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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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7-17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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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演讲中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张维迎的核心著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理解公司》近日由世纪文景新版推出。作为长期参与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以及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张维迎教授在7月11日“对话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转型”新书读书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学界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相关讨论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并重申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本次活动作为书香中国第四届北京阅读季重要活动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经济增长从配置效率到创新驱动依靠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比较了中西方通行的几种经济增长模式：靠政府搞资本积累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靠国家宏观货币侦测和财政政策刺激的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以及斯密经济增长模型。在张维迎看来，前两种模型都无法实现长期的增长。修正的斯密模型，尤其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企业家精神之后，将企业家嵌入到斯密模型中，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也即回答了市场是怎么出现？分工如何形成？创新如何而来？
　　企业家在做什么呢？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发现不均衡，二是创造不均衡。这两个功能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跨市场套利、跨时间套利和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套利来发现不均衡，赚到利润。举例来说，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写了30多位企业家，都可称之为套利企业家，比较有名的比如吕不韦，他作为行商，奔走在韩国首都和赵国首都之间，低进高出赚钱。近代的“红色资本家”阿曼德·哈默（Amand Hammer）也在苏联市场和美国市场之间通过贱卖贵卖发了大财。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企业家多是这种套利型企业家。这些都可算作跨市场套利的典型。这种套利行为纠正了市场中的不均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者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小。
　　打破不均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业，因为飞梭的发明，加速了织布的速度，这是创新的作用。
　　熊彼特如何定义创新？他认为这包含：引入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实现新的组织形式。我们可看到的大致是三类企业家：创造新产品、新产业的企业家，比别人做的更好的企业家，以及以最低的成本按订单生产的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最少，是真正的商界领袖，他们的创新基于对人性的理解。中国企业家中马化腾、马云都可算是第一类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过去30年主要做的是套利，但套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的成功，主要靠创新。中国过去3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在张维迎看来这是后发优势带来的，这可算是哈耶克讲的寄生经济，但这种优势正在枯竭。从计划到市场的发展可以依靠套利，如果从配置效率向创新推动的增长的转变却要依靠创新型企业家。

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
　　针对时下火热的“大数据”概念，张维迎教授也特别谈到了大数据与企业家的关系。“大数据不能代表企业家，凡是企业家能做的事情一定是大数据无法做的事情。”企业家的素质究竟为何？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需要在不确定的世界预测未来，有对盈利的警觉，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有成功的渴望，有信心，百折不挠。张维迎特别指出不要混淆“管理者”和“企业家”。“管理者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企业家是做正确的事情，要判断未来。很多企业在老一代的企业家退了之后都变成由管理者管理，这些管理者管理最大的追求是避免大的风险。而创造性的东西为什么都是又新的企业去做？因为它没有负担。”
　　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无法培养，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一定的制度环境，能允许有自由的思考空间，有稳定的预期，有良好的产权保护。亚当·斯密曾说过，“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领域都需要转变，需要为市场的发展扫除一些障碍。

改革要从“功利主义导向”转为“权利导向”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可以称为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的考量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路上应该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导向”，基本权利优先于功利；是非标准优先于利害标准。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创业、自由创新和自由交易。“只要我们尊重了人的权利，市场经济自然而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尊重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企业创新的道路上，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好多企业家不是一下就成功了，要经过很多失败。”张维迎说，“一个社会有宽容的精神，有平等的环境，我想就可以创新。”他反对政府用各种政策支持部分企业，因为它一定是歧视性的，给企业优惠，导致大家都去寻租。
　　出席读书会的凤凰财经主持人权静评价张维迎老师是最具功力的经济学家，可以用深入浅出的办法了解经济学的奥妙。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她提出了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如何？转型中，企业家和普通人如何应对？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会有些麻烦，因为过去的高增长是借来的，后面如何维持是个问题。他估计未来几年发展趋势会保持在6-7%，未来10年在3%会是正常的。在这个转型中的企业家必须有特别的能力让消费者更满意，当然会有一些企业死掉，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的政府要关注的是企业这整片森林，而不是其中某棵树木的生存。所以不应有针对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另外一个提问的焦点是国企改革，国企的管理者算企业家么？张维迎教授认为他们有企业家素质，但他们并不真正承担企业的风险。他认为普通人认识中国和中国问题的观念需要变化，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气候恶化、GDP的增长匹夫有责，不全都是国家总理的事情。政府和民众的都需要有所改变，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遵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在经济增长的舞台上，到底应该由谁来唱主角？如果真如此，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张老师的答案不言自明。
　　张维迎教授在回答现场读者提问时也表示，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其实首先基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关心，这些年他自己致力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思考改变大家的理念，也是这种使命感的结果。
　　据悉，世纪文景还将系统整理并陆续推出张维迎教授有关企业理论的多部作品，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信息、信任与法律》等。这些作品基本囊括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企业理论的基本面向，包括企业的存在，企业内部的结构，及不同组织结构的竞争均衡等，除了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企业理论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证研究，张维迎先生也在其中讨论了与中国企业改革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作品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势必对我们在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很好地认识市场诸要素的作用，更好地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迎来中国改革的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