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姜藴刚轶闻拾零

　　姜蕴刚轶闻拾零　　文／常崇宇

　　创办文学刊物《燕风》
　　姜藴刚祖籍四川彭山县，生于１９００年，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戴庆云等人在中国大学发起组织“铁血救国团”，被推举为“委员长”，反抗帝国主义的残暴屠杀，因而被张作霖逮捕，关在前门警察厅的监狱里。他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和华西大学的教授，成都《新中国日报》社长，国大代表。解放后身陷囹圄，改革开放后回到成都东珠市街家中养老，１９８１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１９８２年在成都逝世。
　　姜蕴刚年轻时爱好文学，早在１９２３年，当他还在大学读书时，就经常与文友们聚谈，到１９２４年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燕风社”。和他交往的燕风社友中有著名的剧作家阳翰笙、“在川南一带带着共产军而牺牲了的余泽鸿君”○等人，但最著名的则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将军。那时陈毅已从法国回国，在中法大学读书。陈毅当年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在北京著名的文学园地《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众周刊》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
　　１９２４年年末的某一天，陈毅到姜藴刚的住处探访，商量创办刊物《燕风》的事。两人“联床夜话”，直到深夜才躺下休息。姜蕴刚因为兴奋过度，睡不着觉，突然心生灵感，披衣起身秉烛急书，很快就写好了《燕风》的发刊词。他连忙叫醒陈毅，请陈审阅，陈毅看后觉得痛快。到了１９２５年元旦，“几个爱好文学，不满现实的青年”，就在北京创办了刊物《燕风》。○
　　１９２１年陈毅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同学的代表，为争取学生的吃饭权、工作权和求学权，与同学１０４人被法国政府以武力压迫回国。归国途中，陈毅在船上写下了《归国杂诗》四首，描述海外游子西行梦幻的破灭和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以及对法政府武力压迫的愤慨之情。这四首诗就曾在刊物《燕风》１９２５年的第二、三、六、七期上发表。○
　　不久《燕风》就停刊了。

注：
　○《止水书话》，载《芸芸众生回首页》
　○《陈毅：武断的宣传动员不了群众》，载《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归国杂诗（四首选一首）》，载“民族魂系列站”。

　　倡导《历史艺术论》
　　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天下文章一大抄”，说的是写文章的时候，难免要参考别人的著作。这话对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也许并不合适。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试想天下大事纷繁复杂，今天发生的事除了当事人外，旁人尚且要调查研究，走访笔录，何况古代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不靠查阅资料分析研究，从中筛选，怎能得出你认为合理的结论？要么就是听别人讲述，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传奇故事，如“一双绣花鞋”、“梅花党”之类，距今不过几十年，尚且出现多种版本，何况千年往事，哪能那么准确？于是关于究竟什么是历史？在历史学界引起了讨论。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哲学或艺术？历史学家各抒己见○。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有几所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它们是：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东道主华西大学和坝上各大学的教授们成立了个“五大学教授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姜藴刚当时在华大哲史系当系主任，他在一次报告会上发表了他的新作《历史艺术论》，后来他又把这篇论文整理成册，于１９４３年正式出版。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可靠性值得怀疑。考据和史观都是一己之见。古史固然是由传说得来，就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离不开传说的成分。例如成都现在闹米荒，政府堂堂正正的布告上说是人民囤积粮食不拿出来卖，而人民又说是政府中的人收买和操纵。两种传说都记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将来如果有人想探讨事情的真相，就在于你采用哪种传说了。所以历史既不是考据，也不是史观，而是一个有边际的玄想，是以情感来讨论人生，认识人生，体验人生，是一门艺术。
　　姜藴刚六十多年前关于历史是艺术的论断，是否正确？我们不下结论。但它至今仍然是历史工作者关注的话题，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注：
　○黄敏兰：《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史学性质的思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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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娜舌战姜蕴刚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有效期限为五年。该条约共有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如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国，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除条约外，双方同时更发表《共同宣言》称：“苏联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条约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时正处在危急的时刻，《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理所当然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义愤。
　　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来取代罗忠恕当了哲史系系主任的姜藴刚，激于爱国热忱，对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及神圣不可侵犯性”提出批评。他在给学生上课时说：“常听人说苏联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战的，可是苏联竟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交换条件是日本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承认“满洲国”。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免除来自北方的威胁，放手侵略中国了。”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向全世界宣布：沙皇时代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以后又促成了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希望中国也建成像俄国那样的革命军队。大家都认为，中国有了俄国人的无私援助，从此就会富强起来，不再遭受外人的欺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啊！那时候，我和同学们一样年轻，天真无邪，只相信口号，不看行动。”
　　“其实，俄国人说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并无实际行动。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我国的外蒙古被拉进了俄国人的怀抱。试想炎黄五大民族如果都打出‘民族自决’的幌子来，那么青海、甘肃、西藏不是都可以自立为国了吗？推而广之，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傀儡‘满洲国’也可以合法的‘民族自决’了吗？实际上，这是列强愚弄人民，来实现对中国的重新瓜分。”
　　听了姜藴刚的议论后，年轻的社会学系女学生蔡文娜立即作出针锋相对的发言，她说：
　　“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预见到希特勒有挥师东进的危险。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防止类似吉林省中苏交界处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的再次发生，苏联采取了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宣战，要看形势的发展。因为它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
　　“我们坚持抗战到底，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战要靠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站起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
　　蔡文娜是杨森的九姨太，十四岁时受骗当了杨森的姨太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妇女解放运动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有心冲破封建婚姻的牢笼。她在华大念书时，并不住在“女大院”单身宿舍，而是住在杨森专门为她建造的别墅内，门口挂着“蔡寓”的铜牌，里面卧室、书房、客厅、厨房、卫生设备一应俱全。她每天坐着私包车上学，车夫不仅管拉车，还兼当门房，遇到客人拜访时，都得先由车夫通报，然后才会见客人。
　　杨森有一位秘书名叫杜重石，受杨森派遣，曾经到延安参观访问，参加抗大学习，并且受到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陈云的委派，杜重石回到国统区作统战工作。蔡文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对他很崇拜，杜就利用这层关系，做通了蔡的思想工作，让她在学校里发表与姜藴刚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
　　蔡文娜冲破封建婚姻牢笼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两年之后，她就被杨森杀害了。蔡文娜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她快毕业的时候，通过打网球认识了医学院口腔系一个姓吕的男同学。看到小吕风度翩翩，体贴入微，对照自身的境遇，蔡文娜不免滋生了红颜白发的感叹。不久，两人悄悄相爱，并商定等蔡文娜大学毕业后，双双远走高飞，逃出牢笼。事有不密，被杨森的眼线侦知，不久就被杨森的侄子杨汉印在重庆开枪杀害了。另一种说法是：在蔡文娜的座上宾中，难免有国民党的特务。蔡文娜批评姜藴刚的言论，传到军统当局的耳中，使他们既感到头疼，又因为她是杨森的姨太太而难于下手。于是特务们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利用第一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嘉陵宾馆举办中美联欢舞会，庆祝美国空军节，邀请杨森携夫人参加舞会的机会（杨森不懂英语，由蔡文娜陪同当翻译），制造了一个蔡文娜突然被小特务装扮的舞客搂紧的镜头，又把这张照片辗转传到杨森手中，激怒杨森，终于派杨汉印将蔡文娜勒死。
　　
注：
　○久久小说书库──《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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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蕴刚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任青年党四川省委主席，组织成立过“狂飚社”，并通过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在其任教的华西大学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中大量发展社员，以此作为他在青年党内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此人好突出自己，他以青年党四川省委主席身份兼任《新中国日报》社长时，就用他自已题写的报头取代了原来由李璜题写的报头。此人口才很好，他在党内的对立面背地称他为“姜油嘴”；对他倡导的“狂飚运动”，则被挖苦为“一天吃三斤巴豆”（狂飚）。解放后，狂飚社被定性为青年党外围组识，让不少人说不清楚。九中语文教师卿秉渊，早年是姜的学生，就是因为替狂飚社发展社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解放初期，姜蕴刚以“反动党团骨干”入军管会公安处办的政训班管训，后判处徒刑。大约是1975年特赦出狱的。解放前我上中学时，曾听过他两次讲演；八十年代读过一篇他写的有关华大博物馆的史料。我常想，像姜蕴刚这类学者型政客（或政客型学者），如果不是解放前的那些滥事儿，总还会在学术上（或其他方面）给人们留下些什么吧！

　　《新华日报》赞扬《狂颷》参与文化自由运动
　　抗战期间，姜藴刚在华西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由姜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的成员有毕业于华大中文系的助教郭祝崧（成都人），毕业于华大社会学系的助教杨秋声（彭山人），以及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华大师从姜藴刚的研究生王维明（山西人），主要从事中国近百年国耻史的研究。他们共同发起了“民族狂颷运动”，出版了《狂颷半月刊》，宣扬“狂颷精神”。
　　“狂飚”运动是否泊来品，有待考究。在国内，“狂颷”运动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姜藴刚，而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山西作家高长虹。早在１９２４年９月，高长虹就与几位朋友创办了《狂颷月刊》，引起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界的关注。《狂颷月刊》只出到第三期就停刊了，此后高长虹来到北京，在《国风日报》副刊上继续编辑《狂颷》周刊，出到第１７期因故停刊，鲁迅很感可惜，遂与高长虹等人酝酿创办了《莽原》周刊。鲁迅虽然与高长虹合作办《莽原》，但两人的见解并不相同，鲁迅认为高长虹“受了尼采作品的影响”，“常有太晦涩难解处”。○由于此后在《莽原》的编务上发生纠葛，高长虹与鲁迅日渐疏远，高在《狂颷》上发表文章攻击鲁迅，鲁迅也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一文中表示“对于狂颷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此后高长虹的声誉大为下降，狂颷运动也走了下坡路，但作品的主流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
　　姜藴刚发起的“民族狂颷运动”，与高长虹提倡的“狂颷运动”是否一脉相承，以及姜藴刚是否也受了尼采作品的影响，不得而知。不过从“民族狂颷运动”参加者王维明自述的一段话可以推测，姜也是受了尼采影响的。王维明在《二十年的意识流程》文章中写道：“我大学本科学的是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研究院钻研的是人生哲学和宗教。经过客观观察与实践，我认识了人际关系、社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经过体会验证，我形成以尼采的意志主义、幽悭的精神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主义，揉合出自己的人生哲学体系。”○
　　姜藴刚发起“民族狂颷运动”的时间是１９４５年，比高长虹晚了二十年。由于国民党当局压制新闻自由，规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当局不批准《狂颷半月刊》登记立案，姜遂决定不管当局批不批准，直接印刷发行，拒绝当局的新闻检查。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７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件事，赞扬了《狂颷半月刊》争取出版自由的举动。《新华日报》写道：
　　“〔成都简讯〕
　　华大教授姜藴刚及郭祝崧、杨秋声、王维明等创办的《狂颷》学术报刊，前以登记立案发生挫折，未能出版，现亦决定赞助拒检运动，不待取得登记证明即行付印发行，这样来主动争取出版的自由。……”
　　“〔又讯〕：新闻拒检制度调查局宣布定期取消，而检查却仍然存在。非政府帮派的报纸、杂志、书刊，被非理截扣，大背民主精神，唯本市文化新闻界正谋打破道德封锁。”
　　此前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０日，成都《新民晚报》、川康通讯社、《大学月刊》等十六个新闻团体，就曾致函重庆《东方杂志》、《国讯半月刊》等八大杂志，响应取消审查的倡议。决定报纸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有关言论及报道之类，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到了９月２７日，也就是《新华日报》刊登上述报道的这一天，重庆和成都的新闻界及文化界正式自动废除了检查制度，《狂颷半月刊》也参加了这项“拒检”行动。

注：
　○南江秀一：《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之间的恋爱纠纷》
　○王维明：《凌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