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货币战争”原理被颠覆了吗？

世界“货币战争”原理被颠覆了吗？

（摘自《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史正富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货币变性、金融变性及基础要素变性，引发了一系列核心经济学理论的失灵。那么新经济现实导致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失灵，让世界“货币战争”的原理被颠覆了吗？

第一，价格理论失灵。我们知道的均衡价格理论，马克思叫价值规律及生产价格理论，其实就价格运动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在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价格不再由生产价格或均衡价格规律决定。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导致追涨杀跌（即正反馈），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这背后虽然有老百姓的从众心理，或者说羊群效应，但深层原因则是资本大鳄的市场权力在起作用。这是因为从众心理的存在和资产价格需求的正反馈机制，使资本大鳄的赢利模式产生变化。

在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中，供求自动趋于均衡的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赢利模式，即生产企业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销售，从而获得利润；而在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资本市场上，资本大鳄又产生了金融市场上常见的“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即资本大鳄通过自身的市场权势引领市场、塑造价格走势来谋求暴利。这一损人利己型赢利模式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跌，这又迫使政府介入并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由此，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就不再是纯市场行为，而是在国家、核心资本集团、市场自发势力三种力量的互动过程中生成，在很大意义上，是由金融权势拥有者刻意操控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资产与证券市场中，不再是市场供求双方自发力量形成的均衡价格，而是拥有金融市场权势的资本集团引领塑造出来的建构价格。

第二，市场理论失灵。上述均衡价格理论失效的后果就是市场从一个统一的平面市场，转变为分层的结构性市场。其中，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成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的另一类市场。简单地说，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均衡价格调节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服装、玩具、消费电子等等；但在投资性生产要素市场上，自发市场便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由国家、核心资本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对价格与供求进行建构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汇率是怎么决定的，利率是怎么决定的，土地的价格、资本的价格、人才的价格、高新技术的价格，甚至高新技术交易的可能性，就容易知晓这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基本脱离了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商品与金融交易所中由市场权力结构塑造出来的，是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与间接参与下形成的。

而在这种市场权力中，既有大资本的金融购买力、市场营销力、组织执行力，也有国家的外交、立法、情报、军事及意识形态控制等系统性权力（只要想想当下的特朗普现象就明白了）。回看一下经济史，其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完全是由于它们所谓的法治化、市场化和产权保护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是这些国家通过军队、外交、制定国际标准等强制力量，打造出对本国有利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供应能力之上的。事实上，一个国家能不能有效协调国家、资本和市场三者的力量，形成合力，打造一个有利于本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关键。市场决定论，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如果说还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的话，对于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则基本上不适用了。此中原因，正是因为作为投资品的基础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已受到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塑造，在千里之外的全球交易力量的翻云覆雨中决定的。在这个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加区别地泛谈市场决定论，排斥国家在重大市场要素领域（如我国今日之核心技术）的战略引领和市场协调塑造之建构功能，不论怀有多么美好的愿望，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第三，货币计量指标的失灵，即广义货币M2这个货币供应量的主要计量指标已经不再能够衡量当代经济体系中的有效购买力了。众所周知，M2(现金加存款为主微软雅黑">) 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界计量一国货币流通量的基本指标，至今鲜有质疑的声音。实际上，随着现代货币市场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形成有效购买力的金融工具中，储蓄存款及现金已经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非银行资金体系的供求。这些资本市场的新型融资工具在定义上不属于M2，但从形成有效购买力这一功能而言，它们与M2并无区别；而且，在现实中，这些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放大能力比M2还要厉害！因此，在当代实体产业经济与虚拟资产经济并存的现实经济体系中，计量全社会经济货币的总量，不仅要看M2，更要看各类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与此相关，由于只用M2来计算社会货币流通量，导致我国经济学界（甚至包括央行）对中、美两国货币量产生误判。

例如，2012 年，中国M2有99万亿，GDP有52万亿，单位GDP的货币占用为2左右；而美国M2只有约10万亿美元，GDP有16万亿美元，单位GDP的货币占用量只有约0.6！这样比较，中国货币量是美国的3倍多！那中国是不是货币超发？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了！美国储蓄率低，银行存款少，M2当然也少；但美国资本市场大，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银行存款规模。2011年美国M2和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67万亿美元，这才是美国国内形成有效购买力的真正的广义“货币量”，与同年美国GDP（15万亿美元）相比，单位GDP占用的货币量高达4.5，而中国2012年M2与资本市场融资总和不到160万亿人民币，单位GDP占用货币量为3。总之，单看 M2，中国货币比美国超发2倍，若看能形成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各种金融工具，则美国国内的“钱”比中国超发50%多。应该说，全球M2的扩大，或者流动性的激增，起因在美国，中国是一个被动接受者。纸货币是持续超发的，金融工程是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来吸纳超发的纸货币的，而市场是双层的，价格在基础生产要素领域是被建构的，其结果，是M2可以不多，但具有购买力的金融流通性却超多，多到泛滥成灾! 因此，M2不再能够有效衡量购买力了。

第四，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失灵。原来MV=PQ，所以央行会盯住M2。但现在，上述的货币总量会被现代经济的两个子系统吸纳，一个是实体产业经济的运行对货币的需求，这里有一个 M1V1 = P1Q1 ；另一个是虚拟资产经济子系统，包括房地产这类资产、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则也有一个 M2V2 = P2Q2 ，但后一类市场子系统的P2不是物价，而是资产和证券的价格。产业经济和资产经济的两个子系统的货币需求加总后，才是国民经济总的货币需求。又因为货币能够自由地在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流动，就产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现象。例如，货币量增加，但商品部门的价格，即物价没有上涨，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或货币量不变，但商品价格却上升了，因为货币可能从资产市场回流商品市场。两个市场流通的是同一种货币，资本市场火热时，货币大量涌向了资本市场，即使增发货币，实体经济仍可能资金短缺。

第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凯恩斯发明的经典货币政策机制，即“货币 –利率–投资–就业”这一传导机制，现在失灵了。这些年欧美日各国货币量增加惊人，利率徘徊在极低位，甚至负利率水平上，但实体经济投资很少。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从而抬升经济活动，导致所谓GDP的增加。当然，在美国，这个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实体经济中，而是发生在虚拟交易和福利消费领域，因此只能有效于一时，最终以2007年后的金融危机告终。吊诡之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救市挽救GDP的方案还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的操作。

按2007年年末数字，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反应迅速地通过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注入了486亿美元作为救市前奏。至2008年，美国的救市法案TARP（问题资产解救计划）全面运作。到当年末，美联储从公开市场渠道的再贷款渠道向银行体系直接注入5111亿美元、回购/逆回购渠道回收2647亿美元，同外国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向国际美元市场注入5307亿美元，向券商注入455亿美元，购买衍生品197亿美元，并向新成立的专门救市的基金公司注入4449亿美元，2008年共注资1.3万亿美元！货币重整金融资产负债成为拯救美国经济几乎唯一的有效手段。

第二，央行角色的裂变。传统货币政策失灵还带来一个后果：央行开始把财政变成附属。照理赤字财政很难持续，但欧美国家长期实行赤字财政，靠什么呢？靠的是央行的货币发行。这就使财政政策逐渐依附于央行了！现在又进一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型企业的股权和资产也进了美联储负债表中的资产项。过去，央行发行货币，其资产依托是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国债等等，现在美联储直接持有AIG这种巨型公司的股权，直接买进各家“大而不倒”的金融公司的有毒资产，从而使企业股权与有毒资产变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然后它发行货币，记为负债，这样资产负债表还是平衡。结果是，央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最终背书人，成了市场体系中微观资产的交易主体。显然，这是央行性质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这里的启示是什么呢 ? 就是货币开始从因变量，即中性货币演变为自变量，变成了一个启动经济过程的始发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货币能够直接变成资产，资产对应负债，然后创造出新的经济活动。但这个过程能不能持续？长期看是好事还是灾难? 这都取决于超发的货币投向了什么领域，是投向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还是像欧美一样的福利消费和虚拟资产的交易? 由此观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平台。这两者实际都是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本金，投入到实体经济，集中体现在中国各类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上，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盘面。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这个领域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整合与协调核心资本及市场自发力量，形成一个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构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有利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本、劳力、技术、能源以及生态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