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4: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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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军红

诸葛亮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其已有很多研究,但其中也存在欠缺。以经济视域为例,研究者多着意于纯经济视角下的思想解析,而对经济与其支撑的战争因素之连带关系却少有探求。现有的若干文章虽有涉及,但仍存在较多探讨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作一阐明,以推动相关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一、富国强兵思想

富国强兵思想是诸葛亮战争经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国强兵思想在中国较早地体现在管仲的学说中,他从当时的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出发,论述了富国的途径和强兵的方略。《管子·治国》中有“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沦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以及“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等观点。这一富国与强兵思想,为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推崇。直至晚清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唐才常仍然认为:“夫欲树木者,必培其根,欲强兵者,务富其国。”[1](兵学余谈)

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尚本”的传统,但他尚本却不抑末。为了维持战争需求,促进国富而兵强,他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一方面积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主要经济政策有以下几项。

恢复盐铁官营制度。盐铁业事关国计民生,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甚大。蜀地盛产盐铁,东汉时期,“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2](卷2《和帝纪》),大地主豪强控制了盐铁生产。刘备、诸葛亮入蜀后,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蜀汉境内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管理盐铁生产销售。“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3](P801)。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3](P803)。将盐铁之大利收归国有,以备国用。据《方舆纪要》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可见蜀汉政权为了集中有限的经济力量服务于战争的需要而对商品经济实行了严格的政府控制。

加强贸易,发展商业经济。战争时代,政府对商品的种类是有所选择并严格限制,纳入军事经济的范畴,作为战略物质以保证战争的需求的。诸葛亮对战争与经济的认识是,通过加强商品贸易,促进商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支持战争。如蜀国通过蜀锦贸易来增强它的军事实力,并将蜀锦提到了战略物资的重要地位。诸葛亮曾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4](卷2《教》)并专门设置锦官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足见蜀锦对维系蜀汉财政的重要性。蜀锦等物质作为战略物资进行生产,用以同魏、吴进行贸易,使其成为“决敌之资”。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5](卷185布帛条)。蜀吴之间“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于吴,而“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厚意焉”[3](P896)。蜀锦贸易在蜀、吴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蜀汉同魏国的战争提供了很大的经济支持。国内则积极推动商业发展,与西南夷越进行互市,将南中地区的土特产,如永昌郡的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等物品运到成都,进行贸易交往,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左思《蜀都赋》称当时的贸易中心成都为“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之地,繁荣可见一斑。

为利于商品贸易,诸葛亮开辟蜀汉水陆交通通道,改善蜀汉对内对外交通不便的状况,使蜀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以及蜀国同周边国家的交通网初步形成,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舆地广记》载诸葛亮修整剑门故道,开辟凉山险道,开通蜀地与东南贵州、广西的水陆交通等,自此“商旅往来称便”。交通的便利,使蜀汉的对外对内商业贸易来往活跃,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蜀汉初立,物价不稳,“军用不足,备甚忧之”[3](P781)。为了筹集军费,诸葛亮接受刘巴的建议,实施了稳定货币的措施。即“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3](P781),以直百五株、传形五株作为蜀汉主要流通货币进入市场,从而稳定市场秩序,支持商业发展。国家财政因之明显好转,“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P781)。蜀汉改革货币政策,铸钱入市,和当时魏国废钱专用谷帛相比,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也说明蜀汉的工商业有所发展,交换经济较之活跃。

富国才能强兵。拿破仑说过,战争需要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蜀汉政权增强了战争经济的实力,为诸葛亮大兴北伐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4:53:57

二、农战思想

在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力的强弱,王朝的安危,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都强调重视发展农业,认为农业是战争的基础。诸葛亮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然继承了并极为重视这一思想。

妥善处理农战关系。诸葛亮执政蜀国后的中心任务,一是安内,二是攘外。安内需要稳定的农业生产,攘外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对于国小力弱、人口稀少的蜀国来说如何妥善处理农战的关系便显得非常重要。诸葛亮认为“足兵足食”[3](P731)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所以必须以农养战、农战结合。攘外必先安内,诸葛亮深知,蜀汉的存亡,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是以战争的胜负来决定的。由于农业生产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危,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首先会重视农业生产,诸葛亮亦然。

以农为本,实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薄赋减负的重农政策。在安民息民方面,诸葛亮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3](P716)的方针,要求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利于农业生产。在“劝农管农”方面,诸葛亮从蜀国弱贫的实际出发,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唯劝农业”[3](P717)的思想,希望以农富民,以农富国,做到民殷国富。为了加强对蜀汉农业的监督和管理,诸葛亮还专门设置农官。《通典·食货志》载:“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可见,蜀汉和魏、吴一样,设有大司农一职,用以管理农业。诸葛亮重视发展农业,希望农业为战争经济提供支持,制止横征暴敛,让农民能休养生息,安稳生活,要求“唯薄赋敛,无尽民财”[4](P103),并裁减官职、精简机构。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3](P745)当不为虚言。

寓兵于农。诸葛亮决策于蜀汉后,在蜀地实行“减兵省将”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3](P739)的士兵轮换制政策,把军队人数控制在需要的范围内,压缩服役人数以免妨害农时。而且,诸葛亮每次率军北伐之前均致力于军士务农殖谷,休士劝农,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他分析时局时曾指出:“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3](P808)坚持实行寓兵于农之策略,战时则征,休时则农,先行休养生息,保证农业生产。

重视农田水利的维修和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是战争的基础。所以诸葛亮对包括都江堰在内的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非常重视。以都江堰为例,《水经注》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6](卷33《江水》)诸葛亮把保护和改善都江堰等水利设施看做农业的根本,国家发展的资本,专门设置堰官,加强管理,并抽调士兵常年进行保护和修理,使大小渠道畅流无阻,为保证农业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诸葛亮的农战思想是其实现北伐魏,东征吴,达到兴汉之终极目标的思想基础,因此,蜀汉在同魏、吴的长期战争夹击中能够获得较长时间的生存、发展,与诸葛亮的农战思想有直接的关联。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4:54:10

三、军事屯田思想

军事屯田是中国战争经济思想的精华,一直指导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国防活动。最早提出屯田理论并从事屯田实践的是西汉将领赵充国。为了长期抵御匈奴的入侵,赵充国在边塞地区留下士兵和刑徒,开垦土地,生产粮草,屯田治塞。后来,曹操、诸葛亮以及明清时代的军事政治家等,都运用屯田的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

诸葛亮对战争时期粮食的供给非常重视。他认为“军以粮食为本”[7](P68),然而在其对曹魏进行的北伐战争中,常因路途遥远、道路艰险,军粮“饥于运输”而被迫退兵。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夺得汉中,由于曹操撤离汉中时多次将汉中之民北迁,汉中盆地的居民大为减少。刘备得汉中只“得地而不得民”[3](P808)。诸葛亮为长期占据汉中,以利北伐,命吕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3](P786),而开始在汉中实行军士屯田。

从建兴五年(227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连续发动六次北伐战争,军粮供应成为十分紧迫的军务。为保证军粮供应,除从蜀中运输外,他亲手抓了军士屯田和兴修水利之事,并设屯骑校尉一职专管军士屯田,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3](P786)。《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载,建兴十年(232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3](P718),利用战时空隙分兵屯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3](P738)。这种屯田就是为解决军粮的供需,和当时魏、吴广行民屯,是有区别的。《三国会要·食货》注引《水经注》曰:“汉水又东,黄河水注之,水侧有黄河屯,诸葛亮开也。”说明屯田士兵战时出征,闲时屯田。

军事屯田思想的贯彻,解决了部分征民运粮的困难,减轻了农民的徭役,减省了军费开支,对支持长期战争,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4:54:25

四、“素有蓄积,以储其后”的战略储备思想

在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中,开源以厚积蓄、节俭以备急用的战略储备思想十分明显,他强调“素有蓄积,以储其后”[7](P65),目的在于对内可保稳定,防止内乱并应付各种灾害,对外可防战争之急需。他认为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若“尅食于民,而民有饥贫之变,则生乱逆”。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到“秋有余粮,以给不足”[7](P64)。他采取政令和律制并重的政策,从国家财政上注重积蓄,从民风上倡导节俭。一是督促与管理蜀汉的生产、工商部门,增加生产与贸易,用以储备国力。二是从社会各方面用各种方式聚资、聚粮入为国有,增加财政收入,如驻扎汉中时,向“祁山万户,征借五百石粮谷”[4](P77)以充军用。三是开发和强占少数民族资源。如占南中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3](P829)。在民风民俗上倡导节俭。蜀地“时俗奢侈”,诸葛亮主政后,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极力倡俭恶侈,具体表现在:倡导薄葬。推行殡仪从简的措施,自立遗命“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3](P740)。禁止酗酒。酒的原料来自粮食,而粮食则是进行战争的必需品,且酗酒败坏民风,所以,诸葛亮反对酗酒,定“酿酒者有刑”之律加以控制[7](P71)。尽量减省军费开支。用减兵省将、推行屯田等策节省军务费用,即使在平定南中时,亦采取“不留兵,不运粮”[3](P735),以减低军费支出。他注意以身垂范,清廉为政,“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及卒,如其所言”[3](P740)。在诸葛亮政令并重率先作用下,蜀汉逐步形成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3](P746)的稳定局面。

由于诸葛亮倡导节俭,注重积蓄,国内储备逐渐丰饶,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既为战争的进行在民众思想上树立了抗敌保家的观念,又为民众的经济支持打下了基础。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4:54:43

五、人口政策

人口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有很大影响。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人口数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管子·霸言》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蜀汉政权在三国中地域狭小,人口也最少。诸葛亮当政时期,连年征战,而为进行大规模战争就必须维持一支较大的部队,国家人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

221年时蜀“男女口九十万”,而263年蜀亡时,“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8](P45)。可见,由于蜀汉连年战争,兵役沉重,人口损耗严重。人口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兵源,没有军队,战争只能走向失败。因而,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诸葛亮十分重视人口问题,其人口思想中除传统的人口增殖、移民屯田等观点外,通过战争从境外招降、稳定流民、劫掠人口、使用少数民族等观念也很明显。

《三国志》中多载“(张)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3](P833),“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3](P719)等事例。诸葛亮还“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3](P729),稳定流民;对攻占的地域人口迁移到蜀,“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亮拨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3](P736)。225年,诸葛亮出兵平定南中后,从南中掠夺了大量人口、扩充了兵源。《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了蜀汉从南中各族中征调兵卒的情况:“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为部曲。”[9](P357)另外,南中大姓孟琰曾率南中万余部曲随诸葛亮北伐。蜀汉将永昌郡民数千迁至建宁、云南二郡,垦田种地等。

对氐、羌等边区实行徕民政策。氐、羌处在蜀魏交界处,因此蜀汉很看重氐、羌在抗击曹魏的战争中的作用,主要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收服和利用,并掳掠其财富、人力,用于对曹魏的征战。蜀汉从曹魏手中夺得汉中、武都、阴平三郡后,也得到了氐、羌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在诸葛亮的北伐军中有“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3](P737)。马超被曹操击败后,率余部入蜀,氐、羌也多随马超归附蜀汉。氐、羌各族备受蜀汉的赋役征调之苦:“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不已,民不堪命。”[8](P73)诸葛亮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拓展了蜀汉的地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蜀汉政权对外战争中对物质和人口的需求,从而大大缓解了战争与经济的矛盾关系。

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贯穿并实践于整个蜀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实践上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对维护蜀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在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是本源的东西,战争是由经济决定的,是实现经济要求的手段。战争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但诚如马克思所说,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10](P223)。在它同经济之间的关系中,“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是目的”。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所要实现的是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是清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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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陈寿.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

[4]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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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诸葛羲,诸葛伸.诸葛孔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8]苏全有,陈建国.中国社会史专题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9]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石军红,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经济师。

源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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