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川与入蜀：四川人与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四川地理上的内向，促使川人有了“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四川文化更多显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一方面，川人勇于出川，往往能做出大事业，另一方面，川人也海纳百川，在文化上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善于调和，许多外省籍人也能在四川获得成功。换句话说，它既是一个地理的腹地，也是一个文化的福地。与四川山水形胜，四川人思想绚丽，性情豪放，“文章冠天下”。四川是大后方，四川人勇于担负重任走到前沿，富有牺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四川人在出川与入蜀间，参与或引领了先进文化的建设。

　　说起四川，就想起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口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仙名篇流传千古，在国人心目中凿下了刻痕，已然无可磨灭，实际情形当然不如诗仙浪漫宣言的险峻，但也确实描绘了古蜀交通的艰难。“其地四塞，山川重阻”
　　[1]之类记载，史不绝书。四川是中国最完整的盆地，躺在中国西南腹地崇山峻岭的怀抱中，是个典型的全封闭型地区，交通阻滞自在情理中，“因为各个地形上的自然区域，都可以单独的成为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交通线把它连系起来，是很容易闭关自守而独树一帜的”
　　[2]。但四川人没有这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自觉的与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民族大家庭的灿烂文明。 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过一次关于“盆地意识”的大讨论，意在警醒川人不要保守狭隘，在全国提倡“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其自我反省的意义当然值得称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四川人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盆地意识”。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四川地理上的内向，不但没有使川人“坐井观天”，反而促使川人有了“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川人具有大山的胸怀，热情地容纳来自远方的客人，并赋予他成功，四川文化因而显现出明显交互的开放性特征。地理的内向和封闭与文化的外向和开放，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却又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3]
　　[1] 《隋书·地理志》
　　[2] 胡焕庸：《国防后方的四川》，《西南边疆》创刊号，第13页
　　[3] 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孙中山曾感慨“惟蜀有才，奇瑰磊落”，蜀中人才确实很多，不过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是干出过成绩的人大多数都是出过川的。[1]四川人向来都不是保守的，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祖辈，向世人展示了其天才的智慧。而考索其如何走出高地，寻找到新的家园的历程，我们发现古老的蜀族人民最初生活在岷山高地，他们走出了先辈未曾离开的故土，来到他们完全陌生的河谷和平原。这是一个前程未卜的跨越，探索至此并未结束，他们为了连通外面的世界，又开始了蜀道的开辟。四川文化向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早在殷商时期，先民巴蜀不仅与大巴山以北的汉中地区，而且与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已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文明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四川人走出了四川，很多都做出了伟大的业绩，最有名气的当然要算是邓小平和朱德。这里只从文化的角度，采撷几位最典型的文化人物，作为无数出川有为者的代表。
　　“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其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2]。相如是汉代最早“走出夔门”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闻名乡里，先在汉景帝手下做官，后又在梁孝王府做门客，梁死后回四川，在临邛与该地第一富豪卓王孙之女文君结为连理。这里就有一段反封建礼教的自由婚姻佳话可说了：文君那时寡居家中，久闻相如文名，在家宴上又见相如弹琴，高山流水，心为之动。相如也从朋友那里早就知道了文君，苦于没有机会接触，宴会后他就通过文君的侍者向她表白了爱意，一天夜里文君从家里逃出，和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不供给文君分文，文君和相如做起了酒生意，相依为命。今天的文君故里还有文君井呢，这里曾酿出多少美酒！王孙终于屈服，认下了这一才子女婿。相如的《子虚赋》在京中流传，武帝赞赏，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身边便有人告诉武帝此赋为相如所作，武帝立即召见相如到长安。武帝广招贤良，京城群贤毕至，相如与东方朔、主父偃等著名文士时常切磋，加以饱览京内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创作益丰，技艺更加精纯，其超群的才华得到了武帝的信任，升为中郎将。相如给武帝写了个《谕巴蜀檄》，建议搞一个西南大开发，武帝十分赞许，令他出使西南夷。相如衣锦还乡，“蜀人以为宠”，卓王孙也“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相如在西南广交边民，设置郡县，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南边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往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3]，但他的举动并没获得乡亲的理解，反而有27名士绅认为开通西南夷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相如就写了一篇著名的《难蜀父老》，他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开发西南从长远来看，正是这样的“非常之事”。相如在致力于四川边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和睦相处，并加强同经济文化交流所取得的成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价值不亚于他著名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司马相如揭开了西部开发和川人自省的序幕，其功不可没。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扬雄与相如齐名，以辞赋文章冠绝天下，他虽没有相如的政治才华，但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音乐和天文各方面均有理论建树。古代的文化名流名垂青史的方式一般有两种，学者被列入儒林，文人则被列入文苑，比较而言，多以入儒林为荣。而扬雄就是儒林人物，其名声有时比相如还大些。我们都读过刘禹锡的《陋室铭》，其结尾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可见扬雄故居早在唐时已成为读书人尊崇的形陋实雅的胜迹了。扬雄是郫邑（今郫县）人，从小就爱看书，“博览而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打下了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四十多岁了，他才来到长安，因“文似相如”，被举荐给汉成帝。他写了不少辞赋讽劝皇帝，却毫无效果，于是痛感作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4]，转而研究学术，发愤著述，有政论性著作《法言》，哲学著作《太玄》，文字学著作《训纂》，语言学著作《方言》，这些著作都流传至今，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方言〉是我国第一部可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是扬雄经过长达27年的访问整理而成的，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和古今不同的词汇材料，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对语言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文学方面，代表汉代文学成就最高峰的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成都人。如果加上四川资阳的王褒，他们三人就占了西汉五个最著名的辞赋家（西汉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正式辞赋）中的三个（另两位是贾谊和枚乘），也难怪班固称四川“文章冠天下”[5]了。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可说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他有着异族的血统，却是在四川江油长大，在蜀中山水的浸润下，心灵得到了神奇的滋养，“十五读奇书，作赋凌相如”。待到25岁，李白羽翼渐丰，就想到更广阔的天空去驰骋，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了京城。他广交名士，与贺知章、张旭、焦遂等豪饮于长安酒肆茶楼，时人称为“酒中八仙”，他与孟浩然、杜甫、高适等人诗酒唱和，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他的一生似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杜甫曾有《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与李白是朋友，这事没准是真的。明代方孝儒《吊李白》讲了另一个事情：“金銮殿上见天子，玉山已颓扶不起。脱靴力士只羞颜，捧砚杨妃劳玉指”。唐玄宗知道李白放荡不羁，当然也不是太计较，还让杨贵妃给他捧砚台，以便让李白当场作诗。李白和杨贵妃都是四川人，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也到四川去避难，两个出蜀的和一个即将入蜀的人，绝代佳人、风流名士与当朝天子在金銮殿上为一首诗而共同努力的特殊相聚，真可说是风云际会！李白的诗以灵气见长，多有仙风道骨，特别是他的山水诗意象奇崛，变幻多姿，放浪恣肆，代表了我国浪漫主义豪放文学的最高成就，难怪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由衷赞叹，韩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追思与仰慕。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这样的盛名可说绝无仅有，那就是四川眉山三苏，当然名气最大的是苏轼，民间一般称为苏东坡。1056年，他与弟弟苏辙在父亲苏询带领下来到京城同场考试，第二年又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两弟兄同中进士，这下京城轰动了，三苏一下子就名满天下了。苏轼才高八斗，才气干云，他用生命铸就的气质高贵的文字流传千年，仍掩饰不住它的光芒。他的诗、词、赋、文、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都代表了宋时的最高水平，堪称雄视千古的一代宗师。苏诗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的结合起来，继承和开发了唐诗的内蕴和形式。苏词更是走出了局促狭窄的最初格局，完成了对词的革新，呈现出了汪洋恣肆、豪放刚健的风格，内容与情致都更加开阔和辽远，成为豪放派的祖师和代表。一说到宋词，谁不知道《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文继承了父亲苏询和宋时文豪欧阳修的古文化大革命新运动，清除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其政论文纵横驰骋，说理文深入浅出，小品文空灵清新，由于他的突出成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他的赋力破窠臼，酣畅淋漓，《赤壁赋》是苏赋的代表作，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被公认为北宋之首，“苏黄米蔡”四大家，以他为宗师。他的绘画作品也是独树一帜，为时人所赞。苏轼的博学也表现在学术上，在经学和文艺理论都卓有建树。用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个奇才、全才！苏轼步入政坛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只可惜“树大招风”，惹来众人嫉恨，再加上他对王安石的变法的某些政策不满，他成了朝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使他来到了黄州充军，过上了“谈笑皆白丁，往来无鸿儒”的孤苦生活，后来皇帝换了，他被召回京师，可是他率性直言的秉性一点都没改，又对司马光的改革指手画脚，说他的措施与王安石变法一样，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就惨了，得罪了两家最有势力的政治红人，一下子就被赶到了杭州，自此他开始了流放远地的悲苦行旅。先是被贬到了靠近契丹的北部边塞定州当知州，再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谪到了数千里外的广东英德，此时的苏轼年已六旬，但“老夫聊发少年狂”，就想在英德度过余生算了，没想到还没走到英德，又接到了新的谕旨，发配到了更远的惠阳，在惠阳呆了三年，又被赶到了当时荒无人烟的海南岛。或许这么重的刑罚只配苏轼这样的旷世奇人享用，“他把朝中的文人政客们映衬得如同跳梁小丑”[6]。当命运有了一线转机，他已如西垂的落日，终于在1107年7月28日走完了他历尽苦难的一生，终点是在常州。

本，而明朝四川新都人杨慎的各种著述竟达到400种以上！散佚的不算，留存到现在的，也还有150多种。杨慎号升庵，24岁就做了状元，后来因政治斗争，被流放到了云南。受此打击，“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的他开始发奋著述，领域涉及诗文创作，民歌民谣整理，音乐戏曲的研究与创作，音韵文字，文学批评，金石书画研究，典章制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参与了四川省志的纂修，《全蜀艺文志》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四川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他在云南编辑整理的《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书，是后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他在云南留下的遗迹，比在四川多，云南人民对他的怀念，并不亚于四川人民。杨慎在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7]，李调元说他是“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这样作品丰富的学者兼文学家，古今难见！

清初思想界可说是群星灿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当然是领军人物，四川的费密和唐甄也是其中较为闪亮的两颗。梁启超在讲到川人出川才干得出大事来，就是举这两个人为例的。费密是新繁人，年轻时曾参加杨展组织的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对抗，失败后跑到了陕西，不久又和他父亲一起到江苏泰州。在那儿，他与钱谦益、孔尚任等名家，都有文字往来。费密著书32种，122卷，“论者谓蜀中著述之富，自杨慎后，未有如密者”[8]，只是他的书大多散佚。唐甄是达州人，曾在山西做过小官，后来去职归隐，“振笔著书不辍”[9]，有《潜书》97篇，对君臣之义和封建帝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

　　古代四川人为什么走出夔门，就一个个变得厉害无比，这里面肯定是有痕迹可寻的。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对四川人而言，是个带有“羞辱”意义的词语，引申开来，就是暗指四川人习惯过小日子，很少见过大场面。我们认为，每一个地区的人或许都会有这样的毛病，但前文所列举的众多文化人士丝毫看不出“气度”的小，相反倒还是以气象的“大”而著称，不管是司马相如、李白还是苏轼、扬雄，要么文才浩荡，要么博物洽闻，引领当时全国文化潮流。四川地理的内向，客观上为四川人出川带来了重重阻隔，但从心理却激发了川人“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弹，一种义无返顾的跨越。古蜀先民为开拓视野，从来未停止过蜀道的开辟，这样一种优良的传统，无疑也为川人前赴后继的在更阔大的天地里闯荡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动力。四川人并不短视，他们见过的世面也还是不少的，中原战乱时落魄的皇帝和富宦之家都来到这里，饥荒四起时，外地人也大量涌入，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其中文化与血统不断交会和融合，这种“杂交优势”对文化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拓展川人的视野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另外，这些走出夔门做出了大事业的人，在出川前一般都已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旦崭露头角，就要展翅高飞，这似乎就是四川人的文化秉性，我们也看得出，四川人走出四川，在广大天地里与外地人“交手”，丝毫也不落下风。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4] 班固：〈汉书·扬雄传〉

[5]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

[6] 肖平：《人文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7] 《明史》卷192《杨慎传》

[8] 嘉庆《四川通志》，卷153。

[9] 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二）　　迎来异客

历史上曾经入蜀的人，既有落魄逃难的皇帝、有雄心勃勃或倒霉的政治家，又有穷困潦倒或意气风发的文人侠客，人马众多，络绎不绝，穿行在蜀道上，历经若干世纪的风雨，其意象竟鲜活如初。唐朝的两个皇帝都来过，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和黄巢起义时的唐僖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来过，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成了他们喘气和积蓄力量的宝地。政治家喜欢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世说历代相传，实在是一块内联外引东山再起的福地，抗战时期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道理就在这里，这点以后我们还要讲到。至于文人侠客，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唐宋时期，大批当时最有名的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可说是群星会聚。总之四川这块地方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接近它的理由和方式，温润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滋养了无数饥渴的灵魂，使他们来了就不想离开。这里还是只勾勒几个最有代表性入蜀人士的心理和生命轨迹（有的不是以文化名世，但由此可见四川文化的宽容与广纳），使读者感知四川的好客和温情。

不是四川人，却为四川人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首推李冰；四川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功不可没。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它创造了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1]余秋雨将都江堰与长城做了这样的比较：“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