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98年采访王剑清】 1998年6月11~13日,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鉴于王剑清是解放前1936年从龙潭地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6月12日下午我们采访王剑清老人,并向她请教过《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中的难题。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和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在马林1921年6月来华之前,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等联系建党,为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作的,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却是一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 目前俄国公开的资料披露,“魏金斯基”实际是远东共和国俄共(布)中央远东局领导的情报局成员。远东情报局的任务是避免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落入日本干涉军、白俄卫军和拥护中国的军队占领,但高层有人也在推动延伸及中国“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幻想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任务。但这是列宁一贯反对的。 所以列宁选派“马林”之名来华,是早在1920年争到共产第三国际的赞成,只不过马林返回祖国荷兰安排再到中国,路上耽误很多时间。又为啥1917年9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开始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俄,没有延伸中国并入苏联? 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红军在1918年和1919年,忙于与俄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白俄作战,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在1918年6月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到1918年11月各种忠于“白俄运动”的派系,在最高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统治下,在西伯利亚合并并组建了临时全俄政府。苏俄到1920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只有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 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苏俄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 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接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这使得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并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其组建“人民革命军”。远东共和国的成立避免了苏俄与日本间的直接冲突,促使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军队撤离,同时其武装力量协助苏俄剿灭远东的数个白俄政权。 【6、王明经参加过“重庆组织”】 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 而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重庆报告》说的1920年“重庆组织”有近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中,就有10多位是来自与盐亭存古学堂有关的人员。他们是: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王明经)、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人。 2014年8月初绵阳市嫘祖促进会陈龙会长,带我们到盐亭县榉溪乡采访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他就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何连光说的就是参加的1920年的“重庆组织”,因为1921年的解散是组织决定的,他能够向自己亲四弟私下解释清楚这个情况。王剑清有一个情况,是她父亲王济钦(又名王明金),1893年考起清朝举人,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盐亭保路协会会长、四川省咨询局议员、四川省议会议员。 1911年王济钦与张澜、罗伦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的政治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也是辛亥革命在盐亭本土领导斗争的骨干人物,对其子女和亲友影响很大。 【7、为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必然选择】 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王右木方案”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 其次,特别是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科技园”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时,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那为啥盐亭参加的人特别多?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等思想。但这仅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具体跟中国的历史、国情有关的,我们来说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翮所为。张鹏翮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的书《黄昏练》。 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诰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出版的《黄昏练》书中讲了此事。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 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巴蜀人在重庆建立共产党,阻止了苏俄没有延伸把中国并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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