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决“科研孤儿”为的是啥? 解决“科研孤儿”咋整,“海归”和“土鳖”上班族“科研孤儿”,要的均含不“无缘科技部重大项目、基金委‘优青’落空、国家科技奖止步”,能够拿到“帽子”,打破“孤独”等。 但这些实现做到──达到企业应用的需求,跟上国家需求的变化,中国的现代科学就能复兴和振兴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说:“中国的主体民族不使用字母文字,这是世界的唯一。中国不变成英汉双语国家,没法称霸世界。中国人写文章,用字母文字的人看不懂。用字母文字的人写文章,中国人也看不懂。哪怕像我这种在美国读了近10年博士的学人,回国后也逐渐不习惯看英文作品,更别说花好多倍的功夫用英文写作了。14亿普通中国百姓如何?这语言障碍是天然的、巨大的。让中国成为汉英双语国家?到本世纪末恐怕也做不到字母文字翻译为象形文字不可能不走样,象形文字翻译成字母文字更常让对方不知所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会长期缺乏话语权。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我国学术圈需要“海归”,也需要“土鳖”──这正如像华为这样一家企业,已经很强大了,仍要把毛坯房买来,把毛坯房拆开,深度修改,实现新材料+新工艺紧密联动突破性创新。这里“毛坯房”,既是“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尊重专利;也有“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尊重创新,尊重通力协作。所以中国解决“科研孤儿”为的是啥?为的是改变目前世界科学界“西强中弱”的现实,共同实现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先进科学技术通天塔的宏图。 所以,买卖“毛坯房”,这不是抄袭,也不是作假──中国解决“科研孤儿”,最终为的是历尽时艰,把全部环节打通,团结一致接过巴比伦没有实现的理想。这里解决“科研孤儿”,不但分“海归”和“土鳖”间的不同,上班族和退休族间的不同,也有工程应用和基础理论间的不同。例如,华为技术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总裁就说:“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芯片的研究只砸钱是不行的,需要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而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努力地去改变。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地站得起来”。 2020年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锁国”隔离,类似的孤岛和岛屿,就有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转变,也有在类似孤岛和岛屿间架桥梁的“撕破”和“不撕破”两难之间,作选择之困──2020年9月12日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报道,在此期间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如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加速从‘人类社会’和‘物理空间’构成的二元空间,向‘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转变……在其看来,疫情过后世界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新中国科学70年以来,三元空间产生了“三大猜想”,它们是: 柯召--魏时珍猜想:求证“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类似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开展国际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团结互助,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但“柯召--魏时珍猜想”要得到承认,需要在一个又一个类似于疫情考验上的真正扭转。这是中文世界科学进一步发展,最终整体超越英文世界才表现。 周光召--吴岳良猜想:“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这是“撕破”选择。反思撕裂,可看雒茂泉到何颂等创新表现。 丘成桐--田刚猜想:“含有大量洞和孔组合卷曲成多维度形状尖端的翻转,可以用‘炸开’变换操作”。这也是“撕破”选择。 目前之所以还存在世界科学界“西强中弱”的现实,以及解决“科研孤儿”咋整的问题,也与在“海归”和“土鳖”间,上班族和退休族间,工程应用和基础理论间,存在对我国这“三大猜想”的认识不同、行动不同的争论和表现。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殿堂内外的人的共同的事,选建“通天塔”的“毛坯房”需要专家专门研究的连续性,也需要对科学殿堂内外的人的普及性和产生的协作性。 即使科学创造是在个体大脑中进行,其他人的思想以及其它信息,也必须经过个体大脑的“加工处理”,才能形成科学创新成果。这里的认识和行动不同的争论是,如2020年8月25日国科大王立新教授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为什么学者一定要发表“单一作者”论文》一文,只说:“发表‘单一作者’论文,从理论构思、模型建立、数学推导,以及实验设计、数据采集、编程仿真、数据处理等,都需要由一个人来完成,是考验一位学者科学创造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如果一位学者在其整个科研生涯之中,从来没有发表过单一作者论文,那么其科学创造能力就理应受到怀疑。这种怀疑适用于所有科学学科。学者应该把自己贡献的那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形成单一作者论文”。但目前科研的事是复杂的,合作更需要。 2020年8月23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邢志忠教授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一作”、“通作”与“单作”:论文署名的困惑》一文就说:“一个好学生,自然是既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又有很强的合作能力。有的学生到了国外,如果迟迟无法融入当地的课题组的话,也是一个问题。科研本来是件自娱自乐的事情,但一旦变成了任务和求职等谋生手段,就不那么有趣了。但一个人能干的毕竟有限,合作与分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只好尊重一些规则,包括允许被别人考核,尽管有些规则看起来挺不合理。但是在体制之内,谁不想要一些社会承认呢?” 邢志忠教授还说:“令我感到有点吃惊的是,界内真有少数理论家一辈子都没有‘单作’的论文。在高能物理学界,尤其是实验方面,由于参与的人太多,论文署名一般采用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方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鉴定谁是‘一作’或者‘共一’就是一件十分耗时费力的事情,说不定还会在实验组内部造成很大矛盾。高能物理学界对‘通作’似乎都不太讲究──‘通讯作者’就是负责投稿和与期刊或出版社互动的作者。但据说后来‘通作’演变成了对一个学术成果在想法、经费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课题组领头人的承认。如果一个课题组不只一位老板级的人物,或者是几个单位合作完成的科研工作,那么就不得不启用‘共通’机制了,这一点与‘共一’的做法类似,目的都在于让值得被认可的作者得到应有的认可,以便将来获得诺奖提名、评院士、申报各种人才项目时,拎得清”。 以上类似对我国存在“三大猜想”认识、行动不同的争论和表现,也与在学术圈争解决“无缘科技部重大项目、基金委‘优青’落空、国家科技奖止步”,能拿到“帽子”等“科研孤儿”问题有关联。同时还涉及论文买卖代写、代投,违规使用科研项目资金等案件。如何最终解决?有无关联──因为“科研孤儿”,并不一定都缺钱、缺人脉,而是我国解决的理论不足。早在2010年年初《长江日报》刊发的一则报道,就披露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发现:买卖论文在我国已形成产业,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不仅是论文,书籍、专利,甚至课题,给钱,中介都许诺可以挂名。 2020年9月17日《科技日报》发表:《论文买卖生意“风生水起” 代写代投机构却成法外之地》一文报道,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核心期刊的主要客群还是在学校。通常,老师要评职称,没时间写论文,就会买卖论文。一些老师已深谙其道”。科技日报记者在网上联系中介机构──上海的一家“科技信息服务公司”客服张莹(化名),表示想要儿科方面的英文论文。对方为记者选定了目标期刊,代写、代投,报价2.5万元。这一费用包括文章修改润色费、公关费、咨询费、服务费、审核费、版面费等全流程费用。如果记者已有论文,只由公司代投,费用则为2.1万元。按照张莹介绍的流程,确定“合作”以后,论文买家要先交50%费用,用作代笔费和操作发表费。收到杂志社的录稿通知书后再付余款。杂志出刊后会快递两本样刊、录稿通知书及发票,方便买家报销。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印波教授给记者分析:“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又会去告发中介机构呢?”印波教授研究过国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爱尔兰立法,为学生代写论文或代人参加考试等成为犯罪行为,发布与这些服务相关广告的人也构成犯罪。但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印波教授建议:可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设新条文;另外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论文限定在学位论文、职称论文、期刊论文以及与国家级科学基金相关的申请书及结项报告等。 可喜的是,2020年9月16日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已完成调查处理的9起违规案件。其中7起涉及论文买卖。买家来自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山东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2020年9月12日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决定(第一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其中8份决定书(网络发布版),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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