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克永参与筹备"国事座谈会"

　　汪克永参与筹备“国事座谈会”　　文／常崇宇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成都各界举行“国事座谈会”，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次座谈会由五所大学十二个学术团体联合召集，共有两千多人参加，奏响了国统区成都学生民主救亡运动的序曲，也成为紧接着的成都学生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武装镇压市立中学学生暴行的“双十一运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１日）的前奏。影响所及，至为深远，被列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事座谈会”的召开，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进入１９４４年，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贪官污吏横行，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前线接连溃败，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一个要求改组国民党政权的民主宪政运动随之蓬勃发展。在１９４４年９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正式提出：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都地区的民主人士也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民主，开放党禁的主张。这些主张深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
　　国统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军事问题：国民党军队中原战场失利，日军还图谋占领桂林、柳州和南宁，从我东南方向逼近，政府有哪些应对措施？
　　经济问题：自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４年，七年间物价共上涨了近８００倍○。面对通货膨胀，如何实现物价管制？
　　贪污问题：邮汇总局、中茶公司、花纱布管理局等舞弊、渎职案，何以不能公开详情及给以处分？贪污案是否涉及政府高官？
　　民主问题：国民党当局屡次声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为何没有具体表现？关于保障人民言论、行动、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允诺，为何只是空头支票？
　　党派问题：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怎么可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下的“统一”，而共产党要求实现民主，矛盾是否不可调和？
　　青年与教育问题：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场所，政府凭什么横加干涉和限制？在各级学校中设立党团组织，有否必要？在后方的学校中，言论及集会自由经常遭到限制，这种现象是教育当局的既定方针吗？
　　其他：如中苏邦交改善问题、四川铁路的修筑问题等。
　　１９４４年的国统区，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大批共产党员遭到监禁。为了保护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在国统区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时，成都地方党组织很注意策略，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当时国内最大的民主党派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三党三派”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成都地方党组织于是通过“民主政团同盟”和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策划召开“国事座谈会”。
　　１９４４年年初，中共地下党员、燕京大学学生王文新、崔嵬多次秘密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之一的中国青年党领袖李璜的家中，商讨开展成都的学生运动。李璜当时住在成都西郊光华村附近的四家村，他告诉两人找华西大学哲学历史学系学生汪克永共同商量，至此王、崔等地下党人便与汪克永取得联系。
　　１９４４年９月初，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刚刚闭幕，王晶垚和崔嵬便找到汪克永，商量请参政员来华西坝谈谈时事。通过多次接触研究，确定举行“国事座谈会”，由华西坝的五所大学的十二个学术团体联合邀请成都的“国民参政员”出席，报告时事，并请五大学的外籍教授参加，同时还邀请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光华大学的学生及新闻界人士参加。十二个学术团体是：金女大国文学会、社会学会、历史学会、金陵大学社会学会、国文学会、哲学致知学会、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会、华西大学社会学会、哲学历史学会、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及益友学会。
　　为了使这次座谈会开得热烈、活跃、场面大、声势壮，需要找一个能够容纳一、两千人的场所。在华西坝，只有华西大学的体育馆能够容纳得下一千多人，其他场馆包括青年馆在内都很小。然而华西坝的五所大学有一个规定，要借用体育馆，必须是重大集会，以五所大学中任何一所大学的名义出面借用，而且还要向华西大学总务处出具借用证明。汪克永和王晶垚商量后，决定先找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她既是坝上一所大学的校长，本人又是参政员，处事公平，不带党派色彩，是理想的东道主。两人到了吴的家中，说明原委，不料吴认为既然是开座谈会，用不着这么大的会场，会场太大，怎么座谈法？僵持了一个小时，吴仍然拒绝出面承借体育馆。到了十月七日开会的这一天，开座谈会的消息早已传开，可是座谈会的地点还没有定下来，汪克永只好使用瞒天过海之计。
　　这天上午十一时，汪克永直接去找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办公室秘书陈国桦，对他说：
　　“我们要开个大型座谈会，请留在成都的参政员来报告时事。体育馆地方大，可容纳许多人座谈。国家大事嘛！陈先生肯定是乐于支持的啰！我已经向院长报告过了，院长非常赞成，现在就请你以院长的口气向总务处写个借用体育馆的书面通知”。
　　“院长答应了吗？”陈国桦问道。
　　“院长已经答应了”，汪回答道。
　　陈国桦毫不迟疑地写了借用信，汪转身便去找总务处的管理员肖晴帆，可是肖对他说：
　　“你先回去吧！下午两点钟我派人来开门就是了。”
　　怎么能指望他派人来开门呢！万一事情泄露，岂不误了大事，务必先得把钥匙弄到手。汪于是对肖说：
　　“我今天很忙，恐怕没法分身来找你，耽误了开门就麻烦了。不如你先把钥匙给我，开了门我再还给你，大家都少些牵挂。”
　　肖二话不说，就把钥匙给了汪克永。汪害怕万一陈国桦和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碰了面，假冒院长批准的事情漏了底，院长追问没法交代，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请华大同学彭高万告诉王晶垚，体育馆钥匙已经到手，请他放心，汪自己则溜进城里。那年头还没有发明手机，院长也就没法找到他了。
　　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扩大的时事报告会，也是一次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会。为了稳定会场秩序，防止特务捣乱，决定事先分头收集同学们的提问，汇总写在一百多张零散的纸条上，贴在主席台的墙上，便于参政员们翻阅。同时还安排了得力的群众，分散在会场的适当位置上，准备应付特务的捣乱。
　　十月七日下午一点钟，体育馆的大门打开，人们蜂拥而入，不到开会时间，体育馆内已经坐满了人，连楼梯、窗台和过道上也挤满了人，出现了成都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盛况。
　　这次座谈会，邀请了成都所有的参政员参加。实际出席的有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奉池、常乃悳、黄建中等七人，邵明叔、刘明扬、李汉珍等五位参政员没有出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主持人有汪克永、刘克林、王晶垚、崔嵬、彭高万、吕如端等少数人，他们负责主持会议及接待参政员。大多数参政员按时来到会场后，即由燕大学生刘克林宣布座谈会开始，首先请李璜讲话。李璜着重介绍了这次参政会上普遍关注的三大问题：军事失利问题、澄清政治，检举贪污问题及实行民主问题。他说：
　　“中原战事失利，原因之一是部队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饭，军官克扣军饷，部队公然走私。政府虽然决定给他们增加薪水，但国库无力支付。参政会动议，立即动用军政官员们在国外的存款三亿美元作为军费，以度危局。”
　　“贪官污吏不能只捡小的惩办，大的贪官也要惩办才能伸张法纪。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舞弊三亿元，中茶公司把本该运到美国的红茶运到苏联，而把本该运到苏联的茶砖运到美国，两国都拒绝收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绝不能让这种贪污渎职的大官逍遥法外。”
　　“民主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只有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才能实施宪政，实现民主。政府的监察机关现在是以官监官，官官相护，为此参政会要求议会应该有弹劾罢免官吏的权利。”
　　接着参政员吴贻芳、刘王立明、张澜、周奉池、黄建中、常乃悳相继发言。所有参政员的发言都强调必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及结社三大自由。只有国民党籍参政员黄建中来的最晚，当他夹个皮包走进会场时，迎接他的是一片嘘声。当他把政府官吏中的贪污说成只是个人问题时，场内又发出一片嘘声，他最后只好在嘘声中结束了他的讲话。
　　张澜的发言，在会场中引起了阵阵鼓掌声。他说：“国事弄到今天这样危险的境地，都是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一党包办的结果。今天我国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参政会似乎是民意机关，然而参政员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从（民国）二十七年起就当参政员，都是由政府圈定的，不是人民把我选出来的（鼓掌）。目前上自政府机关的官吏，下至乡镇保长，非国民党员不能充当，因此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你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民主的问题（鼓掌）。十几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党专政的党治，只有党权，只有党意，以至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大鼓掌）。国家的事，一定要以大多数民意为依归，民主政治开步走，就应该组织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性质，要靠你们知识分子起来喊！喊！喊！（大鼓掌）”。张澜的讲演，勾画出一个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实行民主，民意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不由执政党圈定，政治清明，没有贪官的理想社会，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
　　这次座谈会持续了三个小时，秩序井然。次日（十月八日）上午十时，由邵明叔、张澜、李璜领导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书院西街女婴教养所召开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四天后光华大学的甲申学会、宪政座谈会、经济学会、诚正学会、银行学会、会计学会、边疆学会、草堂小品等八个学术团体，在该校图书馆也举行了国事座谈会，邀请参政员出席报告时事。国民党地方当局闻风丧胆，但也无计可施。接踵而来的则是闪电雷鸣般的“双十一学生运动”。
　　
注：
　○梁寒冰、魏宏远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
　○《黄炎培日记摘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

资料祥实，可以保存下来！以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