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战争的起源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
　　古代典籍记载，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双方一开战，只需一个回合，队列就已经冲得七零八落，难以再重整战斗队形，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多数在当日即见分晓。
　　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革新。但总体上车战属于极其讲究体面的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军礼”约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反而是极其克制和礼貌的。车战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要求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在战前先要祭祀占卜，然后集体誓师，申明纪律。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向对方请战。
　　鞍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意思是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回答“君无所辱命”，就是“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就这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地约定次日决战。好笑的是次日一早，齐侯连早饭都顾不上吃、连介马都来不及披就冲过去，结果战车挂在树上被俘。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牧野之战周革商命，商朝的后裔微子得到了一块封地，即商丘，这个“宾客之国”就是春秋时代的宋国。在当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宋为最高的“上公”；楚成王为自封，真正爵位不过是“楚子”；齐桓公也不是“公”，他真正的爵位是“侯”；秦国和许国国君的爵位最低，仅仅是“男”。

一：泓之战
　　作为商朝遗民，宋国国君堪称贵族世家。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兹父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庶兄长目夷。兹父向桓公提出把太子之位让给目夷，说哥哥比我贤能，应当让他当国君，我来辅佐他。君主的权力毕竟不是梨子，可见兹父比孔融的境界高多了，更不是杀兄逼父夺儿媳的李世民所能比。兄友则弟恭，目夷坚辞不受。兄弟让国，名传天下。兹父即位，为宋襄公，目夷为司马，宋国堪称君子之国、礼义之邦。
　　宋襄公以“伐丧置齐”拯救了齐国，声誉鹊起，遂召集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举行盂邑会盟，“折冲樽俎”，以选举盟主共扶周室。
　　与宋襄公不同，楚成王弑兄夺得君位，因此目夷担心楚成王借会盟搞“阳谋”，要宋襄公“兵车赴会”。宋襄公以君子度小人，宅心仁厚的坚决拒绝，甚至担心目夷私自带兵车暗中保护，宋襄公干脆带着目夷“乘车赴会”。果然如目夷所料，会盟中楚成王恬不知耻要求做盟主。宋襄公认为他只是个子爵，不够格。楚成王悍然以千名甲士劫持宋襄公，如同2000年后“土木之变”的明英宗。幸而目夷逃脱返国，假意即国君位。楚成王以500乘战车久攻宋不下，迫于“国际”压力，只好放回宋襄公。宋襄公悔恨交加，迁怒以伐郑，郑向楚求救，楚发兵攻宋，宋襄公只好从郑撤兵迎战楚军。
　　公元前638年，著名的泓水之战就这样上演。
　　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记载：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泓之战标志着战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车战方式，战车体积大，只有空出大片地方，才能摆开战车使之成列。楚国此次作战主力却是重装步兵，并且在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楚国是最早发明和普及弩的国家，而弩对战车的压制是极其明显的，此战中宋襄公的护卫全部被楚军射死，宋襄公亦死于箭伤。
　　与装备强弩的重装步兵相比，战车必须靠近厮杀，而在靠近过程中，弩兵的箭雨就可能对刻板的战车阵列构成灭顶之灾，可以说，泓水之战实际是一场步兵与战车的对决。
　　与500年前的牧野之战相反，中国已经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战车已经风光不再。笨重的战车对于复杂地形的无能为力使其不得不让位与步兵和骑兵。战车往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铁器和弩武装起来的步兵成为战车的克星。
　　战车虽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
　　《六韬》说战车有10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
　　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扼，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 “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随着战事的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在吃马肉。穆公就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拿酒给他们喝。后来，秦晋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车战时秦穆公失败，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的莫大讽刺。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说：
　　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

二：战争法
　　泓水之战虽规模不大，但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它不仅宣告了步兵的崛起，更标志着商周以来“成列而鼓”的“礼义之兵”即将告别战场，新型的“诡诈奇谋”战争时代已经到来。
　　虽然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战败身死，但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赞扬。《左传》上对宋襄公的评价“礼也”，说他能够遵守“军礼”。司马迁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认为宋襄公出于礼让才导致战败。
　　宋襄公时代已经是中国礼时代的末期，礼时代的战争属于贵族战争，一般都必须遵循“军礼”，否则就是“违礼”。《左传》中记载，一次晋国打齐国，正好齐国国君去世，晋国只好停战撤兵，等新国君登基、齐国安定了再开打。如果某国遭灾，粮食歉收，这时候也不能去打。否则就是落井下石有失仁义。在军礼的规范下，战车时代的战争可以说比较斯文厚道。也就是说，军礼传统下的战争是有限的和可控的，是文明与正义的比拼。
　　封建制度相对于专制制度是克制的文明的，也是反暴力的。
　　《论语》中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正义和政治的感召力远远要比暴力的兵车更高尚，只是暴力的发展完全超出孔子的想象。与步兵时代的战争相比，兵车竟然成为“仁”的化身。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严格恪守传统的战争法──《司马法》，甚至将“仁义”二字悬挂于战车之上。
　　《司马法》是一部上古军礼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兵书，或者说是一部古老的战争法。其《仁本》篇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衰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鼓而列，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天子之义》篇说：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古者逐奔不远。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司马法》强调“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很像一句愤青语言，事实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仍然继承了传统军礼。在晚于泓之战的鞍之战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齐侯以“非礼”拒绝射杀敌方御者，结果被晋国韩厥俘获，“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韩厥对被俘的齐侯行君臣大礼，跪拜至以头触地，奉酒献璧，还极其谦卑地说：国君派我们来，并嘱咐不要深入贵国土地。而我不幸担任此职，责无旁贷，只能冒昧的勉强参加战斗……这是军礼时代最感人的一幕。
　　令人惊奇的是，晚于中国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与中国的战车文化极其类似，二者均是贵族式的精英决斗，比较矜持与节制。
　　顾炎武对军礼文明赞赏有加：“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作为世代贵族，宋襄公希望通过仁义征伐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恪守上古军礼，但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楚军并不把“军礼”当回事，就如同不把周王当回事一样。
　　随着春秋中期农耕发展导致人口和财富的剧增，礼崩乐坏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
　　面对无处不在的“诸侯僭王命”和“陪臣执国命”，严守周礼的孔子抨击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战车时代讲究“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战车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随着弓箭特别是弩机的出现，四平八稳的战车战争越来越满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对战争的欲望。首先就是“国野”制的崩溃。夏商周三代的战争只是贵族精英的专利，“执干戈以卫社稷”，只有掌握“六艺”的贵族才有“公民权”，称为“国人”或“君子”，农夫和奴隶被称为“野人”或“小人”，是没有上战场的资格的。
　　弩的出现使“野人”迅速成为军队的主力，贵族的战车反倒成为一种豪华的炫耀。军礼在未经教化的“野人”面前迅速崩溃，边远的子爵楚国和男爵秦国依靠野人迅速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国家或者没落或者灭亡。《淮南子》中说：“古之兵，弓箭而已矣，槽矛无击，脩戟无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实际是一个隐喻：权谋之术已经完全消灭了礼义传统。宋襄公临死前雪里送炭，襄助流亡中的重耳20乘马车和许多礼物，可谓急公好义；楚成王弑兄夺位，临终又被儿子逼宫，临死前他问自己的谥号，回答是“灵”，他就不愿死，再回答是“成”，他才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是为楚成王。仁义礼让的宋襄公死了，忍辱负垢的勾践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确认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代中国教科书将其更改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其时，齐国贵族孙武将《孙子兵法》13篇献给南方的吴王。

三：失控的战争
　　如果说墨子是武圣，那么孙子就是兵圣。墨子提倡非攻，孙子崇尚伐谋。从墨子到孙子，战争正式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济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传统神权被孙子从战争中驱逐。从“不相诈”到“不厌诈”，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战争从战车时代进入步兵时代，从精英化的君子之战走向庸众化的野人杀戮，从文明的批判走向野蛮的征服，从有限的伤害走向无限的屠戮。战争不再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战争变得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会证明手段的正确。
　　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济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战争从战车时代进入步兵时代，从精英化的君子之战走向庸众化的野人杀戮，从文明的批判走向野蛮的征服，从有限的伤害走向无限的屠戮。战争不再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战争变得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到了后世，甚至演化出更为下流无耻的“三十六计”。孙子开启了战争的潘多拉魔盒。与《孙子兵法》的战争相比，《司马法》的战争只能算作军事演习，甚至是阅兵式。正如《诗经》所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泓之战象征着真正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史已经结束。人类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自己的同类。战争从神器变成凶器。“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人类以国家、宗教、阶级、道德和政治之名进行的人类之间的杀戮，构成近3000年主要的人类历史。与自然相比，人类之间的战争更像一场趣味无穷的游戏，因为力量更加对等。在人类的战争中，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卑鄙，甚至这里既没有正义也没有邪恶，只有欲望、恐惧、毁灭、死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里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以泓之战为标志，兵车时代堂堂正正“不相诈”的军礼在步兵时代灰飞烟灭，战争的意义发生了历史性的颠覆，由先前的替天行道、讨伐不义、兴师问罪、存亡继绝等转变为征服奴役、掠夺财富、获得权力，只求战胜对方，不在乎采用何种手段，更也不管战争是否正义，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胜则王侯败则寇”的滥觞。
　　战车、“国人”和军礼的制约使春秋时代早期的战争相对比较节制和文明，战事相对也少，持续时间也短，战场也小，军队的数量也不多，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为“师”，战争一般都是击溃战，决出胜负即结束战争。步兵、弩和平民对战争的主导使战争扩大化，直至失控。到春秋晚期，“军”级建制已经屡见不鲜，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歼灭战，而战争的残酷性也屡屡挑战人类肉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争壤土，牢人之君，灾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靡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战争中不再有正义的英雄，只有强悍的屠夫，一切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步兵与战车的不同在于步兵不需要战场，随处都可以杀戮，步兵也不需要军礼，只要足够凶残就是勇敢的好士兵。《墨子·非攻下》中这样描述步兵时代的战争：“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三光政策”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孙子时代，战争从此起源。
　　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争霸，甚至不善于打仗的宋襄公以德服人也当上了“霸主”。即使这样，“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是对春秋礼制的颠覆，这时诸侯从称霸走向称王，齐宣王、齐威王、秦王轮番登场。当然理论上只有周王是王，其他人是公侯伯子男。
　　进入战国以后，战车开始没落，战争从方式堕落为手段，偷袭、阴谋、圈套屡试不爽。被人尊敬的霸主消失了，被人恐惧的暴君粉墨登场。称王称霸已经没有意义，战争就是以我的暴力消灭你的权力，占领你的土地，不愿做奴隶的人就成为战争的祭品，被赶尽杀绝。
　　战争的目的就是以毁灭他人的生命来消除人的尊严，这种失去军礼规范的无底线战争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秦赵长平一战就坑杀四十多万降卒，而这只是“野人”战争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国战争就成为一种可怕的东方诅咒，将人性和人权消除殆尽。
　　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这是一种战争的进步，但却是文明的退步。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的残忍与政治的邪恶互为表里。等而下之的《三十六计》标志着战争彻底走向下流化，而《韩非子》和《厚黑学》则标志着政治越来越远离正义和道德。当《孙子兵法》沦为士农工商整个社会的伦理文化时，一场文明的灾难就过早地降临中国。正当性被有效性取代，诚信、仁义、谦卑、尊重、厚道、悲悯、正义、德行等等，成为失败的联想词，狡诈、欺骗、出卖、不择手段成为普遍的社会规则。君子不敌小人，小人越多，君子越少。
　　在这样的土壤中，贵族成为一种悲剧，无可挽回地走向灭绝。贵族精神最终成为一种神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比起宋襄公，或许项羽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但宋襄公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泓之战象征着一个“礼义之邦”神话的破灭，“仁义”成为牺牲的同义词，“取义”的前提是“舍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礼的崩溃是一种历史必然，高尚的宗教与沉沦的世俗从此分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充满避世与绝望的中国道教由此滥觞。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火 药如同中国的弩机。随着平民力量的崛起，骑士贵族制度迅速走向崩溃。当时，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写了《战争论》。百余年后，依靠法西斯极权政治、恐怖屠杀和小偷式的战争突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几乎颠覆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世界。
　　宋襄公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精神彻底消失了，东方式的战争几乎完全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暗杀勾当，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光明、不光彩，不宣而战，背信弃义，恃强凌弱，大屠杀成为家常便饭，而其中做得最出色的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莫属，当然“日本皇军”更使现代人印象深刻。几十年前，日本军队偷偷摸摸地攻入中国，又偷偷摸摸地袭击美国，“悄悄地进村，声音地不要”。当时，一个湘西农民的儿子正在西北荒原的窑洞中写《论持久战》：“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四：杀人的艺术
　　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无疑是最为好战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所谓的和平只是上一次战争与下一次战争之间的暂歇期和酝酿期，这种战争视角确实是悲观而又令人沮丧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曾写出了伟大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如是说。而伍德海德在《希腊史标准指南》中说：“我们记录在案的希腊史实中95%都是战争。”
　　无独有偶，战争也是中国历史的发轫。《战国策·秦策》中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逐鹿而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在商朝的《卜辞》中记载了61次战争。每一场战争都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国语·周语下》）。据《逸周书·世俘》记载，以“仁德”著称的周武王曾经讨伐了99国，灭50国，杀死177779人，俘虏300230人。
　　据许倬云统计，《左传》中春秋259年间，各种战争达1200余次，平均一年4.63次。战国242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达到460余次，平均每年1.9次。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说：“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貌似战争次数有所降低，但战争烈度却大大地提高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道义之战霸权之争，战国时代则完全是重商主义战争，就是苏秦所说的“兵趋利”，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目的是为了“辟土地，充府库”，这实际就是寡头统治的军国主义。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据不完全统计，至今5560年中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作为地球上最好斗的一种动物，人类因为财富、权力、信仰或者资源，甚至为了一个女人或是一块石头都会大动干戈、血流成河。
　　战争通常的定义是“为了某种尊严而采取的行动”，也可以被定义为“和平的缺失”。从战争机理来说，战争来源于群氓（民族主义）的狂热和精英分子的预谋。罗素认为，战争是集体狂热的结果，战争也是专制政治的帮凶，战争最容易创造不负责任的极权体制。战争的恐怖使一群懦夫甘愿追随一个领袖，并使一群狂妄之徒结成权力团伙，对所谓英雄的崇拜使大多数人都变成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是暴力的发源地，也是独裁权力的出处。许多战争是没有理由的，蒙古部落依靠战争掠夺建立了世界帝国，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所有为了权力的战争发动者都自诩正义，但孟子则一针见血地谴责道：“春秋无义战！”他们一方面说：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又说：反抗异族侵略也是正义的。
　　在孔子四处奔走宣传道德教化时，孙子写出了世界第一部“战争艺术”著作《孙子兵法》。如果说孔子影响了中国的话，那么孙子则影响了世界。孙子兵法被誉为“瑞士军刀理论”，成为人类战争的《圣经》。从《孙子兵法》问世开始，中国战争就由有限战争转变为无限战争，每一场战争都以大屠杀的形式展开，屠城杀戮不绝于史，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一场人口大灭绝。
　　作为《孙子兵法》的原创者，中国人无疑是最好战的民族，特别是自相残杀的内乱。因为人多地少，残酷的资源限制使中国的每一场战争都以平抑人口增长为目的。这也是所谓的马尔萨斯诅咒，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通过战争来修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战争初期往往以杀戮消耗多余人口，同时削减对方人口；战争后期又转向掳掠人口，以扩大势力。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也是人口比拼。战争的物资消耗和兵源都依赖人口，“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从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的极限之后，直到明中叶的1500多年，一旦人口达到4000万以上，就预示着资源极限临近，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然后战争杀戮使人口迅速降低到2000万左右，东汉末期甚至降至数百万。公元2年中国人口第一次达到前所未有的5959万，马上爆发了社会崩溃，到东汉初年的公元57年，人口降低为2100万，降低率达65%。20年间，长安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公元156年，中国人口又恢复到5007万，马上就爆发了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仅为140万，三国鏖战10余年后更降至区区90万，汉人几乎亡国灭种。
　　这种杀戮性战争从农业文明刚刚走向成熟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因此才有《孙子兵法》的诞生。据司马迁记载：秦国以“虎狼之师”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这些统计数字并未计入秦人战死者。
　　从中国历史上看，周期性的革命战争带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极其巨大的。仅以人口损失来说，秦末动乱导致2000万人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西汉末年绿林起义死了3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三；东汉末年的农民动乱死了3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隋末农民动乱死了35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80%。曹操作为诗人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名句，而作为刽子手则是和董卓一样热衷“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的屠城。《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汉武帝、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暴君，通过血腥的对外战争使无数中国青年葬身他乡，这实际也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一种方法。要么以邻为壑嫁祸于人，要么坐以待毙，安史之乱使中国华北一下子倒退回石器时代。据一些史书统计，唐末五代死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蒙古人和女真人两次征服中国，都是以大屠杀来营造屈服的，整个华北几乎都变成了无人区。从1741～1840年，100年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间，从1.4亿增至4.1亿。但是从1840鸦 片战争至天朝崩溃，死于战乱的人口就达1.6亿人。1853年，以客家宗族文化为背景的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一场狂热血腥的宗教“圣战”，战火席卷整个中国南部，造成的人员伤亡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仅自相残杀的“天京内乱”就造成者10余万人“归天”。
　　经济的早熟使中国过早的出现了人口过剩。在封闭性的文化地理环境下，过剩人口得不到释放，最终酿成内乱，在玉石俱焚中消灭人口剩余，使社会重归稳定。经济早熟带来了文化的早熟，正因为文化的早熟，战争在中国最早成为一种艺术──杀人的艺术，《孙子兵法》就是这样的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