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慌了才好吃──请大家一齐追忆1959～1961年间公共食堂食谱以告苍天以戒后人

甜蒿膜膜真好吃

一条江 发表于 2010-10-17 16:11

幸好当时有糖精

      不久前，我按当时做甜蒿膜膜的配方和方式方法，重做了一次，结果──难吃死了。究其因，是因为人们实在太饿，几乎是可吃的东西都好吃，实际这仅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当时幸好有“糖精”这个鬼东西，哪怕清水加上一点点，喝上一口，也能起到一时的“稳心”作用。据说“糖精”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化学品，根本毫无营养可言，只是其“甜度”是食糖的500倍，吃了到底有无负作用，对身体有害否，难说！？

有一次，我用了一个装针剂药品的小瓶子，装了一颗糖精第带在身上，去上学，饿了就用小刀轻轻刮一点点精粉放到水中（井水），喝一碗，倒还了然一阵。一天夜里，我同寝室的同学王尔奎，忽铲然犯了胃病，痛得“鸡呜号天”。我赶紧把我的宝贝糖精，刮了一点在冷水中，给他喝了几口后，很快王尔奎的心口就不痛了。后来王问我，“你给我吃的是啥子药？”，我说：“鬼才是药……糖精！”

“幸好当时有糖精！”王如是感谢说。

      惭愧……

    “老母猪地瓜”吃了昏三天，差点死！

    昨天晚上（2010年10月18日）下雨，我打的未成时，遇到一个开“火三轮”的白发老夫问我“座不座”？

    我一向同情开“火三轮”的人，尤其是老者，但出于安全，我是不会去为节约点钱去座的。

    可雨越下越大，我只好“将就”了。

    上车后，我叮咛车夫“千才小心，安全第一”。

   “你放心，我是死过一回的人，更惜命”车夫说。

   “车祸”？我问。

   “我八岁那年差点饿死”！

   “哪年”？

   “六O年”，车夫回答。

   “咋回事”？我问。

   “两三天没有吃东两，实在饿荒了，兄弟俩只好去扯‘老母猪地瓜’吃”！

    车夫接着又说，“听大人说过，那东西有毒，实在太饿，管不倒那么多了，我吃了后不久就中毒昏迷，三天后才醒。醒后才知道弟弟已经死了”！

    你家饿死了几个？

   “两个”个。

   “是真的？”我诧异问。

   “哪个龟儿事哄你！”……

   “不信我把姓名住址跟你说，你去问”。……

   “我叫张树明，解放时生，8岁遭饿饭，家住仁寿县府君乡钢铁村二组”。

   “听说当时仁寿死了不少人？”

   “多得很！”车夫说。

    老车夫其实比我小四岁，因为头发几乎全白了，看起来比我大。

    我对他说，我正在写关于饿饭时的事。

    他锐：“该写”！“勉的龟儿子娃娃些不晓的好歹”！

    注:(“老母猪地瓜”是一种野生植物，有一定毒性，不能吃）

“老母猪地瓜”吃了昏三天，差点死！    昨天晚上（2010年10月18日）下雨，我打的未成时，遇到一个开“ ...

一条江 发表于 2010-10-19 12:31

老母猪地瓜１  4d474727x92c9ff9ffc27&69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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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年在仁寿，被饿死的人太多了。

老母猪地瓜２  4d474727x92ca4c78b684&69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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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幸存者能活到今天，算他命大。

回复 233# 散眼子
现在还有人误食“老母猪地瓜”中毒：

据《金堂30年》载：

……“倪老师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他最初分不清地瓜的种类，1975年，年仅6岁的倪老师因误食了“老母猪地瓜”而中毒，上吐下泻，脸发黑，花了家里11块钱才算捡回一条小命，母亲给了他几耳光，说是长点记性，为此，倪老师过生日那天也没有弄到鸡蛋吃，算是惩罚。”

据张树明讲：在当时的仁寿，明知“老母猪地瓜”有毒，饿荒了──“饿死不如毒死”去食的人不少，死了的也不少。

哀哉！

据张树明讲：仁寿县曾家沟更惨，人差不多都饿死完了？！是吗？请知仁寿情者告知如何？拜托！

据张树明讲：仁寿县曾家沟更惨，人差不多都饿死完了？！是吗？请知仁寿情者告知如何？拜托！

一条江 发表于 2010-10-21 12:26

这曾家沟不知是不是我插队那个地方的曾家沟，６９年下乡到那里时，曾家沟被饿死得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娃娃。

三年中仅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就约为20万人

川民之恨──“西南王”李井泉其人其事10-04-24 11:45  发表于：《锐思评论》　分类：未分类

作者：唐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爷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爷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我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爷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共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毛爷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67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

──那完全是毛爷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爷在1959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瞒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结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毛爷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并用粮食去换核技术，不顾农民死活，由此可见一斑。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1582万吨，可是在“反瞒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3500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49％的公粮（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员，将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员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员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员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

　《仁寿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96、97、106、366页。1957年仁寿县人口为119万。1961年底人口93万。1961年底的人口比1958年少了十四万，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少了二十六万！《仁寿县志》所说的「高估产、高征购泛滥」，农民的口粮被县里征购走了，结果便是大批饿死。官方公布，仅一九六一年就有三万人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的死亡人数虽未公布，但由于一九六一年人口比一九五八年少了十四万多，可以断定非正常死亡总数在十万以上，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郫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1、131页：灾前1957和灾後1962年死亡率为14.09‰、10.58‰，出生率为21.96‰、10.58‰。1960年出生率最低，为7.69‰，死亡率为175.07‰。1958年的出生率厥如，但应高于10.58‰。1959、1961年的出生率厥如，但应高于7.69‰。今取1957年的死亡率14.09‰为正常死亡率，这样计算非正常死亡的结果只会偏低而不会过高。1958年人口减员7.68‰，非正常死亡281，512×7.68‰=2，162人；1959年人口减员58.01‰，死亡率为x ，7.69-x=-58.01，x=65.70‰，非正常死亡279，776×（65.70‰-14.09‰）=14，439人。1960年人口减员167.38‰，死亡率为x ，7.69-x=-167.38，x=175.07‰，非正常死亡272，488×（175.07‰-14.09‰）=43，865人。1961年人口减员6.60‰，死亡率为x ，7.69-x=-6.60，x=14.29‰，非正常死亡229，292×（14.29‰-14.09‰）=46人。「非正常死亡」2，162+14，439+43，865+46=60，512人。1957年人口数为28.15万。60，512/281，512=21.5%.

彭县（今彭州）当时谭家场（今庆兴镇）产的地瓜救了很多命，微甜清脆可口很好吃，但不能吃多，伤胃叮人，我遭过一回，遭叮惨了。

由于饿，吃一顿算一顿，

狠吃死胀，咱不遭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