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华：“又高又有文化”的“一员虎将”

源自：三湘风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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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红色故事】“又高又有文化”的“一员虎将”

　　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是谁?他就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湖南益阳人。这个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又高又有文化”的人，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他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故事特别是“卖”掉儿子给党筹经费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高文华，1904年1月出生于益阳县道子坪乡（现为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原名廖剑凡，从事地下党时为掩护身份跟外祖父改姓高。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汉夏（今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党组书记。
　　高文华之父名叫廖若冰，号镇衡，很小就过继给族叔抚养，光绪末年，在养父及宗亲的支助下，廖若冰留学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同盟会的新思想并成为同盟会会员，回国后，积极与长沙、益阳的同盟会会员联络，在县城等地宣扬进步思想，呼唤民族觉醒，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文化。
　　高文华是廖若冰独子，别名“廖去恶”，小名“廷哥”。出生不久，父亲廖若冰正为当时的出国潮所影响，为了筹措留学费用，廖家变卖了部分田产并开始举债。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日渐式微的家道，使高文华变得意志坚定和性格刚强。从东洋留学归来的父亲所抱持的改朝换代的民族民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播下了他毕生追求革命的种子。
　　13岁那年，高文华到县城南货店当学徒，一年后赴长沙做工。受其父及其他老同盟会会员思想的熏陶，1923年秋至1925年春，他在长沙因组织工潮与资方斗争两度被开除，但这并未改变他追求革命、推翻剥削制度的理想信念。1925年他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于次年在县城组织了5000人规模的元宵诉苦灯会游行，震动了整个益阳。1926年冬，依托蓬勃发展的农会组织，高文华在家乡建立起了益阳最早一批基层中共党支部。1927年“马日事变”后，益阳到处可见“画形悬赏，逮捕缉拿”高文华的通缉令，但他不畏环境险恶，机智隐蔽转移了绝大部分农会骨干和党的革命火种，并成功地逃往汉口避难。1927年至1929年春，他辗转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市，风餐露宿，历经艰险，终于在上海同党中央接上头，随后在汉口、上海、天津和济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党工作长达15年。
　　在上海中央组织部的三年期间，面对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高文华多次临危受命，和妻子先后掩护转移过瞿秋白、鲁迅、夏娘娘等同志脱离险境。1935年党组织派他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书记，组织北方局的地下工作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在华北、中原和山东半岛掀起抗日救亡斗争，最著名的是发动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4月以后，党组织安排他离开白区，留在延安学习和工作。后来人们这样评价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巧妙的斗争艺术和清正的人格操守，才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把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1935年初夏，华北大旱，麦苗焦黄，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天津，中共北方局机关驻地，房东又来讨要房租。头戴礼帽、一身灰色长衫的高文华正往里屋走。待妻子贾琏与房东交涉完，患严重肺结核的他正蹲在地上咳血不止，一米八的汉子，此刻只剩百余斤。看到病情恶化又营养不良的丈夫，贾琏非常着急，心疼地说：“把那块腊肉拿来吃了吧，也好为你补补身子。”“不行，那可是地下党同志联系工作报平安的标志!”高文华边说边摇头。夫妇俩都明白，挂在墙外的腊肉，它不光用于装饰门面、摆阔气，更是地下党的工作道具。这些天来，贾琏一次次取下，又一次次挂起，始终没有吃掉。
　　城郊田野里，一群孩子正在捕捉蝗虫，好拿回家烧着吃，其中就有高文华夫妇的女儿。“妈妈，我饿，妈妈，我要吃肉。”听到女儿稚嫩的声音，贾琏心软了，准予她跟着小伙伴去捉蝗虫。而作为一名资深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的高文华却严厉责备了妻子，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商人，商人的女儿是不会去烧蝗虫吃的。
　　1935年6月，高文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并兼任北方局书记，妻子贾琏担任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由于时值红军长征，高文华所在的组织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经费严重匮乏。没有经费，付不起房租，日常生活开销保证不了，外去活动也不得不中止，连一天吃两顿稀饭也只够维持一个礼拜了。一家五口，开口要吃，贾琏没有奶水，襁褓中的儿子饿的哇哇大哭。目睹这一切，贾琏心里十分难过，向丈夫提出要“送”掉一个孩子渡过难关。“万不得已啊!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自言自语地说。最后，夫妻俩将只有四个月大儿子“送”给了一位国民党旅长太太。“这位官太太付了的50块大洋，我全部用于了党的事业开支，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运转。”高文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信仰和理想高于一切，抛家弃子也就不算什么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多年以后，女儿高鹰评价“卖”弟弟的事时，满含热泪地说。
　　高文华和妻子贾琏志同道合，一起干革命，不仅住得简陋，穿的也是洗了又洗的旧衣，生活十分简朴。
　　贾琏大高文华两岁，她本是廖若冰同盟会老友的女儿，贾父离世时，托付故友收她为童养媳。1929年后，她随高文华到石首、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从事革命斗争。1935年初，高文华负责中共河北省委工作，她也成了省委机关的“内当家”。为保证党组织运转，她锱铢必较，精打细算，费尽心思。建国后，她先后在电力部和水利电力部等部门任职，曾将单位发放的福利费全部交给福利科去补助生活有困难的人。1981年贾琏逝世，临终前，她将节省的1万元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
　　1925年入党的高文华，建国后任职过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党组书记等职务。建国之初，他的工资被确定为行政六级，一直到临终，时间长达40余年，他的工资都没有变动。高文华却很坦然，“与同资历的人比，算得上是吃亏了，但相比死去的人，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这样的话，他最后一任秘书井宁不止一次听说。
　　1994年1月高文华病故于北京，他生前唯一的遗嘱是将自己一生从政的全部工资积蓄两万多元，交最后一次党费。
　　高文华和妻子平时对两个女儿也要求严格，从没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女儿们长大成家后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都没有得到父母留下的财产。长女高鹰，参加工作就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去了东北工业基地，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她一家老小都住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普通住宅里，与一般工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1978年夏，刚从关押八年的秦城监狱出来、“平反”不久的高文华就回到了阔别51年的家乡，在益阳地委书记的陪同下，头发谢顶的他走进南丰村。
　　见到思念已久的三婶林三元，高文华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嘘寒问暖，感慨万千。谈话间，高文华对林三元说：“我还欠你三十块银元哩。”林三元回答道：“那算哒，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喽。”高文华说：“这30块银元，可是我参加革命的本钱啊!”在座的听了，都高兴地笑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原来，在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大批在湘的中共党员被屠杀。5月，高文华跳出虎口，逃到在汉口做木排生意的林三元家避难。年底，高文华潜回老家，国民党特务闻风而至，在回乡过年的林三元的精心掩护下，他在一户人家猪圈的干粪堆里藏了三天才得以脱险，后化装逃往湖北石首。临走前，他向林三元借了30块银元做盘缠和本钱，一边挑担卖杂货谋生，一边联络党组织，两年后，在上海见到毛泽民才找到党中央。
　　高文华说：“三婶娘，现在不用银元，用的是人民币，我只能给30元人民币了。”林三元老人说：“银元不要，人民币也不要。”高文华说：“这个账算不得了，整整51年，30块银元，只能兑30元人民币，但这是我的心愿啊，不要嫌少，您老一定要收下。”一个要给，一个不肯收，看到这里，在座的人都纷纷劝慰老人，恳请她收下，她才伸手接过这笔钱。大家再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0年革命生涯中，他辗转多地，两任省委书记，三任副部长，无论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危机四伏，还是参与发动、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无论在家乡湖南，还是在他乡河北，这位党的第一代地下工作者始终只图奉献，无意索取。高文华，曾被毛主席笑称“又高又有文化”的“一员虎将”，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与和平环境的考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益阳市资阳区纪委监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