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写盐亭县《嫘祖圣地》碑之谜（摘要）

赵蕤写盐亭县《嫘祖圣地》碑之谜（摘要）

石  云  龙

唐开元间李白之师，经世家赵蕤，在盐亭县青龙山作《嫘祖圣地碑序》言：“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碑碣尤存，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是我国最早揭示嫘祖诞生和归葬独无仅有的文献。研究赵蕤为什么要撰写举世瞩目的《长短经》？它与嫘祖圣地碑的内在联系，撰嫘祖圣地碑的真正内涵目的是什么？

赵蕤为什么要为盐亭撰《嫘祖圣地》碑

赵蕤借古论时政，毕生心血倾注在撰著《长短经》为则天皇后治国安唱共鸣。撰嫘祖碑是《长短经》的续著，赵蕤为什么要为嫘祖写碑序呢？原因较多。主因有下面几点：

著书立传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按《四库全书》、《唐书•艺文志》和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赵蕤生活在张柬之搞血海腥风“宫廷政变”逼则天皇帝下台，唐玄宗之父相王统领南牙军配合张柬之杀二张，把韦承庆、房融以及司礼师袁神庆逮捕下狱，说他们是张易之的党羽。开元四年，唐玄宗下令捣毁则天皇帝建造铭记武周功德的天枢柱，不承认祖母的政绩，杀害太平公主和忠于武则天一生的上官宛儿，生为隐士的赵蕤生性侠气，面向现实，为中国第一位女皇借古论时政之后，又为上古女中圣贤嫘祖铭文撰碑，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是写碑的主要原因。

碑文有五大特征。

其一，写碑文赵蕤已近暮年，真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反其道而下笔，先述撰碑文人的生平韵事。其文曰：“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大意是说：有人说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但是于我来说做官好似天上的浮云，隐居在高峻的长平山中，抚玩琴瑟，饲养禽鹤。引西晋一位才薄卓绝、爽迈不群名叫孙楚所言，“楚少欲隐居，谓王济曰：漱石枕流。生济追问说：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楚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砺其齿。”大意是说，作为一个隐士枕席旁边经常备着清凉的水，可以洗耳，有利广闻，经常用沙石磨刷牙齿，有利长寿，多见直言是隐者的人生乐事。这是碑文的第一特征。

其二：对嫘祖的功绩长达一百字。首先赞扬三千多年前嫘祖就是女人中的圣贤，凤凰中的首领，女人中的第一能人。三千多年后，在男权社会里复出一位女强人，也能当皇帝的武则天是一致的，这是第二个特征。

其三，碑文首背嫘祖出生在本邑嫘祖山，归葬青龙山之首，信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第一，碑文有忆宫史，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后文翁治蜀，大加阔筑，历经兵燹已三缺三圆了。说明赵蕤看见过西汉初年文翁治蜀时，蜀王蚕丛为其先祖所建的旧碑。第二，碑文中所说的蜀王的先祖蚕丛是历代史学家所共认。蜀王的先祖蚕丛，慎终追远。为老祖宗嫘祖的诞生地，即今天的盐亭县青龙之首筑墓树碑，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赵蕤逝世至清朝末年，一千二百多年后在盐亭县出土的上古伏羲时期五十多个文字刻画符号与四川岷山茂县、陕西半坡村，折江河姆渡文化相一致，充分证明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原生地在古蜀，在川北盐亭县。

其四，四千多年前，嫘祖发明野蚕家养、衣被天下，在男权社会里，把嫘祖的功劳记在黄帝头上，直到唐朝天马行空的赵蕤拨乱反正，铭文记上“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是以尊为先蚕。”有人说“先蚕之词，出自《礼记》，非实，孔子作《礼记•月令》原文云：季春三月，天子要向先帝祭献黄桑之服，祈求养蚕丰收”，文中没有先蚕之词，大意是：皇帝要向发明野蚕家养的黄帝祭献黄色的丝衣，祈蚕茧丰收。说明“先蚕”之词始于唐朝的赵蕤，可惜皆碑文远离城市无人传阅。直到南宋《路史》始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嫘祖为帝妃，始教民养蚕制丝，以供衣裳”，才面世公之于众。说明“先蚕”之词始於唐朝赵蕤。这是四大特征。

其五，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属于男人，是男人的附庸，后宫不能涉政，只有男州，没有女县。相传五千年前，嫘祖是西陵氏酋长，智慧超群，不但发明野蚕家养，而且文武全才，能征贯战，化干戈为玉帛，碑文故言“嫘祖兴嫁娶，尚礼仪，驾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五千年前的嫘祖，就是妇女中的圣贤，凤中之王，由于长期男尊女卑的压制，直到唐朝才出现第二位女中强人则天皇帝。这是第五大特征。

嫘祖圣地碑，写于何时。

嫘祖传人王映维在《我抄唐碑的前前后后》叙述说，碑文有些笔画脱落、残缺不全的字。如撰写碑文日期“开元二”之后虚缺了两个字，属于建碑年代的两个字，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第一个年号，历时二十九年，缺的两个字，应当是二十一至二十九之间的某一年”，究竟是哪一年，不能随意填补，日期体现时代背景，特别关系赵蕤为什么要为嫘祖写碑文，思想基础何在，有研究的特殊意义。

据说《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716年），传说赵蕤征君不辟是何时，唐玄宗是否征召，我国入京应举参加殿试，是从则天皇帝天授元年（690年）开始，还是象征性的。士人入仕主要由宰臣推荐。《通鉴》记载：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听说王琚精通权略，是一位机巧、诡诈的纵横之士，因此不能重用，说明唐玄宗对待纵横之士的态度。李白二十五岁前跟老师加挚友的赵蕤在长平山学艺（公元726年），二十五岁，出蜀远游，直到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才经人推荐入仕，整整十六年，这时的李白已经四十岁了。漫长的十六年中，有人说在游山玩水，有的说在求职入仕，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据《通鉴》记载：天宝初（公元742年），鲜于仲好读书，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对鲜说，现在我只是受到皇上的器重，假如在朝中再没有别的内援，一定会被李林甫所害，听说杨贵妃新得皇上的宠爱，但无人敢攀附，鲜说有个叫杨钊的人，是杨贵妃的族人，你可托他，章仇兼琼很高兴。这就是后来的杨国忠。据考证，李白也是剑南节度使引荐给礼部侍郎加集贤学士贺之章，贺之章再推荐给唐玄宗后在翰林院供职。李白赴唐都长安前夕，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公元741年）来到长平山与老师赵蕤告别，这时李白年满四十岁，赵蕤已是五十五岁暮年了。时逢赵蕤在青龙山参加嫘轩宫落成归来，李白阅读赵蕤为嫘祖撰写的碑序后，感慨万千，沉睡了三千多年的人文女祖，重新露出曙光，非常赞赏，在李白的脑海里勾画了一幅嫘祖子孙蜀王蚕丛在古蜀天公不作美的形象图画。在赴唐都长安登上秦岭之巅回头望古蜀，诗性陶涌，以蜀道为背景，一幅一幅铭刻在蓝天之上，与赵蕤写嫘祖圣地碑相对应，喻题为：蜀道难。历代史学家认为这时正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前夕，诗人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仿佛已经预感到潜伏着的社会危机，深感于人生行路的艰难，大胆的夸张和奇丽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绘出蜀道上的奇异。

其实其意，不竟如是，窃以为赵蕤和李白博览群书精通文史，善谋略，古蜀文明史，长期被人为地歪曲歧视。东汉的应劭把青阳降居蜀之江水妄说成安阳的江国。青阳本是嫘祖的长子，西晋的皇甫谧著《帝王世纪》妄说是黄帝元妃方雷氏所生。从而另树成东方文化的始祖。与西方颛顼文化相对立。黄帝的出生地按《山海经》在古蜀岷山，皇甫谧时而妄言在鲁北，时而又言河南新郑。特别到了唐朝的张守节以《正义》之名压制群芳将上述妄言载入史册，延续至今。难道赵蕤和李白他们不悲愤吗？故赵蕤写圣地碑歌颂嫘祖，李白以蜀道难全篇歌颂蜀王，与之相对应，不是偶然，让后有君子深思其意。

嫘祖圣地碑是赵蕤真文

上述五条特征成立，则不应纠缠在一些枝节上，如质疑“文体”与《长短经》不合拍，应考虑阅读对象是谁。如《长短经》赵蕤自序末尾四句说：“辄露见闻，逗机来折，凡厥有位，幸望详焉。”这四句是让当时的秀才、举人、进士、宰臣、皇帝阅读的，当时的广大庶民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他们听得懂吗？这样如果碑文写的古文起什么作用，把古文释成白文，大意是：“之所以披露自己的见解，是因为要引出后来的贤明哲人。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详尽地读这本书，我就很荣幸了。”面向老百姓，则应朗朗上口，如李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老幼孺妇皆，喜闻乐诵，深知其意，所以嫘祖圣地碑采用白文体是合时宜的。再如碑文后面有“谨题”二字，有人认为“谨题”是对作品或作者的尊敬之意，必须是对有身份的人的作品写上一段文字以示尊重，赵蕤怎么会在自己的作品用“谨题”二字。其实，“谨”字有两解：①郑重，小心谨慎。②郑重，恭敬，谨启。“题”字有两解：①题目，②写上，题词。“谨题”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写上。”赵蕤用“小心谨慎写上碑文，是非常正确的。”

再如，“文翁治蜀”质疑认为文翁治蜀治所在川西成都，怎么能治到川北的广汉盐亭。然而《汉书》有这样一段记载：“文翁治蜀，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文翁大兴儒学之风成为全国的典范，蜀、汉近在咫尺，文翁与蜀王的先祖嫘祖缮造坟墓有何不可。

再如，碑文有“忆宫史”，质疑“忆宫史”只有蚕丛、蜀王、文翁才能言忆宫史，赵蕤只能言“考”字。然而碑文有“据前碑所志”，说明赵蕤当时亲眼见过文翁时的旧碑，而且碑文有忆宫史，既然蜀王、文翁都能言忆宫史，赵蕤为什么不能言忆宫史呢？

再如，碑文中有“集首创之大成”，质疑“大成怎么能是首创”。据考：大成语出“孔子之谓集大成，成者乐之一终，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赵蕤根据历代的史料总结了嫘祖一生的功绩，铭刻在圣地碑上，公之於众，正可谓是首创之大成。

再如，后山青龙“场”，质疑认为古代把物资交易之地叫“集”、墟、圩。四川把集市叫“场”，可能是近代才兴起的方言土语。唐宋时期没有把集市叫场的记载。请问；四川在唐、宋时期把集市不叫“场”，又叫什么呢，总得有个名字。按照词典字意的解释：“场”处所，许多人聚集的会场、市场、广场。所以北方把集市以它们的方言土语叫“墟、圩”。而四川把集市叫“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方言土语。

以上种种质疑，严格地说，都是莫须有，不值一谈，都是枝节问题，重心还是应该研究赵蕤为什么要写嫘祖圣地碑，他的意义是什么？

赵蕤精于纵横之说，夫妇生性恬淡，任侠有气，喜欢隐居，不涉城市，不喜欢做官，也许正是这种隐者的个性，才使他独立独行，不像其他史学者那样在著述中以为帝王歌功颂德为主，对他们的过错失误却较少关注。相反，《长短经》更加注重分析帝王贤相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他们所犯的错误，针砭入里，令其难以虚假伪饰，可以说是刮析当时统治者治国之道、谋略权术的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赵蕤大约生于垂拱（公元686年），卒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享年七十岁，整个青春年少时期，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度过，他非常赞赏同情武则天的独特个性，为武则天伸张正义，借古论时政，把毕生心血倾注在《长短经》的内涵之中，成为则天皇帝治国安邦的共鸣人。

此时中书侍郎、太子右庶子李义府四川盐亭人，觉察皇帝欲立宸妃为皇后，于是首先书奏请立武妃为皇后，随后百官进奏请求册立皇后，高宗便下诏说：“武氏门第显赫功勋彪炳，出身良好高贵，先皇清楚地了解武氏的言行举止，常常表示欣赏赞叹，就把武氏赐给了我，就像汉宣帝为太子立王政君为太子妃一样。可立武氏为皇后，三天后高宗驾临殿前，命令司空李世勋携带玉玺印绶册封武后为皇后。”

后宫不干政，皇后不涉权，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男权社会的戒令，唐高宗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他认为才德兼备才是一个好皇后，武后认为，女子半边天，男子所做的事，女子也能做，男女平等，长短互补。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因风邪而目眩头重，眼睛不能看东西，各部门上奏事情，高宗让皇后批阅奏事，皇后天性聪明机敏，广泛阅读文史书籍，处理事情都符合高宗的旨意。从此高宗将国家政事委托给武皇后，皇后的权势与皇帝等同了。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在贞观殿驾崩，遗诏令太子李显（三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决策的可听取天后的意见。顺圣元年（公元684年）正月，唐中宗即帝位一个月想让书玄贞（皇后兄）做侍中，又想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的官职，宰相斐炎坚决反对，中宗发怒说：我将天下让给书玄贞又有什么不可？还吝惜一个侍中吗？斐炎害怕了，告诉了武太后。太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入宫，斐炎宣布太后旨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中宗说：“我有什么罪。”太后说：“你要将天下送给书玄贞，怎能无罪。”于是将他幽禁在他处。将四子李旦立为皇帝（睿宗）政事由太后决定，立刘妃为皇后。近人翦伯赞称：武则天是一个长期被歪曲了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符合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宏观上起了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叛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功臣。郭沫若评武则天：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持，在垂拱元年（685年）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被优待，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甥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困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孙，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武后重视农桑，在她执管政权的五十年里，她使天下富庶了，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只有三百八十万户、一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人，而到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已经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二千七百六十七万五千人。可以看出武后末年人口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武后执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政绩和文化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士学士大抵都是武后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

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乱，她的政权是得到人民支持的。诗人陈子昂曾经说过，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

范文澜评武则天：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范文澜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赞扬武则天博通文史，多权谋，善谋略，是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条件，用谋略夺取唐朝李氏政权。明晓历代帝王政理成败之所因。与一千多年前赵蕤对武氏相称应：革易时弊，兴亡治乱，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基本巧合呢？

赵蕤为武则天的性格唱赞歌一生，为武则天抱不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十二月，在嫘祖山为嫘祖写碑文，当时的赵蕤已是五十五岁的高龄了，碑文中有奠国基和典礼之“隆”，竟有两个字，没有避当朝皇帝李隆基的讳，为什么？值得深思，李隆基初出，就是他祖母的叛逆者，他重用坏人李林甫排斥名臣姚崇。重用坏人杨国忠，祸国殃民。使唐朝从极胜走向衰落。身为敢于直谏行侠有气的叛逆者赵蕤他能向李隆基勾腰避讳吗？畏惧就不站在李隆基的对立面，一生为武则天唱赞歌了。但杀人的权柄仍在统治者手中，故赵蕤仍加防备。则天皇帝临死前，她无可奈何，承认失败，她开创性地以女儿之身成为皇帝，却又不得不回归到传统中来，承认自己仅是一个皇后。其实则天皇后不应如何悲伤失望，她执政五十年，在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名士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之立传，盐亭人赵蕤著名谋略家，是则天皇后的大同乡，把则天皇帝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大事，以独特的方式，借说古人描述今人撰成一部《长短经》又名《反经》流传于世。其核心是：则天皇后，从一个宫廷婢女，感应寺的女尼，后来登上大周女皇的宝座，是顺应时势，因势利导，逐渐成长，一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女孩，被送入深宫，陪伴一个胡须发白的君王，以她的聪明才智，因势诱导，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学会了如何治国安邦的本领，从而打破旧世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女强人，这就为《长短经》提供了理论教材。赵蕤借鉴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略，但总不如像则天皇帝那样善于顺应时势，跻身登上男权社会的前台，把大周王朝推向了时代的顶峰，大展宏图，为世上的女人扬眉吐气。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掌握选举人才的事，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巴结李义府，求提拔任司津监，赠送七百缗礼物，长孙延暗地指使参军以受贿赂罪告到朝廷，把李义府关进监狱，派人审问是实，摘除李义府的官职，流放到巂州，致使忧心羞愤死亡，李义府的死是因奏立武则天为皇后，触怨了李家王朝的权贵们，为武则天登上女皇位，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纵观长孙无忌专权、扬州叛乱的行为，《长短经》的作者逻辑认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的存亡，必须实行霸道的统治，采取威慑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一种杂乱的统治，黑白夹杂，不能单纯用王道的政策，只期待成就功业，不在乎使用何种手段，只讲究根本的原则，细枝末节则不云注意，这种统治虽然不在乎仁义，但在安邦立国却是互相一致的。总章元年（668年），高丽内乱，武后抓李世绩领军平乱，薛仁贵为副将，将帅同心协力，与将士一道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克服重重困难,李世绩攻取高丽扶余城，薛仁贵在金山攻破高丽之后，乘胜率领三千人攻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多座城市请求臣服。李世绩包围平壤一个多月后，高丽王、高藏打着白旗到李世绩军前投降，李世绩以礼接待，高丽全部平定。武后封高藏为司平太常伯员外，把高丽分成五部，一百七十六城、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升擢高丽的酋长将帅中有功劳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和汉人一同治理。任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部护，率领士兵镇守安抚。

赵蕤在《长短经》中把它总结概述为“国中不和，不能出军，军中不和，不能出阵，阵中不和，不能出战。”借黄石公的话说：军井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军中幕帐还未安扎好，将帅不说疲劳，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这就是将帅的礼法，只要将帅与士卒共甘苦，士卒就会团结一心，不可分离，这支队伍就不怕苦，不怕累，能战斗，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百战而百胜，这就是“为将有德，体恤下属”的道理。显庆元年（656年）西突厥侵扰，唐军程和节率军来到摩沙川遇上西突厥的二万骑兵，又有突厥别部骑兵到达，唐军前军总管苏定方率领五百骑兵，飞速前往攻击，出奇兵以少胜多，西突厥大败。不久西突厥又侵边，派苏定方讨伐沙钵罗可汗，苏定方到达金山北面，先击败处木昆部，处木昆来降，沙钵罗形成包围，苏定方发动猛攻，沙钵大败，经过数次激战，活捉了沙钵罗。太后把他的部落分成六个都督府，附属的各国都设置了州府，向西一直到达波斯（今天的伊朗）全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打通了中亚的丝绸之路。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把它归纳为：君主为国，宏观全局。借老子的话赞扬说：以政道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就大事的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

结束语

历史风云早已尘埃落定，唯有乾陵耸立的无字碑在默默评说一代女皇的是非功过，见证了女皇奠基的大唐盛世走向巅峰，见证一个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一代纵横家赵蕤颂扬的嫘祖圣地碑，将千秋万代铭刻在她的子孙──中华儿女的心中。

作者：盐亭县嫘祖文化研究会顾问

盐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顾问

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