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巩固”: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商王朝未能实现的,中原王朝对王几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在继承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周王朝完善了礼制体系,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以此明确等级。这种器用等级差异在西周时期被不断强化,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穿着颜色、服装款式、佩戴玉器、驾乘马车、编钟乐器组合的种类与数量都有制度差别,甚至在丧葬活动中,木质棺椁的层数、墓葬的大小都发展成为相对完备、严密的制度和完整理念。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十分关键的时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千两百年大一统”: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华文明从王国文明进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新阶段。 (三)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时就显现出一些共性的文化因素,呈现出迈向一体化的趋势。 1.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 中华大地内部各地理单元环境不同,导致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中华文明呈现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考古发现证实,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在不同时间段,这些共同基因的表现有所不同。 距今8000年前后,各地相继形成了以玉为美的观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玉器──玉玦、玉吊坠和玉珠。内蒙古兴隆洼、浙江萧山跨湖桥和余姚河姆渡遗址也都出土了同类玉器。玉器成为史前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文化因素之一。此后,玦等玉器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广泛出现,一直沿用至夏商周时期。 距今6000年前后,龙的形象在不同地区出现。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中,男性墓主人尸骨东西两侧用蚌壳堆出龙和虎的形象。距今5500-5300年的辽宁喀左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墓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中,都随葬体呈C型的玉龙。可见“龙”开始在从东北西部到长江下游的地区流行,并在后来发展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标识。 从距今5500年以后,中华大地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共性增强。 以玉为贵的理念逐步确立。随着各地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玉器开始从装饰品向礼器转变。牛河梁、凌家滩大墓中的玉人、玉龙、玉鸟、玉龟,良渚大墓中的玉璧、玉钺,湖北天门石家河权贵墓中的玉人头像、玉凤等,说明以玉为贵、以玉为礼的观念在中华文化圈的各地区流行。玉琮和玉璧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早期的大墓,此后向周围地区传播并向后代传承,在夏商时期的大墓中也有踪迹。商时期,琮、璧还辗转传播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处的古蜀文明区。 钺成为王权和军权的象征。大约在距今6000多年前,社会分化加剧、军事首长权威增强并逐渐转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各地的大墓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钺成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岗上遗址的大墓中,最高等级的男性贵族都随葬一大一小两柄玉石钺。商周时期,钺更是王权的象征。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中有青铜大钺,山东青州苏埠屯薄姑氏王墓中有两件“亚丑”大钺,都显出王者的威严。《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王左杖黄钺”,指挥军队。甲骨文的“王”──和金文的“王”──就是从钺的形象而来。 距今5500年前后,彩陶成为各地区一体化的灿烂符号。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由花和鸟的主题简化成圆点和弧线三角的纹饰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普遍出现,这是黄河中游的史前文化第一次对其他地区施加强烈影响。这次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向周围地区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可能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兴起和势力范围的扩展有关。 综上所述,距今5000年前后,各区域文明宛若“满天星斗”,在中华大地熠熠生辉。各区域文明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共同基因的“早期中华文化圈”。 2.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原因 距今4300-4000年,当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区域的文明相继衰落时,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并未出现挫折,而是从尧舜禹到夏商王朝都保持了发展态势。为何会如此?探源研究得出以下认识: 一是农业发展,基础稳定。古环境研究表明,距今4200年前后全球范围气候异常,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衰落,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探源研究进行多学科分析后发现,中原地区多样的地形,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多品种种植制度,猪、狗、牛、羊等多样化的家畜养殖,使中原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得以巩固,文明和社会持续发展,为夏商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在陶寺和王城岗等遗址,可以看到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的现象,如黄河下游史前文化的陶制酒器和木质棺椁、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经西北地区传入的冶金术等,都被中原吸收。中原融汇各地文化因素,孕育了夏商王朝。 三是广泛结盟,形成合力。根据古史传说,中原集团从黄帝时期就注重结盟。面对周围势力向中原地区拓展的挑战,中原集团采用结盟的方式壮大力量,尧、舜、禹先后成为盟主。在安徽蚌埠涂山脚下的禹会村遗址,发现一处夏朝建立前夕的特殊遗迹:中央为一方形土台,前有一字排列的30个长方小坑,周围是具有各个地区特色的陶制酒器。《左传?哀公七年》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考古现象或许反映了文献传说有一定的史影。 四是创建礼制,巩固王权。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壮大集团力量,陶寺文化开创了以鼓、磬、铃、玉石钺、成套容器等为表现形式的礼乐制度,这为夏商王朝继承和发展,礼制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由于上述原因,中原的文明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3.从汇聚到辐射 夏代晚期,中原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出现重要转变。夏王朝在继承此前的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来自东方的玉牙璋、白陶、原始瓷和硬陶等,加以规范和礼仪化后成为彰显王权、显示尊贵的礼器。此时的青铜礼器、嵌绿松石龙纹铜牌饰、铜铃、石磬,以及牙璋、钺、刀、戈等组成的玉礼器,蕴含着礼的价值观。这类器物及所含的观念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影响所及东抵海岱,西至甘青,北达内蒙古赤峰,南到华南。夏王朝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引领者。 以夏王朝的建立为契机,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也开始了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商周时期,中原的青铜器、玉礼器以及冶金技术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晚商时期,青铜尊和罍等礼器出现在了三星堆古蜀文明都城。西周王朝建立后,从宗法血缘关系上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结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固,由王都向外辐射输出的文化与技术,在王朝统治区内迅速推广普及,各地文化一体化加强,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中,有许多共同的文明基因自距今八千年前就开始孕育。在漫长的文明起源历程中,这些共同基因若隐若现,但始终延绵不绝,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四)展现了交流互鉴对中华文明形成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的形成和长盛不衰,与各区域文明之间、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密不可分。 探源研究通过DNA等技术得知,距今5000-4500年前,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大约在4300年前被中原地区吸收,成为中原文明的组成部分。西亚冶金术与中原地区的1000度高温冶炼的技术结合后,出现了陶范铸造法,最终发展为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炼技术明显超出原始阶段,开始生产有一定合金配比的铜器。作为当时中国青铜器的生产中心,二里头创造性地用青铜铸造酒器和炊器,使之成为祖先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物品,以此强化统治阶层的合法地位。 在吸收的同时,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北方史前先民们发明的粟作农耕技术,在距今6500年后陆续向南传播,经我国福建、台湾省传播到东南亚。水稻种植技术在稍晚的时候,同样经由闽浙两省向东传至台湾省,进而广泛传至太平洋的西南地区。随着农业的传播,东南亚与海岛地区的人口增长,客观上带来了南岛语族人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也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又从欧亚草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 除农作物物种和栽培技术外,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反映中华文明礼制的牙璋、玉璧等,在夏商时期经西南的三星堆、金沙和华南地区流传到东南亚。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国际权威学者、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勋爵高度评价研究成果,肯定良渚阶段已进入文明社会。在2013年举办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被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位国际顶级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选为世界重大研究成果。2019年7月,良渚遗址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入选理由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价的那样:“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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