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主席的父亲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父亲的命。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 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 毛贻昌先生(1870-1920),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 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6、小平同志的父亲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 小平同志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小平同志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邓绍昌作革命党人,能掩护他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 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仇敌暗杀。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又有说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类似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被张国焘所杀。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 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 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为什么是革命党人?其背景是,张澜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府址在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在成都法政学校毕业的邓绍昌,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邓绍昌自然成了四川军政府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 此时张澜还发起创建了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即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当然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也没有了依靠。1920年张澜回四川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并兴办职业教育。1921年张澜先生首次出任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当然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些也体现有四川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20世纪初极贫极弱的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就业,云集在重庆、南充、成都等地的王右木、张澜、杨闇公、吴玉章、袁诗尧、何拔儒、邓绍昌等人,他们想到的存古,已经不是存孔孟之道,而是像上古嫘祖一样开发丝绸经济带。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已经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也要走的社会主义。在四川家乡中学时代的邓小平同志,那时也受到过这些思想的熏陶;这些思想也包容在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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