，意味着赵构苟且求和决心以下。然而，岳飞收复中原收拾旧山河的雄心丝毫未改。
　　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赵构接受了称臣纳币，收回河南之地的和议方案。岳飞却坚决反对和议，认为“金人不可信任，他们说好的和议不能依靠”，而且指责秦桧“不为国家着想，恐怕要为后人所讥笑。”面对称臣于金的耻辱和议的不断推进，再次上书要求解除一切军职，“特许退休”。
　　跟皇帝宰相唱反调的岳飞，其意气莽撞潜伏着灾祸，连旁观者也看出来了，“岳飞握有重兵，却不知道保身之策，灾祸将要发生啊。”
　　但是，历史确实如岳飞所预测的，当赵构、秦桧们正为和议庆祝，风云突变，金国主和派完颜昌被金兀术发生的政变杀掉。1140年夏天，金兀术撕毁和议，大举南侵。
　　岳飞再次踌躇满志出师中原，取得郾城大捷，先遣部队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失地，并计划“连接河朔”，一举收复北宋故地，重归家乡，由此请求朝廷让给各路军队“火速并进”。然而，似乎触手可及的梦想再次远去，赵构、秦桧逼令岳飞班师。
　　1141年春，金兀术再次入侵江淮，岳飞提出趁敌后空虚直捣开封洛阳的战略，鼠目寸光无意进取的赵构只想着保全江南，数次下诏岳飞应援江淮。岳飞不得已派兵东顾，因心中对朝廷中央不满以及粮草问题，行动迟缓，其战略以及支援迟到被人猜忌别有用心，成为被罪的直接祸根。
　　大敌刚退，赵构就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阴谋，岳飞姗姗来迟授人以柄，更加让赵构、秦桧怀疑他有异志，赵构下了决心要除掉岳飞。
　　赵构将军事将领收回到了体制牢笼，要将疆场之上的狼驯服成奴才一样的羊。岳飞不愿意入赵构彀中，做皇帝手下乖顺的奴才。张俊选择了第一条路，积极配合赵构秦桧，成为陷害岳飞主力之一；韩世忠谙自保之术，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自号清凉居士，在西湖边悠游人生。
　　升任枢密院副使的岳飞，成了无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不久就遭受了谗言弹劾，被迫辞职。如钱穆所言，面对父兄之仇的金国竟然称臣纳币，“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岳飞是一只疆场上的自由鹏鸟，他唯有被杀。
　　究其根本，赵构、秦桧陷害岳飞并非是所谓金兀术要求和议必须以杀掉岳飞为条件，那无非是对岳飞一中变相的推崇神话而已，而是岳飞基于坚决的主战路线一贯反对议和路线，在收复的刻意进取，以及受到制约后动辄以辞职退休耍脾气，让同样坚决和议的君相，以及整个文官集团猜忌他有二心。
　　所以，对同样坚决反对议和的文臣，因为手中没有一卒一兵，人微言轻，最高领袖根本不会在意。就像当时的一个编修小官胡铨，在1138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期间派人到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他以“冒渎天威，甘俟斧”的气魄，写下著名的“斩桧书”，声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赵构砍下主和的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示众，如若不然，他就要自杀，也不在主和的朝廷呆者。然而，胡铨也只是被贬谪到广州监管盐仓。
　　一旦触动了最高领袖的猜疑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在国家主义的祭坛上就命运叵测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尽忠报国的岳飞被陷害，是官场上逆向淘汰机制的彰显，也证明了中国历史中一再将政治政见路线之争变成“你死我活”的内部迫害。
　　历朝历代最厉害的整人手段“诬以谋反”上场了，“先认定有罪，而后补充证据”成为政治迫害的经典模式。善揣上意的官僚明白最高领袖的心思，找人诬告查找确定罪证，这样的手段自古至今都是相同的。政治罪犯的证据从来可以生编乱造，“莫须有”都可以照样治罪。
　　1141年除夕前一夜，这是南宋历史的脊梁被折断的时刻，脊背上刻着“尽忠报国”的岳飞，以谋反罪被杀；临死前，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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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高成怨府，权盛是危机。”岳飞死了，和议成了，内外都没有了威胁。然而，岳飞之死对南宋的打击是赵构秦桧想不到的。经过十几年被追杀、政变折磨得神经脆弱的赵构终于抗议睡个安稳觉了。
　　敌人金国使者曾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只是，赵构不会料到，他失去的不仅是“范增”，而是以国破皇帝为阶下囚的靖康之耻激发出一代求存抗金士气，以及国家危亡沦陷中锻炼出的将帅锐气，都在岳飞冤狱中灰飞烟灭。赵构、秦桧的诛杀岳飞是挥刀自宫了南宋的立国精神。

聪明人韩世忠的流氓恶习
　　1141年，与一曲《满江红》响彻千古的血性岳飞相比，被后人称颂的韩世忠表现让人沮丧，他得知皇帝要削夺兵权后，急忙面见赵构，号泣投地，终于换得宋高宗的原谅。其实，平实骄横而在皇帝面前奴才的韩世忠，正是那个时代武人的典型。
　　韩世忠（1089～1151年）字良臣，少时乃是流氓无产者，“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有人相面说他将来“当作三公”，韩世忠“怒其侮己，殴之”。十八岁时，以敢勇应募从军。宣和二年（1120），韩世忠以偏将身份俘获方腊，被赞“真万人敌也。”在抵抗金兵南侵中建立战功，著名战役是黄天荡，先后被封福国公、潭国公。他不肯依附丞相秦桧，为岳飞遭陷害而鸣不平，乃一嫉恶如仇、正义凛然之士。
　　只是难去匪气和劣习的草莽英雄。岳飞洁身自好，感情忠贞，前妻战乱中改嫁，他与后妻厮守一生，别无姬妾、歌女。而韩世忠具有流氓乱世中偶然成英雄者的特征：虽然大节无亏，却总会放纵人性欲望中的恶习。韩世忠好色，前后娶白氏、梁氏、茅氏和周氏为妻，还纳妾多人。
　　从赵匡胤开始的宋朝皇帝就希望武将们沉迷于酒色财物，不再有黄袍加身之心。所以，南宋诸将大多好色，主持西北抗金的重要将领吴玠，甚至因服用金石，酒色过度而死。如果说出于让多疑的赵家皇帝放心和时代的风气使然，韩世忠的好色还可理解的话，他的另一的恶习却说明其人性中的丑陋和罪恶：韩世忠到部将家中饮酒，竟然喜好侮辱部将妻女，让她们亲自陪酒。
　　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韩世忠晚年好游宴，常赴诸统制之请，莫不以妻女劝酒，世忠必酣醉而归。唯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虽备礼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尝擅离左右。”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是南宋初年的徐梦莘（1126～1207），三朝指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其对韩世忠这一丑行的转引记述真实性不容置疑。
　　利用手中权力渔色，韩世忠如此恶习直追上让部下妻女陪睡的流氓皇帝朱温；也许，韩世忠的权力还不够，如果他当了皇帝，恐怕也比动辄强迫属下妻女陪睡的朱温有有过之之而无不及吧。
　　1140年，岳飞抗金形势大好而被召回，成为中国人熟知的一年。在这个烽火连天、国难当头的岁月，一个有过卓越功勋名叫呼延通的抗金将领却于十二月的严寒中，在淮阴投运河自杀了。他是被南宋初年比岳飞大14岁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羞辱逼死的。
　　对国防部长级的韩世忠让部将妻女亲自劝酒，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只有一位敢“忿忿有不平”，他就是后来自杀的呼延通。作为韩世忠部下猛将，呼延通据称是开国元勋呼延赞之后，1134年的大仪镇之战曾经亲自救过韩世忠之命，后来组织击败金国傀儡政权刘豫的侵略，还生擒过金将叶赫贝勒，从而升迁到从五品的防御使之职。对于宋朝武官来说，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了，在现代应该是少将军衔了。这样一位勇猛的名将之后，不得捐躯沙场，而自绝于沟渎之中。
　　从后来自杀的呼延通“未尝擅离左右”来看，恐怕韩世忠在饮酒时，显然不是普通的两家成员聚会，而是自己只身而来，不仅要部将妻女陪酒，还让其他人都退下的。而他“必酣醉而归”，其间肯定有不少作为丈夫、父亲的部将所不能容忍的侮辱调戏，名将之后的呼延通，“虽备礼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尝擅离左右”。即使如此，也足以让人尊严丧尽，羞辱之至了。
　　侮人在疆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妻女，而且是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的人，韩世忠何忍？稍微有些血性的人，对于这种事情都是难以容忍的。然而，面对掌握着自己前途甚至性命的军队首长，大家敢怒不敢言，韩世忠流氓专制习性之深可见一斑。
　　“唯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一日，韩世忠与水军统制郭宗仪到呼延通家。韩世忠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想起妻女被侮辱的事，呼延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郭宗仪正好看到，按着他的手大呼不可。韩世忠发觉后，大惊失色，急驰马回到自己大营。
　　韩世忠让人擒来呼延通，“数其罪责”，谋刺首长可是大罪。也许是自己先干了亏心事吧，韩世忠并没有杀呼延通，而是把他调到了到了另外一位军区崔德明部队中，戍守运河边的淮阴。
　　本来，这事也就如此平息了。可是，我们却在此看到了所谓的英雄的心胸狭隘和丑陋。
　　1140年农历的12月23日是韩世忠的五十二岁大寿，“是日，诸军献奢者甚盛”，韩世忠慨然受之。呼延通也不得不来，等他奉献寿香时，韩世忠却走入府第不出，羞辱他。被主帅晾了起来的呼延通，“伏于地，滴泪成泓”。
　　众人劝解呼延通，让他不要太难过，他于是起身而去，出门上马奔还淮阴。等到他的领导崔德明从韩世忠寿宴上回来，竟然认为呼延通布有擅离军之罪。委屈至极的呼延通，“怏怏投运河”。时已深冬，估计水已结了薄冰，运河水深，急救之，救出水后呼延通已经昏迷。大家倒着他的身体，由于军装领子太窄束缚着脖颈，水出不来，最终死去。
　　呼延通自杀，“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自悔恨。”然而，高级将领呼延通被侮逼死之事，成为影响戍守边境的军人的一件大事。沿着淮河边境的数百里间，三三两两的逃跑兵卒很多。“世忠退保沂中，复还泗州，军心始安。”
　　高级将领被羞辱自杀，料想得不到什么烈士的称号；而直接的责任人韩世忠也不会受到任何军纪处分，无非“悔恨”一下而已。只是，救命恩人被自己羞辱逼迫而自杀，能否让抗金英雄韩世忠痛自改过，从此戒掉让部下将领妻女劝酒的恶癖呢？悔恨后的韩世忠有否抚恤善待呼延通的遗孀与儿女？可惜，在韩世忠众多伟大民族英雄事迹之外，历史上没有这种事关道德良知的“小事”的记载。
　　与岳飞高度自律纪律严明不同，韩世忠是将骄扰民的典型。他在嘉兴驻军期间，曾放任属下部队四处抢掠，公然绑架县令，勒索钱粮。皇帝再三再四地召他觐见，他也不搭理；尤其过分的是，还曾在元宵节掳掠民女，张灯高会。当时有臣子上奏说，依法他们是该杀的啊。
　　至于韩世忠最为光彩的黄天荡之战，也颇有水分。当时金兀术带领精锐部队追杀赵构，横扫江浙如入无人之境，其带着战利品北归之际，遭遇韩世忠黄天荡之战。后世称，“韩世忠料金军不能久踞江南，便大量制造战舰，准备截击金军于归途。”而事实乃是韩世忠一扫镇江储备物资，装上了大船，烧掉城郭，像赵构一样也要逃跑到海上的。而后，韩世忠阴差阳错偶遇胜利归来的金兀术，将其困了一个多月，靠的就是这些准备逃跑的大船。
　　然而，金兀术显然不是《说岳全传》中的形象，这位金国的军事天才很快就发现韩世忠军队的命门，本来要逃跑用的大船当然不够灵活，只有有风才能行动，金兀术后来用火攻烧掉了大船，当然也包括其中的物资。所以，黄天荡之战不过是利用金军不善水战且正好拥有大船偶然获胜，而且先胜后败。
　　此后，金兀术再也没有南过长江，如韩世忠所言：“这是用兵的计划如此；宋朝人以为他给韩世忠一场杀怕了，不敢再说渡江，这是犯了夸大的毛病。”看待南宋诸将的战绩，不仅要看《宋史》的记载，实在也要对照《金史》的描述的。
　　夸大胜利成果，将“小胜”说成气壮山河让敌人丧胆的“大胜”，乃是自古以来文人最为擅长的鼓舞士气的手段。虽然以这些夸大之词入史，让人激动，但是一则时日久了却再难辨别真相，更重要的是读这种国家沦亡时代英雄们的事迹总是让人生疑，既然他们那么英雄善战，为何救不了国家，任敌人到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在南宋开国诸将中，韩世忠还可谓善类，更多的将领在乱世之中浑水摸鱼，平常揽权跋扈、欺凌部下、鱼肉百姓司空见惯。正是有着一批还不如韩世忠的恶劣骄横军阀，才使得南宋文官集团对军人整体不信任，从而与心胸狭窄的赵构一道进行宋代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收掉军事将领前线指挥权，自废武功，导致偏安局面无法更作。

刺耳的假设：岳飞会否造反
　　宋朝三百年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武将军人的地狱王朝，岳飞的悲剧也非个案。北宋的狄青如岳飞从普通士兵当到了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在与西夏战争和平定南方叛乱中立下累累战功，皇帝说他是“忠臣”，宰相反驳“宋太祖还是后周的忠臣呢！”在文人集团为赵宋江山安危考虑，还是处处排挤诽谤他，“众口铄金”，狄青被贬，49岁郁郁而终。
　　从北宋到南宋，从狄青之死到岳飞被陷害，宋朝面对强敌的屈辱苟安在变本加厉。压在心头的耻辱越来越重，一点点的成功可能性都会在期望中放大，那口咽不下气总要通过弯曲的方式发泄。对逝去的武将的怀念，与对断绝这种可能性的奸臣的诅咒，都会在对现实的不满中越来越反弹。
　　1161年，岳飞死后20年，金国再次大规模侵宋，立志统一天下的海陵王带兵准备一举消灭南宋。当时，赵构接受臣僚为岳飞平反的建议，“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而赵构释放岳飞、张宪家属的诏令与他被迫去建康视师同一天发布。后来又被追封为鄂王，都是对高宗和秦桧的批判不满。
　　历史可能性总是让人遐想。如果岳飞得君信任，一任其北伐，是否能够直捣黄龙府？这是很诱人的画面。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曾言，就算赵构专任岳飞、韩世忠，也未必能够恢复北宋疆土；连北宋开国赵匡义国力强盛时都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又何况南宋诸将。而且岳飞死后的二十年和六十年后，南宋两次北伐也都以失败告终。由此，“以和保邦，犹不失图全之善策。”
　　赵构非开拓之君，虽然危难之际担当起再造宋朝重任，但终于还是守成之主，皇帝官员班子虽然换了一批，庙还是北宋的庙，制度还那一老套，让将帅带着无形镣铐上疆场，当然无法收复故土，更别做梦“直捣黄龙府”。
　　“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假设赵构开拓进取，岳飞、韩世忠得以大任，并非没有收复的可能，钱穆曾感叹“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至少，第一次和议金国准备归还的河南、陕西之地是可以收回的。南宋的历史现实却是，有将帅之时，无君相；等到岳飞死后的两次北伐，却是有君相而无将帅。岳飞之死可以说是夺去了南宋的军魂。
　　对于假若岳飞真的能够“直捣黄龙府”，当代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推断也许会让人刺耳，“如果岳飞真的做成了，也可能变成桓温和刘裕”，桓温是东晋早期名将，三次北伐力图收服中原，晚年揽权试图废皇帝自立，未果而死；东晋晚期名将刘裕对内平战乱，对外两次北伐，最后逼迫东晋皇帝禅让，建国号宋。“因为当时的高宗实在是无所作为，如果真的那样，历史对他的评价又将另眼相看了。”
　　假设的一切都是想象的浮云。
　　岳飞之所以成为千古大英雄，不是因为在现实的功业上取得了大成功，也不是在可能性上可以取得多大成就。人们之所以推崇他，乃是在于其忠诚耿介，甚至不乏鲁莽意气用事，正是这种导致其失败、被陷害的人格使他与那个时代屈辱苟存、明哲保身的人迥然有别，在其个人被杀的悲剧和屈辱和议的历史中，更彰显了失败英雄的伟大。从此之后，人们对赵构、秦桧带来的历史耻辱有多恨，对岳飞的爱和推崇就有多悠远。
　　也许，最后不得不让人想象的是，如果岳飞识相一些、世故一些、退缩一些，赵构是不会杀他的。朱熹也曾批评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岳飞“恃才而不自晦”。毕竟他死时才39岁，“留得青山在”，等到二十年后，就会再次有机会收复中原。
　　只可惜，那就不是岳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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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岳飞性格“自取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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