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遗忘。

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3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人，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大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政治环境下的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请地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6个月，任务是给1500多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2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无言的岁月，疯狂的年代，愿这样的事不要再在人间发生

想当年全国不知有好多这样的死亡集中营。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辈冤屈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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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09-4-18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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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

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1960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悲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