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的看客与台前的演员

范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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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7-19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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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欧洲文明的进程》由作者的《再版自述》可知，它是由《欧洲文明扩张史》一书修订而来。书名变迁，或许表明了作者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也许恰恰是由原书名来揭示新书名的真相。在笔者看来，该书就属于后一种状况。
　　作者说他“写‘欧洲文明’，意在引出对中国文明的关注和理解；但‘中国文明’除了在第十三章‘欧洲与中国’中登场外，在其他各章中都是‘幕后的看客’。”“看客”为什么要在“幕后”看？“看客”又是如何在“幕后”看？显然，这些都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作者一不小心制造了一个富有揭示性的比喻：它不仅仅指“中国文明”在各章的不直接出场；它更是揭露了中国人在观察“欧洲文明”时的实际状态：在“幕后”，而不是在“观众席”。这种“幕后”不是指现实生活中那些因为有熟人而跑到“幕后”看戏的情景，而是指隔着“幕”“看”，或者指在“幕”的窄缝里“看”。在作者的意图中，“欧洲文明”是作为中国人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既然镜子是在“雾”里，我们在镜子中的形象也就成了“雾中花”。“幕”就是这种“雾”。不过，这种经过转换的比喻虽然很能指称中国人的某种认知状态，但由于作者毕竟曾经在欧洲的“观众席”上“呆”过一阵子，正如作者所说，他“到过欧洲的许多地方”，也就是说他撕开“幕”的缝隙要比许多人宽，这就会使得他的“花”似乎要清晰得多。然而，问题也就在这上面，因为他把某些张力撑得满满的，从而把某种痼疾的顽固性表现得尤为充足。
　　这种痼疾就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在“欧洲文明扩张史”叙事框架中的镜像。
　　从《陈乐民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自序”和“作者年表”可知，1930年出生的陈乐民先生，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至1981年，后调入外交部所属国际问题研究所，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名西欧研究所）。作者自己也这样说：“我在治学方面的旨趣，由于早年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是从国际政治开始的。然而在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追踪现实’和就事论事使我不能得到满足，于是探索一条把国际政治与文史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结合”追求最后使他提出“欧洲学”观念，以期对欧洲作立体的、多层面的和综合的观察，以期反映出“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总体欧洲”。
　　这种“欧洲学”把“欧洲”看作一种“文明的概念”。无奈强烈的政治势位差异所带来的感受，与文明之间长期互动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可比拟的。人们的经验和认识总是由近及远。陈乐民先生的“文明观”，自然具有直接而强烈的政治功能，概而言之，即“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性事物”。这也是这一代学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能取得的最大的，也可能是最后的观念。他们对此信心不疑，谈论起来也异常坚决。这个观念至今还是我们的主流框架，并且在多数人那里没有任何存疑的迹象。恰恰就是这个“现代化进程”，在这种观念中，基本上等同为“欧洲文明的扩张史”。认同“现代化”，就是认同“欧洲文明”；认同多少“欧洲文明”，观念就“现代化”多少；实现多少“欧洲文明”，社会经济就“现代化”多少。也许由于作者浸染欧洲历史文化比较深入，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一可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所获得的、与新文化运动有关联的最大观念，在这里阐述得比较彻底、清晰，富有细节，很专业。这也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读者又一次清晰地被这一观念洗礼。
　　作者在《陈乐民集·自序》中指出其本人“更深层的，乃是积郁心中的‘中国情结’”。问题在于这个“中国情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结”：是关心中国什么时候实现“现代化”（“欧洲文明”），还是关心“中国文明”在当代及未来能不能做出巨大贡献，必须有个区分。这两个问题在很多人那儿，好像很难分开，又好像必须分开。人们要探讨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的关系。然而，一方面中国人大多是用前一个问题的考察框架来考察后一个问题，而不是在两者之上形成一个新的考察框架。正因为如此，人们考察“欧洲文明”时也不具备一个更基础的或者说更高级的框架。前辈们也常常因为并没有获得这样一种框架以及实现这一框架所必需的耐心和魄力，他们对“中国文明”的信心，因陷于自身并未摆脱现实所给予的悖论，而成为一种没有实质指向、优美而空洞的自我号召。另一方面，中国自我认知在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的动力的同时，还成为中国人考察西方文明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中、西比较”几乎成为所有中国人思维和意识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完全从西方文明本身的基本构成来形成自己的方法，从而使这一研究成为西方文明在他乡的一个自我反思。
　　这使笔者想起另一件事。一些朋友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与笔者聊起论文选题，笔者主张研究纯粹的美国问题，像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历史文化一样研究选择题目和展开研究，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内部寻索其自身的反思性力量。然而那些朋友说，来到它乡这样做研究，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还是希望研究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来美国就是学习他们的方法和理论。笔者说，你不从美国历史文化内部来研究，你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活的东西？你自己又怎么可能获得一种反思性的力量？你缺乏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又怎么去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人们学习一种东西，习惯于停留于作为一种结果或结论的状态，而不愿去从对方内部的演变去把握这些结果或结论。这样一来，人们使用“镜子”，照来照出，也照不出欧洲文明的未来，更照不出中国文明的“前途”。其结果是“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人心目中永远是“比较”视域中的镜像，而不是“反思”视域中的认知。一直在“比较”，永远没有前途。在“现代化”之内，“欧洲文明”永远是强者，“中国文明”永远是弱者；在“现代化”之外，“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没有“新质”的可能。这就是当前“比较”视域的命运。
　　幸运的是作者毕竟曾经对欧洲历史文化有一定的深入，他的叙述在细节上总有那么一些会突破上述的框架，尽管作者本人未必也知道这些已经突破了，或者说已经明了这些突破的意义。就单以第四章“‘民族国家’──近世欧洲政治文化特征之一”中关于“民族国家”是“欧洲概念”的论述而言，它就够笔者震撼了：
　　“欧洲的‘民族国家’不是一个普时性的概念。有人把主权独立的国家都一律叫‘民族国家’，如把中国叫‘民族国家’，等等，这是概念的混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指基本上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那种国家形态，乃至语族与民族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便有了雏形。这是欧洲的典型现象，所以‘民族国家’是一个欧洲概念。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与欧洲，特别是西欧迥异。非洲、拉丁美洲是一个民族分成几个国家，与欧洲也不一样。”
　　笔者还来不及清理这种阅读性震撼，但已经隐约地觉到，对这种国家形态形成的考察，可能比对民主和自由、科学和理性等方面的考察，更能揭示欧洲文明的特质，更能使对欧洲文明的认识具有反思性特征。因为作为一种结果，它之由来几乎积淀了前此以往的所有（欧洲）文明要素；作为一种起点，它之走向几乎包蕴了从此以后的所有（欧洲）文明新质。它是一种综合，一种积淀，一种总体，一个个案。它关系到“现代化”的主体范围，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形象构成和未来命运，关系到“全球化”的可能途径。假如“现代化”这一名词足以指称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那么“全球化”作为“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结果，自然也可以被称为“现代化”的结果，但是“全球化”进程一旦被启动，“现代化”就将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环节。全球化还需要很多不同文明进程的机制。这种细节在该书中有很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一代学者的某些不足不可妄加指责，比如他对自己的“文明观”毫无存疑，而且在叙述一种文明的历史时，千方百计地贯彻这种“文明观”。读者应该在那些并没有完全编织进总体建构的散点细节与作者努力建构的总体逻辑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关系中，去把握这本书和这一代学人的意义。在这种微妙关系中我们获得反思性力量。
　　遗憾的是，关于这种由单一民族构成“民族国家”的过程的考察，作者像中国人考察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在内的其他问题一样，只能在社会精英的观念或战争中寻索，而不能深入到社会精英所可能发动的社会动员的基础──普通民众的日常利益和日常观念中去。也就是说缺乏另一种更加细微的细节。这种细节构成描述，而不是解释。一切带有普及性的历史著作，在笔者看来，当以描述为主，解释最好隐而不见。让读者在阅读描述的过程中获得启发和再思考。描述是很难的，但似乎只有如此，也就是说，既然是进程，我们就不能只要每一个阶段的“结果”，而是更要每一个阶段的过程。
　　当然，由于第一至第三章，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关联，作者尽管极力将它们往这上面“拉”，想把它们做成“现代化”之由来的一个“解释”，但叙述的自由度明显地远远大于后面的章节，至少“地理”、“偶然性”和“迁移（而非扩张）性”等，出场的机会更多一些，而不必像后面的叙事，几乎都得设法编织进“现代化”的逻辑中；编织不进来的，在评价上一般就给予边缘化。也就是说，“地理”、“偶然性”和“迁移（而非扩张）性”等，这些要素出场的机会越多，文明自身的进程就越可疑，文明的前途和未来也就难以确定。假如我们从这几章去寻获“文明”的概念，笔者认为将与作者在“序言：我们眼中的欧洲文明”所标举的“文明”概念，有大大的不同。这就是自然在文明演变过程的作用的强大性和不确定性。自然之作用的这两个特点将不断地改变着文明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