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

18、1934年。

1934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迁盐亭龙潭后，汪克明领导中心县委在盐亭龙潭开始活动。5月汪克明从三台来盐亭去富驿镇办理接收工作，不走三台-玉龙-龙潭-富驿这条最近的地下秘密安全小路的交通暗道，他先调中共富村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任中心县委秘书，叫赵济舟跟随他去三台绿豆河办理中心县委搬迁事宜，再回来同行走三台-盐亭城-富驿这条显眼的交通大路。由此在路过盐亭县城时，赵济舟因阆南县委叛徒告密，在盐亭县城被29军逮捕。赵当即叛变，出卖汪克明。然而奇怪的是汪被捕押到29军军部三台县城监禁后，却安然无恙。

到6月敌人用把汪克明转移押往绵阳时，在途中又让他“脱逃”，返回盐亭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汪克明“逃”回来，1934年7月住龙潭何家湾。由于汪克明潜伏在党内，当时国民党到处捕人，党内相继有同志被捕，也有个别人叛变，革命队伍中思想混乱，一些同志情绪不稳定。汪克明决定组建团组织，掌握内部的思想动向，8月底成立了何家湾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是何文福。1934年8月汪克明又在龙潭积极筹建“川西北抗捐大同盟”，这个组织与农协会有所不同，只要愿意抗捐抗粮的，都可以参加。该组织成立后，刻制了“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方形木质大印，计划以龙潭为根据地，展开抗捐抗粮的农民武装斗争。全县再计划扩大党团员300余人，龙潭地区党、团员多达100余人。这时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组织约4000人，纵横30华里，成了党领导下的赤色地带。

1934年10月毛泽东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9、10月间汪克明着手整顿游击队伍，他要求避开一些动摇分子，以贫雇农为基础，整改农民武装成立“工农前卫团”。不到两个月又发展300余人，汪克明任团长，王明寿任副团长，何光明、何增甲任大队长。“工农前卫团”成立后，由邓象舆组织训练，汪克明亲自带队演习，强调要有“枪弹战中，人亡枪亡”的战斗精神。大家昼伏夜出，实地加紧训练。陈燮和在1934年10月初被29军逮捕后叛变，充当敌人“清共”恶犬，被任命为盐亭军学研究会办事处的侦缉队长。

1934年10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决定在龙潭子附近的西山坪召开“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紧急会议。由于是汪克明1934年6月被捕后就在有计划安排，被29军和盐亭县保安团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坚持抵抗到第二天的这个十分危难的特征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长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何拔儒曾在民党县政府和县保安大队的关系，假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大队收编的条件，解决脱围。盐亭“西山坪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的那一个月明星亮的夜晚，汪克明迟疑地来到在包围圈的会场门口，被潜伏在会场外的敌人打伤被捕。敌人以“苦肉计”的方式审讯和坐牢一段时间，在1936年将他释放后。1936年夏汪克明登报脱党。看到这一切的盐亭原“重庆组织”的多数老人认为，汪克明是真叛徒。

1934年11月，国民党29军大举“清共”，29军谍查队长董咸仁率队在盐亭石狗场，再次逮捕已抓的原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以及杜仕仪等人。将他们押解三台后，在叛徒翁国强劝诱下，何什民继续叛变，先后供出了盐亭县委成员和三台、盐亭他所知的党员、团员，相继逮捕了杜利清、杜佩玖、勾铮、陈海帆等10余人。全县党团组织均遭破坏。看来汪克明帮助“清共”有办法。1934年何希唐集资在盐亭县城筹建光华蚕种场，蚕种进入有组织的专业生产。

19、1935年。

1935年初开始，盐亭继续大举清共，29军军部派副官徐文明任主任，施行以共清共的办法，把叛徒分派到29军防区的20多个县，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成立清共会，任命叛徒黄泽为阆南清共办事处处长，其余组成人员大多数是被捕叛党者，如陈燮和任侦缉队长，叛徒赵济舟、张友志、勾铮、杨尚卿、何建华等为办事处的成员。办事处发布清共布告，指令共产党人登记自首。在各地团保、民团、乡警的配合下，掀起清共高潮，首先逮捕了一批党、团员和各种外围组织的骨干份子。1935年2月，29军军学研究会成立了盐亭清共会。清共会由伪县长张国维兼任主任，刘旭升为专任主任，勾铮为侦缉队长，张友志、何建华为侦缉员。清共遍及全县，其中以一区的城厢、三元、定光、玉龙、巨龙，二区的双碑、镇江，三区的高灯、龙潭等地为重点清共地区。这时在“西山坪事件”中被包围后，假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大队收编为条件解决脱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游击队部分队员，也被看作“叛徒”，被县保安大队收编派到安县去同田颂尧的29军一起参与安县“剿共”。这时作恶甚多的陈燮和，又被敌人调安县任清共会负责人，让陈燮和监督何增甲部“清共”。

何增甲带领的龙潭根据地部分的游击队，在安县由于看作不卖力，调回盐亭整顿时，原龙潭游击队政委申秋成立即和何增甲联系策划趁机“反水”逃脱，后开进龙潭附近五龙石狗场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这就是今天党史材料说的1935年3月24日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已“叛党参与清共”的何秋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叛党后又组织暴动为借口，在高灯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上报“在追捕途中击毙”等。

这其实是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在高灯和玉龙3月24日大屠杀300多共产党的惨案，编的谎话。1935年4月6日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小分队50余人达到盐亭石牛庙时，龙潭根据地300多人的游击队已经不能跟他们一起北上延安抗日了。

十七、仰望星空无限敬畏大革命历史

1949年12月28日盐亭城和平解放。正如《盐亭县志》所说，在1935年盐亭地下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的10多年后，到1949年6月盐亭本土在外地参加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已经又建立西盐特支、县城火星社、三梓盐边区特支等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们积极活动，瓦解和争取敌伪人员配合迎接解放。1950年1月3日至5日部队领导吴兴国、周杰、贾岗、李如松、靳树基等15名同志组成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相继到达盐亭。在吴兴国、王云的领导下，南下干部以及衡超伦、何顺帆率领的西盐特支的党员和白大科等人，参加了对敌伪政权的接管。川西、川北地下党组织，分别和盐亭党组织接转地下党员组织关系。后经川北区党委批准，成立中共盐亭县工委，由吴兴国任书记。盐亭县在党的领导下，翻开了解决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转历史新的一页。

但道路仍是有曲折的。例如，吴兴国开始主政盐亭，对待盐亭革命老区人民的事情并没有完全坚持实事求是。2014年9月18日为了解1925-1935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的革命斗争，以及1935年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就义，被敌人屠杀于高灯塔泥坝和玉龙宗风寺，解放初却被定为的“叛徒”案，我们采访了时原盐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何开明同志。因为他与解放初中共盐亭本土地下党负责人、原绵阳市政协副主席衡超伦同志曾交往密切，衡超伦给他谈过解放初的事情。

衡超伦（1927- ），盐亭县金孔镇人。1945年考入南充建华中学读书。1947年在校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活火社”，任副社长、社长，并任校学生会副主席。1948年加入共产党。1949年初就读于南充川北文学院哲学系学习；5月派至南岳工委控制的浸水乡学农运工作约一月；返校后，6月南岳工委领导黄道庸同志指派他负责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并经党组织指派回盐亭开展工作。衡超伦7月建立了中共西（充）盐（亭）边境特支，他任书记，培养积极分子并发展了党员30多人；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组织“工农协进会”，发展会员120余人；建立了“青年联谊会”，发展会员150余人。特支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青年群众组成宣传队，到盐亭、西充两县20多个乡镇，宣传群众，迎接解放；领导分化策反了伪县警察中队长王治梁，为和平解放盐亭做出了很大贡献。从1950年起衡超伦先后任盐亭县政府副县长、县长，后任遂宁专署文教科长、中共遂宁地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地区文教局长。遂绵合并后任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区文教局长、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兼市社科联主席、名誉主席。

解放后南下干部王云、吴兴国、王一等3人，先后是盐亭县三任县长。到1952年秋第四任县长衡超伦同志，是盐亭本土人在解放后当盐亭县长的第一人。但一解放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就到盐亭县，由县委书记吴兴国等协助，还亲自处理过盐亭地下党问题。据衡超伦说，他作为当时盐亭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也曾被叫去询问。当然也还询问过其他的盐亭地下党负责人。衡超伦说一是问他在盐亭发展的30多名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为何富裕家的人多，是穷人家的少？衡超伦作回答后，李井泉不认可，还说就连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都怀疑。衡超伦说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经过，以及拿出了证明材料。二问衡超伦向李井泉谈了他在盐亭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但李井泉仍不认可。衡超伦被逼急了还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还是把入党人员名单封存在一个瓦罐中，埋在一处地下的。于是李井泉派人按衡超伦说的话，去找寻这个瓦罐。但找寻到的这个瓦罐中，只有七八个的名字，李井泉就只认可这七八个人，才是盐亭县地下党的成员；其他人不算数，如要入党，必须重新申请接受考验批准。可见李井泉是亲自处理解放前盐亭县地下党问题的最高负责人。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壮志》一文，是关于评《中共绵阳市志》等写的盐亭1925-1935年党史的文章。2014年9月在网络论坛上发表后，有不少网友来信。如李雪冬同志说：“申诉的话，将就史实，证据齐全，平反，应该也问题不大吧。历史问题，也不至于得罪谁吧；也可以挂靠在某些机构上来提出吧；也可以从党史的角度提出吧；搞清楚党史某些机构还是应该有责任的吧。我倒是觉得，现在讲民主法治，这个问题也没有和其他人有利益冲突，就是个人大张旗鼓的提，也没问题吧；或者挂靠机构从其他角度探讨，也没问题吧。如果是有引用，有证据，当成科研论文在当党史期刊上发表都没问题吧”。

向组织反映，已经做过。而且王剑清是国家高级干部，她曾请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给省委写报告，并叫找杨超书记去帮助办理也没结果。我们曾在盐亭县委科协工作时，也找过盐亭县委何开文书记，以及党史办龚荣忠主任，也没有结果。因为解放后把盐亭革命老区游击队牺牲的领导干部都打成革命“叛徒”，盐亭实际变成革命老区“空壳”县。如果把坐阵盐亭指挥失败并在此时前后两次被捕都安全活下来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汪克明树起来，也太明显挑战党的底线。所以演变到今天，《绵阳日报》发表的《追寻盐亭山乡的红色记忆》文章，只好把当时盐亭本土在外地领导革命已经牺牲的袁思尧烈士，说成还在领导盐亭的建党等革命活动。而袁思尧1923年入党，1925年回盐亭当县教育局局长，1926年创办盐亭国民师范学校和盐亭初级中学。

当时袁思尧在盐亭从事革命活动中，只介绍过何拔儒入党作预备党员，1927年1月袁思尧被党组织调离盐亭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何拔儒教过申秋成和何增甲等龙潭游击队的一些骨干和队员，因此和他们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29年申秋成等入党后在天垣组织盐亭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以及组织盐亭龙潭地下党游击队，何拔儒都曾给申秋成等以帮助和指教。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来盐亭龙潭指挥后，何拔儒主动离开盐亭到外县教书。1934年10月23日是农历的9月15日，晚上“西山坪事件”发生，1000多人被反动派包围，组织救营是以装假愿集体被收编为名作突围；脱围后很多人离开了。

但演变到1935年3月24日，盐亭本土300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英勇就义，在高灯和玉龙两地被反动派集体刀劈大屠杀，是“西山坪事件”发生后被敌人追捕到的。“西山坪事件”是否有汪克明1934年5月被捕又活着回来指挥的背景？反动派集体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80年来人们虽然已经麻木，但仍有曾经的目睹者对在高灯和玉龙两地大屠杀就义场景的传说；有关方面手中也有可供检视的材料，如解放后收缴的敌伪档案，以及解放初抓捕镇压的“西山坪事件”前后叛党和脱党活下来的人审讯、调查档案。

1935年3月24日盐亭本土300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被砍大屠杀头，是否就义还遭遇被打成“叛徒”的不幸，今天希望不要把悬念留在世上的人，和盐亭地下党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只是觉得悬念不应留給盐亭的子子孙孙，正气应该长存。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区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列宁主义的“以俄为师”转入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国。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后来走入社会帝国主义，一切“以俄为师”也损害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近年的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出是两种霸权主义的争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与发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直到邓小平同志1981年与金庸谈话，才公开的。看过1934年至1935年盐亭西山坪事件革命群众被包围的组织营救与演变纪实的人，如吕锦华先生说：“中国历史真相疑点很多，需要有人一一去弄清楚。这要有精力、有能力、有机缘的人才能去做。我不是这类人，但我会珍视他们的工作”。余春智先生说：“细读颇有感触，投身革命的那些先烈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研究和探讨很有意义”。我们颇有感触的是，邓小平同志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邓小平同志无疑给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执政党、我们这个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詹海鹏先生是四川泸州人，1983年出生，现在在西安做机械工程师。詹海鹏先生来信对解放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四川饿死很多人，很有意见。但詹海鹏先生又认为是邓小平同志对推荐提拔李井泉书记、包庇支持李井泉书记有责任。认为“周、邓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不赞成詹海鹏对邓小平同志的指责。

邓小平了解李井泉，也正能掌握分寸运筹帷幕。这可以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邓小平到广西百色组织武装起义，国民党派重兵围剿。邓小平到中央汇报求援，绕道河内，经过香港，最后到达苏区。李井泉这时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驻扎在瑞金。邓小平在周恩来的理解下，任瑞金县委书记，负责瑞金的一切事务，李井泉和邓小平两人之间有了频繁来往。这期间，国民党围剿瑞金，邓小平带领李井泉所属部队撤退。后来李井泉把苏区大门被攻破的责任全推给邓小平，一段时间邓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1949年底，李井泉又成为邓小平的部下，中共中央令18兵团受刘、邓指挥，此时李井泉任18兵团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指挥。詹海鹏先生说李是邓的人，如1952年邓小平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邓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邓小平。到文化大革命1969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推荐提拔李井泉书记、和李井泉书记不恰当的个人行为是支持和负有责任。

例如，解放初修筑成渝铁路，发现远古人类化石“资阳人”，这关系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邓小平很注意分轻重，也很注意讲原则。这体现邓小平同志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沉得住气，考虑方方面面很周全和高远，是无人可比的。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转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都作了巨大的努力。詹海鹏先生属于年青一代人，我们更不能把今天反腐斗争中发现的权力寻租，一部分官员腐败，索贿受贿、贪占公共利益、相互利用，以钱换权，以权换钱、买官卖官、以钱谋官、以权谋产、欺压群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只与邓小平时代才有紧密联系。其实这类现象，正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带来雾霾或留下的“负资产”。

《追寻盐亭山乡的红色记忆》一文之所以不愿意说类似汪克明领导盐亭革命造成损失，是因其间两次被捕在用活命作的交换。而且在1932年至1935年的川陕根据地时期，党内高层发生张国焘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分裂党，分裂红军。当时盐亭龙潭本土地下党、游击队是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边，进行了抵制。张国焘是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时，见到列宁。此间只是偶尔听到过有1920年的“重庆组织”和《重庆报告》。1928年张国焘再次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此间他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解了“重庆组织”和《重庆报告》的情况。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1932年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李井泉1934年参加长征调红四方面军工作，支持张国焘在盐亭搞曲线“肃反”。于是张国焘竟然再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去反对毛泽东，但李井泉进行了抵制。

李井泉虽能与张国焘作斗争，但也支持过张国焘在红军中开展扩大化错误的“肃反”，这正是一种复杂的俄国红色社会主义的不良遗产。来自通南巴根据地方向的汪克明，崇拜张国焘，也了解李井泉。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榉溪河畔石狗场（即龙潭子附近的五龙场）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员，就是在汪克明执掌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工农前卫团”任团长的手上，惨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都成了“叛徒”的。

四川解放后时期李井泉和吴兴国等负责人，为了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申秋成、何增甲等近千名的干部和党员划为“叛徒”案。由于文化大革命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对解放后制造的被敌人1935年屠杀于盐亭高灯和玉龙定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也给盐亭解放后60多年的革命和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使这个贫瘠的山区县，与周围县比较，至今难改变落后差距的面貌。

解放后60多年中，有三位作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领导来过盐亭指导过工作。第一位是朱德元帅到盐亭，1960年3月朱德委员长回老家仪陇，回来路过时提出要视察盐亭。当他了解浮夸风对盐亭经济的破坏后，对盐亭县委领导人给予了教育和引导。第二位是赵紫阳到盐亭，文化大革命中盐亭武斗严重，县委班子派性也严重；1975年10月赵紫阳调四川作省委书记，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赵紫阳亲自来盐亭调整县委领导班子，并对盐亭的生产作具体指导，对盐亭后来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第三位是温家宝到盐亭，1999年温家宝副总理到盐亭视察，还接见过盐亭养蚕大户农民都政全同志，说明温家宝对盐亭生产的关心。但盐亭的农业生产抵不过外面工业生产的冲击。

正如刘志平先生2011年11月2日，发表在《红岩春秋》杂志上的文章《仰望星空 无限敬畏》中所说：类似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前，大家认为的应“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运用于我们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是否为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考察方法，并不能涵盖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奋斗过程中，出现过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如果仅仅是目前公认的6个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并不足以反映“规律”，而只是这个“规律”的典型代表。

刘志平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路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等问题，联系到《重庆报告》既要着眼于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更要对重庆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整体把握，联系思索，才能从中找出内在逻辑和重庆先进分子革命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